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共同体与东亚社会文化互动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与东亚社会文化互动

一、规范与认知共同体

认同和规范都能改变国家的偏好，那么什么是规范呢？彼特·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把规范定义为：“指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正确行为的共性。在有些情况下，规范起着类似于规则的作用，即确定一个行为体身份，从而发挥着‘建设性作用’，确定采取哪些行动会使相关的其他行为体承认某个特定行为体的身份。”^[26]

玛莎·费丽莫把规范定义为“行为共同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是“集体所持有的行为观念”^[27]。规范是共同拥有的、社会的，它们不仅仅是主体的，而且还是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规范构成了共同体的共享理解和意图。

从规范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来看，规范一般分为两类：规定性规范（regulative norm）和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规定性规范约束行为，规定了适当行为的标准。构成性规范则创造了认同，或者规定行为，或者两者兼有。

建构主义对于规范和认同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国家之间的认同确立了一个起点，但是国家的认同和对规范的接受，却依然受到成本—收益的计算，即国家和个人对于认同的接受和规范的内化是理性的。国家和个人不可能去接受一个对自己有害的认同和规范，当然，国家和个人可能在短期收益上看是对自己不利的，但是它们认为会在长期的收益过程中弥补回来（the shadow of the future）。

规范和认同都有一个生命周期。费丽莫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在《国际规范动态和政治变革》一文中提出了规范有三个生命阶段：出现、扩散和内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行为体、行为体的动机和发生的机制是不同的。参见表6－1。

表6－1　规范的生命周期

第一阶段，国际规范的出现阶段。规范产生了两个主要因素：规范活动家（norm entrepreneurs）和组织平台（organizational platform）。规范活动家一般拥有以下的能力：活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的谈判技巧，执著心，与政治有关行为体的关系等。他们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观念和理念。这些规范活动家就成了规范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动力。规范不同，后面的行为动机也不同。其动机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利他主义动机（altruism）、移情（empathy）和观念承诺（ideational commitment）。利他主义的本质或灵魂是对普遍人性的共同感知，这种感知仅仅是因为我们作为人所共同具有的某些特征，以及所赋予的一定权利。移情（移情相互依赖）指行动者纯粹为了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对本国物质利益和安全毫无裨益^[28]。第二阶段是规范扩散。规范的扩散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国家行为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社会化就是人们通过学习，采用体系中所接受的规范、价值、态度和行为。新的行为体进入新的环境，通过学习和适应，然后把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加以内化。第三阶段，规范的内化。内化是凭借社会化的过程，将已客观化的社会再度注入人的意识。在形成东亚共同体这个规范上，我们认为规范已经被提出来了，正处在规范的扩散阶段，同时也在内化。虽然在理论分析时可以划分，但在实际观察时却有可能三个阶段同时进行。

另一个方面要重视的是认知共同体。认知共同体来自伊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这一术语来自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认知共同体是指拥有一系列共同因果观念（cause－and－effect）和认同一系列共同政策的专家^[29]。

认知共同体研究的另一个角度来自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在她们合著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一书中，她们具体分析了这些跨国活动家（认知共同体）组成的倡议网络。她们认为：“一个跨国倡议网络是由在国际上致力于某一问题的诸多行为体组成的，它们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语言以及经常交流信息和相互帮助。这种网络在价值观念强、信息可靠性差的问题领域中最为常见。它们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信息交流。”^[30]她们把跨国倡议网络的行为体分类为：（1）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研究和倡议组织；（2）地方社会运动；（3）基金会；（4）媒体；（5）教会、商会、消费者组织和知识分子；（6）区域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有关部门；（7）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有关部门。在东亚共同体这个主题上，倡议网络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媒体、区域和国家间政府组织。具体到东亚来说，认知共同体包括各国间的社会智囊团体，东亚的各国国际组织。

例如，2004年8月16—17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了第二届东亚思想库网络（Network of the East Asian Think－Tank简写为NEAT）年会，东亚13个国家的思想库参加了会议。东亚思想库网络是东亚13国领导人会议决定实施的17项短期项目之一，各国思想库的国家协调员（country coordinator）由各国政府指定，参加每年举行的思想库网络会议，并负责协调各国国内的东亚区域合作研究活动。东亚思想库网络这一项目是中国承诺的项目，所以，网络的网站设在中国，由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负责网站以及其他的日常工作，由中国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和泰国法政大学东亚研究所Yupha Klangsuwang所长共同担任中期协调员。东亚思想库网络的宗旨是深入研究东亚各国各个领域中合作的机遇和挑战，为促进东亚合作提供智力支持。自2003年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年会之后，各国关于东亚合作的研究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深入。在曼谷召开的第二届年会设定了5个讨论议题，分别是：（1）走向东亚共同体；（2）经济合作；（3）政治与安全合作；（4）社会文化合作；（5）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同时还就东亚思想库网络的宗旨、任务和工作方式进行了广泛坦诚的讨论。通过了《东亚思想库基本规则和框架》文件。所以，东亚思想库第二届年会反映了东亚合作的积极进程，折射了东亚合作模式的一些明显特征，也提出了东亚合作所面临的问题^[31]。

