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概述

第二节　旅游文化概述

一、旅游文化的定义

关于旅游文化的界定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且倍感头痛的问题。旅游文化像雨，你能感觉到它的滋润，却很难触摸到它的本来形状；旅游文化像雾，视之无处不在，揽之又不盈手。其实，雨也好，雾也罢，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会认识它的真正面目。

1．西方的旅游文化定义

在西方，“旅游文化”一般不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学科，找不到一个关于它的明确定义。英语国家用来指称“旅游文化”的词，一般是“tourist culture”，而极少使用“tourism culture”。不难看出，西方对“旅游文化”概念的表述，明显偏重于“旅游者的文化”。在西方的旅游文化研究中，旅游文化多指旅游过程中主客体文化“碰撞”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突出这个概念的动态特征（肖洪根，1994）。

2．我国的旅游文化定义

旅游活动在中国早就有之，“旅”和“游”有不同的含义。旅，本义为师旅、军旅，金文写作“上旅下车”，下面是辆大车，上面是群士兵。《周易正义》解释“旅”：“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游，从水，与水有关，本义指与水上活动有关的行为，如游学、冶游、游宦、游幸、游方。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排斥旅游活动，旅游概念很少有褒义，如：游燕——游玩宴乐过分；游盘——游乐而不知道收敛；游冶——追求声色、寻欢作乐之旅；游荡——游乐放荡；逸游——不拘常理、超越礼度的旅游。

中国古代旅游含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和人文特征，反映了中国社会重等级的伦理特征、中国旅游者对宗法伦理关系的执著追求，中国宗法关系所追求的是同族聚居下的人伦亲情和乡土观念，中国旅游者始终把家园当成旅游的终点和自己的人生归宿。古人将旅游看做是悲苦之事，并不仅仅是对旅途艰辛的恐惧，而是对离家的忧愁。张籍《岭表逢故人》：过岭万馀里，旅游经此稀。相逢去家远，共说几时归。白居易《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

中国古代并无“旅游文化”一词的定义，“旅游文化”的定义是在现代才出现的。

我国旅游文化学界一向注重对旅游文化的界定，旅游文化定义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相关物质、精神文化总和说

陈辽（1987）认为：“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该说把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看成是旅游文化，属于最广义的旅游文化。

（2）特殊生活方式说

魏小安（1987）认为：“旅游文化可以初步界定为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而形成的综合性现代文化现象。或说是通过对异国异地的文化的消费而形成的现代特殊生活方式。”于光远先生认为旅游是现代人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该说把旅游文化定义为“特殊生活方式”。使旅游文化与旅游直接等同起来。

（3）旅游主体文化说

沈祖祥（1998）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的‘人’化，也即旅游者的文化，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体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碰撞产生的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总和”。该定义虽然也谈到了旅游媒体与客体在旅游文化形成中的作用，但特别强调旅游主体——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主体，旅游文化也即旅游者的文化，故称之为旅游主体文化说。

（4）旅游客体文化说

周谦（1996）认为：“旅游文化是指与自然风光、古迹遗址有关的历史掌故、民俗文化、文学艺术、传说故事及百科知识等”。该学说源于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卷》中的旅游文化定义，把旅游文化等同于人文旅游资源。

（5）旅游介体文化说

徐建新（1996）认为：“旅游文化主要是指旅游组织者为满足旅游者旅游活动全过程中的精神文化需要，所采取的各种文化措施，以及接待人员在接待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能满足旅游者需要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素养。”定义中的旅游组织者所采取的文化措施和接待者表现出来的风貌修养均属旅游介体范畴，论者以此为旅游文化，故称之为旅游介体文化说。

（6）旅游主客体关系说

喻学才（1995）认为：“旅游文化指的是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喻学才在2002年出版的《旅游文化》一书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仍以旅游主客体的关系为旅游文化，故称之为旅游主客体关系说。

（7）旅游主介体文化说

冯乃康（1991）认为旅游文化应是“旅游者或旅游服务者在旅游观赏或旅游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该说强调旅游主体旅游者和旅游介体旅游经营服务者都是旅游文化的主体，故称之为旅游主介体文化说。

（8）三体碰撞说

冯乃康（1991）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旅游三要素中任何一项都不能构成或形成旅游文化。”该说强调旅游文化是旅游三体碰撞的结果，一般称之为三体碰撞说。

（9）文化交流与对话说

章海荣（2004）认为：“旅游文化是基于人类追求自由、完善人格而要求拓展和转换生活空间的内在冲动，其实质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方式。它是世界各区域民族文化创造基础上的或现代全球化趋势中大众的、民间的休闲消费文化”。该说强调旅游文化的实质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方式，故称之为文化交流与对话说。

马波先生在其《现代旅游文化学》一书中曾提出过定义旅游文化的原则，认为旅游文化不是一般社会文化向旅游领域的简单移入，而应该是在继承或局部包容一般文化形态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新型文化；旅游文化的特质必须在旅游活动中去寻找；只有搞清楚旅游文化的主体，才有可能把握旅游文化本身。应该说，这种思考是理性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概念是交流的通用工具，为概念下定义，应先确立能为大家认可的基本原则，不应基于个人的偏好。定义原则不但是定义旅游文化的指导，也是评价各种旅游文化定义的依据。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先确立定义旅游文化的原则，并据以评价上述各说的利弊得失，提出自己的旅游文化定义。

3．定义原则

旅游文化一词涉及旅游和文化两个关键概念，由于旅游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本身的复杂性，要想对旅游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公认的定义，确非易事。旅游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旅游是指旅游者的活动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狭义的旅游仅指旅游者的活动；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创造过程及其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要指其中的精神文化。对旅游和文化的理解不同，对旅游文化的定义自然不同，但不管怎样界定，都应坚持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定义应揭示旅游文化的基本特征，且不得出现同语反复。旅游文化定义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解释性的。所谓描述性旅游文化定义，即罗列旅游文化现象，着重指出哪些属于旅游文化，亦即“什么是旅游文化”；所谓解释性旅游文化定义，即归纳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着重指出旅游文化的基本特征，亦即“旅游文化是什么”。目前我们对旅游文化定义的探讨，重在“旅游文化是什么”，而非“什么是旅游文化”，这在学界是有共识的。能不能揭示旅游文化的基本特征，便成为我们定义旅游文化成败的标准。

第二，定义应与概念相一致。定义是概念的定义，若定义的外延与概念的外延不一致，就会犯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的错误。旅游文化这个概念的外延有多大？可通过各类具体文化的得名规律进行确认。各类文化或得名于其生成空间，如“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之类；或得名于其生成时间，如“古代”文化、“近代”文化之类；或得名于其内容（包括具体形态、基本属性等）指向，如“建筑”文化、“精神”文化之类；或得名于其形成基础，如“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之类。各类文化的得名方式还有很多，但旅游文化的得名属于最后两种。这意味着旅游文化这个概念的最大外延，从形成基础的角度看不超过“以旅游为基础的文化”；从内容指向的角度看不超过“以旅游为指向的文化”。旅游文化定义的最大外延亦应如是。

