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宏观后果

四、“三农”问题的宏观后果

首先，应该指出，在我们以下将要论述的问题中，“三农”问题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例如，全球化就是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因素。但限于本章的论题，以下仅集中分析“三农”问题的影响。

其次，随着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到来，“三农”问题被关注的理由似乎被冲淡了。但笔者认为，不论是前一阶段的需求不足，还是新一轮增长中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三农”问题都是一个基本起作用的因素，即使像汇率这样初看起来似乎与“三农”问题不搭界的问题，深入分析下去，也会发现，它同样是一个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以说，几乎所有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都可以在“三农”问题上找到它们的根源。这是由以上提到的“三农”问题的性质决定的。限于论述的目的，本章仅选择几个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1．需求不足

1998年，国内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其中消费需求不足对需求不足的形成则起到根本性作用。通过研究，大多数论者都同意这样一种认知，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在整个消费需求中又是一个根本性因素。

通过简单地罗列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上述观点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到印证（见表15-1）。

表15-1　1981年以来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所占比重

按照2003年人口统计数据，县及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多，无疑他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的份额是太低了，而且是连年下降的。应该说，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自1998年以来，为了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国家采取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张型宏观调控政策，以扩大国内需求。经过5年的实践，这一政策在激活城市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农村经济的效果则不明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农村经济所占的比重都进一步逐年下降（见表15-2）。

表15-2　城乡需求结构的变化

注：*“其他”项指除农村地区集体和居民个人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表3-12、表6-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表5-3。

根据我国统计工作的实践，反映上述指标的农村人口同期约下降了1%，可以说，上述结果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和投资增长相对缓慢造成的（见表15-3）。

表15-3　城乡各项需求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表3-14、表6-1、表9-1、表9-1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表5-3计算；为可比价格年环比增长率。

从表15-3可以看出，农村需求的增长大约只有城市的一半，从而导致城乡差距明显扩大，集中表现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从1997年的3.1∶1扩大到了2003年的3.6∶1。

应该说，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各项需求的增长速度都已不低，需求结构也得到明显改善。为了维护这一增长势头，今后一方面要用心呵护对住房、轿车这样的新一代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性消费，继续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在投资领域要围绕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度化，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在这些努力下，城市经济的增长可望继续保持目前的增幅，但继续提高的空间依然不大。

但是，为了追求政绩，2003年一些地方又人为地加大了投资力度、拉高经济增长速度，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种种失衡的现象，特别是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可以说，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三农”问题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它说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真正空间在农村，发展经济的着眼点、着力点也必须适时转移，否则就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2．对收入的影响

据统计，截至2000年，占全国人口23%的地及地级以上城市（不含所辖县）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51.8%。^[2]广大农村地区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乡镇企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约占全国的44%。因为其余大部分县级市及建制镇的非农人口比重都不高，从经济特点看，在理论分析中我们也应将其视为农村地区。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经济的第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劳动生产力的低下，占全国77%的人口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人均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低。当然，这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

所谓“人均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低”，不仅是指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少，更是指人均占有的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数量少。而现代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都离不开资本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一个事实对整个国民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要素都是可以流动的，在一物一价规律（至于这一规律背后起作用的更深层规律可以暂不考虑）的作用下，每种要素都倾向于同一价格。对于劳动力来说当然也是如此。

按照新古典厂商理论，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者报酬，而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实际上是社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者的报酬，就是说，处于边际状态因而也是劳动生产率最低的那部分劳动者的生产率决定全社会劳动者的报酬。因为，除了转移支付，生产者的收入只能来自自身所生产的产品。

我国的农业，广而言之也可以说是整个农村的劳动者正处于这样一种边际状态，因此，从根本上说，农业劳动者的报酬制约着我国整个劳动者的报酬水平。虽然，由于各种非市场因素，会使这一规律的作用部分地被抵消，但事实表明，在整体上，它依然是成立的。

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人工资收入落后于经济的增长，也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基本原因。研究表明，这一现象就是社会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者报酬规律的作用结果。

1998年以来，政府以行政手段大幅度提高了公务人员的工资，连带地也惠及了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不可能不对城市劳动者的报酬产生向下的压力。

特别是，与此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通缩问题、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问题以及就业问题。

3．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的同时就声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因为现代部门面对的是传统部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他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传统部门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但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这种转移鲜有成功案例。拉美及印度农民的城市贫民化就是证明。

我国由于实行了控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的城市贫民化问题并不突出。

但是，一边是9000多万的农民工，一边是2000多万的失业和下岗职工的事实说明，农民工进城也给城市居民就业带来显而易见的影响。特别是，当这种冲击与上述收入决定机制一起发挥作用时，对城市那些缺少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我们当然不否认农民有着与城里人一样的权利，但是在经济规律面前奢谈抽象的权利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权利的具体内容倒要决定于一定的经济规律。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三农”问题的本质并采取恰当的对策，那么，它对城市经济的冲击目前不过仅仅是开始。

4．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问题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似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与此同时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矛盾也更加突出，2003年，按支出法计算的投资率已达到43%，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最。消费增长乏力说明我国需求不足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基本原因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并没有改变我国目前面临的二元经济形势，基本的经济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相反，2004年的经济形势说明，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