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学说

第二节　当代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学说

一、“经济成长侍女”的学说

（一）刘易斯的“牵引增长理论”，也称“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依附地位，导致其经济增长受发达国家限制的牵引增长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系统论述。它以三个条件为前提：（1）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原材料；（2）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这也是它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3）一旦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基于此，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外部的国际分工因素决定，而国际分工总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受供给能力不足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结构难以改变，出口数量则取决于发达国家的需求；一旦后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口需求下降，前者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势必放慢；由此引起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将进一步减少发展中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

刘易斯在1979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指出：“较发达国家控制欠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的主要环节是贸易。当较发达国家增长较快时，它们进口的增长速度也加快，而欠发达国家就出口得更多。”⁽⁵³⁾

刘易斯在其论著中也论述了对外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同样具有发动机作用的观点，他把一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分为5个阶段，强调“出口是经济增长第一阶段的发动机”⁽⁵⁴⁾。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扩大出口和总产出，而且可以借助于进出口贸易来改进产业结构，实现工、农业两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⁵⁵⁾。可见，刘易斯除了从出口需求增长角度外，还从经济结构优化角度论证了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着“发动机”的作用。

刘易斯得出了自由贸易不会自动推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结论。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逻辑，不发达国家的无限量的劳动力被卷入世界市场，意味着生产剩余向发达国家的转移，也即阻碍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而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及相应的世界工厂，基于低技术和低技能的特性，往往既缺乏与本地整体经济的关联，又使得相关工资水平低下，后者更进而使得本地的大规模消费市场无法形成，从而又从需求方面压抑了工业化的发展。刘易斯的观点也被称为“牵引增长论”，因为他认为，事实上，北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决定了进口需求的强度，从而对南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起着如同车头（北方）牵引车厢（南方）的作用⁽⁵⁶⁾。因而，刘易斯得出结论：彻底摆脱这种被动依附的途径在于降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对本国的工业实施保护性的政策措施。

（二）克拉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贸易是经济成长侍女”的理论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学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反对意见也频频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贸易是经济增长侍女”的学说。该观点是由英国学者克拉维斯（I. B. Kravis）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

克拉维斯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衡量出口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按照以下一组标准（或其中任何一项）来决定：即（1）出口占本国总产出的比例较大（或份额日益增长）；（2）出口增长后，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随之增大；（3）出口部门本身获得迅速增长并带动其他相关部门增长；（4）外资被吸引到出口部门或由其所支撑的其他工业部门。但他在重新研究了纳克斯论文中的7个样本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后，认为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不符合上述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因此，克拉维斯完全否定了对外贸易主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观点。

克拉维斯通过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58个发展中国家1951－1961年以及1964－1965年的出口情况进行分析，把这些国家分为出口优、中、劣三类。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原因不在于世界市场对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有差别，而主要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精神有较明显的不同。他指出，“某些富有干劲和创新精神的国家在世界市场所占的份额有所增加，而其他国家则有所减少”，由此，他提出了“出口不是增长的发动机，而是增长的侍女”的结论。他强调，出口本身只是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机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改进出口产品的质量与品种，出口才能带动经济增长。其主要理由是：1840－1860年间，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倍，与之相反，1880－1913年间，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因此，克拉维斯提出，关于国际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其说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侍女”。“增长主要是由有利的内部条件引起的，外部需求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其重要程度在各国和各时期也不相同。更可靠和适用性更为广泛的术语应该是贸易扩展只是成功增长的助推器而非增长的发动机”⁽⁵⁷⁾。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国内因素决定的，外部需要只是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额外刺激，这种刺激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言，重要性是不同的，外贸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

克拉维斯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发动机”与“侍女”的争论。

（三）哈根的“有条件的贸易引擎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E·哈根（E·E·Hagen）认为，出口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不是经济增长的侍女，出口是否刺激经济增长，主要看它是否会刺激技术进步以及怎样去刺激技术进步。

哈根认为，出口需求的激增，对于技术较发达的国家，往往是刺激技术创新的信号。通过技术革新后，大大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从而增加收入，使经济迅速增长。他列举了英国的纺织机革新以及马丁炼钢法的发明等例子，指出这些创新都是在（对纺织品、钢等）出口需求激增之前出现的，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出口数量。同时，他又列举了相反的例子，如阿根廷在20世纪初小麦与肉类出口激增，导致收入大增，但由于生产技术没有革新，出口的数量就受到限制，从而没有使其收入增长得更快。玻利维亚的锡及缅甸出口的大米在国际市场需求激增的情况下，由于它们未及时革新技术，也错过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好时机。哈根的结论是“出口既不是增长的发动机，也不是增长的侍女，但是把出口与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时，二者就能够推动一国经济的增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⁵⁸⁾。

