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

第一节　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

三农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人为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彻底破除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的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视不够，致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真正确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愈来愈大，农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减弱。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和轻视农业。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保护和支持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的盲目乐观，对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估计不足。

二、产业非均衡发展弱化了农业的基础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工业化与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产业的非均衡发展，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牺牲农民利益，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失去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三农问题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生存还是毁灭，是衰败还是复兴，是遗弃还是重建，这是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

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沉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故有人指出，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广大农民贫穷化的过程。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凸现出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遂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在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

三、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乏力

毋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自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曾想努力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解决三农问题，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也曾经采取过诸多措施，但这些措施总体而言，都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的途径与方法。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时代，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根深蒂固，人们对农业高度重视。比如我国古代崇尚的士、农、工、商价值观，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相对较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瓦解了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革首先在欧洲发生，进而引起了全球性生产变革。只是这种变革对中国而言，由于近现代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经历，使得变革不彻底，并且时断时续。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

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也不同于欧美国家，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动荡的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震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还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当时乡村社会研究的国际视角也十分鲜明，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3号）就是典型一例。而且当时对于中国农民贫穷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对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穷程度》（《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9号）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民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寻求“三农”问题答案的探索，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与方法。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步履维艰。在20世纪上半叶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出路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学术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各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都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不过，历史所积累的认识价值却是永恒的。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这是时代对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回应并作用于时代的基本功能⁽¹⁾。

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持续动力与长效机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发端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到户，一方面结束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在80年代的改革及高速增长。农村改革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乡镇企业在80年代后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20世纪80年代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显然是缺乏持续动力与后劲，在进入90年代后，尤其是在90年代后半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却日益突出，以至成为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当时农业、农村经济及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经济尚处于短缺状态，社会总供给远远小于社会总需求。生产发展，收入增加，与大锅饭时代相比，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与加快。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受比较收益的利益动机驱使，一些农村能人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并吸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企业工作，从而改变了农民家庭收入结构。

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逐渐结束，加之农村内部剩余劳动力积聚太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企业竞争压力也进一步加剧，压低工资水平的现象大量出现，使农民收入增长显然慢于乡镇企业产出增长。

五、农民素质偏低制约了农民工就业的选择空间

长期以来执行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政策，农业、农村、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工业与城市的大门之外。对农村、农民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失，使得农民长期徘徊于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之间。农民受教育程度非常有限，与城市居民相比，不仅受教育的质量，而且年限都有很大的差距，导致了农民综合素质的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呈现出了城市人下岗，乡下人上岗的奇特现象。但是，我们观察到，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由于其自身素质、技能等的影响，一般从事的行业与职业多是条件艰苦、收入低下的行业，如建筑、煤炭等高危工作。由于素质不高，择业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也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