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

第五章　道德修养

第一节　道德评价

一、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

（一）道德评价

1.道德评价

道德评价是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评价机制，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准则，对人类的行为、品质、情操所作出的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

在社会生活中，凡是有道德关系的地方，总会有道德评价存在。因为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经济利益、政治观点、文化观念或道德意识作为标准去评判别人的思想和行为，审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对其中有道德意义的要判明是善的还是恶的。当人们认为某种思想和行为是善的、道德的，就会加以肯定和赞扬，对自己的这类行为也会在心灵上得到肯定，感到满意或自我赞许；当人们认为某些思想和行为是恶的、不道德的，就会给予否定和贬斥，对自己的这类行为，也会在内心予以否定，感到羞愧。这就是道德评价。

按照道德评价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道德评价活动划分为社会道德评价和自我道德评价两种类型。

社会道德评价，就是一定社会或社会集团中相当数量的人从一定的道德观念、道德体验、道德愿望或倾向出发，在或大或小的社会范围内表达、交流对道德评价客体的善恶判断以及倾向性态度的一种社会性活动。社会道德评价是多种多样、不统一的，其道德标准、观念和评价的具体形式都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自我道德评价，是指行为当事人对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进行善恶判断，表达自己对自己的意识和行为的倾向性态度的心理活动。自我道德评价的进行过程是隐蔽的、不为人们所察觉的，其进行取决于行为当事人的自觉，其依据或标准是行为当事人所具有的道德理念。

社会道德评价和自我道德评价又紧密联系，相互交流、渗透、印证和影响，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促进，推动社会道德进步和人道德品质的提高。

2.道德评价的特点

“评价”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价值认定方式，除道德评价外，诸如经济考察、政治判断、司法裁定、成果鉴定、艺术鉴赏等都有相类似的价值认定行为。与它们相比较，道德评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在评价对象上，道德评价是以他人或个人的道德行为或情操为对象。道德评价是对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或观念的各方面进行评价，不具备道德意义的内容，则属于其他社会评价对象。

第二，在评价标准上，道德评价以善恶范畴作为评价的基本标准。在一定道德体系中进行的道德评价主要是以某一道德体系对善与恶的具体理解作为标准进行评价。

第三，在评价方式上，道德评价是以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等方式进行的。社会道德评价，犹如社会上的法律审判，可以看做是“公审”；个人凭借良心或内心信念的自我道德评价，可以看做是“自审”。对人们行为善恶的判定过程，也就是对其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而人对自己行为善恶的判定过程，实际上是自我修养过程。它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懂得什么是善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使人们懂得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从而促进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可见，道德评价是个人道德观念、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道德评价的标准

道德评价就是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品质和情操作美恶判断。在道德评价中，人们常作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崇高与卑贱、光荣与耻辱等等判断，来确认道德价值。这其中善与恶是最基本的准则、最一般的概念、最广泛的评价标准，其他评价都可以归结为善或恶的判断。凡道德的行为、品质、情操都是善的，凡不道德的都是恶的，道德评价就是给善者以褒扬，给恶者以贬抑。

那么，道德评价有没有一个善恶标准，特别是这个善恶标准是什么，这却是古今中外思想史上众说纷纭的。

中国古代的庄子，片面地夸大了善恶的相对性，认为人们对善恶的评价都是主观的好恶。他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义”、“利”之争，其实就是善恶标准之争。孔子、孟子主张以“义”为善恶标准。孔子用义利区分君子与小人，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以义利区分圣贤与“强盗”，“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而墨家则视利为善，所谓“利所得而善也”，“害所得而恶也”。

在欧洲，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知识和理念作为善恶标准。苏格拉底提出“道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说：“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识”。知识愈多就愈善；反之，就是恶。伊壁鸠鲁则主张以是否使人获得快乐、幸福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他这个主张为近代许多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和费尔巴哈等所继承和发展。费尔巴哈认为：“善就是与人对于幸福的追求相适应的东西，恶就是显然和这种追求相反的东西”。中世纪的神学鼓吹“原罪论”，认为人生来有罪，都是恶的，只有上帝才是善的化身。近代德国的康德则从“绝对命令”出发作为善的标准。

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善恶标准的具体说法尽管不同，但却都是从抽象的善恶观念出发，宣扬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善恶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评价的善恶标准是具体的、历史的，与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的。

第一，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善恶标准，在阶级社会中善恶标准有明显的阶级性。人们进行道德评价的善恶标准是由人们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所凝铸成的，而道德原则和规范是由经济关系体现的利益所决定的。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利益要求不同，因而善恶标准也不同。在阶级社会中，善恶主要是以行为者所属阶级的利益要求来判断的。

同样，无产阶级由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决定，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热爱劳动、忠诚老实等。因此，为了正确地进行道德评价，既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又要全面理解并遵循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又应指出，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人们生活在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因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共同利益，也就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善恶观念，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从而有人们判断善恶的共同标准，也可以说善恶标准的共同性或全民性。

第二，善恶标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善恶观念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关系，另外，各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习俗对它也有重大影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善恶观念也不同，并随之变化。恩格斯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论断。

第三，从根本上说，善恶应以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有利还是有害作为客观标准。强调由利益关系决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评价善恶的标准，因而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和群体性，并且随时代变迁和民族不同而不同，那么，善恶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呢？

凡是符合社会历史进步要求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或道德行为、道德品质就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各阶级或不同民族的人们基于不同利益判断善恶的标准虽有不同甚至对立，然而从根本上要看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判断其善恶。由此来看，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的经济关系及其道德原则和规范，是野蛮的、粗暴的、肮脏的，似乎是“恶”的，但在他们产生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更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应予肯定，是善的。这样把对善恶理解与道德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了。