（四）纳克斯对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的修正

在20世纪，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通过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而把自己的经济增长率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去。因此，纳克斯本人也改变了看法，他承认，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观点只适用于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由于20世纪各种条件的变化，“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一命题已经不再适用了。

纳克斯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需求要下降；（2）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中，劳务部门所占的比重增加，所以对原料的需求难以赶上生产的增加；（3）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当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时，其食品结构也发生变化，所以它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倾向于减小；（4）发达国家农业开始盛行保护主义；（5）技术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对天然原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小。总之，纳克斯认为，对外贸易传递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再明显了。

二、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国际贸易、技术、经济增长关系

（一）新贸易理论采用规模报酬递增假定下的静态分析模型研究行业内贸易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使用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和Stiglitz，1977）⁽⁵⁹⁾发表的DS模型来研究和解释贸易机制，形成了新贸易理论。以保罗·克鲁格曼（1979）和W·J·Either（1982）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采用规模报酬递增假定下的静态分析模型，致力于对行业内贸易模式的研究。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 Dixit和J.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该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这一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生产中具有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则即使两国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但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的选择获得比较优势。DS模型认为，从生产者方面来讲，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更多，而生产者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条件下，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导致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及价格上升。但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定的，或是一种次优的均衡：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其结论是，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由于国际贸易能使市场规模延伸并覆盖整个世界，使更多的人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因此能更容易地达到均衡。DS模型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在以保罗·克鲁格曼（1979）⁽⁶⁰⁾和W·J·Either（1982）⁽⁶¹⁾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递增是贸易的基础，将以规模递增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与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相区别，新贸易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模型，解决了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贸易模式、特别是行业内贸易模式的决定问题，并把行业内贸易理论和传统的H－O理论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以及国家间进行行业内贸易的动因的局限性。他们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都是一国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

垄断竞争模型⁽⁶²⁾从内部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国际贸易是如何通过规模经济来影响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福利的。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厂商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就意味着垄断厂商在市场足够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控制产量从而控制价格，进而获得超额利润。所以，市场规模的大小就决定了垄断厂商的利润水平。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就是建立在贸易能够扩大市场规模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扩大专业化生产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他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所以，这时即使两国在技术、要素等方面没有差异，规模经济仍为互利性的贸易提供了机会。

相互倾销贸易模型（Reciprocal Dumping Model）是新贸易理论的另一主要理论基础模型。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是布兰德和克鲁格曼（Brander和Krugman，1983）⁽⁶³⁾在“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中提出的。该模型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是降低了，但是从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该产品的价格，那么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却提高了。同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将增加的产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样，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中，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具体来说，寡头垄断厂商如果扩大产量，且在国内市场销售，就会造成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厂商利润的下降。但如果寡头垄断厂商将扩大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即使厂商在国外市场的产品售价低于国内同种产品的市场售价，国内市场的利润也不会下降，由此寡头垄断厂商在国际贸易中既获得了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又享受了超额利润。这样，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具有垄断厂商的国家之间即使在产品技术等各方面没有差异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产业内贸易。

战略性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是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政策主张。1984年，克鲁格曼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⁶⁴⁾一文中证明，在寡头垄断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采取较高的进口关税这种战略性政策来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幼稚产业，当本国市场容量足够大，将会使其获得静态规模经济收益，降低其边际生产成本，在此基础上提高其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的重要命题之一。

