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五、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我国农民耕地少，比较劳动生产力低，应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积极促进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特别是最近，关于取消户口管制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呼声日渐强烈；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大力发展小城镇，吸引劳动力转移。

我们认为，这样说大体是不错的，但有一共同的不足，即仅仅看到了农民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而忽视了资本这一现代经济中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结果在对策上产生了偏颇。即使按照第二种观点，去发展小城镇，如果离开了资金的依托，也会流于空话。而第一种观点，他们忽视了我国两个基本事实：①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将有10多亿的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再翻一番可能也无法满足需要，目前包括小城市在内的县乡地区就是未来城市的增长点。仅靠目前大城市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最多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考虑由此所造成的经济力量过于集中于少数地区的恶果，甚至可以说是饮鸩止渴。②眼前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无法进一步打开需求空间、扩大就业岗位的情况下，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竞争下，只会导致城镇就业问题更趋恶化及城市劳动力价格的下降，从而减少居民收入，使内需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恶化，重蹈拉美国家覆辙。应该看到，生产要素的结合总是通过一定空间形式实现的，不同结合方式的经济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允许资本自由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不允许劳动力自由向发达国家流动是有深刻原因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应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起均衡的劳动力价格。但目前的情况是，我国不仅存在着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同时也存在着阻碍资金正常流动的体制障碍。如果破除的仅仅是劳动力市场障碍，而不破除资金流动的障碍，那么，结果只能是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劳动力市场的局部均衡，因而使要素的相对价值无法得到体现，最终陷入的必然是低收入的均衡陷阱，无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

沿海地区外商投资带动县乡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那里虽然没有大规模劳动力的跨地区向外移动，但通过投资带动、发展地方经济，迅速实现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

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们曾寄托于通过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市场化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加入WTO后，这一市场链条已被打断。再有，随着城乡居民支出的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企图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业生产来提高农民收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不论用于食品的支出其内部结构怎样调整，它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是下降的。总之，企图依靠农业、农村、农民自身的力量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是不现实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带动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实际上，农民收入增长也滞后于人均GDP的增长（见图15-1）。这说明，宏观经济层面是决定农民收入的基本因素。

图15-1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宏观经济层面寻找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就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政策选择。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始终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内容。

首先，在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过程中,仍应继续增发一定数量的国债，但国债功能要从反周期为主向以促进协调发展为主转变。将新增国债大部分用于支持农村公共财政建设，在体制上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平等的公共财政体制，使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产品供给。第一步就是在义务教育方面做到城乡平等，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在农村地区全面实现9年义务教育，同时要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在2015年基本建成农村公共医疗体系。

其次，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及整个县域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在道路（包括村内道路）建设、供排水设施等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也需要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引导与扶持。改进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为吸引国内外投资创造条件。进而通过对县乡地区的各种直接投资、发展非农产业，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从我国目前存在巨额存差，城市经济仍能实现快速增长的情况看，我国也有能力对县乡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如果这能变为现实，我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根本上摆脱需求不足的困扰，扭转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