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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构成性分析

时间:2022-05-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里以科学传播为视角,从常态的科学传播及从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两个维度来对国内国外科学传播机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与灾害防治相关的科学传播机制提出相关对策及建议,优化我国应对灾害的科学传播机制。工作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类别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这里以科学传播为视角,从常态的科学传播及从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两个维度来对国内国外科学传播机制进行比较。每个维度主要考察机构设置、法律法规、科学传播团体、媒介科学信息传播、公民科学素养五个方面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与灾害防治相关的科学传播机制提出相关对策及建议,优化我国应对灾害的科学传播机制。

一、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

(一)中国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

1.机构设置

(1)国家应急管理工作组织体系[1]

领导机构

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派出国务院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办事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设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工作机构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类别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相关类别的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的起草与实施,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决定事项。

地方机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

专家组

国务院和各应急管理机构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为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必要时参加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中国自然灾害责任机构①

表3-3-1 中国自然灾害责任机构列表

2.法律法规

截至2010年,中国颁布的与灾害相关的法律法规总共663部,中国自然灾害法律制度体系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30年的建

① 叶耀先:《中日灾害应急管理比较》,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15370b26a5e9856a5612600c.html。设,已经基本建立完成了7种自然灾害的法律、法规制度,明确规定了各部门单位的灾前预防,灾中救援,灾后重建的责任义务职责;预案建设完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和行业应急预案的整体预案体系,而且其体系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中[2]

(1)中国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见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自然灾害类[3]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预案—法律法规—事故灾难类。

(2)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案体系[4](见附件二)

(3)中国减灾救灾相关法律法规 (见附件三)

(二)美国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

1.机构设置

(1)美国应急管理体系

经过多年的改进和加强,美国已基本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美国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由三个层次组成:联邦政府层(国土安全部及派出机构),州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机构。[5]

图3-3-1 美国应急管理结构图

(2)美国最高应急管理机构

美国最高应急管理机构是国土安全部,由联邦政府22个机构合并组建而成。国土安全部下属部门中,主要负责应急管理的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主要职责是:通过应急准备、紧急事件预防、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等全过程应急管理,领导和支持国家应对各种灾难,保护各种设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下设职能部门如图3-3-2所示。

图3-3-2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门图

2.法律法规

美国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供法律保障。早在1950年,美国就制定了第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法律—— 《灾害救助和紧急援助法》,同年 《联邦民防法案》在全国建立民防机构,两者是美国最早的应对灾害的法律。至今,美国政府所制定的应急法律主要有 《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反恐怖主义法》《减灾和紧急救助法》《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航空运输安全法》等近100部相关法律,还有 《国家应急预案》《联邦应急计划》等规章制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应急立法体系。联邦应急管理局根据《斯坦福法》于1992年制定了 《联邦应急计划》,规定联邦政府在遇到重大危机时主导实施12项紧急支持功能。2004年6月制定了 《国家应急计划》,在全国建立统一标准的保护公民和国土安全的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并为非营利机构的应急活动提供框架。此外,美国各州、市和地方的立法机关就危机处理有不同的紧急状态立法,州长或市长有权根据法律和危机事态宣布该州或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三)日本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

1.机构设置

表3-3-2 日本政府应对灾害应急的体系为 “四级”

2.灾害应急法律法规

早在1880年日本颁布了最早的防灾法律 《备荒储备法》[6],1961年日本颁布实施了 《灾害对策基本法》,作为日本应对灾害的基本法,对灾害各方面的工作有一个宏观的控制。日本共制定了防灾救灾及紧急状态等有关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约227部。[7]日本制定的 《放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 《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对灾害信息报道的规定,以确保政府、媒体等相关部门迅速对突发灾难采取措施,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3.媒体报道

政府会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发布灾害信息,或者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维护政府的形象。NHK作为自然灾害的唯一国家播放平台,有关灾害的信息把关和发布都是在政府的控制和管理中进行的。

(四)英国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概况

英国是世界上比较早就关注灾害治理方面法制建设的国家之一,早在1920年就颁布了 《应急权力法案》,同时,《民事紧急状态法》构筑了英国处理自然灾害的基本框架。通过 “系统抗灾力”概念,强调各个部门、上下级的工作程序具有一致性,在行为上注重合作和协调,保证信息的流通和共享。

我国灾害事件的科学传播机制存在以下问题:

从机制构成层面来看,英美日等国家都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善的灾害治理机构,分工明确。我国应对灾害的机构联系不密切,尤其是地方及以下处理灾害的机构相对分散,责任不够明确,缺乏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灾害发生后难以形成各部门的联动。

从法律法规层面来看,通过与美国、日本、英国相比较,可看出中国灾害相关法规颁布时间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最早的与灾害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日本相比,相差了近100年。由此可见,中国的防灾减灾意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另外,中国关于灾害事件的综合性法律法规较为完善,但没有专门的灾害防治法。具体情况详见图3-3-3和表3-3-3。

图3-3-3 灾害相关法律颁布时间轴

表3-3-3 我国颁布灾害相关法律法规时间表[8]

对我国灾害事件科学传播机制有以下几点建议:

从机构设置上,应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综合管理体系,从中央落实到每个个体,形成官民一体化的灾害应对体系。

在法律法规上,应学习发达国家,出台防灾基本法,并制定全国防灾规划,规定防灾总则及各部门的防灾规划,各地域防灾计划。最关键的是要制定民间防灾规划,做好防灾工作的日常化,保证灾害发生后从上到下有法可循,从容应对。