加拿大经济学家布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斯潘塞（J. A. Brander和B. J. Spencer）1981年在《加拿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关税和潜在进入的外国垄断利润的来源》，1984年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贸易冲突：关税和卡特尔》⁽⁶⁵⁾，1985年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出口补贴和市场份额的争夺》⁽⁶⁶⁾，在《产业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暗中共谋、自由进入和福利》等一系列文章，在对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最具影响的贸易政策——以出口补贴促进出口，又称利润转移论。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又一重要命题。他们认为，尽管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是最优的选择，但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是不存在的，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占）是经常的、普遍的现象；世界上许多产业都是由为数有限的几个具有市场力量的厂商所左右；如果在本国厂商作出生产决策前，政府采取“干预性”（战略性）贸易政策（如出口补贴）对那些本国重要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提高这些产业领域中的厂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使其有能力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以谋取“经济租”（垄断利润），那么利润从国外厂商向国内厂商的转移会使本国的贸易福利得到提高。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伊顿和格鲁斯曼（J. Eaton and G. M. Grossman）在《经济学季刊杂志》上发表了《最优贸易和寡头垄断的产业政策》⁽⁶⁷⁾一文，该文从经济学角度明确指出了布兰德和斯潘塞贸易政策的脆弱性，认为其中政府干预性的效果都预先设定了一些特殊的假设条件，如在垄断竞争的环境中、生产出的商品具有替代性、市场出清等。要从这样的分析中概括出贸易政策的一般原理是比较困难的，伊顿和格鲁斯曼在该文中分析了寡头垄断下的贸易与产业政策的福利效应，描述了在不同市场结构和条件假设下最优的干预政策，证明了当一个国家只有一家厂商且所有产出都供出口，那么最优政策取决于针对这个国内厂商行动的外国厂商的实际反应和国内厂商相应的反应之间的不同。如果两家厂商展开古诺竞争（即依据对方的产量而确定自己的最优产量），则出口补贴往往是最优政策选择；但如果两家厂商从事伯特兰竞争（即依据对方的价格而确定自己的最优价格），则出口税往往是最优政策选择；当然如果每个厂商的“推测”是“一致的”，即一家厂商的“推测”正好是另一家厂商的实际反应，则自由贸易是最优政策选择。

外部经济论又称技术外溢论，是新贸易理论另一最为重要的政策主张。外部经济论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外部经济存在于厂商的外部但在同一产业的内部，同一产业内部的厂商既相互协作并共同分享信息、管理经验以及“技术溢出”等公共品，又相互竞争。在这种相互协作、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同一产业内部的厂商提高了效率和管理技能，从而又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另一层含义是外部经济应放在全球的范围去讨论。克鲁格曼1983年在《工业国家间贸易的新理论》⁽⁶⁸⁾一文中，在提出技术竞争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总结了外部经济的观点。他指出，假设在某产业中有本国和外国两家厂商，他们都以加大R＆D的投入展开技术竞争的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及开发新产品，则他们对R＆D投入的多少决定了他们以后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哪一国的该产业对R＆D投入得多，则该国就可能率先抢占该产业的制高点。但是，新产品的开发一种可能的结果是自己独享利益，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通过“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使另一家厂商也能获得一部分利益。因此，一国政府应该采取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政策来保护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由此可见，外部经济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此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藉口。

克鲁格曼（1979）⁽⁶⁹⁾用新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林德贸易模式：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后天的绝对优势，因此禀赋条件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反而可能比较大。新贸易理论还解释了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生产力和贸易依存度同时提高以及贸易量比收入增长更快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实际上是以比较优势原理和规模报酬递增原理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作用，其解释力大为提高。新贸易理论也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它认为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国际分工中所内生的绝对优势，而这种国际分工中所内生的绝对优势则是由规模报酬机制引起的。按照新贸易理论，在报酬递增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会更多，所以自由贸易是绝对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出口补贴、临时关税等措施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分工模式使其利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

（二）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间贸易

马库森和斯文森（1985）及戴维斯（Davis，1998）提出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间贸易

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和Svenson，1985）⁽⁷⁰⁾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说明发达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他们研究证明，在两国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相同、产品生产需要两种以上生产要素投入以及不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技术的某种差别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两国贸易中，各国都将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其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的差异也可引起同行业间的产品贸易。他们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用技术差异说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

戴维斯（Davis，1998）⁽⁷¹⁾以两个国家、两种产业研究了技术变动的影响。他假定，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技术略有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比另一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将导致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另一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三、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国际贸易、技术、经济增长关系

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大热点，主要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以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得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予各国互相启发和学习的机会。

（一）内生增长框架下贸易对增长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罗伯特·卢卡斯和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斯科特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认为贸易促进了创新活动，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能引申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技术变动内生化，来研究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新古典模型中，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技术进步被作为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示为扣除劳动和资本所做的贡献之后的余量。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作为内生变量，从而揭示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对增长的共同作用，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进步实际是通过劳动和资本来体现的，体现在劳动中就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体现在资本中就是用更先进的设备替代了旧设备。

该理论认为，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被称为“干中学”；另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被称为技术革新（innovation），它是研究和开发（R＆D）的结果。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外部刺激促进一国的技术变动和经济增长：一方面，无论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通过国际贸易有意无意地将技术传播到别的国家，使别国的生产者逐渐学会和掌握了这些技术；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的相互促进关系将保证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⁷²⁾。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机制在于技术知识的不断积累，这种积累或者来自于投资和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干中学”思路）或者来自于R＆D部门不断地创造新产品（知识创新思路）。因此，其讨论贸易对增长的影响的研究重点是相对于封闭经济而言贸易如何影响一国的知识积累速度。

