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石勒的重农之政

(二)石勒的重农之政

自“八王之乱”以来，中经“永嘉之乱”，中原地区战乱不已，遂使人口大量流失，土地急剧荒芜，经济的发展大受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极其困苦。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其政治、军事势力的发展，巩固石赵政权，石勒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主要措施就是重农，大力发展农业，以为其政权稳固的经济基础。总起来看，石勒起兵之初，主要忙于征战，未能顾及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一大事，但当北方一带渐趋稳定以后，就较为注重农业。归纳起来，石勒的重农之政(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表现):

1.招纳流人

在古代社会，必要的人口乃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提供兵员基本和重要的条件。十六国初期，因长期战乱，灾祸连年，遂致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白骨蔽野，百无一存。历经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典型例证如，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春，八王之乱剧烈进行，“三王”(齐王囧、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伐赵王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大蝗，自幽、冀、司、并至于秦、雍，草木牛马鬣皆尽，如此大规模(波及六州)的十分严重的旱蝗灾害，真为历史所罕见!极为严重的天灾，加之长期的战乱，致使百姓饥甚，死者大半，其情景相当凄惨!

因中原人口流失十分严重，这不仅使现有的中原人口剧减，流人问题已成为当时非常严重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而且还引发出现了不少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的景象。但对于石赵而言，土地问题并不是当时最急迫的问题，当时最急迫的问题则是劳动力和兵源问题。亦即，随着地盘的日趋扩大和战争的剧烈进行，石勒政权对劳动力和兵员的需求愈加迫切。有鉴于此，石勒积极借鉴汉族王朝的统治经验，及时采取了招抚、迁徙、纳取等一系列较为稳妥的安置办法，一则以此来解决流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二则更主要的是以此来大量补充后赵政权的兵员和劳动力大军。“招纳流人”的政策正是在此情形之下颁行的。(www.guayunfan.com)考察发现，石勒招纳流人主要在以下地区进行:

其一是招抚匈奴刘氏的汉国统辖下的人口进入石赵统辖之下的冀州地区。

当时汉国政治已日趋腐败，加之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发生了饥荒，所以平阳百姓流叛死亡者十有五六。在此情形下，为了增加直接控制区的人口，更为了给后赵政权补充兵员和劳动力大军，石勒遂令石越率两万骑兵，长期屯于并州，负责招抚此地的汉国人进入后赵冀州地区，结果有20万户汉国人一次性入住冀州。[3]

其二是招抚辽西流民返回故里。

此举乃石勒纳张宾之言而为之。《晋书》本载记上(第2726页):“时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孔苌等攻马严、冯睹，久而不克。勒问计于张宾，宾对曰:‘冯睹等本非明公之深仇，辽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任之于龚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翘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张宾此言为石勒所及时纳取。正由于及时听从了张宾的意见，由军事进攻改为政治招抚，且任命在辽西流人中素有威望的李回为易北都护、振武将军、高阳太守，所以不久，辽西流人首领冯睹很快率众归附了石勒，而辽西流人降之者则岁常数千，辽西局势渐趋稳定。

同书亦载:石勒败辽西段匹后，“散诸流人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另外，石勒还曾招抚幽州地区的流民回归故里:如克幽州后，“于是分遣流人各还桑梓，擢荀绰、裴宪资给车服”。……(同上所引)如此等等。

其三是大规模移民于冀州、司州。

实行此举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增加直接控制区的人力资源，充实后赵的统治中心地区。如建兴四年(316年)，石勒迁平原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败刘琨后，迁阳曲、乐平流人于襄国；318年平汉将靳准之乱后，迁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于司州诸县；329年灭前赵后，又迁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州、冀州。仅这三次大规模移民总计达28万余户(落)，按每户(落)5口统算，石勒向冀州、司州招纳、移民总数当为240余万口。遍考中国古代人口迁徙史，如此大规模的招纳、迁徙流人举动在历史上确属罕见!

由此可见，在借鉴汉、晋时期流人问题的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石勒难得地较大规模地实行了“招纳流人”的重农措施。石勒招纳流人的范围较为广泛，由此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此举既缓和了民族矛盾，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巩固了石羯政权的统治，所以具有较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

2.劝课农桑

自晋武帝统治晚期至十六国之初，因战乱频繁，加之长期灾荒，遂使中国整个北方经济遭遇了严重破坏，但由于个别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和落实，此一时期北方经济仍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诚如方家所言:“在十六国前期，北方农业曾出现两个恢复时代，即石赵政权时代和苻秦政权时代。”[4]就石赵国家而言，“劝课农桑”乃是促使其社会经济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