总之，道德评价的善恶标准不仅具有群体性（在阶级社会主要是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而且具有客观性、绝对性，是主观与客观、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制约道德评价善恶判断标准的三个方面不是平列的，而是分层次的。其中，道德原则和规范是由利益规定而直接使用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影响则是历史地发生作用并贯彻在道德原则和规范之中的；而在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作用，则是从根本上、本质上来判断善恶的标准。

道德标准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与此相应，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就要看行为符合哪个层次的标准，据以作出善恶判断。“不准”是道德标准的第一个层次，“应该”是道德标准的第二个层次，“提倡”是道德标准的第三个层次。

道德的不合理性与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存在于阶级社会。道德上应加以谴责的事，在历史的发展中却是必然的。历史决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善恶，历史标准决定道德标准。

道德标准不完全受制于历史标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正是道德具有的理想性、观念性，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尽管某些现象在历史评价上得到认可，比如特定时期的某种“恶”曾起过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恶毕竟是恶，决不能因此成为善。

二、道德评价的依据

解决道德评价的标准，只是解决了道德评价的前提。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必然会发生究竟是根据行为的动机还是根据行为的效果来评价行为的善恶问题，这就是评价行为善恶的依据问题。所谓评价行为善恶的依据，就是在道德评价时，究竟是根据动机还是根据效果的问题。为什么动机和效果会成为评价行为善恶的依据呢？因为，人们的行为总是由一定的动机支配，由行动引起一定结果，在一些情况下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可有的动机未能完全实现，只是部分达到预想的效果，也有的动机不能实现。显然，在动机与效果一致时，容易判断行为善恶；当二者不一致时，究竟如何去判断呢？是根据动机还是根据效果？

在评价善恶依据问题上，伦理思想史上历来存在着动机论和效果论的争论。

唯心主义者片面强调行为的动机，并以此作为道德评价的唯一根据。这是所谓动机论。其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代表是康德。康德认为，评价道德的根据是“善良意志”，“善良意志”之所以是道德的，只因为它本身就是“意愿善良”，而与它能否带来好的后果无关。在他看来，一个人看到小孩落水，只要有救人的善良动机并尽力去抢救，即使没有将小孩救上来，其行为也是道德的；如果是抱着期望小孩的父母报答而去救人的动机，即使把小孩救上来了，其行为也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评论康德这一观点说：“康德只谈‘意志善良’，哪怕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

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功利主义者是效果论的著名代表。功利主义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英国的边沁和穆勒。边沁说：“意向的好坏，要看企图的后果来决定。”穆勒认为，只要某种行为的结果是好的，就是道德的。一个极力从水中把人救起的人，即使他的动机是想得到别人的报酬，但他能救人免于死亡，这无论如何也是道德的。他们都认为，动机本身无所谓善良，效果才是判断道德与否的标准。可见，效果论者认为，只有行为的实际效果才是道德评价的依据。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自先秦开始的义利之争，也包含着在道德评价上是重动机还是重效果之争。如，董仲舒只强调行为的动机而不问效果。他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相反，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陈亮、叶适则认为能达到利或满足利的行为才是道德的。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无论是动机论还是效果论，虽然有一些合理因素，但都把道德行为过程的某一因素绝对化，割裂动机与效果的辩证联系，因而是片面的，不能科学地说明道德评价善恶标准的依据。如果只根据动机来判断善恶，就为那些打着善良旗号而大肆作恶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因为动机毕竟是主观意识，判断动机大多要看行为者的自我表白，可能会把说空话、说假话看成是道德的。如果只根据效果来判断善恶，就会对那些有良好动机而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限制没有收到良好效果的行为一概斥之为恶，也会把那些居心不良、施行小恩小惠的行为视为道德行为。

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效果辩证统一论，科学地解决了道德评价的方法论问题，对正确进行道德评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在总体上既看动机又看效果

对任何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都要既看动机，又看效果，联系动机查效果，透过效果查动机；否则就无法判断行为者的动机究竟是好还是坏，而且在实践上还容易被一些人用所谓“出于好的动机”为自己不好的行为辩护。如果片面强调动机，必然会把头脑的观念当作唯一的实在，把空想当作现实，把主观的善良意志当作客观的准绳，从而陷入唯意志论的泥坑；如果只片面强调效果，不但会把由于客观情况出现难以预见的变化而造成的某些不良效果统统看做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也会把那种“歪打正着”的行为，当做道德的行为加以褒奖。

在动机和效果不相一致的情况下，不能只考察一个方面或一个角度，必须联系动机看效果，透过效果看动机，立足于两者的统一。

（二）根据行为的具体情况有所侧重

在道德评价的各个环节上，应当有不同的侧重。

相对说来，在对行为善恶进行考察时，可以而且应当注重于效果。因为，在动机和效果的善恶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只有首先从调查和研究效果的有益或有害入手，才有可能进一步去研究这一行为的动机是善是恶，从而弄清整个行为的善恶。而在动机和效果的善恶都已分别查实的情况下，判断整个行为的善恶则应把着重点放在动机的善恶上。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把某些由于非责任原因造成的“事与愿违”的行为当作恶的行为，也才可能避免把“歪打正着”的行为当作善的行为。最后，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决不是把二者主观随意地并列起来，而是强调实践及其效果的检验作用。人的内在动机的好坏，只有表现为外部行动，并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人的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过程，如果没有反复的实践和在实践中采取正确的方法，所预期的效果也是难以达到的。在只有善良的动机而没有好的效果的情况下，动机是否善良，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才能检验。

