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评价

三、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评价

纵览晚清教育改革，如何站在一个冷静而客观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局势错综复杂，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之下，仓促间出台的改革措施未必能够满足各派人士的需要。然而，在经历了两千年漫长的专制王权社会之后，晚清的教育改革无疑为新生时代带来了一丝曙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既不能过分苛责，需要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又不能任意拔高，以致厚古非今。公正地看待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作用，对于今天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近现代教育立法之源

教育立法是国家教育机关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制定有关教育法规，是国家进行教育管理的一种手段。通过教育立法把教育目标、教育设施、学校制度等以带有强制执行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级教育机关服从国家指导，从而促使教育事业稳定地持续地向前发展。法制化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特征，而要实现教育的法制化，必须以教育立法为开端，通过教育法规的实施得以实现。我国学校制度存在着几千年的历史，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制来规定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协调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的颁布使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独立的较完备的法定学制和我国第一个较完整的教育法规系统，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走向依法治教的开端。

晚清教育改革、教育立法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实业教育、从师范教育到留学教育、从教育行政到学校管理都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其中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为设办各学堂的纲领性文件，涉及学校培养目标、学校系统设备、考试奖惩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奏定学务纲要》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的教育基本法。《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涉及学校教务、礼仪、校园建设等，是当时学校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据，可称之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学校行政管理法。《奏定任用教员章程》则严格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教员的职责、资格及教员基本义务，可以说是我国教育法制史上的第一部教师法。《奏定实习学堂通则》其内容则涉及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学校职责，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法规。此外清政府还出台了各级各类学校法规:普通教育类法规有《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幼儿教育法规有《奏定蒙养院教育章程》、《奏定家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通儒院章程》、《奏定译学馆章程》;师范类教育法规有《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职业教育法规则包括初等、中等、高等农工商学堂章程、《奏定艺徒学堂章程》，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为完备的教育法规系统，对于当时的教育改革和此后中国的教育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立法为我国近代教育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提供了法律依据，推动着我国近代教育走向法制化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促进大众教育与近代思想的传播

传统教育的谬误，就在于它将学校教育径直与科举入仕接轨，倡导“学而优则仕”，从而扭曲了教育精神，扼杀了人的全面发展。尽管近代新教育在废科举前就已出现，但因科举制度的羁绊，发展艰难。人们虽然“竞言开学堂”，但“不知学堂为何事”，即使像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最著名”的大学堂，其情形也相当糟糕，“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者有之”。^[34]

废科举后，新教育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时机。全国各地出现一股兴学热，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群体急剧壮大。1905年各地学堂为8277所，1906年竟达23862所，1907年37888所，1908年47795所，1909年高达59177所，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仍保持在52500所左右。学生人数也剧增。1905年各地学堂学生数为258873人，1906年就增为545338人，1907年猛增为1024988人，1908年上升为1300739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到了辛亥革命前，学生总数高达300万人，是1905年的12倍。即使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学堂。如川西藏族地区，1907年有2所学堂，学生60人;1911年竟发展到200所学堂，学生900人。这样的成绩在这个世代没有正式教育的地区堪称是一大奇迹。^[35]废科举不但促进国内新学堂的发展，而且还促使海外留学活动日趋高涨，留学生群体不断扩大，其中留日学生队伍最庞大，留学欧美的人数也在剧增。

传统的科举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精英教育，教育对象相当狭窄，只有部分男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随着废科举后各级各类学堂的大规模兴办，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向广阔的下层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各地有小学毕业生14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6%，全民识字率也一度高达26%。由于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科举教育被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内容的近代新教育所取代，西方科学知识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课堂并成为教学内容的主体。在当时学校的教学内容中，传统的经典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却占72.9%，^[36]这大大便利了近代新教育的普及，在知识层面为日后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障碍，作好了准备。

