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发展

第四节　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发展

所有经济理论都会经历一个由逻辑实证到经验实证的发展历程，因为逻辑内省过程需要经验事实的验证才会成为一般理论。从上述产品内分工理论发展阶段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之前，产品内分工的经验实证研究很是缺乏，这种同国逻辑推理而形成的模型是否符合现实经济现实成为一些经济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芬斯切和汉森（Feenstra，1998）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数值作为产品内贸易的指标，计算进口中间投入品数值的方法是：先将一国某个产业购买的每种类型的投入品价值乘以对应的各类型投入品的进口份额，累加后得出该产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值；然后再对所有产业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相加，就可得出该国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总价值。弋茨（Yeats，1998）针对现有SITC分类方法对统计产品内分工贸易研究的缺陷，设计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统计“全球生产分享”（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的规模。通过观察“零件和部件贸易”（Trade on parts and components）的增长情况，对产品内分工发展提供了一个度量方法。研究结果发现，一年世界中间产品贸易总额大概是8 000亿美元，相当于至少30%总贸易额；同时，零部件贸易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这比起最终产品缓慢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这说明现代贸易体系下的国家的国际贸易活动和产品生产活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非独立化”特征。沿着这条思路，胡梅尔、拉帕泼德和柯穆依（Hummel，Rapoport＆Kei Mu Yi，1998）利用对垂直专门化系数的核算得到的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垂直分工贸易”（Verticalspecialization-based trade）；并且他们指出，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垂直分工贸易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该研究认为垂直专门化是现代贸易的主要特征，这造成了贸易量计算的难度。由此，运用投入产出表来核算一国贸易中具体的垂直分工度可以减少贸易量核算的误差。核算表明，许多小的国家，垂直专门化可以解释至少50%的贸易量的增加，同时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降低，垂直分工贸易将会继续扩大，垂直分工贸易在21世纪的将来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接着，胡梅尔、艾西和柯穆依（Hummel，Ishii＆Kei Mu Yi，2001）针对前期研究成果的不足，利用投入产出表重新设计了垂直分工度系数的核算方法和理论逻辑。与之前芬斯切和汉森（Feenstra，1998）的分析方法不同的是，胡梅尔等人界定垂直专业化的关键特征是：一国进口的投入品被用于生产该国的出口产品。这一概念强调两个观点：产品的生产至少依次在两个国家完成；在产品的连续生产过程中，加工中的产品至少两次跨越国境。在这种连续生产的过程中，一国从另一国进口产品，将其当作投入品用于本国自己产品的生产，然后再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当最终产品到达最终目的地的时候，这个连续的过程才结束。垂直专业化这一术语就是描绘了这一连续的生产过程。与其相对照，水平专业化是指产品从头至尾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然后进行交换。在不同的国家被垂直地联系在一起时，即国际化生产促使不同的国家专业化分工于产品生产的特定阶段时，国际贸易随着国际化生产的增加而增加。胡梅尔等人明确给出了垂直专业化的三个条件：产品的生产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阶段；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提供了价值增值；至少一个国家在产品的加工阶段中必须使用进口投入品，而且这一使用进口投入品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部分地用于出口。在以上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胡梅尔等人采用10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垂直分工的贸易出口占到这些国家总出口量的21%，1970－1990年20年间，垂直分工贸易增长了30%，垂直分工贸易出口的增长占到了这些国家出口总量增长的30%。在此基础上，柯穆依（Kei Mu Yi，2003）从世界贸易总量急剧增加和世界总体关税水平下降缓慢的“悖论”出发，认为传统李嘉图贸易模型难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的模式问题。基于如此设想，柯穆依建立了一个加入垂直专门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变量因素的动态李嘉图模型，并运用现实世界贸易数据进行模拟，结果显示70%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增长能够被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因素解释。