第三，作为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旅游文化不能等同于旅游“三体”文化之一，旅游文化中的“文化”也不能作广义理解。在旅游学科中，旅游文化与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应是四个不同概念，旅游文化中的“文化”之所以不能作广义的理解，是因为从广义文化角度看，旅游现象是人类创造的，为人类所特有，其本身即是文化。如果旅游文化中的“文化”取广义文化定义，“旅游”与“旅游文化”便名异而实同，旅游学科中旅游与旅游文化的区分同样没有意义。

第四，旅游主、客体与旅游文化主、客体应有区别。旅游主、客体一般认为是旅游者和旅游资源，这是正确的，但旅游文化的主、客体不应局限于此。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旅游思想、旅游文学被公认是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其创造者即主体却并非全是旅游者。有的人一生不做旅游者，但他却有旅游思想，对旅游有理性的认识。如《岳阳楼记》是旅游文学的名篇，而其作者范仲淹一生也未去过岳阳楼，至少他未成为岳阳楼的旅游者。同时，旅游思想、旅游文学这种旅游文化产品也并非全以旅游资源为客体产生出来的，有的旅游思想、旅游文学是人们以整个旅游甚至旅游者、旅游业、旅游地居民为客体创造出来的。显然，旅游文化的主、客体范围远远大于旅游主、客体的范围，旅游主、客体并非旅游文化的唯一主、客体。

4．旅游文化定义诸说的评价及本书的旅游文化定义

上述旅游文化定义对旅游文化研究应该是有启发的。上述诸说有的被广泛征引，有的已成为多种旅游文化学论著的立论依据。但是，依据旅游文化的界定原则，上述定义的缺欠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界定旅游文化的第一条原则，上述定义，有的与旅游定义相同，有的与文化定义相似，有的等同于人文旅游资源，让人看不清旅游文化与非旅游文化的区别，甚至出现“旅游文化是……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总和”这样同语反复的错误。

按照界定旅游文化的第二条原则，与旅游相关的文化不一定都是“以旅游为基础”或“以旅游为指向”的文化，所以，“相关物质、精神文化总和说”无疑外延过大。按照界定旅游文化的第三条原则，上述定义中，旅游主体文化说、客体文化说、介体文化说，以及将物质文化纳入旅游文化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在这里，旅游文化与三体文化、旅游文化与旅游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上述定义中，有不少将旅游文化的主、客体和旅游的主、客体等同起来，按照界定旅游文化的第四条原则，同样是有问题的。旅游文化的主、客体和旅游的主、客体如果是一致的，旅游文化与旅游有何区别？

结合旅游文化的界定原则，在上述旅游文化诸说中，唯“旅游主介体文化说”较为可取。该说认为旅游文化的主体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服务者，这就把旅游文化的主体同旅游的主体区分开来，从而使旅游与旅游文化的识别成为可能；同时，该说认为旅游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明显侧重于精神文化，与界定旅游文化的第三条原则基本相符。此说的最大不足有两点。

其一，把旅游文化的主体局限于旅游者和旅游经营服务者。旅游经营服务者的经营服务活动是指向旅游的，是对旅游的一种介入；政府的旅游规范活动、学界的旅游研究活动、旅游地居民的旅游交往活动……也是指向旅游的，也是对旅游的一种介入。在旅游介入过程中，不管是旅游经营服务者还是政府、学界、旅游地居民，都会反映、创造出关于旅游的观念形态。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些旅游介入活动都有旅游文化成分。可见，介入旅游活动的政府、学界、旅游地居民也是旅游文化的创造者，不应将他们排除在旅游文化主体之外。

其二，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者或旅游服务者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在旅游消费、观赏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的反映，势必把一些非旅游文化纳入旅游文化之中。众所周知，不管是旅游者还是旅游经营服务者，他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在成为旅游者或旅游经营服务者之前，头脑中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非旅游观念，如本地区、本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世界观等。

另外，旅游者对旅游文化的创造也不局限于旅游消费特别是旅游观赏环节，而是贯穿于整个旅游活动之中（旅游不仅仅是旅游消费或旅游观赏），将其概括为旅游体验过程更为恰当。显然，依据界定旅游文化的原则，综合诸说之长，旅游文化宜定义为“人们的旅游活动体验与介入过程及其精神产品的总和”。这个定义主要包含四层含义。

第一，旅游文化既包括其创造过程——旅游体验与介入，也包括这个过程的结果——精神产品。旅游体验亦即旅游者特有的旅游认识与经历；旅游介入亦即非旅游者对旅游活动有目的地直接干预；精神产品则是以观念形态为主的产品。文化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有过程，有结果，旅游文化也是如此。

第二，旅游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定义中的“体验”与“介入”固然包含行为因素，但按精神物质两分法，行为仍属精神范畴；“体验”与“介入”的结果固然也会产生物质产品，但这些产品大多以观念为核心、物质为载体，基本属于精神文化，主要是一种文化的介入。旅游体验来自旅游活动之中，旅游介入来自旅游活动之外，由此形成的精神文化构成旅游文化的主要部分，这是旅游文化与非旅游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三，旅游文化的主体——人，除旅游者外，还包括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地居民、旅游研究者等。凡参与旅游文化创造的人，都是旅游文化的主体。这是旅游文化与非旅游文化的又一重要区别。

第四，旅游文化的客体——旅游本体，既包括旅游诸要素，也包括旅游对象。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对旅游活动的体验，旅游介入是旅游介入者对旅游的介入。没有“旅游”这个体验对象，人们不可能创造出旅游体验文化；没有“旅游本体”这个介入对象，自然也无所谓旅游介入文化；人们对旅游要素（如旅游景观）的体验或介入，形成单项性旅游文化，如旅游景观体验文化、旅游景观开发文化；人们对旅游整体的体验或介入，形成综合性旅游文化，如旅游体验文化、旅游介入文化。

5．旅游文化与旅游活动的区别

旅游文化与旅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旅游文化的定义看，旅游文化与旅游的最大区别有三点。

（1）主、客体不同

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客体是旅游资源；旅游文化的主体固然包括旅游者，但不局限于旅游者，还包括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地居民、旅游研究者等。凡参与旅游文化创造的人，都是旅游文化的主体。旅游文化的客体则是旅游本体，既包括旅游要素，也包括旅游整体。旅游文化主体正是以旅游本体及其要素为对象，才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旅游文化来。

（2）构成不同

旅游活动的构成从静态要素看，一般认为由旅游者、旅游业、旅游资源构成；从动态环节看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而旅游文化则由旅游体验文化和旅游介入文化两大子系统构成，与旅游既交叉，又独立。

