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石勒优崇汉族士人

(二)石勒优崇汉族士人

十六国时期正处于“五胡乱华”的高涨时期，此十六国亦多由“五胡”所建立。反映此一时期的史籍多由汉族人编写而成，所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他们往往过多地描写这段历史的黑暗面，而较少地反映其光明面，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历史，从而给后人学习和研究此段历史带来了一定的“误区”，也给历史本身造成了不良影响。石勒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方面，当今许多史家已明确指出，石勒是十六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较为难得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韩国磐先生即明确指出:“石勒是十六国割据政权中的佼佼者。在他的统治下，固然有凶残的一面，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成就还是较大的。他曾在劝农和租调、用人专任、学校选举、礼乐法令等方面采取过一些积极的措施，他自己的思想和识见也有过人之处。……就其成就来说，他和苻坚一样，是十六国前后期中两个最突出的人物，只是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而已。”[4]

但另一方面，遍阅《晋书》《十六国春秋》及《资治通鉴》等旧史相关记载，就会发现记载石勒的黑暗面很多很多，而记载其光明面则甚少甚少，尤其是在谈论石勒与汉人的关系时过多地渲染他如何大杀汉人的一面，而对其优宠汉人的难得的另一面则语焉不详!有鉴于此，在此专门对此一问题做以全面阐论，以澄清涉及石勒是非功过评价上的重大历史问题，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1.石勒优崇汉族士人(www.guayunfan.com)石勒颇得用人之道，而打破士族门阀的等级限制，着力延揽汉族士人、重用庶族地主乃其用人之道的显著特征。石勒生逢“五胡乱华”异常剧烈的十六国前期，当时胡汉矛盾十分尖锐。然而，此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出于统治需要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接受汉文化，确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之所论:对于胡族统治者来说，“要统一汉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5]。石勒的情形亦正如此。

石勒尊崇汉文化、笼络汉族士人早在其起兵不久即已开始。克冀州后，石勒即令“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加以保护；称汉王后，又“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原本不识字，却倾心向学，《晋书》本载记概称“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

(1)优崇张宾

石勒优宠的汉族士人莫过于张宾，对此，韩国磐先生已有定论:“石勒得张宾而专任他，得用人唯贤之意。”(《魏晋南北朝史史纲》)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人也，其父瑶官至中山(郡名，治今河北定县)太守，《晋书·石勒载记》附传载张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有器量才干，曾于兄弟间夸言:“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时值“永嘉之乱”爆发，汉刘渊拜石勒为辅汉将军，率部属攻略山东。“山东”士人张宾洞察时局变化，历数当今英才，然后明确告诉亲属们说:“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指石勒，因是胡人出身，故有此称)可与共成大事。”有鉴于此，张宾“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石勒)”。(《晋书·石勒载记》)

尽管张宾求见心切，但初次见面后石勒并未以之为奇，然通过一番考察，石勒确认张宾有真才实干(“宾数以策于勒，已而皆如所言”)之后，“后渐进规模，乃异之，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6]。身为冀州“君子营”中的重要成员，张宾初任参军都尉，步入石勒政权的军政行列；后擢为右长史，位次将军；后赵初建，又加号“大执法”[7]，封濮阳侯，继之以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

尽管石勒对张宾“任遇优显，宠贯当时”，而张宾却始终保持襟怀坦白、戒骄戒躁的为政作风:“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肃清百僚，屏绝私昵，入则格言，出则归美。”也正由于如此，“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

石勒对张宾极其尊崇且一往情深，可惜的是张宾于322年过早地病故。惊悉张宾故世的噩耗，“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8]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毋庸置疑，信用张宾而不疑乃是石勒优宠汉族士人之典型例证。对于张宾的建言，石勒多以“右侯之言是也”或“右侯之言从也”等语给予采纳。譬如，时值晋末中原大乱、冀并兖司四州流人数万户逃至辽西且迭相招引、人不安业之际，石勒曾令部将孔苌力图用武力进攻的方式来解决，然久攻未克，情急之下问计于张宾，张宾冷静地回答说:“……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翘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9]意即应采取“奉宣仁泽，奋扬威武”的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方式解决辽西流人问题。石勒及时纳取了张宾的这一意见，以“右侯之计是也”做答。事实上，正是由于及时听取了张宾之策，以故“冯睹率众降于勒”，“流民归之者相继于道”，辽西局势因而渐趋稳定。