例如，一个医生给人看病，并不会因为有好的愿望而保证每次达到好的结果，一旦发生了医疗事故，不能简单地加以道德上的谴责，而且还要看事情的全过程。如果医生在各方面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并尽力而为，只是因为技术上或某些意外的情况才导致了事故，而在事故后又能严肃对待，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改正，这种情况就不能简单地判断该医生是不道德的。相反，如果事故是由于该医生不负责任，工作马虎造成的，事后又不作自我批评、认真改正，而是竭力推卸责任，那么，无论该医生口头上怎样宣扬自己动机善良，在道德上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为此，当行为的动机和效果都已明确的情况下，对某一行为的判断，应注意其动机，特别是对善心恶果和恶心善果的评价，要侧重于动机的评判。在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状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首先只能注重对效果善恶的调查研究，在弄清效果的好坏以后，才能进一步考察动机的善恶。

（三）全面分析行为的全过程

在动机和效果相背离的情况下，判断效果不好的行为是否出于道德的动机，或者效果好的行为是否出于不道德的动机，都必须通过全面分析行为的全过程来判定。

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还对我们加强锻炼和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时时处处都从好的动机、从对人民对他人有利的动机出发，并努力把这种好的动机变为实际行动，勇于为社会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没有或缺乏这种精神，就会使自己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为人处事不要说难以从好的动机出发，即使有好的动机也会达不到好的效果。其次，掌握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在道德实践中逐步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使自己的好动机达到好效果。最后，为了使好动机产生好效果，还必须精通业务，深入实际，在不断的实践中取得经验，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节　道德修养

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道德活动的两种重要形式。道德教育是促使道德主体养成某种道德的活动，它有不同于其他教育活动的特点和方法，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修养则是道德主体自我道德养成和提高道德境界的活动，它对个人道德生活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坚持正确的教育原则，多渠道、多形式地加强道德教育，大力倡导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并把由外而内的培育和由内而外的养成和提高结合起来，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造就时代新人，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道德教育

（一）道德教育的含义

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社会为了培养合乎需要的理想道德，依据一定的原则规范，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的活动。没有生动活泼、形式多样而又一以贯之的长期道德教育，便没有任何一种道德会在人们的内心生根。道德教育之所以可能的理论依据是人的可塑性。

（二）道德教育的过程

道德教育活动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周围环境三个方面，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互动的过程。教育主体是复杂的，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而且这些方面的教育方向、内容、形式、手段又不是完全一致、相互配合的，甚至是矛盾的；道德教育的环境更是复杂的，既受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影响，又受社会风气及其他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多向的，造成了道德教育本身和外部环境在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受教育者受到的教育是复杂的，不仅有道德教育，还有智育、美育等方面的教育，它们又是相互渗透的，受教育者的思想是多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在矛盾运动中发展，道德教育过程就是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既是接受道德教育的结果，又是个人修养和努力的结果。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辩证统一的过程，与道德品质的构成要素相联系，道德教育过程大致就是形成和提高这些要素的过程，可分为下列五个环节。

第一，提高道德认识。这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一个人在道德上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或者从不能辨别善恶事理，到能够辨别甚至善于辨别善恶事理，这就是他的道德认识的形成和提高。只有掌握了道德知识，提高了道德认识，特别是理性认识，了解道德义务，懂得善恶区分，掌握了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才能正确地对待复杂的道德现象，正确选择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第二，陶冶道德情感。人类的不道德行为有的是出于无知，而有些明确道德认识的人也做不道德的事，这是明知故犯。这里有一个道德情感问题。这个环节的道德教育，就在于使受教育者形成与道德认识相一致的道德情感，或者改变与道德认识相抵触的道德情感。只有具有一定的道德情感，才能产生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践行道德义务的内在动力；只有对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等有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感情，才能选择合乎道德的行为。道德情感以道德认识为基础，但它又是道德认识的深化，比道德认识更稳定。对人的道德行为的影响力也更大。

第三，锻炼道德意志。一个人在一定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支持下，去履行一定的道德义务，并不总是畅通无阻的。相反，他往往需要克服各个方面的困难和阻力。在客观方面，他需要克服现实条件的制约、落后势力的阻挠、错误舆论的非难和亲戚朋友的埋怨等等。在主观方面，他需要克服自身能力的限制、个人欲念的冲突、情绪状态的波动、临场处理问题的失常等等。因此，锻炼人们的道德意志是很重要的。道德意志比道德情感更进了一步，它使人形成遵循道德规范、践行道德义务的坚持不懈、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排除其他道德或社会因素影响和干扰的能力和毅力。道德意志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是建立在对道德原则、规范等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又有强烈的道德情感的支撑，形成了内在的坚持精神，能推动人们克服内心和外界的各种矛盾、困难、阻力，把按照道德动机所决定的道德行为坚持下去。

第四，确立道德信念。人们在接受道德教育和积累生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一定的道德义务要求，逐步达到相应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从而使这种外在要求转化或升华为内心倾向性的、坚定性的、一贯性的要求。这就是道德信念的确立。道德信念使人具有发自内心的对要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真诚信仰和履行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道德信念较之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意志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它是推动人们产生道德行为的强大动力，是促进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并使道德行为表现出坚定性和一贯性。人们一旦树立了某种道德信念，就会自觉地依照它来选择道德行为，特别是建立在科学的道德认识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道德信念就是这样。

第五，养成道德习惯。这是道德教育的最重要环节，也是道德教育的归宿。以上四个环节都是道德品质形成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但还都属于道德意识的范围。道德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更重要的是在明确的道德意识的指导下选择道德行为，并长期坚持、养成道德习惯。道德习惯是一种不需要意志力强制和外来监督的、经常的、稳定的自觉道德行为。养成道德习惯，就能对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从应该遵守到习惯于遵守。

只有形成了道德习惯，才可以说形成了相应的道德品质。看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如何，主要是看其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而人们道德习惯的养成要靠其道德行为不断重复、不断积累才能实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而是艰巨的、长期的。