（3）性质不同

一般认为旅游活动是一种集文化、经济于一体的综合现象，既是精神活动，又是物质活动；而旅游文化总体上是一种精神现象，不是物质现象。

由于旅游和文化两个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旅游文化又是一个新兴学科，其概念的科学界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目前，将学术领域的多种说法归纳起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第二，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介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旅游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形成旅游文化；第三，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而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人类在旅游过程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作为人类生活观念形态的一种反映，旅游文化是贯穿在整个旅游活动中的内在因素，它的产生与发展必然要建立在一般文化的基础上。而且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旅游文化不是一般社会文化向旅游领域的简单移入或嫁接，而应该是以一般文化形态为基础创造出来的新型文化。

旅游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旅游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有发展规律的文化形态。它揭示了旅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的发展在遵循经济规律、生态规律的同时，还必须遵循文化规律。从广义上说，它是一门从文化方面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文化形态；从狭义上说，它研究的是在现行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过去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如何创造具有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新旅游文化的问题。

二、旅游文化的特点

（一）旅游文化特点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人们的旅游体验与介入过程及其精神产品的总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流动性

流动是文化的生命，活着的文化总是在不停地流动。旅游文化尤其如此。旅游文化像奔腾不息的大河，昼夜不舍地从一地流向另一地。“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原本发端于美国，数年后已传遍全球；生态旅游的体验方式原本兴起于肯尼亚，现在也流传到了全世界；我国本是重传统的国家，有自己的景观开发传统，近年来欧美的景观开发理念已如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势不可挡。“驴友”一词不知发端于何时何地，一出现一夜之间便传遍全国。现在外国人也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流行词语。

旅游文化的流动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它普遍存在于各种旅游文化现象之中，是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的共性之一，并构成旅游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旅游文化的流动性特点是与生俱来的。旅游文化是在旅游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流动。旅游的流动性决定了旅游文化必然是一种流动性的文化。

旅游文化流速之快、流向之广，在各种文化中实不多见。旅游文化的快速、多向流动，一方面造成旅游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又造成旅游文化与旅游客源地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环境文化纠缠在一起。这就使旅游文化与非旅游文化难分难解。这也是至今我们不能严格区分旅游文化与非旅游文化重要原因之一。

2．开放性

旅游文化不但具有向外传播的流动性，还具有整合、吸纳的开放性。旅游文化是一种外向开放的文化，旅游文化是在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与其他异质文化交流时，冲突与融合是在所难免的。就旅游文化整体而言，它的冲突性远远小于融合性，在一定条件下它愿意吸收异质文化，作为壮大自己的养料。以旅游体验文化为例，一群旅游者，他们可以不赞同东道国的社会制度，不理解旅游地所在国人民的道德观念，却可以饶有兴致地观察、体验所处旅游地所在国人民及周围环境的一切，从中领略异族风情，获得各类知识，得到美的享受。

旅游文化开放性也与旅游文化主、客体的多样性有关。旅游文化主体——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地居民、旅游研究者并非一个群体，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思维方式。旅游文化客体——旅游及其要素也是多种多样，同时并存，由此也决定了旅游文化必然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

旅游文化的开放性使旅游文化成为不断增值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文化的增值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由于现代交通工具和传播工具的使用，旅游文化产生的时间缩短，效率增加；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旅游文化溢出了传统的固有疆界，衍生出新的价值和意义。旅游文化的增值，不断拓展着旅游活动的空间，增添着旅游活动的内涵。

3．多质性

旅游文化的多质性是由其开放性所决定的。旅游文化正是吸收了相关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地给自己补充血液和营养，逐渐形成自己的多质性特点。旅游文化的多质性与文化的多样性有关。不同的民族其主体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是不同的。例如，东方人多数比较内敛稳健，而西方人多数比较外向和具有冒险精神；东方人注重内心的感受，而西方人则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探究；东方人比较看重道德，且富于人文情怀，而西方人则更看重知识的价值，富有科学精神。文化的多样性直接影响着旅游文化的多质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旅游文化才能不断推陈出新。

旅游文化的多质性，一方面造成了旅游文化内部诸要素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互相碰撞、互相斗争，使旅游文化经常处在活跃状态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旅游文化内部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转化，使旅游文化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机整体。

现代的旅游文化是多质的，未来的旅游文化更是多质的。旅游文化的多质性，使旅游文化变得异常复杂，剪不断，理还乱。人们普遍感到认识旅游文化实在不容易，这和旅游文化的多质性是密切相关的。

4．情感性

旅游文化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色彩。无论是旅游者观赏自然还是体验社会，无论是旅游者乘车还是住饭店，总会有情感体验伴随旅游者。一部旅游文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旅游情感发展史。旅游服务被称为最有人情味的服务，情感服务是其利器之一；景观设计、规范制订、旅游宣传也纷纷打出人性化、个性化的旗帜，在情感方面下足了工夫。所有这些都使旅游文化具有鲜明的情感特征。

旅游文化的情感性首先取决于旅游者。人是感情的动物，旅游者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复杂的情感。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的动机可能并不相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使自己的身心得到享受，产生愉悦的心情。良好的情绪情感又能推动和谐愉快的旅游活动。旅游者对情感的重视，不但使旅游体验文化充满了感情色彩，也使旅游介入文化打上了情感的烙印。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占领或巩固、扩大市场，旅游介入文化强调要真情、要倾情，大量注入情感因素，其情感色彩也因此越来越浓。

旅游文化的情感性，一方面使旅游文化热情奔放地朝着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旅游文化中的理性成分不断地销蚀。情感性属于非理智形式，是旅游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于人们的情感需求并不一致，旅游文化的发展才出现了个性化、多样化态势。

5．适应性

旅游文化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几乎不择地而生，不择时而长。有旅游的地方就有旅游文化，有旅游的时代就有旅游文化。旅游开始了，旅游文化也随之开始，旅游结束了，旅游文化却并不随之结束，如“驴友”一词一夜之间传遍全国，也反映了旅游文化超强的适应性。

旅游文化的适应性与旅游文化的流动性、开放性、多质性、情感性高度相关。旅游文化的快速、多向流动，使旅游文化突破了地域、民族的局限，养成了“以四海为家”的性格；旅游文化整合吸纳的开放性，使旅游文化已习惯于面对并很好回应不同的文化环境；旅游文化的多质性，说明旅游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拥有多种文化血统的“混血儿”，由此也决定了它具有极好的文化适应潜质；旅游文化的情感性则推动其主体不断地探索，从而强化了旅游文化的适应性。旅游文化的适应性特点，使旅游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古代，它生存于各种文化夹缝之中，历经磨难，顽强生长；在现代，它凭借自己的优势，左右逢源，蔚为大观。

未来的旅游文化将更具适应性，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练就了超强的生存本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本领将越来越强。这种适应性特点，非常有利于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

6．易变性

易变性是文化的共有特点。旅游文化在各种文化中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它还是属于少数人的贵族文化，20世纪60年代开始则突然变成多数人的大众文化；大众旅游文化刚刚开始，后现代的旅游文化又粉墨登场；旁观式的旅游体验还未来得及在全民中普及推广，参与式的旅游体验又喧嚣而至。

