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六章　东亚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本章主要是从东亚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东亚的合作意识。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合作的含义，较为通行的解释来自基欧汉。基欧汉把合作、和谐和纷争区分开来，认为“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而“合作需要通过谈判的过程（即我们常说的政策协调）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并不是处于现在的和谐状态）变得相互一致起来。”“纷争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各国政府视彼此的政策为达到它们目标的障碍，并认为各自对政策协调上的限制因素都负有责任。”^[1]

我们试图利用建构主义理论关于认同和规范的理论来解释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因为认同和规范对于东亚合作、东亚共同体的形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建构主义是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满基础上产生的。建构主义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重要的区别：（1）本体论上的差别。“对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差别，一般的理解是这种差别涉及本体论的，是与国际体系由什么‘内容’构成的这个问题有关。”^[2]建构主义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把国际关系探讨的对象由物质事实（material facts）转向社会事实（social facts）。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研究国际关系中采取的本体论基础是物质主义的，而建构主义则是理念主义的。（2）方法论上的差别。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坚持个人主义的方法，这可以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看出，两者都是从经济学中吸取营养，前者采取与微观经济学的对比来建构国际政治理论，后者是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借来概念和工具分析国际制度。而经济学坚持的是个人主义方法。建构主义则打破这种方法，主张整体的方法论。因此，建构主义从这两个方向出发，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以亚历山大·温特和玛莎·费丽莫等为代表。建构主义关心的内容博大，我们这里所要关心的只是国家的偏好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合作十分关键。

因此，本章余下部分首先试图分析东亚地区中、日、韩和东盟对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及其社会基础。第二节试图分析规范的作用，东亚的认同可能更要从规范的角度来认识，试图分析规范的含义、认知共同体和国际组织对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作用。本章的最后部分进行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