从“干中学”的角度，根据Frankel－Romer模型⁽⁷³⁾，因为一国的知识积累来源于投资活动，所以其知识存量A和资本的存量水平K成正比例。贸易使得每一个国家面对的是世界的总资本存量，因此，其所拥有的知识存量也远远大于封闭经济体时的拥有量，这样该国的资本的积累程度也因资本边际收益的提高而增加，经济增长得更快，这体现了贸易影响增长的“规模效应”。

从知识创新角度，Aghion和Howitt（1998）⁽⁷⁴⁾通过扩展罗默（1986）⁽⁷⁵⁾的模型，在单部门（只存在唯一的最终品生产部门）框架下规范地分析了在两个相似国家（资源禀赋相同）中贸易影响增长的一般机制。首先，根据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可知，进行模仿和重复生产是无效率的，因此，参与贸易的各国中间品厂商不会提供重复的中间产品。假定各国的R＆D活动水平保持不变，则各国的最终品生产部门可以拥有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投入，由此产生的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各国经济增长率。其次，贸易也将通过刺激R＆D部门投入提高经济增长率。具体而言，在贸易模式下每一个面对更广阔市场的中间品厂商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流，这将使得投入到R＆D活动的资源水平得到提高。再次，如果技术知识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通，各国的中间品厂商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边际成本将出于其可利用世界整体知识储备而得到极大的节约，这也将刺激资源向R＆D活动的投入，提高经济增长率。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积累看作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他在分析国际经济增长问题时，认为知识积累率的高低和由此而来的要素收益率的差异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国际贸易可以促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快积累，使世界总的产出水平提高，进而促使穷国经济迅速发展而缩短与富国之间的差距。罗默把内生创新的模式扩展到包括商品、资本和思想的国际流动，认为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五种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第一是规模收益，贸易的自由化扩展了国内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的有效范围；第二是贸易通过不可避免的国际交换而引起的国家技术外溢来影响一国经济的增长；第三是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消除研究部门的重复工作，以避免资源的浪费；第四是任何自由贸易政策所引起的生产布局和竞争；第五是加速资本的积累。

卢卡斯的建模思想与罗默的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他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他还认为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斯科特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国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迅速发展本国经济。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贸易开放和出口的外部性效应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这一理论认为，出口部门增长的动态生产率效果可以成为部门间现代技术及技术诀窍扩散的催化剂。“与选择了保护贸易立场的国家相比较，那些采用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都获得了更快的增长并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经济福利……不发达国家潜在地处于可从它们的国际联系中获益的最佳位置，因为原则上这些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知识资本的宝库中吸取养分。”⁽⁷⁶⁾

以上机制从正面证明了“一国采取开放经济相对于封闭经济将取得更高的增长率”的命题，这些因素可以理解成贸易带来的“规模效应”。但是，这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首先，技术知识能否在国际间自由流通，其次，Aghion和Howitt（1998）⁽⁷⁷⁾指出贸易对增长也有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可能来源于“竞争效应”，即相对于封闭经济体而言，中间品种类的增加将加剧中间品市场上的竞争，减少中间品厂商进行新产品开发的预期利润；也可能来自于“配置效应”，即贸易令最终品部门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也刺激了要素向最终品生产部门的流入，减少了R＆D部门中的资源投入，这种效应无疑将降低该国的经济增长率。

Aghion和Howitt（1998）⁽⁷⁸⁾指出，贸易对增长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谁更有影响力取决于模型的设置。例如，当最终品生产函数中中间品投入的方式为累加式可分的时候，“竞争效应”为零，而此时“规模效应”和“配置效应”的大小比较取决于技术知识能否在国际间自由流通。如果技术知识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通，那么“规模效应”大于“配置效应”，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反之，则两者恰好相抵，增长率不变。

（二）内生增长框架下贸易模式的动态演进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知识的积累，技术因素同样在贸易模式的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古典贸易模型强调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是国家间的技术差异，新古典贸易模型认为技术差异、禀赋差异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差异同时构成了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但在上述贸易理论中，国家间的技术差异都被视为外生决定。最早考虑将技术差异内生化以及对贸易模式的决定问题的是保罗·克鲁格曼（1987）⁽⁷⁹⁾。其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一方面分析技术差异的形成和动态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模式的演进路径，另一方面考察该过程中贸易对参与国经济增长表现的影响。

