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之“重估”

对人类理性的重估： 西方哲学历来是重理性逻辑的。凭借人类理性，西方哲人构筑了关于世界的本原、本质、实体、真理等形而上学的体系。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哲学家就把精神、理性看作独立的精神实体，并把它看作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质。近代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思想家们又把人类的心灵、知识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康德的“我们的时代要求理性必须对自由进行批判”，无不用人类理性的巨大冲击力撞击着基督教的专制统治。人类理性的张扬似乎宣告了人类统治世界时代的开始，人类充满信心、满怀希望地度过了人之为人的自豪时代。然而，随着人类理性激情的渐渐消失，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日益暴露，人们发现，人类理性并非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不可能解决自然、社会及人本身面临的种种问题，理性的光辉开始暗淡。尼采思想的诞生，使人类理性遭到无情的批判，以致其高傲的头颅不得不低垂下来。

人类理性是两个世界的制造者。两个世界的理论在西方哲学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世界分为真实的世界和幻影的世界; 中世纪的基督教认为有人间的世界和天国的世界; 笛卡尔认为有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 康德又把世界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无论他们的理论表现有何差别，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人类理性的崇拜者。尼采认为，两个世界的理论使人无视唯一现实的、真实的世界，造成对生命本能的压抑和人类责任的逃避。这些人极力贬低人所在的世界，吹捧自在之物和天国世界，至于他们所吹捧的世界究竟如何? 他们自己也不能做出明确的解释，而只能看作是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的，这个世界的存在，只可看作是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虚妄性代替了真实性，盲目崇拜和绝对信仰扼杀了生命本能的创造欲望。针对这种观念，尼采强调只有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可靠的，人类的精神和肉体是统一的不可分的，灵魂、精神、理性决不能脱离人的肉体而独立存在。自我作为肉体的存在才是主人，意识、心灵、理性不过是自我的“工具和玩具”。他说： “肉体是个大理智，一义而多元。我的兄弟，你所谓的‘灵魂’的小理智，便是你肉体的工具——你大理智的一种工具与玩具。”[1]但这个肉体的自我决不是各种器官组成的机器，不是被动的凝固的实体，而是有血有肉的、活动的、积极能动的、充满着创造欲和生命意志的活生生的生命体。尼采在强调人的肉体、精神、理性不可分的前提条件下，指出，唯一真实的世界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世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哲学家之所以把世界分为真实的和虚幻的两个世界。是由于真实的世界充满了矛盾、对立、争斗、死亡、痛苦、恐惧、虚假等种种人类不愿面对且对其具有敌视情绪的阴暗面，所以，他们力图构造一种对现实丑陋能够“超越”的世界，于是，就有了现象的世界与理念的世界，有了天国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世界一下子分裂为二了，一个‘真实’的，一个‘表面’的。表面世界是虚假的，虚假的原因恰恰在组成世界实在性的这些特性，也就是变易、生成、众多对立、矛盾、战争等等。”[2]而“真实”的世界则是不能自相矛盾、不可调换、不可变易、无始无终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应该是善的世界——为什么? 虚假、变幻、矛盾、斗争被斥为不道德，因为要求进入一个没有这一切现象的世界，就必须构想出一个先驻的世界。由此可见，所谓“真实”的世界，只不过那些哲学家为了回避、逃避现实的各种矛盾、痛苦而发挥理性的功能虚构出来的，这种虚构，把人的目光吸引到一个虚无缥渺的彼岸世界，使人在自我陶醉、自我麻痹中消磨着生命的活力，颓废着生命的意志。

对人类理性的过度推崇限制了个人的发展。长期以来，在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旗帜下，人们普遍“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穷究，认为知识和认识拥有包治百病的力量”[3]，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被看作最高级的认识活动。由于他们极力推崇知识、理性和科学，结果西方人“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4]到了近代，由于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作用及相信人类理性能够改变世界，特别是自19世纪中期始，科学和工业高速发展，现实生活中，追求物质财富就成了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们行动的唯一目的，人本身反而成了物质财富的手段和工具。为了物，人们终日忙碌，羞于喘息，我们听到的是声嘶力竭的叫喊声，看到的是围绕在死机器周围的活机器，他们每天重复着简单的、机械性的劳动。尼采认为，人类理性、知识、科学对于增进人类的物质利益，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它使人格机械化，限制了人的独立个性的发展，压制了生命本身的创造性。由于人的理性告诉人类，要最大限度地探索未知世界，要使世界的本来面貌最大限度地呈现在人类理性面前，以至于希望人们去挖一个贯穿地球的洞，这无疑是在寻找一个与人所生存的世界相距遥远的世界，这与基督教所讲的上帝的世界一样，会使人个性丧失。同时，它也没有教会人如何对待生活，没有给人传授价值观念，相反，却把人变成非人，把人组成的社会变成商业社会，使人性野蛮化和非人格化。