旅游文化的易变性是由旅游需求的易变性所决定的。旅游者的旅游需要总是随着时代、社会、个人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变化而迅速变化，并将永无止境地变化下去。旅游需要既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旅游文化内在推动力。它的快速变化，必然导致旅游文化的快速变化。旅游需求的易变性也导致旅游文化的快速变化。旅游文化的易变性也与旅游文化的流动性、适应性、情感性有关。由于旅游文化的流动性，旅游文化不断遭遇新的文化冲击而不断地改变；由于旅游文化的适应性，旅游文化也会发生改变，稳定性较差。由于旅游文化的情感性，旅游文化也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说变就变。

旅游文化的易变性使旅游文化本身不断出现新的表现形式。从传统旅游文化到现代旅游文化，从现代旅游文化到后现代旅游文化，从地方旅游文化到全球旅游文化，从民族旅游文化到世界旅游文化，旅游文化无时无地不在变化，而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二）中国旅游文化的特点

中国旅游文化既有旅游文化的共性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在时光的维度上源远流长，具有延伸性；在空间的构架上呈现多元一统的系统性；在积淀的厚度上则有着博大精深的丰富性。

1．源远流长与延续性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古老文化。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说：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从“人猿相揖别”，到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一万年前，中华先民开始跨入了文明的门槛，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定居、母系社会；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方国，随着方国相互吞并，古国的逐渐强盛，最后形成统一封建国家。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1949年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足见中国社会发展的延续不断，此间中国旅游文化如同绵绵流水，与悠久的中华文化相生相随。

自先秦始，帝侯巡游游猎，士人游学游说，还有繁忙的商旅等诸多功利性旅游，为后人留下极为精彩的中国旅游文化篇章。自魏晋南北朝后，名士开寄情山水之玄游，中国旅游文化历经隋唐之恢弘激扬、两宋的哲理，元明清恬静散淡而式微。其间，宫院寺观、亭台楼阁等物化文明和诗文词曲、小说书画等精神财富，这些涉及旅游文化的国宝浩如烟海，俯拾皆是，成为中国旅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渊源。中国文化传统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在中华大地上宛如一条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数千年的中华旅游文化也绵延流传、通古贯今。

2．多元一统与系统性

中国旅游文化源远流长，既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又有着多元一统的系统性。

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然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绝非局限在黄河中游的狭小地区，而是散布在那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版图上，犹如满天星斗，熠熠发光。辽西凌源女神庙、石冢群和文化祭坛遗址的发现，标志着距今五千年前辽河流域和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在黄河流域文化发展水平之下，并真正证实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巴蜀三星堆遗址、湖北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则表明长江流域从上游到中下游都有着五千年至八千年历史，均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长江流域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一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长久发展的摇篮。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六大区系，或称六大文化圈，即中原文化、红山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

中华六大文化圈主要由长江黄河共济，也兼及辽河及西南地区。梁启超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存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可见中华民族的成分也是多元的。在中华文化的神话传说时代，古羌人生活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地区，首领为炎帝。古羌人，称“九夷”，共有九部，生活在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相传祖先是太皞、少皞。黄帝则是生活在北方的戎人和狄人的始祖。古苗人即古籍上称之“三苗”，在长江、汉水之间。在“三苗”之南则还有生息于五岭山脉崇山峻岭之中的“南蛮”。随着各个部落的分化、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文化群。又经过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大战直至以后“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篇》），“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华夏部落群的连续胜利，建立了自己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炎帝与黄帝是兄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即夏、商、周的始祖，大禹、契、后稷又都是黄帝的玄孙辈，黄帝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中国人都习惯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经由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文化轴心时期，两千多年前中华统一实体——秦汉帝国终于出现在世界东方，秦帝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一文字、度量衡，治驰道、设群县，汉承秦制，秦汉两代基本建立了较完备的东方农耕生产生活的封建社会系统。以中国集权模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多元一统系统无不渗透于中国旅游文化之中。

中国旅游文化中不少杰出的代表如长城、秦始皇陵、明代故宫皇陵、颐和园和避暑山庄，无不是集中了中国的财富和中华人民的智慧而建成，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流传至今，人们由它们感受到历史的体温，触摸到前辈的脉搏，直至当代诸如中山陵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建造，人们犹能感悟到中国全民族经济集权、天下一统的余温，而全国人民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和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共同愿望的政治理想又可以说与中华民族期盼富乐安康多元一统的民本民族理想息息相关。

3．博大精深与丰富性

中国旅游文化除了以其独一无二的悠久绵长、统一多元显示出其时空构架的连续和宽泛，还在其丰厚富裕的积淀中向世人展示着博大精深。

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与外部世界近乎隔绝状态的独特地理单元中，北部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冰土带，东濒大海，西部和西南部都有高山及沙漠。独特的地理环境在一定时期内保护中华文明免遭外敌侵犯。这一典型大陆海岸性国度的生存大环境蕴含着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近千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五千多年的文明跨度，这本身就表示了多元丰富的积累，又加上这块神奇的土地美丽肥沃，中华民族聪明又勤劳，创造出了无比璀璨的文化，在中国很多的旅游景观中均可得见。

中国有诸如长城、故宫、天坛等数百个世界级的名胜。仅以中国古建筑中的台为例，中国古建筑中的台是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达，如将台、炮台、烽火台、戒台、经台、炼丹台、琴台、博台、读书台、钓鱼台、观象台、测景台……每一门类又因朝代远近地域位置社会生活等呈现出色彩纷呈的个性。就以古戏台来说，岑楼凝霞，精彩绝艳。论古有山西十一座元代古戏台为全国各省中绝无仅有，明代古戏台则尚有两千多座；论大则有清宫内苑三层大戏楼，机关重重；论精致要数各地的会馆戏台和私宅戏台；独具风情风俗的则数帮会戏台和寺庙戏台，以及彩布拧成的布戏台。戏台之乡江西乐平的戏台更是分布广、数量多，形式多样、造型齐全，气势恢弘、工艺精湛，无不令人赞叹。当然，最有韵味的还要数私宅戏台：安徽歙县吴宅凹凸山房，戏台呈凸形，观廊呈凹形，布局得体；云南建水朱家花园水上戏台则融入园林山水之中，令人景中观戏，更觉心旷神怡。

中国旅游文化中的物质文明琳琅满目，精神文明更是丰富多彩。作为中华文明脊梁的方块汉字，几千年为使用过和正在使用它的民族的智慧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当今信息时代，人们发现，中文简约且意义周密。它不仅作为纯逻辑的符号存在与以印欧系为典型的西方语言平行，而且保留了视觉形象的印象特征，这就使中文成为光电传媒手段中具智能化、最便捷的文字，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仅美国就有千万人在学习汉语，这对中国旅游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大，中华文化日益受到青睐。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在每一领域、每一方面、每一门类都有一套理论，渗透着中华民族的哲理和智慧，无不精深。中国的哲学儒道虚实相济，又与中国佛教思想三教合一。中国的文化经长久发展往往形成不同的内容载体或表现形式，有南舟北车、南巢北穴、南凤北龙、南骚北诗、南丝北皮、南竹北木、南稻北粟、南道北儒、南炎北黄等，而且南北联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浑然一体：炎黄共尊、龙凤相配，骚诗共妍，儒道互补。更有中华烹饪技艺、书画、中医中药、戏曲艺术四大国粹，无不博大精深，如一幅中国画就是再造一个天地人文相谐的景观。以种植为本的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的哲学，将人意自然化，自然人意化。