(三)加速了传统社会解体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士农工商”为基本成分的社会结构，其中，“士”是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最高、作用最大的阶层，对维持传统社会的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传统社会的维系是以科举制为重要手段的。尽管在传统社会中，“士”所占的比例极小，然而，科举制所带来的社会整合并不是以真正意义上的“士”人数多少为标志的。这种社会整合体现为三个方面:(1)具有士绅身份的知识分子尽管不多，如梁启超所言，“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十人为进士;复于数百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37]然而，在这些具有真正士绅身份的人背后，存在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由于这些读书人信奉儒家思想，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战，受到同一种政治理想的熏染，故无论录取与否，都对一定的社会共识产生重要影响。(2)不可低估的一点是，士子在未登天子堂之前，经历了长期的不参与社会劳动的过程，在此种情况下，其生活显然非由自身所供给，而是由他人所供给。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家族制的影响广泛存在，读书人勤勉读书的根基即在于家族之中。“明清两代，许多景况较坏的家庭甚至无法独立应付科考所需费用，而即使景况稍好的普通家庭，每个家庭最多也只能负担一个读书应举者，其他成员则负责经营生计以供养这个肩负家庭梦想的书生。明代每户大致为5.68口人，清代大致为5.33口人，这就是说一次应考书生实际上大约凝聚着5个人的努力。”^[38]在读书人背后的家族成员，秉承读书人所达成的共识，亦对社会整合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3)当众多读书人及其背后的家族认同某一种政治理想时，其对社会上农、工、商阶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社会中，如此多的人直接或间接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连，个人以其为人生的终级目标，家庭则以之为生活的中心内容，这一切必然要以人们对科举制的认同和对科举价值的崇尚为前提，个人与家庭的整体投入共同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秩序、政治传统本身的服膺与维护。”^[39]

如上所见，科举制所带来的社会整合是以士绅阶层为社会重心的，其中，尽管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并不大，这种流动性亦不足以改变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但是，农、工、商阶层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更倾向于认同科举制及其所带来的阶层流动的合法性，即并不期望改变科举制，而是期望借由科举制所提供的狭小通道成为士阶层的一分子。这种社会状况，乃是以士绅阶层为重心，而农、工、商为外围阶层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科举制所提供的流动途径是从外围向中心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士阶层乃是社会的重心，士阶层的稳定与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

然而，晚清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废除科举制，使得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趋于解体。这首先表现在士绅阶层的解体上。科举制度的废除“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中断了士人阶层的流入源泉，造成了士人阶层的大规模分化，也导致了士人阶层迅速解体。^[40]废科举后，士人以入仕做官为取向的传统路径被杜绝，出现了“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的窘境，因而被迫转换人生道路。他们或投身于军事活动，或置身于农工商业，或投身自由职业，甚至走向下层社会与普通民众为伍，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士人政治取向的变化，这表现在清末各种各样政治团体中皆有士人的身影。在清末立宪派所掌握的谘议局及资政院的16000名议员中，91%的议员都是士绅出身;在同盟会会员中也有81人出身于士绅，《革命人物志》所记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222人出身于士绅。又如广西谘议局选举，在初选的570人中，士人占84.8%，在复选中，64名议员几乎全是有功名的士人。^[41]士人政治思想的同一性与意识形态的同构性的丢失表明了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阶层，这又是士人阶层瓦解的标志。

士人阶层的分化与瓦解进而又促进了近代新知识群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共有科举功名与学校出身。清末新士绅在士绅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有约1/5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以湖北为例，同光年间共有士绅48000余人，但在科举改革过程中因接受新教育而转化成的新士绅有20000人以上，约占士绅总数的43%;而且这些新士绅不论在地位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远远超过旧士绅。^[42]再以湖北为例，他们几乎左右着清末湖北的谘议局，操纵着民初湖北的议院，控制着绝大多数的权力机构。新士绅的出现说明了旧士绅正在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新知识分子，即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后来随着科举改革的深入，新学校的兴起与留学教育的出现，新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壮大，在清王朝灭亡前已发展到20余万人。光是同盟会1905—1907年有出身可考的369名会员中，新型知识分子竟有354人之多，占了近96%。^[43]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这是晚清科举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士绅阶层在经历了强大的冲击与痛苦的裂变过程后，开始了自身的蜕变并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