（三）道德教育的原则

道德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决定了道德教育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一，方向性与现实性相结合。这是道德建设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原则所规定的。坚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向性，就是要进行远大理想教育，大力倡导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并要求社会的先进分子去努力践行，也作为广大群众的努力方向；坚持道德教育的现实性，是指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还存在多种利益关系和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的现实出发，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大力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要求群众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恰当结合起来，遵循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逐步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收到道德教育的应有效果。

第二，言行一致，言传身教。这一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在道德教育中的具体贯彻。它要求把提高人的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与引导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道德认识的获得指导道德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增进道德意识的获得，并把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活动，即道德的“言”与“行”统一起来。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对于教育者来说，要坚持言传与身教的统一，既注重传授道德知识，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注意身体力行，为受教育者树立现实的活生生的道德榜样。这在经常从事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教师和家长那里看得特别清楚，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给学生或孩子以影响，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三，正面教育，积极疏导。一切道德教育都有正面教育和积极疏导两个方面。所谓正面教育，就是塑造教育，根据一定的道德观念，按照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去培养与塑造人们的道德品质。它向人们灌输道德意识，给人的道德行为指示方向。肯定受教育者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中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的长处、优点和积极因素，并促使其发展。同时，运用榜样的力量进行教育，使受教育者从道德榜样身上吸取力量。所谓积极疏导，就是转化教导。对人们道德意识和行为中不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的因素，加以疏通引导，使之转化。它对受教育者的不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批评、规劝、惩戒，使其认识善恶，形成羞耻之心，立志改过。任何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都不是完全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的，都有正确与错误、优点与缺点两方面，都有善与恶的矛盾斗争，因此，都需要在道德教育中把正面教育与积极疏导结合起来。

第四，一般要求和因人施教相结合。所谓一般要求，就是根据道德观念，从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出发，对所有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的一致要求和培养；所谓因人施教，就是从受教育者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群体中，因此，其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总受着时代、社会等的影响，时代和社会也向人们提出了许多共同的道德要求；同时，每一个人总有自己的道德个性，有自己的独特经历，接受道德教育的程度、速度及方式等也各有差异。因此，既要从一定时代、社会、群体和同类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在道德教育时提出一般要求，又要考虑每一个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因人施教，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收到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

第五，各方配合，协调一致。道德教育有多个主体、多条渠道、多种手段和方式，而要达到共同的教育目的，用一定的道德观念及道德原则和规范去塑造人们的道德品质，必须使这些不同的教育主体、渠道、手段和方式等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共同进行教育，避免相互矛盾，彼此抵消；同时，还要把教育坚持下去，避免前后脱节，半途而废，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否则，不仅会抵消教育成效，还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第六，严格要求与尊重信任相结合。这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特有原则。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怎样能够以简单的公式概括我的教育经验的本质时，我就回答说，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严格要求，是各种不同性质的道德教育都试图贯彻的原则，它们各为不同的道德教育目的服务，对受教育者也有不同的态度和手段。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它是指教育者坚定地按照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对受教育者进行认真负责的启发诱导和严格的管理教育，促使其努力践行的教育态度。只有共产主义教育才能做到严格要求与尊重信任教育对象紧密结合。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信任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所特有的，这是一切剥削阶级教育所不具有的。因为，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他们所处的地位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只有尊重与信任受教育者，才能启发他们的自觉性，激发他们去理解和践行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并积极锻炼与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但尊重信任不是娇惯护短、放任自流或只相信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的自然提高，而是保护受教育者的自尊心、自觉性，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充分相信他们接受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能力并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严格要求也不是离格离谱的管卡压，而是指充分地讲理和时时处处要求受教育者认真履行道德义务的精神。总之，尊重信任里面有严格要求，严格要求本身又体现出尊重信任。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这本身正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

第七，树立时代精神与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相结合。一定道德体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根植于时代的各种社会条件中，反映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因此，道德教育也必须以时代需要为己任，用时代精神教育人、塑造人。例如，当前在我国进行道德教育，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反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道德要求。教育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种种道德关系，是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道德教育必须遵循道德发展的规律，继承与发扬一切有价值的优秀历史道德传统，从中汲取营养，这对有着悠久且优秀的道德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说更加重要。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的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道德教育才既有现实性，又有丰厚的传统美德做材料，具有说服力，易于为受教育者所接受。

（四）道德教育的方法

道德教育目的的实现，道德教育原则的贯彻，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而且不同的道德体系、道德原则规定道德教育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也纷繁多样，而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及教育对象等等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传授道德知识和实际锻炼相结合。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在道德教育方法中的贯彻。共产主义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规范不可能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必须进行“灌输”，而且人类的优秀道德遗产，也需要向受教育者传授，所以，传授道德知识才能提高与增强受教育者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的获得与增强是为了指导道德实践活动，也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能加深道德意识的理解与掌握。因此，必须注重道德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语言与行为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转化成人们的内在道德观念，养成道德行为习惯，形成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第二，个人示范和集体影响。个人示范，是指在道德教育中，教育者以自己的道德行为为受教育者树立表率。身教胜于言教，教育者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它使道德教育的说理和“灌输”变成了行为和事实，为受教育者的道德行为提供现实的楷模。凡是要求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道德行为，教育者本人首先具有了并且形成了习惯，这就为受教育者选择这样的行为并培养道德习惯造成了巨大的无形力量。如唐代宰相陆贽所说：“动人以言者，其感必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与此同时，教育者还应把个人的教育变成集体的教育，造成受教育者所在集体的健康、向上的道德氛围。这种良好的道德环境，是集体中每个成员良好道德行为和习惯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同时也使受教育者变成了教育者，相互间的好思想、好品德互相感染、互相学习、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带来道德上的共同进步。