至于锦绣江南游、故都文化之旅、西安故都遗址游、重走丝绸之路、云南民族风情游、青藏民俗风情游、茶马古道游、江浙古镇游……这一条条迷人的旅游线路，处处展现东方文化魅力的名胜古迹和钟灵秀慧、充满人文的山山水水，无不体现中国旅游文化的系统性。

4．半封闭性与内封闭性

地域封闭性是指中华人民生活在富饶的东亚大陆，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北有漫漫的戈壁横亘其上，西南有险峻的青藏高原耸立。这种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的地理状况，给版图辽阔的中国，造成了内部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使中国古文化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这种“隔绝机制”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所以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虽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过颇有深度的交流，但中国古文化系统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没有出现过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民族的文化因异族的入侵而被摧毁或出现“断层”。

中国古文化是在封闭状态下独立产生的，而且比周边各族成熟较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因而在往后的发展中更注重自身体系的整合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更强调对传统的评价和解释，并通过对传统的解释和阐述求得发展。对于外来文化，往往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即使是吸收，也是重其同，斥其异，并最终将其融化于自己的体系中。中国地理虽然封闭，但内部地理环境却相当优越，有肥沃的土地，湿润的气候，交错的河流和湖泊，还有适合农业生产的东亚季风气候，造就了优越的物质文明。

地理上的封闭性使国民产生了“游子乡愁”的惧游观。“日暮途且远，游子悲故乡。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种旅游观念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

一是怕路难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于上青天”讲述的是中国古代的交通状况，是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旅游发展的致命障碍。古时人们主要旅行方式是步行，偶尔有乘车的。

二是怕行路难。古时旅游主要有食、住、行、语言交流、社会治安等问题，所以有“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的俗语。旅途劳累，食宿皆难，需要做好出游的准备工作。

半封闭是指中国旅游文化是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是一种特殊的半封闭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旅游文化传播的被动性与乏力性。中国在文化接受方面显得较为突出，但在文化传出上却显得远远不够，缺乏主动性和力度，仅局限于周边地区。而这一点又导致了中国旅游市场与世界旅游市场的隔绝。另一方面是旅游的出少入多现象。中国古代的出入境早在西周时就已经开始了，申请“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旅行身份证。北魏政府时期招待外宾的国家招待所四夷馆在洛阳修缮。隋炀帝每年在洛阳张灯结彩、迎接外宾，将丰都市辟为国际市场，市内所有饮食对外宾不收分文，以显示中国的富有和乐于接待外宾，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旅游节。唐都长安和元朝大都也是名誉海外的国际大都市。

但是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的桎梏下，中国也曾有过向西北陆上做突破的张骞，向东南做海上突破的郑和。日本从公元630年起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200多年，共派出18次，而且团员常达五六百人。而中国仅在近代才向日本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3人。这主要是由于受宗法思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曾一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5．与时俱进与时代性

时代性即旅游主体文化子系统具有时代性特点。旅游主体文化子系统呈现出时代性特点，不同时代旅游主体的旅游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有差别的。从旅游主体的旅游性格上来看，古代中国人表现为拘谨和内向性格，而今天的旅游者，尤其是青年旅游者则表现出开放和外向性格。从旅游主体的构成上看，也呈现出时代性特征。古代休闲性旅游者多为上层贵族，而今天的旅游主体则以劳动大众为主。这里主要以旅游主体审美观念的变化为例，说明旅游主体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性特征。对于同一个旅游客体，由于旅游审美的标准不同，古代人可能并不视为美景，而今人却欣赏有加。大自然在上古人的眼中是可怕的，是灾难性的，与我们今天对自然山水的愉悦感受完全不同。愚公居于太行、王屋二山之间，二山以今人眼光视之，诚为旅游胜地：“方七百里，高万仞”。但愚公全家却并不觉得其美，只感到行走不便：“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列子·汤问》）所以下决心挖掉这个后世将誉为“旅游胜地”的高山。到了《诗经》里，山川开始变得可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至曹操时，更将山海作为审美对象：“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反映了旅游主体在自然山水的审美上具有时代性的差异。对于人文景观也是如此，中世纪人对古希腊著名雕刻《米洛岛的阿芙罗蒂德》就曾斥之为伤风败俗的女妖，而今天的旅游者则肯定其为艺术美的典范。旅游主体审美观念的时代性差异，也与所处社会环境变化的审美时尚密切相关。旅游主体的审美观念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旅游主体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是颇为鲜明的。

三、旅游文化的功能

文化功能是指文化整体或文化因素对自然、人类发展所发挥的效能与作用。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支，对自然、人类发展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往的旅游文化功能研究，实为旅游功能研究，而且多着眼于对内功能即旅游（文化）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本文则从旅游文化自身出发，重点探讨旅游文化的对外功能，即旅游文化在改塑自然、发展文化、推动社会发展、陶冶人格方面所发挥的效能和作用。

（一）改塑自然

旅游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对自然进行改塑，即用人的观念或行动象征性地或实质性地改变、重塑自然，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成为“人化的自然”。旅游文化对自然的改塑，主要通过诗化、史化、神化、人化等方式。

1．诗化自然

诗化自然也就是通过精神投射或实践改造使本无情义的自然变成既有诗情又有画意的自然。当我们说自然是诗、是画或如诗如画，这便是诗化自然了。“山水本是无情物”，这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晶，但理性并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要，人除了有理智的需要外，还有情感的需要。“自然就是一首诗”，这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洞庭山被誉为“虽然无画都是画，不用写诗皆是诗”，莫不称妙。无情无义的自然不能给人以美感，而如诗如画的自然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在旅游文化中，诗化自然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是旅游者对自然进行诗化。例如，以游记形式描摹山水的诗情画意，“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另一方面是旅游文化的其他主体，如导游人员、景观开发人员都参与了诗化自然的工程。导游人员的解说词、景观开发人员的设计开发让自然变得生动而富有诗意。

2．史化自然

史化自然即赋予自然以历史的意义，使自然“成为”一部史书或历史的见证人。自然有自然的历史，社会有社会的历史。自然的历史没有意识，靠时间的积累；社会历史有其目标，靠人类的创造。不管是自然史还是社会史都要由人来书写。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是有特殊感情的，小心地书写它，不断地温习它。人类对自己历史的特殊感情不但代代相传，而且强有力地投射到自然之中，史化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在史化自然方面，旅游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的大江（长江）本为自然水系，并非人工运河，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属于历史文化，但作者却给它赋予了历史文化内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还让它做了三国历史的见证者：“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经过历代游人的纵情讴歌、旅游规划者的精心设计，以及政府、人民的辛勤治理，长江已经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了。词中的赤壁，一“断崖也”，并非三国鏖兵的赤壁。苏轼将错就错，在这里上演了一场赤壁之战。黄州赤壁也因此成为历史的文化景观，而不再是单纯的自然风景。其后，黄州赤壁改名东坡赤壁，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形成东坡赤壁风景区。