士绅阶层的解体，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整合。当士绅阶层不再成为社会的重心，反而被边缘化之后，原本由士绅阶层加以整合的社会逐步与国家决裂，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如从前一样“家国同构”，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得以浮出水面。在这种新的关系下，旧的社会重心被否弃，以之为基础而产生的政治认同随之消灭，“旧有精英知识分子日益蜕变，工商业与农业日益隔离。原来结构模式中由外围到中心的流动途径被截断，外围对中心的支持也越来越弱;在外围内部，工商业日趋独立发展，但并没有带动农村经济，反而使‘农’与‘工’、‘商’失去了共同理想以及彼此认可的基础”。^[44]乡绅阶层开始跳出农村，转而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或转向军政，其对农村的社会整合力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势之下，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日趋复杂，其集中表现在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博弈之中。

晚清教育改革后，士绅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考察苏州、常州情况时就感叹，“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45]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之发生了又一个重大的变化。清政府明令设立谘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再加上报纸、杂志、电报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增加，轮船、火车提供的较以前大为便利的交通，使新士绅形成了全国性的集结体。由于预备立宪，清政府放松了对集会结社的限制，他们有机会成立政治团体，一旦有了一致的政治要求，此处一声号召，全国立即呼应。据张朋园对全国21省谘议局总数1643名议员中1288人身份的统计，有生员以上功名的议员占89.13%。而据贺跃夫的研究，有科举功名背景的议员的比例比这还要高，如广东谘议局的94名议员全部都来自士绅阶层，因此贺跃夫推断: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几乎全部来自士绅群体。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他们给自身的定位，从过去的清政权的支持者转变为清政权的合作者，甚至，在“速开国会”的吁请一再被拒之后，他们更成了现政权的尖锐批评者和监督者。辛亥革命的成功，是由革命者发动的，但其最终完成，却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这批士绅。对于君主而言，原有的忠诚体系几近瓦解，由科举制度形成的巨大向心力消散了，昔日最忠诚的子民如今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废科举、兴新学后，许多年轻力壮的青年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有条件的则去国离乡，涉洋留学。所留学国，始于欧美，盛于日本。一时日本成为海外革命宣传的中心，康梁之立宪派与孙中山之革命党，无不将此作为经营反政府活动的基地。留学生前往外国，亲眼目睹所在国之民主政治，亲身感受所在国之富强国势，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其所思所愿，当然与国内的旧传统大相径庭。他们归国以后，无论是入学部、商部或外务部等机构为政府所用，还是宦途受阻游离于主流阶层之外，其总体的特征都是政治态度颇为激进。留学生们大多是主张改革的梁启超的信徒，拒俄运动以后，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这一批新式学生，相比起全国四万万之众的人口来说，所占比例并不算大，但是，他们却是当时社会最活跃的一股势力，代表了新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群体的兴起。他们所发挥的政治能量在日后的预备立宪及民国时期，越来越不可小视。袁世凯之所以倾向维新，成为中外人士眼中有实权的高层官僚之最开明者，很大程度是受了手下一批留美学生的影响。这些留美学生，系由容闳建议派往，归国后为袁世凯所罗致者，包括唐绍仪、梁敦彦、刘玉麟、詹天佑等人。清政府鼓励青年游学，其初衷是为了培养一批精通军事、矿冶、交通、工艺、医学等西学的技术人才，以为朝廷效力，但不久，清政府就惊恐地发现，在新式学堂以及赴洋归国的学生中间，蔓延着一股危险的情绪，“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46]这一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可能受过传统的影响，但现在，他们正日益背离传统。在他们身上，民族主义(排满)和民主主义(立宪)的倾向越来越强烈。“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47]更有激进者，成为日后的革命中坚力量。清政府本望将此辈青年才俊培养成接班人，不想倒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包括废科举在内的这一系列新政改革，带来的却是它绝不希望的后果。