1.保罗·克鲁格曼（1987）、卢卡斯（1988）提出“干中学”框架下的贸易模式

保罗·克鲁格曼（1987）考察了李嘉图贸易模式的决定问题，经济体中不同部门的技术水平取决于各自部门中生产经验的积累，而且这种“干中学”效益在国际间的外溢是不完全的。由此，关于生产经验积累水平的初始条件将决定不同国家在不同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以及相应的贸易模式。而且，由于每一国在国际分工中专注于某特定部门的生产，同时该国在此部门的生产率优势将因“干中学”效益不断地得到加强，所以初始条件决定的贸易模式会随着贸易的进行而进一步巩固，贸易模式具有动态的累积性。

保罗·克鲁格曼（1987）⁽⁸⁰⁾首先将动态比较优势与内生技术进步同时内生化，分析了贸易模式的决定问题：部门特定的累计生产经验决定着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而生产经验的积累是通过“干中学”实现的。克鲁格曼引入学习曲线，在产业层次上考虑了动态规模报酬递增，产业中过去积累的产量决定着当前的生产率，即每个产业的生产率取决于经验指数。克鲁格曼进一步在知识国际溢出的情形下分析了一国的经验指数与本国和外国的可贸易品产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可贸易品产量越高，经验指数也就越高。这意味着，动态比较优势（两国的相对生产率）是相对经验指数的函数。即使两国之间的劳动力数量相同，不存在李嘉图意义上的相对成本差异，比较优势也可以由贸易开放程度（经验国际化程度）和可贸易品产量来决定。因此，比较优势是由学习效应的动态演进而形成的，并非一定源于一国的自然禀赋。克鲁格曼对“干中学”效应下动态比较优势的内生决定机制所做的探讨强调的是贸易开放后贸易品产量增加通过学习效应会形成比较优势，但是克鲁格曼的模型没有考虑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的情形，这一工作开始于卢卡斯（1988）的研究。

卢卡斯（1988）⁽⁸¹⁾分析了H－O模型下贸易模式的决定，并进一步讨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假定经济体中存在两个最终产品部门，每一个部门都需要特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人力资本的生产完全作为副产品来自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行为，其增长率取决于该部门的劳动力投入和学习系数，其中，学习系数高的部门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比另一部门快，也就是说，该部门（不妨假定为第一个部门）有着更好的“干中学”效果。模型进一步假定世界由一系列小国家组成，两种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外生给定。卢卡斯指出：一方面，贸易模式取决于贸易前各国人力资本在两个部门中的分配，第一个部门人力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将专业于第一部门的生产，第二个部门人力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将专业于第二部门的生产；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生产的外部性，经济体将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因为不同部门中“干中学”效果的不同，所以专业于第一个部门生产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大于专业于第二个部门生产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卢卡斯（1988）特别强调新产品被不断引入，否则“干中学”效应就无法保证规模报酬递增。卢卡斯（1988）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贸易会造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出口部门）的产出扩张，从而更有利于技术进步，而进口竞争的产业部门则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而不利于技术进步。

可见，通过“干中学”的机制解释国家间贸易模式的动态演进问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一国的技术优势和禀赋优势及由此决定的贸易模式具有动态的累积性。

2.格罗斯曼、赫尔普曼（1991）提出“知识创新”框架下的贸易模式

“干中学”模型把技术进步仅仅作为一种副产品来处理并不符合技术进步的现实机制，相反，从知识创新模型出发来考虑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率的决定问题将更具有解释力。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其建立的GH模型研究了开放条件下贸易与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⁸²⁾认为，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一方面源于贸易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来源于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促进国内资源在物资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他们将产品质量提高模型和H－O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讨论了多个部门、多个投入要素时贸易模式的动态演进和贸易对增长的影响问题，该模型基本上是W. J. Either（1982）的动态扩展，引入了R＆D生产的外部性来代替国民收益作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来源。