其中，这些活动家以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来为东亚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活动。

第一，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来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模式、搭建框架，为各种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因为这些活动家都是外交家和学问家，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外交经验，能够为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的问题提供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中国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曾经是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因此目睹了欧盟的建立过程、各种利益的协调场景。因此，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他们的外交才能正好对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这些活动家，作为国家的智囊，能够影响政治家的决策。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上，他们可以间接地对各国的政治家施加一定的影响。他们都是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因此，他们通过影响政治家来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服务。

第三，这些活动家，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他们可以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发表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评论，从而促进各国的民众对东亚共同体的了解，并且通过他们使民众知道东亚共同体建设对自身的益处。

因此，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各国认知共同体的作用需要得到充分发挥。

二、留学生交流和人员往来

在各种社会文化交流中，各国之间留学生的交流是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81.5万人，回国人员为19.8万人，仍在国外的约为62万人，在国外的人中约有43万仍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如果仅就留学日本而言，1978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23人，但到2004年达到了77 713人；1978年以来各类留学日本学生总数累计已超过10万人，学成归国者也已有2万多人。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周边国家的自费留学生，其中来自韩国的学生最多，日本位列第二。从1978年以来，日本到中国的各类留学人员累计也达到了10万多人次。

日本接受留学生迅速增加，2002年达到95 550人，2003年终于突破了10万人的目标，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2003年5月在日外国留学生共计109 508人，其中中国留学生70 814人，占总数的64.7%。2004年5月31日，在日外国留学生达到117 302人，中国留学生占77 713人。据统计，中国人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共计7 000余人，其中约4 000人回国活跃于各个领域，约3 000人继续留在日本。在日本授课的中国人教授、副教授和专职讲师共计有1 000人左右。

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02年在中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生为1.60万人，位列韩国的3.61万人之后居第二位，但是与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数量相比，差距很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基数人口很大^[32]。

中日两国人员往来非常频繁。2004年两国人员往来达到了近400万，每天有1万多人在中国和日本的上空飞来飞去。目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在语言学校的学生）就有12万。这恰恰是支撑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仅是两国政府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的问题。为扩大两国文化领域以及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中日两国正就设立总额达数十亿日元的新基金进行协商。新基金的成立正是中日两国有识之士采取实际行动促进民间交流的具体体现。新基金的总额将达到50亿日元，中日两国各自分担25亿日元，借此每年可进行约100人次的人员交流。“新基金”倡导者是“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该组织的宗旨就是在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民间交流方面为两国政府提供决策建议。

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问题上，双方确定了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等十大重点合作领域。在执法、青年交流、非传统安全等20多个领域也开展了广泛合作。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农业、信息通信、非传统安全领域、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交通、文化6个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设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和中国—东盟卫生合作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东盟领域合作。东盟10国均已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双方互为主要旅游客源对象。2005年，双方人员往来达659.42万人次。

三、东亚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

价值观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东亚价值观是指东亚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对价值进行判断的基本观点。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问题，它是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文化规范性的集中体现。一般人们所说的“亚洲价值观”，更多是指东亚价值观。东亚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是重家庭、重社会、重人伦。东亚价值观不仅是个文化概念，同时也是个地缘政治概念。它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东方文化与价值体系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与价值系统，它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并把人的价值实现寄托于道德的完善上。

二是对“集体价值”的认同。“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这是东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表明了东亚社会注重集体的价值取向。东亚价值观中之所以存在着泛道德倾向，说到底，还是因为重视“集体”的缘故，这一点在日本表现得也很明显。

三是“和合”精神的倡导。“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和谐”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价值原则。自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就倡导“和合”精神。和合就能达到和谐，和谐就能达到团结。它不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也是朝鲜与日本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之一。21世纪的东亚各国需要彼此和谐相处，而共同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又将为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与今天东亚各国之间所形成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关系是未来东亚一体化的基础^[33]。

因此，东亚共同体的成长需要东亚文化的支撑，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也有利于东亚文化的“普遍主义”的发展。东亚一体化进程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东亚文化也将进入一个更为发展的时期。而“文化东亚”是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但是东亚文化并不只是儒家文化，而是各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东亚文化共同体中就只有儒家文化。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儒家文化只是东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为东亚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一种文化的促进作用。因此，东亚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