理性主义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由苏格拉底倡导，经亚里士多德发展而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兴起的理性主义，尽管在反对宗教神学和指导人们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人生观的视角看，它显示出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心态。因为它相信，世界万物皆在人的理性的关注之下，万物的本质都会在理性面前昭然若揭。人作为高级生命体的存在，在其身上即将发生的一切也会在科学预料之中，知识可以改造世界、指导人生。尼采认为，这种对人生的描述，人生的视野被束缚在必然性的范围之内，未免扼杀了人生的丰富性、偶然性。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人生需要期待，需要梦幻，需要由诸多偶然性的插曲调出生活的真色彩。人的精神也需要想象的空间和梦幻般的迷醉。如果科学的发展、知识的进步把人的肉体和精神解剖成一个个碎片，人类可怜的精神栖息地遭到破坏，那人生还有什么美丽可言。并且，由于知识的不断完善和科学的进步，最终其产生巨大的物质财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不得不使人把眼光紧盯住物质利益，人们的活动诉求也只固定在财富的积累，从而忽视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及理想价值的追求。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换来的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人成为经济动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铜臭的气味，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具有温情而变得敌对起来，整个世界原有的温馨、和谐秩序被打破。所以，人类不应盲目陶醉在利用自身理性所获得的知识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成就中不能自拔，而应时时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

崇尚理性致使自我迷失。尼采的哲学是生命哲学，他所关注的是人，人的生命、人类的情感。而理性、科学以客观世界为对象，所涉及的话题与人生无关。所以，他认为，科学、理性与人生情感是绝缘的。理性所凭借的逻辑的力量无法把握人生的意义，无法正确反映和描述人生的种种体验，而人生重在体验。另外，理性、科学所倡导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把追求“客观真理”设定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就必然把人的视线从关注生命引向关注生命之外的客观世界，从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引向遗忘生命的道路，最终导致在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世界面前，人类迷失了自身，人的视野中客观世界越发尊贵，而人却日益渺小，人的本能受到无情的压抑，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伦为理性、科学的奴仆，人生的价值、意义无从体现。

对基督教的反叛： “上帝”的观念是基督教的核心，弘扬道德是基督教的基本内容，推倒了上帝，否定了基督教的道德，基督教的体系就瓦解了。尼采对基督教的反叛，首先，表现在他对上帝死亡讯息的宣布上。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借一个狂人的故事向人们发布了上帝之死的讣闻：

狂人，你听到那狂人吗? 大清早提了个灯笼跑进市场，不住地嚷着：“我寻找上帝! 我寻找上帝!”那里站着许多人，他们也不信神，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狂笑。

为什么不见了? 有人问。

他像小孩迷失了路吗? 另一个问。

或是他隐藏起来。他怕我们吗? 他是否航行远去? 迁移他处——由于他们喧笑着。

那狂人跳到他们中间，眈视着他们。“上帝何在?”他叫喊着： “我告诉你! 我们杀了他——你和我! 我们全是他的谋杀者……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我们杀死了他!”[5]

