(三)石勒重农的主要原因

(三)石勒重农的主要原因

石勒何以会“重农”？探究起来，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受汉族王朝诸贤明君主的为政之道及汉族士人的影响所致，换言之，乃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和文化模式的熏陶使然。

恩格斯曾精深地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反杜林论》)石勒的情形正是如此——

石勒虽然依靠武力征服了中原广大地区，但为了维持、巩固石赵统治，又不得不适应被其征服的中原地区的“经济情况”，即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状况。由于能够仰慕汉文化、优宠汉族士人，以故石勒对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况是并不陌生的。对此，吕思勉先生之概评极为深刻:“在五胡之中，石勒确可称为一人物，以其性虽剽狡，而于中国(中原)之情形，颇能晓解也。”[7]而石勒对中原情形的“颇能晓解”莫过于汉初，因为史实很清楚:上举石勒招纳流人、劝课农桑、减轻租调三大重农措施均缘自汉高祖，也就是说，自汉初以来诸统治者实行的招纳流人、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等一系列重农措施均对石勒重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此，王仲荦先生已有定论:“石勒的有些措施就是效法汉高祖的。”[8]石勒仰慕汉文化，尤其仰慕汉朝历史文化，加之其倾心向学，遂使他对诸汉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制度较为熟悉:常令儒生讲《汉书》而听之，当听到郦食其欲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刻印将授之的这段史载时，石勒大惊，即问儒生:“此法当失，何以得成天下？”当继续听到留侯张良以行劝谏的这段史载时，石勒如释重负，感慨地说:“赖有此侯耳!”此即说明石勒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能够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评论历代帝王的是非得失。石勒尤其钦佩汉高祖刘邦的才干，曾坦言:“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厄尔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www.guayunfan.com)二则与石勒年轻时的个人经历关系甚密。

前已述及石勒少儿时代即饱尝了生活的艰辛，遍阅了人间的疾苦，尤其是年少即为人奴，备受压迫和欺辱；万般无奈，遂召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等“十八骑起事”，随后不久即投归汲桑农民起义军。人生长河中的这段痛苦而特殊的经历给石勒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很早就磨炼了石勒坚强的个人意志，历练了石勒高超的政治、军事才干，终于促使石勒少立大志、步入了后来的大发展之路。尤其年轻时既当田奴又入农民军的双重身份的生活经历，对其统治时期的以“重农”为显著特征的经济政策影响较大，确如韩国磐所言:“石勒少年时从事耕种，且曾被掠卖为田奴，知道农业生产的艰苦”，“所以，在农业方面还是较为注重的”。[9]王仲荦亦指出:“但是石勒早年经历过两胡一枷被执卖到山东为奴隶的悲惨生活，后来又参加过马牧起义，对人民的艰苦生活应该是身有感受的。”[10]既然石勒“对人民的艰苦生活应该是身有感受的”，“在农业方面还是较为注重的”，那么实行“重农”措施就是必然的了。

还应指明:除重农外，石勒在经济方面还有提倡贸易、鼓励商业发展等举措，其典型表现就是谋求与东晋通商，《晋书·祖逖传》载勒“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总之，针对西晋以来的弊政，后赵石勒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石勒改革”。“石勒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中较早进行的改革，故而对后世影响极大，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而经济改革则是石勒改革的重要内容，劝农重农则又是石勒经济改革的重心之所在。正是由于石勒重视农业，百姓的农耕热情明显增加，这才促使石赵时期的农业生产在晋武帝“太康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得以发展，百姓的生活也较西晋末年和前赵时期好一些。史载其时石赵国家的仓储量大增，其典型例证就是在与东晋祖逖对峙期间，就连南线此一非主要战场，石勒也能做到“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11]。甚至直到石虎统治初年，后赵国家的粮食储备还相当丰厚:“季龙(石虎字)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晋书·石季龙载记》)

最后，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大范围去考察，即不难发现:石勒重农上承汉魏晋诸汉族王朝统治者的统治经验，下启十六国北朝诸少数民族王朝统治者(如前秦、北魏等)的重农之政，其承先启后之地位和作用异常显著，于中国古代(尤指“中古”时期)重农史之意义莫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5页。

[2]王子今、方光华:《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3]《晋书·卷102·刘聪载记》:汉麟嘉元年(306年)，“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资治通鉴》则载之较详:晋惠帝永兴三年(306)，“河东平阳大蝗，民流殍者十五、六。石勒遣其将石越帅骑二万屯并州，招纳流民，民归之者二十万户”。

[4]张岂之总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6页。

[5]《晋书·石勒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

[6]《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3页。

[7]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8]《魏晋南北朝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5页。

[9]《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后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