考虑两个国家，两种投入要素：非熟练劳动和熟练劳动，假设每个国家都存在最终品生产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家庭（消费者）部门。知识的创新表现为每一种中间品质量的提高。假定的技术产品、中间品和R＆D的生产活动中，投入的非熟练劳动和熟练劳动的比率固定而且其比率依次递减。在贸易框架下，当两国的两种要素禀赋比例相差不大时，均衡状态下两国都将生产一部分的最终品和中间品以及提供与该国生产的中间品种类相适应的R＆D活动，并且此时各国间的要素回报均等。熟练劳动力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将从事更多的R＆D活动、中间品品种的生产以及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并得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两国的福利增长速度相等。当两个国家的两种要素禀赋比例相差较大时，情况将复杂一些。大致而言，这时贸易均衡并不能保证要素收入的均等化，至少一个国家会发现其长期内在高技术品或传统品的生产方面缺乏竞争力。具体而言，只有非熟练劳动力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可能专业于传统品的生产，只有熟练劳动力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可能专业于中间品和高技术品的生产，均衡状态下的贸易模式符合H－O模型，而且后者的生产产出及福利的增长率将无疑大于前者。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的研究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初始的技术优势，则在工资相等的路径上，该国将永远保持这种技术优势，而且最终将集中生产世界所有的R＆D活动，获得更高的产出增长率；在工资不相等的路径上，如果两国的经济规模类似，则世界所有的R＆D活动将逐渐集中于拥有初始技术优势的国家，但是如果处于初始技术劣势的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于技术领先国足够大，则其在提供传统品生产之余还可以将资源投入到R＆D活动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中，由于该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会使得知识的积累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因此，存在该国的技术水平超越原技术领先国的可能，此时贸易模式将发生逆转，而且这种模式会永远保持下去。

3. Alwyn Yougne（1991）提出“有限性干中学”框架下的贸易模式

Stokey（1988）⁽⁸³⁾根据学习效应分析了产品结构的内生变化过程，他从静态角度描述了“干中学”的前向溢出效应大于后向溢出效应的情形，即“干中学”效应所引起的高质量产品成本的下降大于低质量产品成本的下降。Stokey（1991）⁽⁸⁴⁾将该模型进行了开放化处理并强调，发达国家因其在生产经验积累方面具有优势而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在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这从“干中学”角度对弗农的产品周期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是，Stokey（1991）模型并没有将增长纳入一般均衡框架之中。这一任务是由Alwyn Yougne（1991）完成的，后者在Stokey （1988）模型的基础上对卢卡斯（1988）模型进行了扩展，将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学习效率进行了内生化，在“干中学”效应有界性的条件下，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产出结构的内生变化以及内生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过程。

Alwyn Yougne（1991）⁽⁸⁵⁾通过“有限性干中学”模型分析和研究了贸易模式决定和增长问题，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干中学”和技术创新存在着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相对于“干中学”和“知识创新”两种模型而言，Alwyn Yougne的结论更加简明，而且有利于福利分析和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趋同和赶超问题的研究。

在Alwyn Yougne（1991）的模型中，假设劳动力为唯一的投入要素，在最终品部门内，产品按照技术复杂程度由简到繁沿产品轴排列。高技术级别产品的理论最低成本将小于低技术级别产品的理论最低成本，但实际生产成本还受生产经验的影响：随着产品生产经验的积累，该产品的生产成本将不断降低，但这一“干中学”过程在达到该产品的理论最低成本时中止。如果一个产品达到了理论最低成本点，则称其为技术成熟品，只有非技术成熟品的生产才会通过“干中学”效应降低非技术成熟品的生产成本。模型中假定存在两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的技术成熟品相对于后者技术更为复杂。这一框架使得发达国家在技术复杂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相对简单品的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在这一贸易条件下，发达国家将专业于技术复杂品的生产，其生产具有“干中学”效应；发展中国家专业于技术简单品的生产，如果这些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技术成熟品，则参与贸易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将不具备“干中学”效应，如果这些产品中有一部分对其而言是非技术成熟品，则贸易后的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生产活动将具备“干中学”效应。Alwyn Yougne指出，相对于封闭经济，发达国家将肯定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降低。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国之间的技术、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以及贸易模式将是累积性的，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初始技术差距不大而且经济规模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大，则贸易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获得生产的“干中学”效应，还可以超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贸易模式将发生逆转。

可见，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观点一样，Alwyn Yougne（1991）同样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知识的溢出效应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则两国间的贸易模式和增长表现将取决于初始技术差异和经济规模。但是，在福利分析方面，与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得出的复杂结论相比，这里参与贸易将肯定提高发达国家的静态和动态福利水平，并同时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动态福利水平。