一个全知全能的创世者，人们顶礼膜拜了十几个世纪的伟大神灵，怎么能如此脆弱地死在一个思想家犀利的笔下，想必自有其死亡的原因。我们看，尼采是如何杀死上帝的。

首先，“上帝是虚构的”。[6]上帝的概念是虚构的，上帝只是一个假定，一个幻影，是人的创造品。他说： “我所创造的上帝，是一件人工品，是人的妄想，如同一切诸神一样! 他是一个人和自我可怜的碎片。真的，这种鬼魂是从我自己的灰烬和热焰中印出来的。他不是从彼岸来!”[7]上帝既然是人类的作品，人类的想象，那么人类既可以创造上帝，同时也可以毁灭上帝。上帝只不过是人的生命力萎缩，对现世无奈的精神慰藉者，一旦人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自我的尊严、自强的能力、自我的责任之后，便不再依恃外力的帮助，不再需要虚幻的精神抚慰，上帝便失去了其自身的威望，便被人类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推翻下来。尼采说上帝死了，宣布的实际上是人类精神枷锁的打开，人类再也不受绝对信仰所束缚; 宣告的是人类生命力的强大，人类生命不再有一个“永恒的背景”; 宣告的是人类创造力的勃发，人类要恢复自我的责任，恢复自我决定权; 宣告的是人性的解放，人类要立足现实人生，正视人性欲望，满足人性的自然本质。由尼采对上帝死亡讯息的发布上，可以看出他的无神论倾向。

其次，基督教道德是颓废的。基督教道德的颓废表现在：

其一，它内容的虚假性。在尼采的《反基督》第15节中，他描述道：“基督教无论在道德上或宗教上一点都没有接触到真实性。只有想象的因(上帝、灵魂、精神、自由意志或不自由意志)，只有想象的果 (罪、赎罪、神恩、惩罚、赦罪)，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一种想象存在物 (上帝、精灵、灵魂) 之间的接触; 一种想象的自然科学 (以人类为中心，完全缺乏自然原因的概论); 一种想象的心理学 (只是自我误解，只是借宗教道德特质的象征语言如悔改、良心的痛苦、魔鬼的诱惑、上帝的显现等来解释那些愉快的或不称意的一般感情，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一种想象的目的论 (上帝之国、最后审判、永恒生命)。”[8]一个靠人想象出来的，颓废的神灵形象，一个与现实毫无瓜葛的虚幻的灵魂，怎能拯救多姿的现实世界。

其二，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是敌视生命、危害生命的。尼采认为，所有的道德规范，尤其被人崇奉的基督教道德是以残害生命为代价的。因为任何道德价值，首先声称要保障人的幸福。而幸福的保障与世界的无序是矛盾的，因而要得到幸福，每一个人必须扼制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小甚至禁欲，才能有更大的幸福。这种道德被尼采称之为“反自然的道德”，它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藏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9]尼采曾总结了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对人类生命的危害： “第一，危害对生命的享受，危害对生命的感激等等; 第二，危害对生命的美化和崇敬; 第三，危害对生命的认识; 第四，危害生命的发展，因为生命试图使自身的最高现象同自身分裂。”[10]由于道德对生命的危害，使人的生命力丧失，意志力减弱，人不再是勇往无前的勇士，不再是傲视一切的创造者，而变成病态的、萎靡不振的、对生命充满恶意的怪物，变成了驯服的、听从道德安排的、服从上帝意志的、听话的、会表演的动物。因而，要保全人类的生命，升华人类的生命，就必须推翻基督教道德。

其三，基督教道德是对创造力的扼杀。尼采认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创造性，任何妨碍人类创造性发挥的都是恶。基督教把创新视为恶，把对教义的绝对信仰视为善，把一切新生事物和具有创造精神敢于反叛传统的人视为洪水猛兽、视为罪人和恶人，人们在宗教道德的藩篱中成了驯服的工具。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人，都是那些满腔热情，勇于破坏传统，敢于冲破各种禁忌的人，他们不受宗教道德的束缚，不沉迷于无条件的信仰，不迷恋现成的教条和庸人的说教，不以一种本性扭曲的形象生活于世。他们是最勇敢的动物： “因为征服了一切野兽。他高唱着战歌征服了一切痛苦。”[11]由此可见，尼采所倡导的道德，鼓励人要勇猛而顽强，要有强烈的超越意识，要扩张人的生命意志。这与基督教要把人变成驯良的家畜，把人塑造成没有个性、庸庸碌碌、只知天命、过于忍耐、过于柔顺、过于怯懦、安分守己、得过且过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