张宾最有价值的建议乃是于石勒事业发展的关键期，能够及时奉劝石勒先经营河北以图进一步发展。据《晋书》本载记，“勒于葛破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会霖雨历三月不止，(晋)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形势非常严重，石勒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忐忑之际，石勒顾谓张宾曰:“于君计何如？”宾曰:

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还相臣奉乎?去年诛王弥之后，不宜于此营建。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尓，今卒闻迥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倚击也。辎重通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迥，何惧进退无地乎?

张宾此言可谓高屋建领、一语中的，关键时刻及时提出正确的作战方针，深刻分析了当时石勒与东晋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变化，打消了石勒的顾虑，坚定了石勒发展事业的信心，石勒于是饶有风趣地说:“宾之计是也。”

对于张宾之言石勒尽管已表示赞同，然因部分将佐仍存异议，所以为了彻底打消石勒及部分将佐的顾虑，经深思熟虑之后，张宾明确提出了“先取邯郸、襄国”(暂时舍弃三台)的战略构想:

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罕城，广运粮储，西廩平阳，扫定并、蓟，桓、文之业可以济也。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10]

对张宾的这一重大战略谋划，石勒以“右侯之计是也”做答，及时予以纳取，于是进据襄国。对此，《资治通鉴》卷88亦有同载:张宾以为河北一带乃形胜之地，请择一、二郡都之，“广聚粮储，西稟平阳以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勒曰:“右侯之计是也，”遂进据襄国。又，《魏书·羯胡石勒》:“用张宾之计，(石勒)自汝南北都襄国。”亦可为证。

事实上，正是由于石勒能够及时纳取张宾等人的一系列正确建议，遂使其很快占领襄国城，改变了过去的流寇作战方式，建立了以襄国为中心的根据地，并于此称赵王，初步建立了后赵政权，开拓了新局面，从而为以后石勒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军事基础。

(2)优崇其他汉族士人

除张宾外，凡有才干的汉族士人，石勒率多录用，唐长孺先生曾明确指出:“石勒集团的核心十八骑虽有胡人，但也不一定都是胡人，他所统领的队伍也应该以汉人为多……他攻破魏郡、顿丘的营垒，简强壮五万为军士，攻陷了冀州郡县堡壁之后，才拥有十余万之众，这一些军队显然是被迫当兵的汉人。”[11]王仲荦先生亦概括指出:“(石勒)对于降服他的世家大族则采取优容的态度，逐渐吸收他们参加政权机构。”[12]

前已述及，早在转战河北时，石勒即将当地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并以汉族失意士人张宾为谋主，任其为“大执法”，总揽朝政。与此同时，石勒又下令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据此可知:石勒征战河北时，大批汉人即进入军中。依《晋书》本载记，建后赵后，石勒即“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另据干宝《晋纪》载，石勒又“徙司、冀豪右三千余家，以实襄国”。可见此次迁徙豪族(其中相当数量者应为士人)的规模之大。石勒此举，是于关键之际对汉族士人实行笼络，进而利用其社会威望来为巩固后赵的羯胡统治服务。

尤需指明，石赵政权稳固之后，石勒已渐次认识到门阀士族虽然已是一个腐朽的阶层，但其社会势力是不可低估的。鉴于此一重大认识，他一改此前打击士族的做法，而是采取笼络士族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出仕石赵政权的汉族世族士人(士族中之颇具文化修养者)即达十余人之多，他们是河东裴宪、范阳卢谌、渤海石璞、清河崔悦、清河崔遇、颖川荀绰、荥阳郑略、北地傅畅、襄陵邓攸、上党续咸、陈留范宣等，其出仕情况具体如下:

裴宪，河东世族出身，乃晋初名臣楷之子，仕石赵官至司徒、太傅。《晋书·裴秀传·附裴宪》:“宪字景思，少儿颖悟，好交轻侠。及弱冠，更折节严重，修尚儒学，足不逾阈者数年。”由“更折节严重、修尚儒学”之载评可知，显然裴宪青少年时期的文化修养就较深重，业已称得上是一位“汉族士人”了!石勒闻之，谓其长史张宾曰:“名不虚也。吾不喜得幽州，喜获二子。”(此二子即指裴宪和荀绰)即署裴宪为从事中郎，出为长乐太守；“及勒僭号，未遑制度，与王波为之撰朝仪，于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勒大悦，署太中大夫，迁司徒”。后任太傅，位极人臣。[13]

傅畅，北地人，时任大将军、右司马(仅次于右长史张宾)，恒据机要，石勒甚为器重。……

邓攸，平阳襄陵人，史载其祖殷性“亮直强正……后授皇太子《诗》，为淮南太守，累迁汝阴太守，后为中庶子。攸七岁丧父，寻丧母及祖母，居丧九年，以孝致称。清和平简，贞正寡欲……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历太子冼马、东海王越参军。越钦其为人，转为世子文学、吏部郎”，后来担任司马越弟之长史，出为河东太守。永嘉末，邓攸为石勒所执。因张宾推荐，石勒招至幕下，与语，悦之，以为参军，赐车马第。且“勒每(转战)东西，(辄)置攸(于)车营中”，以待顾问，极其礼遇![14]

续咸，上党人，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颇具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修养。续咸少儿时期即专精好学，《晋书》本传赞其“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且“明达刑书”，并有幸师事一流大儒杜预，专攻《春秋》《郑氏易》，事业有成后开始为学从教，其弟子常数十人。由此可见，续咸乃是当时一位具有极高汉文化造诣，既熟通法律又具有多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极为难得的汉族士人。闻知后石勒即以其为理曹参军、律学祭酒[15]，后迁至廷尉，进入中央层，掌管司法刑狱。而且续咸履职期间执法平详，曾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问行于世。

范宣，陈留人，以品学兼优、有器量才干，亦得仕于后赵石勒。《晋书》本传载其“能颂《诗》《书》，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据此可知其汉族士人的形象较为显著。

范宣尽管满腹经纶、学有专攻，且气节高尚，然因生逢晋末衰败之世，故而拒绝出仕晋廷，晋太尉郗鉴命其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皆不就。《晋书》卷91之本传有一段典型载论足以体现范宣较高的文化修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虽闲居屡空，常以讲颂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颂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通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

孔衍，乃孔子第22代孙，其祖父为北魏大鸿胪，位居九卿。孔衍少好学，年12即能通《诗》《书》，曾任太子中庶子等职，专掌皇太子教化。史载“于时庶事草创，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规制多取正焉。”有鉴于此，石勒率师曾至山阳，专门“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界”，加以礼遇。如此等等。

综上，石勒十分难得地执行了一项打击世族、重用庶族、笼络汉族士族士人的用人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晋以来士族门阀垄断政治的局面，扩大了石赵政权的统治基础，遂使石赵政权发展成为一个以少数民族和汉族庶族人才为主体但也包括士族在内的联合政权。相比之下，此一政权要比此前的西晋政权和与此同时的东晋政权清明得多，且富有朝气，正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论:“石勒比起西晋和东晋的腐朽统治来，显得有些新气象。”[16]

上举诸汉族士人既然得到石勒的优宠，作为政治回报，他们当然与石勒志同道合，竭其所能、尽心效力，为石勒政权建功立业，可以说，在石勒起兵反晋、创建后赵、发展后赵的一系列宏伟事业的过程中这些汉族士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汉族士人关键时刻为石勒出谋划策和鼎力赞襄，才使石勒于群雄争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2.石勒优崇汉族士人的政治制度体现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大体表现出“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发展阶段。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可见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开始成为正统的选官制度。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的一大历史性进步，而且，此一历史性进步的意义十分巨大，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汉武帝初举孝廉的这一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17]这是因为此一诏令表明察举制业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汉代选官制度主体的地位已经得以确立。