第三，榜样引导和舆论扬抑。榜样引导，是指为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应当怎样或不该怎样提供现实的或历史的具体人物或事例的“样板”。“样板”是各种各样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真人真事也有艺术形象和故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仅为人们的道德品质塑造提供感性形象，尤其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它可以激励人注意道德修养，去恶从善，以至去追求理想道德人格的实现。舆论扬抑，是指运用社会舆论的力量，以褒扬或贬抑的方式，促进人们良好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方法。它可以提倡真、善、美，表彰好人好事，批判和贬斥假、恶、丑和不良现象，对于制止不良行为，扩大社会正气和正面的、先进的道德榜样的影响，有巨大的作用。这种方法把道德评价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并把个别教育扩大为社会教育，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方法。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量事实，深刻地说明能否正确运用这种方法对道德教育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第四，渠道整合和形式多样。道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贯穿于人的一生。其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家庭道德教育是全部道德教育的基础，是一个人最早接受的道德教育，对一个人的道德状况有最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学校道德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对一个人获得道德认识，系统理解道德原则和规范、增强道德信念，并在科学文化知识及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支撑下树立道德理想，以及道德品质的养成有重大作用；社会道德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渠道，它既为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提供社会环境，又以各种方式对人们施加道德影响。社会道德教育既是指“大社会”的，即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风尚、发展走势、文化潮流、人们的道德面貌，以及采取的措施等接受教育的影响，又是指“小社会”的，即大小不等的社区。

从上述道德教育的性质、特征、作用、过程、原则和方法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社会应从时代的要求、形势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根据一定时期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分层次推进，采取恰当的形式、生动活泼的方法，有成效地进行。在全社会的道德教育中，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共青团、工会等群众组织、宣传和文化部门、社区和家庭等有着更为重要的责任，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道德教育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

（五）道德教育的特点

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道德教育占有显著的地位。所谓道德教育，就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根据其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道德影响，促使其道德养成的活动。

自原始社会以来，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教育中，道德教育一直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教育活动，它既受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教育的一般规律的支配，又有自身的特点、自己运动的特殊规律。道德教育主要有以下六个特征。

第一，内容具有广博性。道德教育要收到应有效果。在内容上应当广泛地包括各种社会关系中的道德要求，并尽可能地使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地理解和掌握这些道德要求。如果在道德教育中，专注于某一道德义务要求，那么，受教育者就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良好的道德行为。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表现出不好的行为，或者在几个方面的要求发生冲突时无所适从。当然，道德教育在某一时期、某些场合，是应当突出某一种或某几种道德义务要求的，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等。

第二，环节上具有共时性。在实际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往往需要认识、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习惯这几个环节兼行并进，对受教育者施行教育和影响。因为道德教育的诸环节和人的道德品质构成的诸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共时性，才能使各种品德要素的培养和教育协调一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第三，起点具有多端性。一般来说，按照认识和实践发展的规律，道德应从提高道德认识开始逐步前进，直到养成道德习惯。但这不是固定的统一模式。由于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教育对象的生活经历和道德状况各不相同，构成道德品质的基本要素在不同人身上存在状况各不相同；也由于教育主体的身份、素质等不同，这就决定了道德教育可以有多种开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教育的需要来选择道德教育的起点。既可以先“晓之以理”，也可以先“动之以情”，又可以先“激之以志”，还可以先“促其以信”，也可以先“导之以行”。如对情感淡薄的人，可以从情感教育入手；对意志薄弱的人，可以从意志教育开始，如此等等。另外，既可以从一个开端入手，又可以几个开端同时进行。总之，从何开端，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防止“一刀切”的固定模式。

第四，进程具有重复性。道德教育过程是长期的，教育活动是反复进行的。即使是对同一内容的道德品质（如热爱劳动）的培养，同一道德品质要素（如道德情感）的养成，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要反复不断地进行。人的道德认识的提高要经历许多反复和曲折，而培养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和养成道德习惯则更加困难、更加艰巨，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复进行教育才能奏效。何况社会实践在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会提出新的道德要求，而且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不断遇到新的道德关系，需要调整，这都需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

第五，功能的发挥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这包含多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道德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例如，当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伟大实践就对道德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道德教育不能置若罔闻，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二是指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进行，不仅道德认识、情感、意志、信念要在实践中培养和训练，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去践行道德义务，并坚持不懈，形成习惯。社会实践是培养人们道德品质的熔炉。三是指社会实践是检验道德教育成效的客观标准。

第六，成效具有渐进性。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逐渐积累的结果。道德认识的提高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道德品质其他要素的养成则更需要逐步积累，尤其是道德习惯的养成更是道德行为主体内部以及主体与外部各种因素多种矛盾斗争的结果。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的品质固然有一个“积善威德”的渐变过程，坏的品质也非一朝一夕所致。道德教育的目的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收到效果的。“欲速则不达”，操之过急，就会出现假象。

二、道德修养

（一）道德修养的含义

“修养”一词的含义广泛，可从不同意义上使用，主要是指人们在政治、道德、学识、技艺等方面，自觉学习、磨炼、涵养和陶冶的功夫，以及经过长期努力所形成的某种能力和素质。道德修养是一种重要修养，它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道德理想而按照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对自己的品行进行锤炼和陶冶的功夫，也指经过这种长期努力所形成的道德情操和所达到的道德境界。

同为道德实践活动，道德修养与道德评价、道德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教育是社会、集团或他人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是社会的道德活动，对受教育者来说是外在的道德影响因素，而道德修养则是个人自觉的道德活动，是内在的自我影响和调整。它们二者的方向既可以是一致的，又可以是对立的，人们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就是二者交互作用、矛盾运动的过程。道德修养离不开接受社会的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要发生作用、达到目的，也离不开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都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的过程也是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的过程。道德评价既有社会、集团或他人对道德现象、人物、行为的评价，又有个人的自我道德评价，而自我道德评价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道德评价对于道德修养来说，既有外在的道德影响，如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等，又有内在的自我道德影响，如内心信念。但是，道德修养又不仅限于自我道德评价，它又有其他的内容和方式。道德评价作用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水平，因为社会舆论、习惯等道德评价形式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起作用。