同时，一些国际贸易学家通过经验分析，探究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具体原因及其主体影响因素。汉森、马塔罗尼和史罗特（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3）重点考察了垂直专门化程度高低的决定因素，即什么是主要影响公司外包业务和进行跨国界生产分享合作的动因。他们利用美国跨国公司的有关数据，分析了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开展的中间品贸易，结论是中间品贸易的规模受贸易成本和要素价格的影响，这一经验和理论与其是相吻合的。斯文森（Swenson，2004）利用外部采购模型（A Model of OAP Outsourcing）在对美国海外加工装配计划研究后认为，无论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当它自身劳动力成本上升时，美国在该国的加工装配活动将增加；相反，当竞争对手劳动成本上升时，它在美国加工装配的份额将下降。而且，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更加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他们通过经验分析的具体结论是：在1980－1990年间，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成本上升10%，它在美国加工装配计划中的份额将下降1.7%，1991－2000年间份额下降幅度将为0.8%。仅从数字上看，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加工转配活动的影响似乎并不如预测的那么大，实则不然，因为前一期每个国家在美国加工装配计划中的平均份额只有4.6%，后一期也只有5.6%。所以在前一期，如果某国的成本上升，将使该国在美国加工装配计划的份额减少37%；在后一时期，也会使该国的加工装配份额减少14%，这说明了各国在美国外包业务中的份额对成本的变化极为敏感。汉森等人（Hanson et al.，2004）也发现了类似的数据结果，即垂直一体化生产网络对劳动成本变化非常敏感，美国的海外子公司更愿意在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低技能的国家开展进口加工装配。

此外，由于中国在近二十年来成为世界加工贸易的第一大国和产品内分工发生最为频繁的国家，很多学者对中国的加工贸易也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它们成为产品内分工理论经验研究文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验证明。首先，汉森和芬斯切（Hanson＆Feenstra，2001）研究了香港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在中国内地的加工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认为，在中国内地加工贸易中，之所以需要香港作为转口中介，是因为采购方和加工方都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通过转口中介，采购方可以得到比在直销情况下更加游离的平均价格和更优质的产品质量，加工者则可以利用中间人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网络，节约信息成本，更好的组织生产。同时，芬斯切和汉森还发现委托人和中间人主要通过转移定价的手段分配大部分的贸易利益；此外，他们还发现汇率、运输成本、税收、贸易壁垒等因素是影响加工贸易规模的主要原因。接着，芬斯切、汉森和林（Feenstra，Hanson＆Lin，2002）还利用香港的转口贸易数据，对香港贸易商和从事外部采购的欧美公司在中国内地加工贸易中的利益所得进行了经验分析。其结论认为，香港中间商在转口中国内地加工贸易时得到了大约25%的加价收益，欧美进口商共计得到中国内地加工出口价值的16%，其中1/3的利益由北美进口商获得，1/4的利益由西欧进口商获得。此外，阿莱西亚（Alessia，2005）通过分析1991年和2001年中国ICT（信息通讯产业）的RCA指数和NET（竞争力）指数，对中国参与ICT产业产品内分工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ICT产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优势明显，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上仍处于劣势，但差距正逐渐缩小。对于研究方法，他指出：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由于一国可能只参与了某产品若干工序的生产，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RCA指数比产业的RCA指数更能反映问题。而且NET指数考虑到了进口的影响，弥补了RCA指数的不足，因而将两者相结合来衡量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更为准确。另外，过去的研究大都基于SITC三位数产品的贸易，这样的分析不能满足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要求，要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区分开来，需要细化到对SITC五位数产品的贸易进行分析。此外，芬斯切（2003）将外包分为垂直一体化和垂直分离化两种形式，分别置于激励理论和产权理论下进行研究，并采用中国的出口加工业1997－199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他将垂直分离化又分为两种形式：两权分离和两权合一（加工厂的所有权和投入品的采购权）。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垂直一体化占6.8%，垂直分离化占43.5%，其中工厂由中方所有、投入品采购权由外方所有的两权分离方式占24.8%，结果支持了产权理论。

在这个阶段，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发展在经验实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的经验实证都是以解释世界贸易量迅速扩张为出发点，引入税收等交易费用制度变量来分析统计数据上贸易扩张的原因。这些研究在研究技术上口径不一，其对于垂直专门化对世界贸易解释程度的研究结果也相异，但是他们都殊途同归地认为，世界范围内垂直专门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中间产品贸易的盛行是世界贸易量激增的主体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产品内分工是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或者说是一种视角介入经验研究的，它的作用仅仅在于被作为变量引入模型，对产品内分工本身演进的研究确很缺乏。所以，这些研究在整体上缺乏对产品内分工基本机理的经验证据，基本上还是传统范式的延续。同时，产品内分工的主体是企业，这使得国际贸易具有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而以企业数据为样本的经验研究更加符合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规范。但是，由于贸易理论的微观基础不足，使得这些经验研究缺少统一的微观基础框架，导致经验研究不够精确和不甚科学。所以，只有更加成熟的具有微观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才能真正提升产品内分工理论相关经验研究的准确性和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