东汉中期以后，受外戚、宦官轮流擅权的影响，察举制度日趋腐败，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权门请托，贿赂公行，时谚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15之《审举》)，即为当时选官制度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

曹魏建国伊始，魏文帝即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行九品官人之法，后世谓之“九品中正制”。陈群倡行九品官人法，实际上就是代表世家大族于曹丕即将代汉自立之时，向未来的曹魏皇帝提出的政治交换条件。

西晋建国后，鉴于曹魏后期以来选官制度的弊端，为刷新政治，先后有刘毅、司马亮等著名贤臣直接上疏建议晋武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然而受各种因素制约，晋武帝并未纳取此议，而是继续袭用九品中正制。

石勒一建后赵，就通过沿用魏晋九品中正制和改革汉代察举、荐举、考经诸法，多渠道、多层次网罗汉族士人，一则如同西晋那样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以此作为世家大族支持、拥戴后赵石羯政权的政治交换条件，二则也以此为平台为汉族士人参政广开门路，从而达到刷新政治、巩固统治的目的。对此旧史载云:

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从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职准丞相司直。[18]

考究该典型史料，可得出以下两点体认:

其一，石勒即位后，即仿效汉武帝故例，行察举之策。史载“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即其明证也。当然，察举的对象主要是汉人中之通经者，即主要是指所谓“汉族士人”也，因为“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诸名目正是先秦以来“汉族士人”所努力追求的德目，也是汉代察举的主要科目。石勒此举，旨在通过笼络一批“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以此表明其“刷新政治”的明君姿态，彰显后赵此一新王朝的新气象，实则是将他们作为政治支柱之一，来为刚刚建立的石赵政权服务，借此扩大石赵政权的统治基础。

其二，石赵政权一建立，在选官制度方面主要忙于袭用和改革魏晋九品中正制，以巩固其统治，史载“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即其明证也。尤其是石勒政权在沿袭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改革，改革后的石赵选官制度将备选者(主要为汉族士人)分为两等，第一等级5品，由著名汉族士人、时任大执法的张宾亲自负责选拔，要求备选者除了具备学识、才干之外，特别注重对他们德行素养的考察；第二等级9品，则由专门的官员即左右执法郎负责选取。由此可见，石赵选官制度较魏晋选官制度分工更细，更趋于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这显然是对魏晋选官制度的拓展和深化，在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亦须指出，尽管石勒颁布了“复续定九品”之制，似乎恢复了魏晋九品中正制，但石勒所推行的“九品制”却不设“中正”一职，意即官吏的选拔完全由石赵中央政府操控。这说明石勒并未真正恢复魏晋九品中正制，可以说他颁布“复续定九品”之制只是作为笼络士族的一种策略而已。[19]此为其“九品制”的消极意义之所在。

此外，石勒还诏令公卿百官荐举贤良方正等特殊人才，以为朝廷所急用，而对其中“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这显然是对汉武帝以降汉族王朝举贤良此一传统选官名目的继承和发展，由“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之史载亦可管窥石勒如饥似渴地求贤用贤之心。

最后尚需指出，尽管石勒对汉族士人在选官制度方面能行“恩惠”(优崇)之政，但这仅仅只是其选官制度的一个方面，其选官制度方面最显著的特征却是“胡汉分治”；换言之，石勒对汉族士人在选官制度方面的优宠是以不违背后赵“胡汉分治”的选官根本原则为前提的。

3.石勒优崇汉族士人的文教制度体现

石勒虽然因自小就从事生产劳动而无法学习，但在起兵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随着其政治、军事经验的不断丰富，也能倾心向学、尊崇汉文化。他虽不识字，却颇能注重礼法制度建设:“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自是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饷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晋书·石勒载记下》)