对道德修养实质、意义、方法等的不同认识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因此，研究道德修养的前提是对人性的认识，即人性善恶问题。人性善恶问题，历来在中外思想史上众说纷纭。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性问题已有不少观点。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认为具备仁义是人的天生禀赋，如果珍惜人性固有的善端，可以成为有道德的人。荀子提出性恶论。他认为，“好利”、“疾恶”、“好声色”是人的天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与前者同时代的告子提出性无善恶论。他认为，“食色，性也”。人性是人的生理本能，无所谓善恶。西汉的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他认为有三种不同的人性：一种是“圣人之性”，天然性善，不用教化；一种是“中人之性”，有善有恶，关键在于教化，修身特别重要；再一种是“斗筲之性”，天生性恶，需要别人来管教。西汉末的扬雄提出“性善恶混”说，他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从唯心史观出发，把人性看成是超时代的，而且是先天固有的。这就是抽象人性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性。人的本性，或人在道德问题上的善恶意向，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人的本性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则主要是由阶级关系决定的，而且任何社会关系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化的，所以人性是历史的、可变的。

道德修养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解剖、自我教育、自我斗争、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过程。在这个思想斗争过程中，同一个人既是这一斗争的主体，又是这一斗争的客体。形象一点说，就是自己与自己“打官司”，自己“审理”，自己“判决”，自己对自己“执法”。原告与被告，甚至法官都是同一个人。

道德修养也可以说是自律。从道德科学来说，自律就是个体按照某种道德原则和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立法，自己限制自己。与自律对称的是他律。他律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反映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要求的维护一定利益的规则、法规、规范等。道德行为靠的是对他律的自觉认识和意志约束，靠的是自律。自律是为顺应一定道德规范体系的要求，而自觉地舍弃与该体系分离或对立的利益，并克制与此相联系的欲望，在思想上斗争、在行为上自我约束。一个不善于自律的人，是不能进行道德修养的。

道德修养在道德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历代思想家大多重视道德修养，并有很多合理的思想。

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出孔子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他总结自己修养的经验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认为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不仅要“修己以敬”，而且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提出“修身”、“养性”；“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他提倡：“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荀子也重视道德修养，《修身》篇首句：“见善，修然必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同灾）然必以自恶也”。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大学》集中概括孔、孟等人修己治人的伦理思想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正心，心正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从天子一直到普通的民众，一心所要行的，都是把修身看作根本。宋代的程颐第一次将“修身”和“养性”合起来，正式提出了“修养”这一概念。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尤其在修养方法上强调“居敬穷理”和“省察克治”。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等人则进一步强调“习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在习行中才能迁善改过，达到提高人的道德品质的目的。中国历史上的道德修养理论同儒家的忠、孝等道德规范相结合，并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和推行，曾经对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其中也包含着中华民族重视人格道德修养的传统。

在西方，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开始，就十分强调道德上的自我教育。他说，与心作斗争是很难的，因为每一个愿望都是以灵魂为代价换来的。德谟克利特也说过，和自己的心进行斗争是很难堪的，但这种胜利标志着这是深思熟虑的人。但他进一步提出一个人能在与自己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即意味着他在道德上的进步。亚里士多德更把教育和修养看作是人们能否具有美德的重要条件。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禁欲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时，一般都重视道德教育。也有的如荷兰的斯宾诺莎，也主张修养就是用理智去控制欲望。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道德修养。我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十分重视道德品质的修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谈过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并根据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

（二）道德修养的方法

在伦理思想史上，许多伦理思想家都曾探讨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有的甚至还亲身进行过实验。在中国古代，人们尤其重视道德修养的研究，许多思想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道德修养方法，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学、思、行三条。道德修养主要掌握以下五种方法。

1.学思结合

学习和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是形成道德品质的前提。

事实证明，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两方面素质比较高的人，相应的自我控制能力也比较强。因为，一定程度的思想道德与文化修养可以孕育人们的博大胸怀，可以拓宽人们的视野，可以帮助人们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使人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完善自己的人格，就要在一言一行、一时一事中，自觉地、严格地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善于与人相处，在细微处见精神。

孔子曾对他的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论语·仁篇》）意思是说，看见贤人，就想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自我反省，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这是我国古代人进行自我修养的重要经验和方法之一，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则帮。骄傲自满，不服先进或者缺乏信心，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不敢向先进人物学习，都是不对的。至于嫉贤妒能，讽刺打击挖苦，那就更是错误的了。

2.诚意和慎独

道德建设中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要求，这就是要求诚意，反对虚假。

诚意，是古代修养学说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诚，就是真实、实在，没有虚假。自然万物的存在，是真实、实在的，没有丝毫虚妄。所以古人说，诚是“天之道”。人的存在也是实在的。但人不同于自然万物，人有思想，有自主的行动，又有利益的冲突，因而人的社会生活中就有了虚假，有了真诚与虚假的对立和斗争。真诚属于善，虚假属于恶，二者的对立和斗争是善与恶的对立和斗争的一个内容；人们应该选择真诚，反对和克服虚假。所以说，追求真诚是为人之道。诚意，也就是要去除虚假，追求真诚，是根本的为人之道。

与自然界不同，人所要求的真诚，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它需要经过自觉的修养；它也不是简单的怎么想就怎么说，而是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内容。诚意，是要求实实在在地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去做，把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实实在在地、没有丝毫虚假、不打任何折扣地落实到自己的思想行动中来。

