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国际传播领域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二、未来国际传播领域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一）国际传播的主体研究

上面我们提到在未来的国际传播领域中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会明显增多。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由国家举办的国际传播工具如VOA、BBC、德国之声电视台、法兰西国际电视台等了解信息之外，人们还将可以通过不断发展的私营国际传播媒介、个人和组织在互联网络上的站点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说，在未来的国际传播领域中，发布国际传播信息的渠道将会很多，国际传播的主体将会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其对于国际传播领域带来的问题也是复杂的。

1.国家

国家仍将是国际传播的一大主体。国际传播一向被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将来国家也不会轻易放弃对它的使用。虽然，由国家开办的国际传播媒体传达的信息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比例下降了，但其作用决不应该被小视。信息数量比例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它会削弱对国际传播受众的影响力。在发布国际传播信息中，由于它具有先发的信息强势，且有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作保证，国家作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组织仍将成为极具号召力的媒体。举个例子，当你在超级市场上购物，面对应接不暇的同类商品且价格相差无几时，往往会选择有产品知名度的商品。当人们在未来的国际传播领域面对无数的国际信息传播的来源（互联网能够提供无数的网址）时，他们往往也会选择像BBC、VOA、NHK等具有相当实力的“明星媒体”。可以肯定，在未来的信息传播中，国家开办的国际传播媒体仍然是最具实施力与辐射力的信息源。

2.跨国公司

主要产生于西方的媒体跨国公司即我们常说的传播媒体帝国将成为另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传播主体。随着国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国际传播能够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未来国际传播之于人们的生活，就会像水和空气之于生命一样。换句话说，正因为它在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国际传播领域将会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因此通过成立媒体来谋求商业利润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庞大的传播媒体帝国出现。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这些跨国传播媒体往往拥有非同一般的传播实力，其中许多媒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组织。这一点我们只要关注一下默多克和特纳的传播媒介组织的发展，就可以得到印证。

“新的全球性传播媒介从根本上说来都是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企业”^[20]。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国家的国际传播组织的信息传播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也很浓厚，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正如美国人杰里尔·A·罗赛蒂说的那样，“记者们无论如何努力地力求客观，仍将受到它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21]。这些主要是产生在西方的传播媒介帝国在信息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西方的价值观。在报道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时，它们往往表现出西方式的傲慢与偏见。传播学者M·P·安德森在1959年说过：“传播是我们了解别人并进而使自己被别人了解的过程。”^[22]在科索沃危机中，这些私营跨国媒介帝国的表现给了我们一次了解它们的难得机会。以CNN、STARTV为代表的私营跨国媒介组织在整起事件的报道中与西方政府的声音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这让我们在了解了它们对事件立场的同时，更让我们理解了它们的西方价值观下的“客观、公正性”报道的本质。

在将来，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CNN将会与STAR TV、SKYWORLD争夺全球的观众，而YAHOO（雅虎）也会与LYCOS、AOL（美国在线）竞争网民。但可以想见，这将是一场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意见一致的竞争”。

3.个人和组织

1998年1月17日深夜，一个名叫麦特·德拉吉——独立于任何新闻机构之外的自由撰稿人，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白宫，一个叫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女人与美国总统在他椭圆形的办公室内发生了婚外性关系。”^[23]这是最早发布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性丑闻的消息。这一消息不是发布在国家举办的国际传播媒体上或是私营跨国传播媒体上，而是发布在互联网上麦特·德拉吉的个人网页上。事后全美舆论对此表示震惊，纷纷将麦的行为称为“麦特·德拉吉现象”。对于他们而言，麦特·德拉吉的行为昭示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个人的信息传播很容易转变为大众信息传播。换个角度讲，国际传播主体的研究也逐渐开始不仅指向国家、跨国公司，还转向个人和组织，国际传播观察的视角更加广泛了。

在未来以互联网为主力的国际传播新时代，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将可能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麦特·德拉吉。“那种被称为大媒介和微小个人的日子似乎正接近于终结。媒介不再是那么无法参与和深奥莫测的了”^[24]。借助于越来越完善的网络技术，个人和一些弱小的团体将打破媒介的神秘面纱，通过自己的互联网站点和主页向全世界的网民发布新闻，成为向大众发布信息的“麦特·德拉吉”媒体。借助于飞速发展的传播技术，他们将会大规模地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从而也会是未来国际传播中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主体。通过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布”、“出版”自己的新闻。除了“德拉吉现象”外，这在科索沃事件中也已初见端倪。当北约开始对南联盟进行轰炸后不久，CNN、ABC、欧洲电视网等西方媒体被禁止在南斯拉夫对北约轰炸、科索沃热点新闻进行实况报道，南斯拉夫的国家电台又惨遭北约轰炸而被封杀。此时一个名叫Sava Janjic的Decani修道院的修道士挑起了此间即时新闻报道的重任，通过互联网向国内外滚动播出被北约轰炸下的这一地区的情况，Sava Janjic的网站成为当时最热门的个人网站。这个主题为“呼吁和平”的个人网站在轰炸期间成功地向国外报道了南斯拉夫发生的真实情况。在此次国际传播行为中，Sava Janjic的这个网站——www.decaniyunet.com扮演了国际传播媒介的角色，而Sava Janjic则无疑是国际传播的主体^[25]。

