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政齐之以礼

——《论语·为政》

发布政治命令，如果人民不遵守就使用刑罚，人民只是免于刑罚就知足了，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能够从内心出发来恪守规矩。

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循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国家时有不同于法制的特点。仁政思想在这句话里得到了最简单却又最精准的解读。孔子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家思想，主张统治者以仁德治理天下，用礼节约束人民。

面对严峻的刑罚，人们心生畏惧而不敢作恶，然而内心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只是恐惧被惩罚而力求做一个规矩的顺民，这样的社会是缺乏生机与活力的。人们只是对严刑峻法俯首称臣，以避免被惩罚而老实做人，并没有真正提升思想认识，认识不到自己的恶行是可耻的，一旦刑罚松懈，犯罪乱行必然反弹;然而若是用仁德治理天下，人们因为统治者的仁爱而发自内心地安居乐业，人们能够在礼节的教化下认识到自己的作恶行为是可耻的并且愿意改正，这样的社会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是充满人性之美的社会。

这一执政逻辑被历史证明了多次，一直是历代王朝成败之重要原因。

秦始皇以武力一统天下，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焚书坑儒，销熔兵器，以严刑峻法压制百姓。他原以为这样就可以百代万世为君。但事与愿违，秦的暴政不久就使百姓忍无可忍，陈胜吴广“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揭竿而起，“伐无道，诛暴秦”。秦的暴政加速了秦朝的腐朽，“天下云集响应”陈胜吴广，结果秦朝灭亡，秦二世“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总结“秦历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正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看似表面的和平安稳，其实蕴含着巨大动乱。

时至唐朝，著名谏官魏徵在对唐太宗的《谏太宗十思疏》说到，政权可以用严刑来监督民众，用声威震慑民众，但结果是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感念皇上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这里正是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道理作进一步解释，阐明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执政理念。唐太宗能够以魏徵为镜，虚心纳谏，广施仁义，打造出名垂青史的“大唐盛世”。

孔子关于德、刑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犯罪人员、尤其是心智尚不成熟的少年罪犯的工作是很有启发作用的。少年犯罪是家庭失管、教师失教、学校失职、社会失责，导致他们缺乏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简而言之就是缺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使他们充分懂得了人之异于禽兽的伦理特征，激活了他们被遮蔽的人性之美，而且也有效地解决了他们与亲属的不良关系问题。少年犯小王因抢劫罪被判11年。他9岁父母离异，他被判给父亲。之后他父亲一直告之他的母亲作风如何不正派，如何喜新厌旧，如何抛弃了家庭，你之所以有这么不幸福的童年，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她是世界上最不好的女人。17岁小王被判刑入狱后便把自己的所有不幸都归因于母亲。但随着监狱“孝”文化的教育，他对母亲的感情由诅咒到宽容，到理解，到忏悔，到思念……他开始明白，为人父母的都非常心疼自己的亲生骨肉，更期望他的子女在品德方面也是高尚的、优秀的。所以做任何事情，无论大小，凡是没有经过同意都不可以擅自去做;去做了，就会让父母感到难过，也有损我们为人子女的品德，让父母为我们背上沉重的负罪感。正所谓“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孝”的教育打开了小王心灵救赎之门。后来，他面对多年不曾谋面的母亲，深情地说道:“妈妈，我错了，您能原谅我吗?”孩子情真意切的忏悔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更打动了他的母亲。母子二人涕泣相拥，多年的情感冰封霎间融化。小王从此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现在已被提前释放出狱，步入了正常的人生轨道。

孔子的治国的理念，对于处在管理岗位的领导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启示。做一个好的领导，首先要以德服人，凝聚力的提升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亲和力，需要相互的关心关爱，不能仅靠生硬的规矩来约束;对于下属犯了错误，如果需要适度的惩罚，一定要注意维护一个人的尊严。只有这样，作为领导者才能得到下属的拥护，才能起把工作做好。

心理学著名的“霍桑试验”是在美国芝加哥西部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的。这个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是社会人，不是纯粹的经济人，重视满足人的社会欲望，提升工人的士气，并提出了著名的“人际关系型领导者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生硬的规则去束缚人只是把人当作机器;领导者对员工亲和仁慈，和员工的关系和谐，自然会受到员工的拥护，从而增加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升工作效率。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其大意是，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的做法是同别人一样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