要诚意，就要慎独。“慎独”一词出于《礼记·中庸》。“慎独”作为修养方法，就是强调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更加小心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不会由于无人监督而肆意妄行。其特点在于强调要从“微”处和“隐”处下工夫。一方面，“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防微杜渐，避免出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情况；另一方面，在那些人们不注意或注意不到的地方严格要求自己，按道德行事。慎独的修养方法，诉诸人们高度的道德觉悟和自觉精神，因此，能够做到“慎独”，表明道德修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坚持“慎独”则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道德修养方法。

慎独就是要在自己独知、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或者是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或者是还只是自己在想，没有见诸行动，甚至只是一闪念的情况下，谨慎小心，自觉不作非分之想，违规之行。这样做，是修养自己、去除虚假、达到真诚的根本方法。人们总是容易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放松自己，因而犯下过错。只有慎独，才能避免过错，达到没有虚假，不打折扣。能否做到慎独，则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诚的试金石。常见有一些人，在人前表现良好，工作认真，热心善事；到了人后，就换了一副面孔：工作马虎，迟到早退，磨洋工，干私活；更不屑于做好事，以为无人看见，做好事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尤有甚者，无人监督就违法乱纪，无所不为。这种人示人以假面，而将真面掩藏起来，恰与诚意背道而驰。其实这样做只是自欺欺人。伪装自己，或许可以掩人耳目于一时，却骗不了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善是恶，自己心里最明白。即令骗得某些名利，终究还是假的。想要修养自己，只有慎独、诚意。

诚意和慎独，在古代只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今天社会生活的领域远比古代扩大，诚意和慎独的意义也随之而扩展。不仅对做人，而且对做事，都有重要意义。现今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真诚与虚假的斗争。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虚假广告；各项工作中的浮夸虚报，欺上瞒下，为应付检查而弄虚作假，已成社会公害。考试作弊之风滋长，作假之风蔓延，假单据、假文凭、假成绩单已经司空见惯，诊断书也有作假，甚至连人也有假的。为了隐瞒伤亡数字，竟用好人冒充伤员；为了冒领救济款，竟用死人冒充活人。虚假之风猖獗，社会几乎成了一个极大的假面舞会。有人问，现在还有什么没有假的？正在开始对社会失去信心。如此以往，人们如何能正常生活，社会又如何能健康发展？

针对现状，严重的问题是反对虚假，倡导真诚。不仅要在经济领域打击制假贩假，而且要在一切领域反对和打击虚假；不仅要打击虚假，更要倡导真诚。大庆经验中有一条“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三老”是要求“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个一样”是要求“白天和黑夜一个样，阴天和晴天一个样，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一个样，有人检查和没人检查一个样”。“三老”就是要真诚，“四个一样”是“三老”要求的具体化。只有做到了四个一样，才称得上是老实人、老实话、老实事。其中“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一个样，有人检查和没人检查一个样”两点，正体现了慎独的精神；既继承了传统，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慎独精神的现代发展。大庆这个要求，既是工作的要求，也是道德的要求；既是做事的精神，也是做人的准则。可以说，它是一切职业道德的根本。没有这一条，一切道德的、工作的和技术的规范就全都会落空。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力宣扬大庆的这个经验，在一切领域、一切单位、一切工作中提倡诚意、慎独，要求做到“三老”和“四个一样”。努力这样去做，真诚就一定能够战胜虚假。

3.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构成了道德修养的认识前提，它是道德主体自觉地弃恶从善的一种愿望和冲动，离开了这个愿望和冲动，道德修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方法是针对“恶”的，是从“抑恶”的角度提出并用于改变“恶”的品行的。

4.积善成德

这一修养方法与“省察克治”重在改过迁善不同，它着眼于“善”的培养和涵育。个体按照这种方法来修养，既可以长养其善德或美德，又可以防止其德性的退化。

5.身体力行

朱熹认为，道德修养“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要使道德修养达到目标，“功夫全在行上”。自觉性是道德修养的关键环节。只有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之上，道德主体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利用各种机会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对人生的深层次理解

1.人类的生活的两个方面

有一种观点，说人的生活与禽兽一样，无非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这样简单地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规律来说明人的生活，是不对的。人的生活与禽兽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禽兽的生活只是自然的，而人的生活则有两个方面，除了物质的、自然的生活，还有精神的、人文的生活。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都可以看到物质的和精神的、自然的和人文这样两个方面。饿了要吃，这是生理要求，是自然；吃饭时要讲究长幼、宾主之间的礼节，是人文；保护野生动物，许多东西不能吃，也是人文。冷了要穿衣，是自然；不同的人、不同场合穿衣有不同的要求，是人文。两性关系是自然；婚姻、家庭是人文。所以，我们在看关于人的生活的各种问题时，都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不能只看一个方面。

总之，人的生活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是自然的，精神的方面是人文的。自然的方面是动物界也有的，人文的方面是人所独有的。自然的追求，自然的感情是基础，但这些追求、感情都要受社会的、人文的制约。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点，也是人所以高于禽兽之所在。这一点，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很清楚的阐述。

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这是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只解决了吃饭、穿衣、住房等物质生活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摆脱禽兽的境界。还要有教化：“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这是就人与禽兽的关系讲，人为什么能支配牛马？是因为人能群，有分、有义。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组成社会；分，就是有人伦关系和分工；义，就是道德和政治的种种规范。

总之，人与禽兽不同，能够高于禽兽，在于人能组成社会；有社会，就有人伦关系；有人伦关系，就要有道德和政治种种规范。也就是说，人不仅有物质的自然的生活，还有精神的、人文的生活，古人把这种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用一个“义”字来表述；所以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义”。这就可以说到人文素质。从对人与禽兽的区别可以知道，人的素质不只是自然的素质，还有人文素质。所谓人文素质，就是指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素质；也可以说是人之区别与动物的素质，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