4.卢卡斯（1993）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与出口贸易间的关系

克鲁格曼（1987）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作为整体出现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一般意义上的某一产业拥有比较优势，而Stokey、Yougne（1991）以及卢卡斯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这更符合现实情形。卢卡斯（1993）认为，“东亚奇迹”发生的根源就在于，不同经济的不同增长速度是源于其劳动力从简单产品部门向复杂产品部门转移的速度和程度的差异。在“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一国如果能够很好地将资源集中于其现有能力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产品的生产就越容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卢卡斯（1993）认为，“东亚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他特别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对“东亚奇迹”的解释力量，并且指出：“Stokey和Alwyn Yougne解决了如何分析特定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他强调人们可以通过用学习效率的差异来解释增长率的差异。卢卡斯（1993）对Stokey和Alwyn Yougne的国内知识溢出条件下的动态比较优势进行了扩展和应用，一方面，他将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率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贸易之间紧密联系的事实有了理论模型；另一方面，他为“干中学”效应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的解释找到了微观证据。卢卡斯（1993）模型考虑了仅有劳动投入的学习技术，强调经验积累具有规模效应，在他看来，经济就是通过不断生产更优质的产品来获得进步，因为更优质的产品具有更强的“干中学”效应。卢卡斯（1993）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阐述了“东亚奇迹”的发生：“所有创造奇迹的国家都不断向更尖端的产品转移……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或部门必然成功地把劳动力集中到前沿产品的生产上，通过高学习率快速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由此可见他的比较优势思想：当一国工人从简单产品部门转移到复杂产品部门时，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将基于“干中学”效应的动态比较优势结合进经济增长模型，就能解释“东亚奇迹”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之间差异的主要根源。

（三）出口贸易与技术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E·哈根认为，出口需求扩大往往是一个刺激技术创新的信号，从而导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不仅是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这就不仅增加了国民收入，出口产业新技术的外溢效应也会在其他非出口产业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Levin和Raut （1997）探讨了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

（四）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

诺斯（North，1990）认为，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而出口贸易可以促进制度创新，因为一方面出口贸易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效应和“外溢”效应促进整个国家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出口贸易可以促进市场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出口贸易把企业推向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引起竞争强化，迫使国内企业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以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技术外溢带动下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亚那戈娃（Yanagawa）⁽⁸⁶⁾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以及影响国际贸易的国际技术外溢；卢卡斯（Lucas）和克鲁格曼（Krugman）等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转移；鲍尔均和塞克曼（Bodlrin and Sheinkman，1998）⁽⁸⁷⁾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则系统地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并认为，技术外溢作用的结果有可能改变一国原有的比较优势；贝克尔和杨小凯⁽⁸⁸⁾运用分工与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贸易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隐含的演绎逻辑是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循环过程，互动机制内生于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小凯等经济学家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活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等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分支都统一在他们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⁸⁹⁾。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阻碍分工发展的唯一障碍是交易效率，当交易效率提高即改进时，最优分工水平就会随之演进即提高，而经济增长、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他们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及交易效率视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前提。

他们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者—消费者绝对分离的基本假设条件，从全新的视角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思想模型化，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贸易理论的逻辑思路是：每个人既是追求高效率的生产者，也是偏好多样化消费的消费者，他们首先选择专业化水平和专业化方向，之后再做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这就产生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冲突，引入交易效率后，交易效率提高，市场容量扩大，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逐渐发展成一体化市场，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均衡的结果是不断产生最优的分工水平。新兴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者的分工水平内生化，认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原理相同，都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折中，都应立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并用信息不对称揭示了比较利益的由来，而且把人们的视野由原来片面对自然资源、要素价格及规模经济差别的关注扩展到交易制度、产权法律制度等劳动分工的层次。这样，比较优势在内生分工与专业化演进过程中被内生创造和强化，作为分工结果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新兴古典经济学较好地解释了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许多贸易和经济增长现象。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能预见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罗默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则不能预见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而新型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却同时可以预见更多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分工水平低，增长来源于积累的学习效果，经济增长率低而且递减；当学习积累到一定水平，生产率改进，分工演进速度加快，增长率高而且递增，这时经济起飞；当交易效率没有进一步改善导致分工的潜力被耗尽时，增长率又会下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只有不断改进交易效率才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解释林德贸易模式时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一般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如关税、运输费等，即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相对更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较好地解释了要素密度逆转现象，例如里昂惕夫之谜⁽⁹⁰⁾。要素密度逆转现象是指一个国家会违反比较禀赋优势原理出口禀赋资源稀缺产品的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的种类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则此国有可能也生产很多资本品，而且即使该国劳动与资本比率仍比他国高，该国仍可能进口劳动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出口资本密集的消费品。也就是说，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当然，每个国家都会尽量充分利用外生、内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而避免贸易有交易效率比较劣势的产品，当这些比较优势之间有冲突时，一国是进口还是出口某产品，就由该国生产该产品的外生比较劣势是否超过其内生比较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较优势而定。