互联网络使任何个人和小组织能够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这在传播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对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言也意义重大。相信在未来的信息时代中，他们将组成一股较强大的民间力量，承担实现各民族之间真诚交流、维护和平、伸张正义的重任。

（二）国际传播关系的前瞻与对策

国际传播被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外交政策的一条臂膀。运用国际传播在全球进行软征服在将来仍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政策；而未来国际传播领域占有较强影响力的传播媒体帝国，也将会继续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些都将意味着未来国际传播领域中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平等的状况。虽然，从理论上讲，互联网络使传播方式朝着普及化（任何个人、组织都可能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民主化（国际传播领域的信息控制受削弱、获得的信息传播途径增加）的方向发展。广大民众作为个人获得了低价高效的民主化、交互式传播工具；但另一方面，在全球传播中信息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媒体集团则如虎添翼，更有影响力、更有穿透力、更容易在国际传播中一统天下。在与发达国家具有的经济、技术、信息上的强大优势的对抗中，不仅个人或弱小组织的力量，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未来国际传播关系的事实是：客观上，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传统优势不会轻易丧失；主观上，发达国家也不会轻易让这种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优势轻易丧失。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传播不平衡、不平等的状况将长期存在。

国际传播的实力是建立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科技实力的基础上的。要打破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不平衡、不平等的状况，继而建立国际传播的新秩序，现实一点说，需要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不断努力，只有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本国的综合国力，这才可能是改变不平衡、不平等状况的根本途径。在当前或将来如果还一再要求发达国家给以他们较多的新闻、文化传播机会，要求发达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那无疑是与虎谋皮。如果只是一味强烈呼吁制定相关的国际法，以限制发达国家的信息霸权、文化侵略的目的，也肯定不会成功。一方面，西方国家不可能会让这样的法律通过；另一方面，即使通过了这样的法律，西方国家也不会遵守。西方在南联盟科索沃公然藐视和践踏国际法的行为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国际传播关系的前景看起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点残酷，但发展中国家除了韬光养晦，放眼将来，努力发展本国的综合国力以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的传播能力外，也决不能就此坐以待毙，听任国际传播关系的恶化，任凭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横行。他们还应寻求更直接的对策以求尽可能改变本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不利地位。

首先，各国应首先考虑如何培养和加强本土人民的文化自觉性以有效地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这是发展中国家传播界改善国际传播领域中地位的前提，也是他们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优势，尤其在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其本土文化应该更具有亲和力，更有可能获得生命力。”^[26]但如何将这种文化优势转变为传播上的优势，用本土本乡的文化击退西方文化的侵蚀，这还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思考和努力。但前提是，我们的传播必须是符合传播规律的、符合受众接受心理的，这样才有可能争取最多的受众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方面、依靠的资金支持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这是一时难以改变的，但如果在传播理念和技巧这些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则是不能容许的。

其次，各国应重视传播力量的建设，在国际传播的硬件和软件上多下功夫，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绝对差距。在硬件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尽可能地加大投入，提高传播的技术装备，购置SNG、直升机、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等这些在国际传播中必要的装备，并在世界各地建立记者站，建立覆盖范围尽可能大的新闻网，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媒体也能及时发回第一手的新闻，准确地将事件的真相报告给国内外的受众，这样就有助于树立起媒体的威信，进而改善他们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地位。在软件建设方面，各国要注意培养外宣的记者队伍，使其具备成功进行对外报道的素质，如娴熟的业务能力、相关的外语能力和对国际事务的辨析能力等。

再次，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网络时代，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以缩短与发达国家国际传播媒体的差距。网络传播技术彻底降低了国际传播的门槛，它不再要求有传统国际传播媒体的复杂、昂贵的设备和巨大的经济耗费，但其功能却要比传统的宣传媒体灵活，效果也好得多。因此，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但又致力于发展国际传播事业的国家而言是个机遇。只要这些国家能够利用其后发优势，重视网络传媒的发展，是完全有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地位的。

（三）国际传播与全球化、国际新秩序的前景

1.国际传播与全球化前景

未来国际传播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全球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其发展将会由于经济信息的全球性实时传播更向前推进。依托于互联网络的国际传播会使各国经济领域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达到最大程度的全球一体化。随着国际传播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功能越来越强大的跨国传播能力将会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地区纷争在它发生的瞬间就会引起全球的重视。在文化方面，随着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从深度和广度上的更进一步，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陌生将会得到最大程度地消除，但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两个相反相成的进程都会加剧，因为文化再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了。

