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一战，败于蕞尔岛国之日本，败得是那样地惨，自是年六月廿三日（公历七月二十五日）接战，至年底，日军连陷平壤、安东、九连城、金州、旅大、盖平，中国军队几无回手之力。翌年乙未三月二十三日（公历四月十七日），签订了丧权辱国至极的《马关条约》。同年五月（公历六月），日军入侵台湾。自此，帝国主义者更为大胆无忌地入侵中国。甲午一役，对于中国朝野的震动，可谓空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真的该亡吗？中国人在担心，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寻找变局。中国的历史曲折以前进。
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挺身求变。甲午五月中下旬，距战争爆发不到一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言改革，未被采纳，决心革命，于甲午败势已定之十月廿七日，创兴中会于檀香山，《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筹备起义工作更加积极。《马关条约》签后之四月初八日（公历五月二日），康有为振臂一呼，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子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实学报》和《译书公报》，开始言革命。翰林公蔡元培，开始改变沿习的旧学道路，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翰林公张元济，亦夫学英文，求西学，与友好同办通艺学堂。……
于时，体用之争，本末之辩，发都下而传全国，中西两大文化冲突之所演绎，赫然进入新阶段，于是而有戊戌维新，而有六君子之血染菜市口，而有革命形势之大发展。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验以生，而其所生所变，则远远超乎李鸿章所意味的内容与形式。遂亦可知，甲午一战之败，关系中国前途之至深至巨也。明乎此，则可见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一文之作之深意焉。
按石泉此文作于五十年前，时就学燕京大学研究院，系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所知，石泉当为寅恪先生亲任指导完成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论文写作之第一人，甚而是唯一之一人。据石泉自述，远在一九四四年冬季，侍寅恪先生目疾，先生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石泉因答拟就甲午战争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意在阐明中日几乎同时仿效西方，何以甲午成败判然，而国际局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此题得蒙寅恪先生首肯，并告石泉曰：“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于是，石泉即在先生指导下搜集材料，进行写作。每成一节，即读与先生听，然后详细讨论定稿。至一九四八年夏完成。
所以详引石泉自述写作经过如上，则由于寅恪先生晚岁记叙家世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既多散佚，而石泉论文所据史实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之对当时政局的评论，颇多得自先生之启迪与诲正，是以读石泉之文，或可稍补未能得睹先生全稿之憾于万一。此石泉之作乃更足可珍矣。
石泉论文题作《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未曾发表。今兹在全书出版之前，先以其第一章《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发表于《燕京学报》新二期，本文即就此立论，略述读后之感。
同治一朝，号称中兴。其时，太平天国底定，东捻、西捻相继平服，左宗棠更荡平西北，勒马天山，盖由湘、淮军力之盛，选练制兵之成，亦夫洋务建设之功，而以文人出身统御军事之将帅，自曾、左、李以下，一时人才称盛，亦其因也。然洋务运动，自始即有其夫，李鸿章于同治三年致恭亲王奕䜣及军机大臣文祥书云：“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欲学外国制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蒋廷黻以为这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实则，只着眼于器、艺、才，正是李鸿章见识不足之处。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改建江南制造局奏折中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r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于是，李鸿章之所欲学于西方者，只是其长技而已。早在甲午以前，有识之士如郭嵩焘，专函李鸿章，指陈洋务之失，主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制造和驾驶，不如学科学技术。更好的办法，应是像日本一样，在国外学习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李鸿章见不及此，而答以“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这就是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源”。由此可知，洋务运动从一开始提出，即过于重长技，重军事，重科技，不揣其本，只求其末，其所培养的人才，曰洋务官僚，或称为科技官僚是也。虽能济事于一时，毕竟不能图长远。是以经之营之三十年，至甲午一败，乃不可收拾，而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焉。然虽经此败，国人犹有效李鸿章之遗风者，是以时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雨僧日记》记陈寅恪先生与吴雨僧先生哈佛夜谈慨叹当时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谓为“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陈先生并断然曰：“今人误为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谋精神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寅恪先生此言，亦可视为对洋务运动间接之批评。
洋务运动既以见识之限，不能为掘地见根之革新，而海军建设费用，在光绪十四年以后，因移以营造颐和园而大减，又复累受制于李鸿章的老对头，掌管户部之翁同龢，更不能不情见势绌。李鸿章于光绪八年，与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奏，分析中日双方兵船的力量，认为是互不相让，进而说：“然比年以来，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结语说：“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按指日人侵琉球）亦易结矣。”李鸿章这时对胜利前景的信心，并非无据，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较日本为有优势。及十四年以后的情势，如甲午战停时李鸿章所奏：“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启奏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六年之期，海军未扩，至光绪二十年战启，日本海军已强于中国了。
李鸿章对此是明白的。他分析北洋海军之可用者，只镇远、定远两舰优于日本，然“质量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远。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因此，尽管是时业已战启，李鸿章制定的政策是“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也”。李鸿章之不主战明矣。然而，毕竟还是战了。李鸿章以局内人明白不能战，尽管他没有公言反战，已招来了汉奸之谤，“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流行舞台，盛传都下，李鸿章毕竟也爱名节，于是在和战之间流之于依违两可。此所以陈宝箴在时流中独具只眼，于战败后责备李鸿章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陈三立《先府君行状》）
抄引拙作旧文一段（《再说李鸿章》）如次：
一时主战之风甚嚣尘上，且说动了慈禧和光绪，李鸿章在奏折中才作此表示（“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中国屡受敌侵，朝野有轻易求战之心，其情可谅；在不能战之时而强战，乃以国家事为儿戏，其事不可取。远一点说，南宋以来，即因辽金元之屡侵，就造成了轻易言战的心理，士大夫以功名自见者，动辄言战，后之人误以为不问任何情况，言战即同于爱国，因而往往以战和判忠奸，其误甚矣。即在近代，甲午以前，已有鸦片、英法联军、中法三役之败，不检讨自己，审时度势，力求自强，锐意改革，只是空口叫战，只能败得更惨。可悲的是，甲午惨败诚然深深震动了中国，尤其知识阶层，戊戌维新以起，革命之说以兴，当政者则还是昏聩糊涂，最后引来了愚昧无知的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入侵。
李鸿章非欲战，而终于不得不战者，即由上述轻易言战之心理，引发了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人、帝师翁同龢等主战派之群力促成之也。清流党人为局外人，局外人危言高论，立异以为高，说来轻松，造成风气，再加以宫廷矛盾，朝臣党争，终于不当战而战，逐使经营三十年之自强运动归于失败矣。凡此等等，均详论于《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之中，条分缕析，上探其因，下论其果，左右兼及，横通并列，一事标而诸事明，诸事举而一事彰，论史之文，于斯至矣。吾于此三读之而致赞焉。
抑更有言者，石泉此文作于五十年前，一可见其独立无羁之思想，了无顾忌，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之覆，毫无左顾右盼之拘束，此正得寅恪先生平生所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真谛，吾于此更尊其为同门学长也。二从文字言，挥洒自若，得心应手，语语照应，前后关联，以视后之八股文风，高出不知多少。今之治史者，于此亦当有以学之。
既服其识，又佩其文，谨为书后如上，不尽欲言之于万一也。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沪滨半拙斋
（原载《燕京学报》新四期，一九九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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