东亚是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交会融合之地。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三大文化互相影响，各自的面貌都有改变，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化的因子，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超过了它们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同点。比如，佛教文化不仅在东南亚部分国家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对于中日韩都有巨大影响。在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影响下，伊斯兰文化在东亚的形态与在阿拉伯半岛很不一样，虽然基本的教义不变，但文化表现和解释不同。阿拉伯强调部落、部族，而东南亚则强调家庭、家族，孝敬父母，尊重国家社稷，注重教育。阿拉伯崇尚武力和血亲复仇，而东亚则推崇和谐和平。东亚各国的文化有许多共同的偏向，主要是社会和谐，由家族而产生的集团主义，重视教育，尊重权威，它不仅影响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也产生了东亚特色的政治文化。东亚国家学习和吸收西方的价值观，仍然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就像光线经过玻璃而折射出来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也不断更新与改造，体现出新的形态。在此基础上，东亚精英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的共同性。

美国新闻总署原官员戴维·希区柯克曾于1994年对美国和东亚各界精英进行过问卷调查，选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6个社会价值和5个个人价值。东亚认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顺序如下：（1）社会秩序；（2）社会和谐；（3）保证官员的可靠性；（4）接受新思想；（5）出版自由；（6）尊重权威。而美国的顺序则是：（1）出版自由；（2）个人权利；（3）个人自由；（4）公开辩论；（5）为自己考虑；（6）官员的可靠性。显然，东亚更重视秩序、和谐、权威，而美国更强调个人权利、公开辩论和出版自由。而在最重要的个人价值中，“对他人尽责”，东亚的选择高达39%；而美国只有19%。59%的美国人选择“个人成就”，而只有33%的东亚人选择它。69%的东亚人强调尊重学问，只有15%的美国人赞同。48%的东亚人强调自律，只有22%的美国人赞同。不少的调查都反映出，东亚有共同的或类似的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较大。这是东亚认同的文化根源。这里的认同就是一种自我对他者的反射式的认同。

东亚文化认同还在中、日、韩青年身上得到了体现，并没有因为国家的现代化而完全改变。中、日、韩三国学者曾对青年价值观做过调查，结果也很有意思。三国青年的价值观已经有明显的现代化取向，例如，传统的夫唱妇随式的家庭，三国青年的认可程度都在10%以下；认为代际关系应当像朋友的，超过50%；认为政治应交给政治家去管的，低于20%；认为应经常向有权威的人表示敬意的，低于25%。与此同时，传统的儒家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有77%以上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或比较自豪，80%的人非常强烈或比较强烈地愿为国效劳。当回答如果有外国人搬来做邻居，大部分回答是欢迎的，说明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开放性，但在处理国家对外关系时应取什么态度时，中国和韩国有更多的人选择国家利益，而日本选择世界利益的比例最高。三国青年中有80%以上的人主张继承传统民族文化，但并不与西方文化为敌^[34]。

在对其他国家的好恶感觉上，亦可清楚地表明当代日本人的对外关系取向及国际意识。相关舆论调查结果表明：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喜欢的国家依次是：瑞士（33.1%）、美国（31.1%）、英国（24.6%）、法国（24.2%）、联邦德国（14.7%），另有39.3%的人表示没有特别喜欢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中排位第一的仍然是瑞士，且比例达到了50%以上，第二位以后依次是：美国（33.2%）、澳大利亚（30.9%）、法国（29.7%）、加拿大（25.9%）、英国（25%），说明小而富裕且是中立国的国家模式一直是日本人的理想和最爱，日本民众以“和平主义”为取向在对瑞士的偏爱上反映得十分明显。但到了90年代，日本人的国际意识发生了深刻且微妙的变化，对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且在IT等高科技领域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的偏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美国首次在日本人所信赖的国度中拔得头筹。1998年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是美国的日本人的比例高达43.9%，第二位以下的国家依次为：英国（35.3%）、法国（25%）、澳大利亚（21.9%）、瑞士（21.2%）、加拿大（20.3%）。中国排在韩国之前占11.2%，韩国占9.7%。另一项相关调查进一步揭示了日本复杂的主流国家认识：在21世纪将起到世界领导作用的国家的选项中，高达55.5%的人认为是美国，占第二位的是中国，但所占比例只有9.5%。占第三位以下的依次为：欧盟（8.8%）、联合国（7.5%）、日本（4.9%）、俄罗斯（0.1%）。这个调查结果可以说十分准确地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界、学术界、思想舆论界对美国的敬畏、追崇乃至以美国为新的赶超样板的大国民族主义意识，以及对经济持续增长、国力迅速增强的中国的敬畏及不安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