杨小凯等人用超边际分析将李嘉图模型由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扩展到三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情形，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着比较优势，但也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这取决于该国的交易效率。若其交易效率较低则可能被排除在外。因此，杨小凯认为，这一模型可以调和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争论。克鲁格曼（1994）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将是一个“危险的迷途”⁽⁹¹⁾。萨克斯等人（Sachs，1996）⁽⁹²⁾则持反对态度，他们强调，国际竞争力对改善一个国家的福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小凯等人认为，如果以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来衡量国际竞争力的话，那么这一模型就证实了竞争力的重要性，同时该模型也支持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因为通过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

显然，新兴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及交易效率作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前提，对交易效率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内生交易费用，而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由于制度和习惯等因素对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内生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制度的创设和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看来，之所以有穷国和富国的差别，其主要根源就是富国有一些好制度和习惯能够有效地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而穷国则是缺乏这些有效率的制度和习惯。而在这些制度中，产权制度对减少内生交易费用最为关键。也就是说，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杨小凯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宪政才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因而最终民主宪政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可见，他把宪政框架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

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是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决定经济发展，而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演进的速度，其分工的内生演进过程是一个循环累进的过程，也是内生比较优势的循环累进的过程。因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隐含的演绎逻辑是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循环过程，互动机制内生于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中。虽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未上升为主流地位，但至少提供了解释贸易与增长命题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五、对垂直专业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

（一）Sanyal和Jones（1982）的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

Sanyal和Jones（1982）首次给出了一种包含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两种中间产品（进口品和出口品）和两种最终产品（不可贸易品和可贸易品）的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劳动力可以在不同部门和不同生产阶段中流动，而资本只能在最初的投入阶段中使用，且在部门中具有专用性，因此SJ（1982）⁽⁹³⁾模型中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只发生在中间产品的交换中，且等于国内生产和国内使用之差。SJ的模型建立在严格的生产结构假定基础上，不具有普遍适用性，Kohli（1991）⁽⁹⁴⁾放松了SJ模型中对生产结构的限制，并使模型变得可检验。但在此时，人们对国际贸易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基于比较优势的产品与产品之间交换的基础上，进口中间投入并且出口最终产品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二）Krugman（1995）的半成品与制成品之间的垂直专业化贸易

Krugman（1995）⁽⁹⁵⁾认为，跨国公司使得生产的价值链分割，半成品与制成品之间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其海外子公司加工产品或者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利润。此时，半成品与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意识到，正是这种半成品与制成品之间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Krugman（1995）认为，跨国公司使得生产的价值链分割，生产可以按工序的比较优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而每一阶段生产创造的附加值都会带来贸易总量的增加，因此潜在的贸易量也会增加。

（三）Hummels等（2001）的两阶段垂直专业化模型

Hummels等人（2001）沿用李嘉图连续商品模型，构造了一个一种要素、两个国家的两阶段垂直专业化模型，说明垂直专业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专业化分工和乘数效应两方面。一是一国可以从专业化分工中获得好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乘数效应。在垂直专业化贸易中，配件、零部件和半成品在加工成最终产品并到达消费者之前需要多次通过海关，这就意味着关税对生产成本有倍增效应，因此，垂直专业化贸易能够扩大贸易壁垒降低带来的贸易利得。而从产业的层面来看，垂直分工对产业组织的好处之一是能使新厂商较容易进入市场，即进入障碍较低。因为当生产结构是产品内的垂直分工时，厂商可专注于只从事某一项功能的生产，最小有效规模较小，更容易进入。

综合上述文献，尽管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模型解释有很多种，但在垂直专业化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上，大多数文献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即产业内部因技术差距、要素成本差异所引致的国际垂直分工决定了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产生。垂直专业化贸易迅速扩展的原因则基于以下几个方面：（1）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2）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的下降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3）新兴市场的出现。

六、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贸易与增长观

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验事实的判断，发展经济学承认外贸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但认为外贸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外贸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

R.阿普尔亚德和J.菲尔德认为，外贸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缺陷会导致私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于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由此，依靠市场价格配置资源可能会导致的贸易方式与相对社会成本或该国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都不一致；由于不同商品或部门在经济整体范围内的生产关联度各不相同，不同商品的出口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总体效应也将各有不同；国际市场力量不均衡，导致这些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增加收入没有相应增加；多国公司（MNC）转移定价机制行为亦能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对付TOT长期恶化的政策建议等⁽⁹⁶⁾。同时，发展经济学也承认，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速度主要倚赖国内条件，国际贸易仍对其发展进程起很大促进作用。但由于不尽如人意的供求环境，我们不能指望今日的国际贸易仍像19世纪那些新定居地一样成为发展动力，然而，贸易仍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