从知识系统来说，有三种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生的学问。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与生产实践相联系，以自然为对象，如数、理、化等等；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相联系，以社会为对象，如经济、政治、法律等等；关于人生的学问，以人生为对象，如文、史、哲等等。人文素质主要与后两个方面有关，特别是第三个方面，关于人生的学问有关。

这是第一个问题，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自然的和人文的。我们看关于人生的问题都要注意这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去看。

2.人生的三层次

对人生的认识不同、追求不同，就表现出不同的人生境界，或者说不同的层次。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有专著《新原人》谈人生境界问题，他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指的是婴儿或有智力障碍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认识，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天地境界是指圣人的境界。他了解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把自己等同于大全，融入到宇宙之中；而这种境界又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所以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实际上都是处于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这两种境界中。功利境界是说其行为是“为利”的，也是“为己”的，他的一切行为的最后目的总是为了他自己的利。道德境界则是说，其行为是出于道德的考虑；他了解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所以不仅要谋自己的利益，也应求社会的利益；而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这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境界的问题。

时下“档次”一词颇为流行。凡衣食住行，红白喜事，迎宾待客，无不要讲究个档次。言谈行事之间，衣着要名牌，住宿用餐要星级，用车要奔驰、宝马……成了一种时尚风气。似乎这些就是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的标志；档次不够，就丢了面子，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讲究档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毕竟我们现在有条件来讲档次了，过去的多少年来，曾经是想讲档次也不可能，甚至是想也不敢想的。不过，热衷于档次，也有另一面。现在人们所关心的所谓档次，无非名牌服装、星级宾馆、高档轿车等等，都只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享受，很少注意到精神文明方面。这就反映了一种境界。

从上面讲到的人的生活两个方面来看，停留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还只是人生的最低的层次。当然，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总要解决生活问题，衣食住行的问题，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为了生活，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职业。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管你是从事哪一行，也不管你收入多还是少，首先都是为了谋生。不同的职业收入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有百万富翁，也有只能拿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用现在人们常用的话来说就是有不同的档次。但都只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在这一点上，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同学们都要考虑出路问题，就业、求职问题，是升学，是出国，还是就业？是从政，还是从商？这些考虑，主要的也还是考虑到能有比较好的生活，一般也是在生活层次上的考虑。这是生活的层次，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同时也是最低的一个层次；人不能停留在生活层次上，不能只求物质生活的满足。那样的生活是空虚的、庸俗的，还会生出许多问题来。这是我们都看到、感受到的。这个层次，或者可以大体上相当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功利境界。

除了生活的要求，进一步，人们还会要求在事业上做出成绩，有所成就。对于自己从事的职业、工作，不仅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也作为展现自己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追求做得比别人优秀，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比如做教师要做好教师，做工人要做好工人、当劳模，运动员要破记录、争奖牌；要进入百强，要拿诺贝尔奖、奥斯卡奖、金球奖等各式各样的奖项，等等。这就进入了较高的第二个层次，事业的层次。

进入这个层次，同样的职业、同样的工作，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表现。作为事业的追求，他会发挥出他全部潜能，去拼搏、去创造、去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而如果只是作为谋生的手段，他往往就会马虎偷懒，在困难面前退缩，逃避困难，去选择轻松的职业，甚至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们也常看到，一个人为了事业的追求，可以不计较报酬的高低，宁可选择报酬较低，而更能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职业和岗位。也有人为了某项创造，把大部分收入投入到研究试验中去，而自己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靠借贷度日。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所常见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人也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工作也确实做出了好成绩，但他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得到提升，为了有较高的报酬，过较好的生活等等。如果这样，那么他就还是停留在生活的层次，并没有提升到新的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的人，还没有摆脱“为己”，但又不完全是“为利”；高于完全为利的功利境界，又没有达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为己”同时“为社会”的道德境界。

在事业的追求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追求。这就是人生理想的追求。人生在世，总要思考关于人生意义、价值的问题，回答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怎样度过这一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生命的追求。这是人生最根本的追求。只是有一个事业的追求，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要有所成就，要成为科学家、文学家等，要得奖，出人头地，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于生命的追求来说，前面所说的做好工作、谋生、事业上做出成就，都只是手段，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常人很多是处在第二个层次，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事业的成就，立志要成为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医生、律师、高官等等。西方的一些学者也把成就的需要列为需要的最高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生活需要、关系需要、成就需要），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则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放在第一位。

生命的追求与事业的追求是不同的。对事业的追求，是具体的，因人而异的，与每一个人的性情、爱好、天赋、特质和职业相联系；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生命的追求则是对所有人的共同的基本的要求，这要求对不同职业的人群是共同的；不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和事业，首先都必须有合理的人生追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先做人，后做事。

同时，人之区别于禽兽，在于人能“群”，即能组成社会。人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不能脱离群体。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只在于个人需要的实现，还要从群体发展的需要来衡量，要看个人对群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贡献；它又是随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个人的生命追求要符合时代的精神。中国传统有三不朽的说法，要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在历史上长久留传，才是真正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在群体的发展中，在历史中永垂不朽。

这样，生活、事业、生命，这是人生的依次提升的三个层次，或者说三种境界。第一个生活的层次，是只知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第二个事业的层次，除了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还追求事业的成功，满足成就的需要；这两个层次的追求不同，但都是局限于满足个人需要的追求。第三个生命的层次，则超越了满足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个人生命的意义与社会群体发展的要求联系起来，把个人的小生命融入到社会群体的大生命中去，在群体的发展中求个人的不朽。我们说要提高我们的人文素质，不只是说要增长人文方面的知识，更要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认识生命的意义，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