于文教方面，早在建后赵前，石勒即于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不久便擢太学生五人为佐著郎，录述史事，据此表明已基本建立了后赵的大学教育制度。与此同时，石勒又建立了小学教育制度，于襄国四门(东西南北四门)立小学10余所，其名目有宣文学、宣教学、崇儒学、崇训学等(从学校名目看，石勒所立之小学几乎清一色的是弘扬汉族文化精华即儒学的学校，当然以培养未来的汉族士人为主旨)，并置小学博士，选取文武官吏及豪姓士族的子弟以行教化，且派有宿卫，以行保护(实则为政治、军事监护)。

石勒不仅倡办了后赵的大学(中央官学)，难得地在于他还亲自督学，非常重视考试的作用，并有一定的奖惩措施:“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又:如前所引，“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晋书·石勒载记》)这说明石勒对汉族文史之学及汉族王朝帝王之道的仰慕之情，此言之“儒生”当然主要是指汉族士人。

除倡办中央官学外，石勒也较为重视地方官学，对此，著名中国教育史专家孙培青先生已有概论:“十六国时期的地方官学的发展，视当政者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定，如后赵石勒重视教育在汉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比较重视地方官学的设立。”[20]

从学官(教官)设置来看，石勒继承并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学官制度。《晋书》本载记下:“(勒)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21]此言之“三考修成，显升台府”，意即郡国学弟子入学后，经过三次考核成绩优异者，便由郡国直接举荐到中央或地方官府，破格录用。

尤其具有典型说明意义的是，太兴二年(319年)，石勒一称赵王，即将裴宪、傅畅(前已论及，他们确属石勒礼崇的汉族士人的突出代表)等拜为新的学官:“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22]

上举诸项说明，石勒在文化教育方面能给予汉族士人以超乎寻常的优宠；正是通过尊崇汉文化、倡办各级官学，石勒借以实现其大力笼络汉族士人、巩固“羯胡”统治的根本目的。

不仅如此，对于汉族士人中品行才状之俊异者，石勒有时也能给予物质奖励，譬如有一次，当石勒巡行冀州诸郡时，即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颁赐谷帛各有差。(《晋书·石勒载记》)而且，石勒巡行全国各地，每到一处，必先拜访当地的老者、士人、隐士甚至平民百姓，与他们高谈阔论至通宵达旦，尤其希望他们踊跃地向政府提出意见，此举不仅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中极为少见，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统治者中亦不多见!

综上所论，石勒优宠汉族士人(“广招贤之路”)的表现有三:其一是优崇汉族士人；其二是选官制度上的优崇；其三是文化教育上的优崇。其实，此三点亦可归纳为两点，即第一点可以归入第二、第三点之中。正是通过对汉族士人的大力优宠，自然换取了汉族士人及社会贤达的普遍支持，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石勒羯胡政权的汉化和后赵社会的发展。

关于石勒大力笼络汉族士人的历史作用，李智文之论较为精当:虽然“石勒出身低苦，目不识丁。……但他大胆改革，打破门阀，笼络人才。知识分子纷纷来归，投奔他的知识分子大多与他志同道合，尽心效力。在西晋末年十六国初期大动荡的年代里，这些知识分子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比一般人看得远，对形势分析较透彻，故在关键时刻能为石勒决策，使他立于不败之地。”[23]

当然亦应指出，石勒优宠汉族士人是以汉族士人接受其政治威慑和军事监督为前提条件的，实际上，石勒优崇汉族士人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而且，除了张宾、裴宪等个别汉族士人之外，其余受优崇的大多数汉族士人并未真正进入后赵政权的统治机构内部，更无法执掌后赵国家的军政大权，确如韩国磐先生之所论:对于后赵而言，“至于掌握兵权者，则为跟石勒同时起兵的胡羯等人，如夔安、孔苌、支雄、桃豹等和石勒自己的子侄”。[24]质言之，石勒对汉族士人的优宠是以扩大后赵统治的政治基础为其主观目的的，换言之，正是在优宠的同时，石勒政权也强化了对汉族士人的控制，此乃石勒优宠汉族士人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