其四，基督教所谓的“爱”是有条件的。尼采认为，“如果上帝要成为一个爱的对象，他必须先将裁判和正义抛开——一个裁判官，即使是一位仁慈的裁判官，总不是爱的对象。”[12]他又说： “一个爱人的上帝，只是要人信仰他，凡是有不相信这种爱的，他便投以恶眼和威吓。怎么? 一种有条件的爱，是一个全能上帝的感情! 这种爱却只不过是荣耀的感觉，且不能免于激烈的复仇欲。”[13]尼采认为，真正的爱没有附加条件，不要求互惠互利。基督教所宣扬的“爱”，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情绪，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说： “这种爱正是那树干 (复仇) 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即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找着那仇恨目的、胜利、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14]这样罪恶累累的上帝，带着爱的光环实质凶残暴虐的上帝，残害了数百万人生命的上帝，其存在只能给人带来灾难。尼采自称是炸药，他要爆炸，要把人们天天进教堂做礼拜的上帝送入坟墓。

其五，基督教所谓的“同情”“怜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尼采认为，怜悯造成了包围一切自由心灵的沉闷空气，怜悯把人带入一个病弱的世界。怜悯与那些提高我们活力而使人奋发的情绪相反，它具有一种抑郁的效果。当我们感到可怜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便被剥夺了。他说： “一般说来，怜悯阻碍了发展律，也就阻碍了淘汰律，它保护行将毁灭的东西; 它为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权以及为生活所淘汰的人做辩护; 而由于它使各种失败的人继续存在，因而赋予生命以暗淡和可疑的一面。”[15]由于怜悯、同情，社会便形成对弱者生命的“功利性”保护，尼采分析了这种保护的弊端。“道德对生命的功利性： (1) 道德是整体的保存原则，是对成员的限制。因为对‘工具’有利。(2) 与人受激情的内在危害相比，道德乃是保存原则。因为，对‘平庸者’有利。(3) 与深刻的苦难和萎靡所起的毁灭生命的作用相比，道德乃是保存原则。因为对‘受苦人’有利。(4) 道德乃是防止强者大爆发的原则，因为，有利于‘低贱者’。”[16]因而，基督教所谓的同情、怜悯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因为它抹杀了人的能力和独立，人越是不能自立，就越渴望外部力量的保护，基督教的教义就越发具有生命力。可是，由弱者组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失去发展活力的社会，一个萎靡不振的社会。不难看出，在同情弱者，怜悯一切不幸的人的漂亮外衣的掩盖下，基督教的本质是削弱生命，它使强者和弱者一起脆弱，使人类衰弱和退化，与积极向上是不相符合的，因为对弱者的否定是积极向上的条件。缺乏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精神的社会，其发展必然是缓慢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道德体系不断弱化生命，导致了人类的“颓废”。尼采在《善与恶之外》一书中，把人类道德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主道德，一种是奴隶道德。在自主道德中，好与坏，高贵与蔑视是同等的。在奴隶道德中，对于懦弱者与无能者有利的就是道德，如怜悯、谦逊、顺从等，而独立和具有创造性的人是危险的，因而属于恶的范畴。所以，自主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善恶标准正好相反。而基督教培植的道德就是奴隶道德，或称之为群畜道德。人被弱化为一群“病羊”，成了“群畜”。生命本能被降低到最低限度，生命不再有生命的激情和个性，个性生命宁愿将自己当作“群畜本能即普遍化的零本能”[17]的一个机能。正是由于弱者以其道德战胜了强者，我们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贱民的社会、平庸的社会、群畜的社会。贱民的道德、群畜的道德成了最高的道德价值。处于群畜道德包围下的生命排斥思索、不能怀疑、无法创造、惧怕清醒，总是处于一种被麻醉的无梦的睡眠状态。他们嘲笑一切创造性的活动，因而尼采又称之为“鸦片道德”。

尼采通过对上帝死亡之讯息的发布，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宣布基督教是虚妄的、骗人的，基督教的道德是伪善的、弱化生命的、阻碍人类进步的，因而，尼采主张对它进行彻底重估。

其一是对叔本华“生命意志”的升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信仰让位于理性，理性扩张又造成单纯的物质繁荣和虚假的幸福，19世纪中后期悲观主义思潮蔓延整个欧洲。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就是悲观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在叔本华的思想中，世界就像无法扼制、盲目冲动的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本性就是扩张，表现是人的欲望。而扩张的结果只能带来痛苦。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种欲望的满足，不仅不会止息欲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欲望。欲望的永不满足造成无尽的痛苦。因而痛苦充满着整个世界，伴随着人类的始终，生存本身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折磨。人类要想摆脱痛苦，唯一彻底的办法就是灭绝欲望，灭绝生命。