《晋书》本载记载称赵王不久，石勒即开始督责各地官员检查农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其典型史实是:“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对“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资治通鉴》卷91亦概称石勒“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意即石勒设置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农官，让他们专管农桑水利事务，并责成他们经常到各地巡视，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官员还加官晋爵。

案:曹魏时期已设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等农官主持屯田事宜；石勒则在此基础上增设劝课大夫、典农使者等农官，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农业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它体现了石勒对农业管理的重视，当然劝课大夫、典农使者等农官之设自然也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其一。

“五大夫”原是战国、秦时期秦国逐渐建立起来的旨在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中的重要一等爵位；“二十等爵制”之设极大地鼓舞了秦国的士气，为其后来打败六国、统一全国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军事基础。所以，后赵石勒能将历史上的“五大夫”此一军职应用于经济部门，是想借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军事体制进一步刺激各地农官认真管理农业生产，勤于职事，以此激活农业。此其二。

劝课农桑(“赏赐力田者”)堪称石勒责成部属“劝农”“重农”的重要一面，当然也应指出，除了告诫部属劝农、重农以外，石勒也有放纵部属“伤农”、“害农”的另一面。例如，攻葛破(今河南新蔡北)时，因军粮不继，石勒即令部属“税其义谷，以供军士”(名为征取“义谷”，实则强行勒索)；后占襄国，“闻广平(今河北鸡泽县东)诸县秋稼大成……分遣诸将，收掠野谷”(名为“收掠野谷”，实则“野谷”“家谷”并收)。而当遭遇大灾荒时，石勒更是放纵部属借武力以夺民食，其典型例证是，建兴五年(317年)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等五州大蝗，黄河、汾河水泛滥，漂尸者千余家。然正值中原五州百姓遭遇蜂蝗之际，石勒竟命令部属收取百姓之禾，时人谓之“胡蝗”(《晋书·石勒载记》)。

3.减轻租调

西晋中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统治者内部的权位之争愈演愈烈，百姓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正是在此历史形势之下，羯人石勒配合匈奴刘氏最终推翻了西晋的腐朽统治，并随即建立了前赵、后赵，开创了十六国前期的历史。

石勒建后赵，旋即开始调整相应的农业经济政策，制定了较西晋宽松的赋税政策。关于西晋时期的赋税政策，据《初学记》卷27《绢第9》条引《晋故事》云:“凡民丁课田，夫50亩，收租4斛，绢3匹，绵3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1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2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户3匹，绵3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意即按此制规定，无论自耕农实际占有田亩多少，需向西晋政府缴纳4斛租谷、3匹绢、3斤绵的户调，其中租谷2斛被划归诸侯俸禄，而诸侯名下的佃客，也需要向西晋政府缴纳3.2斛的租谷和3斤绵的户调。

针对西晋政府赋税较为繁重的现实状况，石勒统治时期力求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早在攻取邺城后，石勒因“司、冀渐宁，人始租赋，”始行封建租税制；占襄国、灭王浚之后，又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资2匹，租2斛”[5]。

比较发现:此一量制(堪称“22”制)显然较西晋租调(租4斛，绢3匹，绵3斤，堪称“433制”)为轻，而与曹操当年定河北后的租调制租4升，绢2匹，绵2斤(堪称“422”制)大体相当。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石勒令均百姓田租之半，再行减轻租调之举。又，石勒也曾仿效汉高祖等汉族王朝诸统治者的惯例，蠲免其老家百姓的租赋(令曰:“武乡，吾之丰沛，魂灵当归之，其复之二世。”)。

西晋末年时值战乱频仍、各族内侵、生产破坏之际，石勒确能行减轻租调之举，这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直接促使了石赵政治、军事诸势力的增长，因而具有莫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确如王仲荦先生之所赞誉:“在十六国时期，战争频仍、生产破坏，而石勒减轻编户齐民的田租户调，确是难能可贵的。”[6]

除却上举三项，石勒尚有其他一些与重农有关的措施，也值得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当属仿魏武帝之遗风提倡俭朴之风，其突出表现就是禁制酿酒。《晋书》本载记载，后赵初建，“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醇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行禁酒令，既节约了粮食，又净化了社会风气，还可以减少因沉湎于酒色之中而怠废政事的情况，可谓“一石三鸟”也!

直到临终之前，石勒还在谆谆告诫左右之人，要求对其葬礼从简从俭，“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玩器”。这无疑都是石勒推行俭朴之风的突出反映。后赵石勒提倡俭朴之风且躬自践行，无疑与西晋、汉及前赵统治者的奢靡之风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石勒注意节俭，自然而然就相对减轻了对百姓的剥削额度，如此一来也就相对地调节了平民百姓与后赵政府的矛盾关系，而这一切毋庸置疑对发展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