以上这些叙述，排除了其他因素，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了国际传播对于世界的影响，不过考虑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各种现实因素，未来世界的发展会复杂些，我们不能从上文的一般叙述中就推断出世界会走向大同，出现诸如“在阿姆斯特丹舞台上，摩洛哥姑娘在表演泰国拳击；在伦敦，亚洲民歌风靡一时；在美国，中国古老的道家学说、印第安人的古老文化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身穿墨西哥民族服装的希腊男女青年在莫斯科演出杜肯（美国舞蹈家）风格的舞蹈；与此同时，巴黎舞台上正在上演被改编成日本歌舞伎的莎士比亚戏剧”^[27]。这样美妙的场面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可预见的将来。未来国际传播领域中依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平等状况的现实将直接影响到未来全球化的走向，善良的人们的头脑中世界大同式的全球化倒是很可能会被全球的西方化代替。在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中，将会使大部分的国家、文化都有可能被纳入到一个单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并持续产生以下的影响：无处不在的西方的文化传播将充斥着世界。西方的文化产品也将随之深刻地影响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在吃、穿、住，还是行等方面，全世界都可能会烙上深深的西方印记。全球化很可能就变成了西方化的放大。目前西方的文化正在全球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西方的文化经验似乎正出现全球化的趋势。

面对这种征兆，广大发展中国家将要被迫审视全球化进程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而言，也许全球化只是一个陷阱。广大发展中国家真的必须“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要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并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这样他们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28]

2.国际传播与国际新秩序的前景

未来国际传播领域还会长时期存在信息传播不平等、不平衡的状况，国际传播体系仍然将会由西方主导。这样的现实使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全球化前景忧心忡忡，同样也对未来的国际传播将促成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感到不甚乐观。

在未来的国际传播领域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将仍然处于主流的地位。在争取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使用这种传播的优势。事实上美国一直以来就将国际传播作为其外交的一翼，执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试图对全世界进行新形式的殖民。对于文化帝国主义，汉斯·摩根索在其国际政治方面的扛鼎之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一书中写到：“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它的目的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他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者的心灵，那么A国就能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它的优势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其目的而威胁对方或使用军事力量，或施加经济压力；因为A国能够使B国屈从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优越的文化或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进行劝说或诱导，实现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标”^[29]。摩根索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正说清楚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特别青睐文化输出的真实意图。

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将利用国际传播中的新闻信息霸权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在科索沃事件中，北约公然干涉南联盟内政、悍然进行野蛮轰炸，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赤裸裸的强权侵略却冠以人道主义的标记，这一过程中西方媒体利用其在全世界的垄断地位，支配世界舆论，助纣为虐。在这样的信息强权下，如实反映事实真相的声音越来越弱，而为强权辩护的西方媒体却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全世界人民对科索沃问题的理解，甚至改变着他们的看法和态度。科索沃事件中西方传媒的表现和最后产生的效果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认识未来西方信息霸权影响力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把此次事件看成是未来西方信息霸权维护有利于西方国际秩序的预演。在鲜活的例子面前，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国际传播可能促成的国际秩序不抱乐观。

不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国际传播的发展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还会有另一方面的作用。这里笔者还是愿意重申两点。

第一，由于国际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将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渠道，而信息的控制又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这使得国际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意味着任何国际关系中“黑箱操作”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际关系有可能变得更公正合理。

第二，随着国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国际传播能够将亿万人带到全球性的决策过程中。国际传播将像“在过去的一世纪中，一国的领袖被迫在全国舆论的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一样，明天一国的领袖将面对更有分量的全球舆论”^[30]。我们既不过高地评价舆论的作用，但也绝对不能忽视舆论的作用。一种起于民间的强大舆论，将会最终对国际关系中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造成不小的压力，这无疑有利于国际关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霸权可以得逞于一时，公理将获胜于最终。

【注释】

[1]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5页。

[3]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4]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5]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6]黎信：《浅说文化帝国主义》，载《新闻爱好者》2000年第1期，第15页。

[7]丹尼斯·盖施特：《媒体的新秩序——美国电视面临的挑战》，载《庆祝建国50周年电视节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电视台1999年编印，第85页。

[8]德克霍夫：《文化肌肤》，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51页。

[9]Peter R.Monge，＂Communication Theory for a Globalizing World＂，in Judith S.. Trent edt.Communication Views from the helm for the 21st Century，Allyn And Bacon，1998，pp3-7.

[10]廖诗忠、张芝梅编写：《圣经故事》，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1]冯特君：《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2]李少男：《国际传播》，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219页。

[13]李少男：《国际传播》，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222页。

[14]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15]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16]李明水：《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分析、比较与批判》，台湾大华晚报社1985年版，第804页。

[17]Rosenblum，M.Reporting from the Third World，Foreign Affairs.July，1977，P816.

[18]李明水：《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分析、比较与批判》，台湾大华晚报社1985年版，第804页。

[19]钟大年、郭镇之、王纪言主编：《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20]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

[21]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22]《生存，并不仅仅是吃饭》，载《南方周末》1999年9月17日第21版。

[23]新媒体新闻《德拉吉现象》，载http://cjr.sina.com.cn//index.htm。

[24]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页。

[25]《伊妹儿冲破战云》，《天津日报》1999年3月29日。

[26]宋林飞：《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27]黎信：《浅说文化帝国主义》，《新闻爱好者》2000年第1期，第15页。

[28]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29]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30]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