(四)造成社会重心的消失与思想的断层

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打开，而门外的风景亦逐渐映入眼帘。当士人们睁开双眼审视天朝上国之外的雄奇景象时，先为列强的富饶和科技昌明所震惊，后又开始了学习西方制度和理念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很明显的进步意义。正是在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清末的教育改革在重重压力之下得以推行，而如上文所述，教育改革的推行，对推行大众教育、实现思想解放等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对社会进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件。如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乃是社会的重心，农、工、商乃是外围阶层，这种“士”与其他阶层的分野很明显地表现出传统社会的不平等性。然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保障了农、工、商阶层向士阶层流通的渠道，从而使得传统社会的不平等因素得以限制，并且在最大范围内形成了社会共识，达到了社会整合的目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两千余年来的传统社会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超稳定结构，若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中国能否缓慢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期是颇值怀疑的问题。^[48]然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社会整合机制被打破，传统社会的重心丧失，从而使得社会逐步走入一个没有重心而摇摆不定的状况之中。士人阶层的解体，使得“士”日益边缘化，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减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士”日益分解为近代知识分子，并最终向从商和从军两个大方向发展，但无论如何，近代知识分子远远不能发挥士人阶层整合社会的功能，反而与社会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乡绅进入城市经营商业，扩大了城乡的差距，而军化的知识分子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军阀势力的重要助力。凡此种种，都可说是废科举、实行教育改革的负面影响。近代中国一直在试图重建社会重心，然而短期内却始终难以奏效。“我们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都不能有永久性者，依我看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都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不可得。”^[49]中国近代数十年的纷争，与此有着很大的关联。

与社会重心的丧失相适合，清末教育改革还带来了另一个负面影响。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社会一向在封闭的天地中缓慢进化，当清王朝的大门被打开后，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拥而入，而“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50]一些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及优劣，由此爆发了持续多年的中西学战。在这场学战中，从一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的中学节节败退，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当科举制废除、教育改革大行其道时，传统儒家学说的地位进一步受到动摇，以前被奉为圭臬万年不易的教条丧失了统治地位，且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攻击，由此造成了在智识层面上的断层，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混乱。随后十数年间，当对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批判日渐深入，最终导致五四运动中被全盘否定时，传统思想的断层已越来越大。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论争时，心中仍不免有混沌之感。这种对于传统的极度否定，尽管对于历史发展和学习西方先进思想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当自身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都被抹杀后，一个民族应当何去何从就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多年来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的努力，整合民族国家的抗争，在面对断裂的传统时多少有些苍白无力，这是贸然抛却传统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也正是在这场学战之中，先进知识分子日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制度与西方的差距所在。认识到差距所在固然是好事，然而，从废除科举制并进行教育改革之后，士人阶层的解体以及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产生，都对西学的传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西学战之后，知识分子们反思传统制度的落后之处，逐步转向学习西方的思想、制度。但是，由于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思想、制度与西方差距太大，因此认为只有接受西方先进制度方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由此导致了一批早熟的制度决定论者，其中既包括维新派，也包括后来难以忍受预备立宪的慢节奏起而抗争的革命派。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的百年抗争史时，尽管我们对前赴后继的先驱们深怀崇敬之感，但是否就认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随着晚清教育改革的兴起以及随后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而得以改变了呢?这是今天我们仍然要深思的问题。

正如1917年辜鸿铭受聘在北大讲学时所言，“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晚清教育改革对西学的传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成为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先声和动力，社会的表层浪潮汹涌，然而，西方民主、法治、自由等思想是否真正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传统的力量还在多大程度上起着作用?晚清教育改革固然功不可没，但时代所留给我们的课题并不是赞颂，而是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