年轻的尼采曾是叔本华的狂热信徒，他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承认叔本华所说的生命意志是人生痛苦之源的悲观主义，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对叔本华否定生命意志的消极的悲观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升华为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尼采认为，人的成长必然是伴随着痛苦的历程，但痛苦是理解生命真义的必要条件，一个人所经历的痛苦的深度，等同于透视生命的深度。因而，现实无论多么残酷，生存多么艰辛，人都要无条件地肯定它、赞美它，并用自己的强力意志去克服它，达到对生命自然状态的超越。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我们感受到的尼采，尽管经历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流离失所、感情无依，病痛折磨等种种人间痛苦之后，依然呈现出一种强者姿态。他顽强、正直、执着、求实，他热爱人生，塑造了富有创造性的酒神形象; 他勇于向一切传统提出挑战，谱写了以酒神生命为主体的华丽乐章。我们所理解的尼采，带着现实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承认人生的苦，承认命运的无常乃至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状况，另一方面又主张人要积极抗争，只有不断地抗争，持续地斗争，才能使人的生存具有价值。因而，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追求困难、痛苦，又不断克服困难、超越痛苦的过程。而唯其如此，人生才绚烂多姿，也唯其如此，才磨练人的意志，使人愈加坚强。

尼采从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最后得出了乐观主义的结论。尽管在其哲学思想中有唯意志论的成分，有其唯心主义立场，但其透视人生、讴歌生命、正视困难、消解痛苦、勇于探索、愈挫愈勇的勇士精神和顽强品质，不能不说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19世纪50年代之后，在德国，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迅速地崛起，资本主义大工业飞速发展。尼采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由于“非人的机械和机械主义，由于工人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人的生命便成为病态的了。人类的目的，也就是文化，便看不见了。作为达到这种文化手段的现代科技活动，产生了野蛮化”。[18]尼采指出，由于社会分工，由于工业的发展，整个社会商业化，商业化的社会就像一个乱哄哄的市场，人们匆匆忙忙地活动，声嘶力竭地叫喊，其目的就是为了财富增值。在这里，财富本身成了目的，人们整日为得到财富而发疯地劳作。他说： “一切时代中最勤劳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除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累更需要天才!”[19]由此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人除了忙于挣钱之外，不再讲究礼仪和风度，不再有思想的放飞和精神的休闲。

在商业化的社会中，文化也充满了商业气息。文化的创造者们不再安心于精神的播种，人的心灵的展现失去了原有的空间和舞台，这是思想寂寞，文化悲哀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人们病了，无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低层的平民，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变成形体虚弱、心灵分裂、目光呆滞、人性残缺不全的畸形生物。尼采曾用“颜料罐子”形容当代人，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曾说： “我忍不住笑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涂满色彩的东西!”“我笑了又笑，我的腿战栗，我的心震颤： ‘这里竟是一切颜料罐子的家乡’”; “现代人啊，你们的脸上和四肢，涂满了各式各样的颜色： 我惊异地看你们坐在那里。”[20]

面对这种情况，尼采不免忧心忡忡，他急切地寻找一条创造人生的新路，尼采所寻找的道路就是要“重估一切价值”，要塑造充满活力的酒神精神。尼采说： “我们刚才如此阴郁描绘的现代萎靡不振文化的荒漠，一旦接触酒神的魔力，将如何突然变化! 一阵狂飙席卷一切衰亡、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把它们卷入一股猩红的尘雾，如苍鹰一般把它们带到云霄。我们的目光茫然寻找已经消失的东西，却看到仿佛从金光灿烂的沉没处升起了什么，这样繁茂青翠，这样生机盎然，这样含情脉脉。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的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 幻觉、意志、痛苦——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再生吧。”[21]他所赞的酒神精神，就是要拯救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人的灵魂，以实现人自身的生命价值。

无论是基督教、人类的理性、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都纳入了尼采批判重估的框架之内，他批判、重估的目的是为了价值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