3．神化自然

神化自然即通过观念或行为，赋予自然某种神灵，使之更加神秘、更具魅力。人是自然之子，然而，人类对自然这位伟大的母亲却知之甚少，既热爱，又敬畏，于是出现了种种神化现象，造成山水各有神主、草木亦有神灵的局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大自然的神秘色彩逐渐弱化，而造神运动却从未停止。在神化自然方面，旅游文化功莫大焉，景观设计开发者的贡献尤其突出。

以泰山为例。泰山本为自然奇观，群峰起伏，主峰突兀，以雄伟著称。经过几千年的开发建设，富有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同悠久的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价值更高、内容更为丰富的神圣的文化名山。泰山景观的布局与创作，充分体现了景观设计开发者神化自然的心理。设计开发者根据泰山的地形特点和封禅、游览的需要，以拔地通天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封天禅地的思想内容为主题，以祭地的社首山（原在泰安火车站东南侧，后因凿石而毁）到封天的玉皇顶为布局重点，把约十千米长的景观带大体分为三段空间。一是以泰安城区为中心的“人间”；二是城西南过奈何桥至蒿里山（在泰安火车站东南侧）的“阴曹地府”；三是自城北岱宗坊开始，沿长达6　000余级的“天梯”直至岱顶的“天府”。整个设计尊天敬地，崇山悯人，包举三界，神圣庄严。相对高度仅1　300多米的泰山也一举成为“唯我独尊”的五岳之首了！

如果说泰山的神化主要还是借历代帝王之力的话，丰都名山成为举国闻名的神山，头功非旅游文化莫属。名山位于长江北岸重庆丰都县城东北，古名平都山，林木幽深，风景如画。相传汉代方士阴长生、王方平曾在平都山修炼成仙，道家遂于此山设天师，并将其列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到了唐代，人们误将阴长生和王方平二人合为一人，称“阴王”，后来再讹传为“阴间之王”。既有“阴王”，阴曹地府等建筑、传说也就相应而生，平都山及丰都县城成了阴森可怖的“鬼城”。唐代大诗人李白游览“鬼城”之后留下这样的诗句：“下笑世上士，沉魂北丰都”，平都山鬼城大名开始远扬。北宋苏轼到平都山游览，曾题诗“平都天下古名山”，平都山遂跻身天下名山之列，并因此改称名山。唐代以来，名山山麓和山上先后建起了玉泉殿、牛王殿、天子殿、大雄殿、阴阳界、鬼门关、地藏殿、十五殿等70多座大小道观及殿宇，名山已然成为鬼府幽都而非自然景观。1982年以来丰都政府陆续将名山上的主要建筑修葺一新，鬼府气势更加宏大。其后又规划设计了鬼国神宫、阴司街、天堂仙境三大工程，其中，鬼国神宫为全国最大的民俗文化动态人文景观，天堂仙境是名山标志性建筑。

旅游文化不但通过景观设计开发神化自然，还通过旅游神话传说神化自然。这里的旅游神话传说不是指旅游文化学者经常引用的作为旅游资源的所有神话传说，那不全是旅游文化，而是专指以旅游为内容或以吸引旅游者为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神话传说。旅游神话传说主要是景观设计开发者和旅游地居民创造的，属于旅游介入文化。为了吸引旅游者，景观设计开发者在设计开发旅游景观的过程中，常常改造已有的神话传说，甚至编造新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不少起到了神化自然的作用。差不多所有被开发出来的自然景观，都有不同程度的神化现象，其中一部分得归功于景观设计开发者创造的神话传说，前面举过的丰都名山便是一例。在神化自然方面，旅游地居民创造的旅游神话传说，往往比景观设计开发者创造的神话传说更自然，更持久，也更有魅力。毕竟，它经过了时间的陈酿，属于真正的民俗文化。黄山是一座极富神话色彩的名山，它的神话则与黄帝游览黄山的神话有关。黄山原名黟山，传说黄帝带着术士容成子和仙人浮丘公到这里游玩，发现这里有仙气，是炼神丹妙药的好地方，于是就住在山上炼起丹来，最后得道升天。唐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根据上述传说，改其名为黄山。

4．人化自然

广义的人化自然一般是指自然的人文化过程。从这个层面看，前述诗化自然、史化自然、神化自然，都属人化自然。狭义的人化自然则指自然的人格化，即通过拟人的方式，使自然具有人的属性。如前所述，人是自然之子，对自然既敬畏，又热爱。敬畏时敬若神明，热爱时引为同类。于是，在神化自然的同时，又赋予自然以人的情感、人的性格、人的美德。在人化自然方面，旅游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中国旅游文化尤重人化自然。儒家旅游思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叫做“比德山水”，即以山水之德喻君子之德。山水本是自然物，并无德性可言，怎么“比”呢？只能是先赋予山水以人的美德。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讲到原因，一般解释说山坚实稳定，具有仁者“静”的情操；水流转不息，具有智者“动”的品质。显然，这里的山水已经是人化（具体说是道德化）的山水了。

如果说这种人化自然说教味太浓，还有一种人化自然则人情味十足。“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篇》）晋简文帝司马昱虽然贵为天子，但一入风景胜处，也会产生庄子在濠梁欣赏鱼乐和濮水钓鱼的乐趣，更觉得鸟兽禽鱼都像朋友一样与人亲近。这就突破了以山水为人的范围，以为万物皆有人性，皆可结交。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南宋诗人林逋的“梅妻鹤子”、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妻山侣石”，都从此一脉相承而来。

还有比这更人化的，神情举止，与人无异。隐居者出山做官了，大自然会怨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甚至谴责他“诱我松桂，欺我云壑”。（孔稚珪，《北山移文》）季节变化了，山水亦变换芳姿：“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郭熙，《山水画论》）晚明黄汝亨干脆说：“我辈看名山，如看美人。颦笑不同情，修约不同体，坐卧徙倚不同境，其状千变”。（黄贞父，《姚元素黄山记引》）人化自然的传统，一直传承至今。

（二）发展文化

旅游文化不但具有改塑自然的功能，还具有发展文化的功能。促进文化交流、加速文化融合、保持文化传承、推进文化转型，是其发展文化功能的主要表现。

1．促进文化交流

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它有助于消除由于长期隔绝而造成的偏见和误解，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旅游文化在多种文化中间的媒介作用，从历代著名游记的文化传播功能便可看得一清二楚。

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阿拉伯旅行家马苏第的《金色草原》、伊本·白图泰的《亚非游记》、英国探险家阿特金逊的《欧亚纪行》、罗伯特·拜伦的《穿行内陆亚洲》，俄国旅行家冈察洛夫的《冈察洛夫环球游记》等，均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当然，旅游文化对文化交流的促进，决不局限于游记一个途径。旅游文化对文化交流也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旅游宣传对促进文化交流贡献尤多。旅游宣传是旅游企业为了树立形象、开拓客源、吸引消费、提高效益而进行的各种信息传播和情报沟通活动。其手段主要有图文、音像、广告、展销等。通过旅游宣传，目的地的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客源地，使客源地居民对目的地文化有了广泛的了解；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蜂拥而至，把他们的文化输往目的地。

2．加速文化融合

旅游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熔炉，不断地融合各种文化，壮大自己；它还是一种文化溶剂，促进不同文化间的融合。文化的交融过程，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旅游文化因其特有的“公共性”，比较容易发挥桥梁和调节作用，减少文化的冲撞和对抗，使不同文化和谐相容。

旅游体验文化是旅游者本族本地文化与旅游目的地，特别是旅游对象“碰撞”的结果，如果所在的旅游地其中既有客源地文化的基因，又有目的地文化的元素，旅游体验文化就能促进两者的融合。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是从近代开始的，其间经历了由全面冲突到局部融合的过程。从全面冲突到局部融合，中国旅游者对西方文化的体验产品——旅游文学功不可没。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明显不同于中土的政治体制与社会风尚，来自封闭帝国的中国近代旅游者，即使最为保守者，也不能不发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当他们以古老的游记体裁或简或详地记录其所观所感时，就注定了这些旅外游记必然要承负起历史反思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成为国人走向世界接受近代文明的重要通道。

3．保持文化传承

旅游文化本身包含了各种人类文化信息，旅游文化自身的传承，也使人类文化得以传承。游记在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游记传承文化，这在一向重视文化传承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游记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文本。中国游记不但包含了哲学、政治、宗教、道德、哲学、民俗等各种不同指向，而且蕴含了中国文化精神与内涵。苏轼的《赤壁赋》可为代表。其中既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道教幻想，又有“方其（指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的政治评论；既有“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学思考，更有“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民族精神。当历代游记作家将其山水情怀与社会洞见连同共有的中国文化情结凝聚于游记作品之中的时候，一部游记文学史也就构成了一部形象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的时代特色如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清代实学，在相应时期的游记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在近代与现代的文化转型中，游记甚至担当起了文化守护与启蒙的使命。通过近现代游记的独特窗口，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西方文化的迅猛东进与中国文化的艰难进展。可以说，没有游记这个载体，中国文化的传承途径也不会这样宽广。

4．推进文化转型

保持文化传统是从文化稳定的角度说的，稳定是文化发展的环节，转型则是文化发展的表征。旅游文化不但保持文化传统，也推进文化整体转型。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旅游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转型同样居功甚伟。《漫游随录》是王韬1867年同理雅各旅欧两年多的见闻结晶。游记反映出王韬认识到西人重实学、中国人尚文章的不同价值取向；勇于承认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进步之处；主张中西文化相互沟通、融合。王韬旅外游记已经突破了前代及同辈中所谓“夷夏之辩”、“体用”或“道器”之争的局限，闪烁着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化启蒙之光。《新大陆游记》是梁启超旅美游记，该书充分肯定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讴歌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检讨了中国文化的不足，鲜明地反映了作者观察美国的独特视角和对美国的深刻认识，它既是维新派代表人物政治观念的散射，又为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和借鉴美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瞿秋白（1899—1935）1920年秋赴苏考察写成的两本游记。游记首次用文艺形式描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真实勾画出十月革命后苏联那种“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图景，热情赞颂和讴歌了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及人民掌握历史命运的伟力。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到中国，国内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游记以其饱满的热情和深邃的思想吸引了大批读者投身到革命的阵营中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红色文化的转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中国近代海外游记起到了先导作用。

（三）推动社会发展

旅游文化不但能够促进文化交流，还能够改变社会观念、导致社会流动、引发社会变迁，重新整合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1．改变社会观念

社会观念亦即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意识。社会观念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对社会的发展有强大的推动或牵制作用。社会观念的转变，需要多种推力的综合运作，旅游文化是其中的推力之一。

整个中世纪，欧洲人都以为基督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是全世界性的，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罗马帝国以外都是野蛮部族。旅游文化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一出，一个非基督教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摆在了欧洲人的面前，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震撼和思索，14世纪和15世纪的思想观念为之一变。思想活跃的欧洲人士思想观念更加活跃，眼光狭隘的保守人士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启蒙。长期以来欧洲流行的“欧洲中心”和“基督教文明至上”等偏见受到冲击，中世纪欧洲人的视野开阔了。16—18世纪，欧洲曾掀起了要不要旅行的跨世纪大讨论。“肯定派”认为，旅行能增加知识、增进人们对事物的了解，旅游对文化素养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到其他国家旅行显然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如果不旅行，我们将会渐渐变成野蛮人。“否定派”认为，年轻人到了意大利，无非是吃喝玩乐，有的还去寻花问柳，弄得不好，又伤财，又伤身。由于各国间已有书籍流通，旅行实无必要。讨论的结果，“肯定派”占了上风，人们的观念为之一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旅游者的行列中来。

旅游文化在改变中国社会观念方面同样有推动之功。中国近代海外游记对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改变就是一例。林针的《西海纪游草》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描写域外世界的诗作。作者在赞扬美国物质文明的同时，对美国的社会现象多有批评，这种物质与精神文明褒贬鲜明的二分法在近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主导着国人的思想。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记述的是他于1904年5月2日至14日在意大利短暂逗留的所见所闻。这部游记以议论见长，他充分运用过去间接得到和直接得到的史地知识，纵横捭阖地畅论中西政俗，继续鼓吹变法主张，又着重不改保皇的底牌。一些思想犹豫的人受此影响，很快转变观念，投入康有为的保皇阵营，鼓噪君主立宪，掀起一股强大的保皇思潮。

2．导致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或地理空间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移动。社会流动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旅游文化对社会流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旅游文化推动了旅游者的流动。旅游者的流动有多种原因，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即是其一。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资源，但它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增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景观创意、旅游传说、旅游文学等都是旅游文化，一旦转化为旅游资源，会直接提高景观的吸引指数。两宋以来，根据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的描述，前往寻幽探胜者史不绝书。湖南的岳阳楼原本名气并不大，不过是地方长官张说公事之余宴请文士的一个所在。宋代名臣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使岳阳楼名声大振，慕名游览者络绎不绝。

作为旅游文化的旅游宣传和旅游服务，也是推动旅游者流动的重要力量。旅游宣传是旅游企业为了树立形象、开拓客源、吸引消费、提高效益而进行的各种信息传播和情报沟通活动。其手段主要有图文、音像、广告、展销等。旅游宣传对旅游流动的影响非常大。

其次，旅游文化推动非旅游者的流动。哥伦布是一位对世界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旅行家。他在推动欧洲加入世界大循环的探险运动中，是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幼年喜读马氏游记，为其宣传所动。这从今天藏在西班牙塞维尔市哥伦布图书馆中的一册《马可·波罗游记》中可以看出来。该书为拉丁译本，他不但阅读过，且于书边的空白处加上很多注解，可见他对于此书研究的热情。其实，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而参与流动的岂止哥伦布，还有其他探险家、航海家，他们欲寻求新航路，以窥探东方的古老文明；基督教士们想到异地去传播基督教义；早期殖民者有之，他们野心勃勃，想以“火”和“剑”趁机掠夺东方世界的黄金和财宝。于是，善恶兼及的欧洲人络绎不绝地奔赴东方世界，促使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流动。从而使西方更进一步地加入到国际大流动之中，并进而使西方成为国际大流动的中心地带，而其他地区则成为这一中心的边缘。

3．引发社会变迁

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社会变迁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包括前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社会人员的流动；狭义的社会变迁特指社会结构的变动，包括社会结构的局部变化和整体转型。旅游文化不但改变社会观念、导致社会流动，还能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旅游文化中，旅游体验文化对社会变迁作用最大。通过对旅游体验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全部旅游体验的视角都是旅游者方面的，而且基于旅游者自己的文化趣味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千方百计提高服务质量，谋求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为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投其所好，提供便捷、周到、优质、舒适的服务。从年轻漂亮的空中小姐到高素质的服务生，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到极具民族特色的民俗舞蹈，处处都体现着强烈的服务意识，既满足和丰富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又使旅游地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悄悄地发生变化，促进旅游地发生全面的变化。

旅游文化对旅游地社会变迁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在对中国四川九寨沟的旅游研究中发现，原本是在旅游活动中出现的某种藏族民俗的模拟活动，经旅游活动的不断再现，竟然复苏成为当地藏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由于当地藏族已经汉化很深，这些民俗的恢复显然有助于他们完善自己的社会结构。与此类似的德国慕尼黑本来是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在旅游文化的推动下，如今的慕尼黑比其他德国老城更具有巴伐利亚的古风，连德国人都相信它是德国文化的“秘密首都”。

当然，旅游文化对旅游地的社会变迁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现代旅游活动中的商品化的服务交易，严重扰乱了传统的亲善待客之道；历史悠久的美术工艺，由于采用了工业生产流程和市民阶层的美学趣味而遭到破坏；地道的民族食品，为了迁就不同游客的胃口和国际卫生标准而蜕变成“游客餐”、“国际餐”；至于某些游客需要的淫乐服务，更是对旅游地区居民道德的严重破坏和对其妇女人权的肆意践踏。旅游业的标准化、集中化和理性化的管理作风，使旅游景点越来越像老家一样；旅游书籍、广告宣传和电视节目的事先演习，加上旅游经验的严格品质管理，也令异域之旅不再向旅游者提供惊喜，旅游介入文化简直就是旅游地社会倒退的元凶。

（四）陶冶人格

人具有追求真、善、美完美人格的理想，旅游文化既是人们追求完美人格的结果，也是实现完美人格的途径。旅游文化主体可以通过旅游体验和旅游介入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增强自己的审美素质，增加各个方面的知识，非旅游文化主体也可以通过分享旅游文化达到同样的目的。种种事实证明，旅游文化具有增长人们的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道德层次和审美修养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也绝不像学者普遍描述的那样仅局限于旅游者。

1．提升道德境界

旅游文化本身包含道德因素，健康的旅游文化有助于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旅游文化中的“比德”思想、孝游观念及宾至如归的服务理念，对旅游文化主体道德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旅游文化同样也能提升非旅游文化主体的道德境界。作为居家者，当他们通过媒介得知有那么多的旅游者自发加入环保行列，仔细拾起别人丢弃的垃圾，主动帮助他人、为他人分忧解难；得知有那么多的旅游从业人员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细心照顾客人，在危难时刻，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机留给别人，他们的道德意识岂能不受冲击、岂能不经洗礼！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发了多少代中国人忧国忧民的情思，有多少中国人在它的熏陶下实现了道德的升华！

2．增强审美修养

旅游文化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拓宽了人们的审美空间，丰富了人们的审美内涵。从旅游文化主体的角度看，旅游文化主体既是美的创造者，也是美的享受者。

对旅游者而言，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登泰山，观日出，看黄河金带，受万山罗拜，会感到超尘脱俗，心中除却一切烦扰，好像自身与大自然一样伟大；进入林海，吸新鲜空气，观参天古木，听泉声鸟语，嗅扑鼻花香，会感到周身通畅，似乎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游故宫，徜徉于千门百户之间，看看那金碧辉煌的大殿、巧夺天工的龙椅，你会为人类的伟大艺术赞叹连连；登长城，漫步于烽火楼台之间，审视那饱经沧桑的巨大墙体、逶迤蜿蜒的雄伟英姿，你会为人类的伟大创造振奋不已。通过景观审美，主体获得畅神和骋怀的审美愉悦，审美能力不断提高。

对旅游从业人员而言，旅游者有审美的需要，要想满足旅游者的审美需要并获得最佳效益，旅游从业人员必须提供美的商品、美的服务。而要提供美的商品、美的服务，旅游从业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素质，只有美的创造，才有美的产品。在不断的美的训练与美的创造中，旅游从业人员的审美修养得以提高。

3．培育科学精神

科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也不同于一般的经验，但它却是建立在一般的知识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务实，而它的培育与旅游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在西方，中世纪前期是神学一统的时代，只有宗教旅行，无所谓旅游文化，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中世纪行将结束，世俗旅游占据上风，旅游文化随之复兴。旅游者源自旅游实践而非宗教教义的知识经验，包括系统科学的知识、各种事实的经验，迅速增长。为了规范并教会人们如何处理这些知识，要求建立一套科学的范式。于是，西奥多·泽温格、希罗尼玛斯·特尔勒、希拉鲁斯·帕克玛尔、雨果·布罗提欧索四个人文主义学者变成了旅行方法学的奠基人。跟随他们后来的学者逐步将旅行研究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个方面：旅行的定义、概念的亚分、反旅行的辩论、医学的忠告、宗教的忠告、实践的忠告、欧洲国家的概况、旅行设备的使用、编撰观察和描述范式。如此的学术规范的建立，促进了经验知识的扩展、提纯和消化。对旅行知识的处理又导致了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院等文化机构的出现。西方的科学精神由此得以复苏。

中国古籍中有相当部分是未经验证的。因此，这些书籍中的所谓知识也就不可避免地有相当部分属于似是而非的。正是看到这一点，早在先秦，孟子便提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到了疑古之风盛行的宋代，一生酷好旅行的陆游，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提出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看法，告诫其子要以“躬行”作为获得真知的主要手段。此后，又形成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认知格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代出现了像李时珍、徐霞客、顾炎武这样一批注重实际调查，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著名科学家、思想家。而由于他们的出现，传统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认知方式事实上受到了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