二、中国常态的科学传播

(一)科学传播体系

在国内,对于科学传播的系统,刘华杰曾提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图示,认为科学传播系统是一个动态反馈系统,行为主体自身之间都有反馈关系,如图3-3-4所示[9]

图3-3-4 科学传播系统

在此观点中,科学传播系统的主体结构是平面化的网络结构。而实际中的科学传播比此图示更为复杂,因为科学传播并不是静止独立的,而是必须与传播机制与传播活动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即是说科学传播内容必须与传播机制相结合。

(二)常态科学传播的执行

1.科普管理和活动机构设置

从政府机构设置层面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一直非常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其后,在各部门、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科普管理机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科普场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设有科普专项经费,以支持科普活动。中国目前的科普经费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

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管理和协调机构是相对集中型的。由科技部负责制定全国科普工作规划,实行政策引导,进行督促检查。1996年4月成立了以科技部为组长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为副组长单位的国家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由中央、国务院和群众团体中有关科普工作的部门组成。随后,中国各地也相应地建立了地方科普联席会议制度,这对于有效动员各种力量开展科普工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在国务院各系统中,各部委的科普职能都是依据其主要职能而展开的,见表3-3-4。

表3-3-4 国务院科普系统

除了国务院科普系统,我国还成立了相关科普机构,以期更好地进行科学传播,机构名称与特点见表3-3-5。

表3-3-5 国家科普活动机构

2.促进科学普及法律法规

促进科学普及是中国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科学普及包括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2002年6月,中国颁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它要求 “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他组织应当开展科普工作”;“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的科普工作”;“国家保护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鼓励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自主开展科普活动,依法兴办科普事业”等等。

不仅如此,国家还在一系列有关的政策法律条文中明确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

1954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1993年10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42条规定:“科学技术工作者有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学技术社会团体的权利”“科学技术社会团体应当在推进学科建设、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专门人才、开展咨询服务、促进学术交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94年12月实施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共同发布的第一个全面涉及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旺和民族强盛的角度,论述了加强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

2003年6月颁布的 《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通过对综合类科技报纸、科技音像制品、科技馆等科普基地的门票收入以及科普捐赠等项目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以此来激励社会力量兴办科普事业。

3.中国常态科学传播团体 (见表3-3-6)

表3-3-6 科学传播团体名称及简介

续表3-3-6

(三)中国常态科学传播的媒介表现

在这里我们将分析常态科学传播的媒介表现,见图3-3-5:

图3-3-5 中国常态科学传播的媒介表现

1.网络科学传播

(1)门户网站的科学传播 (见表3-3-7)

表3-3-7 门户网站的科学传播

以凤凰网、新华网、新浪网、人民网和腾讯网为代表的门户网站都开设了相关的科学传播频道,例如人民网科技、腾讯科技、新浪科学探索等,同时还有与健康相关的科学知识频道,例如凤凰健康、新华健康等。这些子频道都以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向网民受众传播和解释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健康常识,同时开设专题,每天针对某个科学或健康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和报道。

(2)官方科学传播网站 (见表3-3-8)

表3-3-8 官方科学传播网站

续表3-3-8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与网络环境的畅通,凡是突发事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均会予以充分的报道,然而,信息量虽然庞大,却存在很多冗余的信息,在传播学中也称之为 “熵”。[10]融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已经进入 “快新闻”和 “速阅读”时代,时下许多新报道出来后,受众总会感觉此报道与彼报道相差无几,不说千篇一律,跟风之嫌则随处可见。跟风报道的非理性和狂欢化倾向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客观理性评价。庞大的信息数据带来的是信息的重复,而不是关于某个观点或者事实的深度报道与分析,这样过度的重复报道更加挤占了媒体有限的资源与空间,占据网民大量视线,却未能从科学专业的角度为公众做透彻的解析,引发各种恐慌,大众媒体难辞其咎。

此刻,以科学传播为核心的专业网站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为传统媒体与微博等新媒体的传播给予诸多启示。

科学松鼠会[11]是2008年成立的一个致力于在大众文化层面传播科学的非营利机构。与大众媒体不同,科学松鼠会背后有着强大的专业团队,汇聚了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科学传播者。以日本地震为例,科学松鼠会在地震后15分钟内,快速反应,在新浪微博中贴出有关地震科学知识的文章合集,接着,在自己的网站上相继推出 《海啸小知识》《核污染扩散图,造假也该认真些》《毒钚一片,人类全灭?》《日本地震源是核试验?》《【福岛核电站】“最坏情况”有多坏?算算数字就明白》《“盐”尽于此》等近六十篇与这次灾难相关的科普文章。

作为一个草根性、非营利性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松鼠会创始人姬十三荣获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科学松鼠会蹿红”入选2008年度中国科普十大事件。松鼠会的成功以及对科学传播的贡献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首先,让科学走出象牙塔,走进生活。科学松鼠会让科学传播逃离原来的曲高和寡自说自话,用讲故事的传播话语方式为科学去神秘化。打开官方网站,我们会被一个个诱人的题目所吸引:《2013是男是女》《寻找真韭菜》《雄性激素,你为何抛弃我》《为什么西藏人没有高原反应》等。松鼠会在解读这些问题的时候并非浅尝辄止,他们用专题文章把一个个小故事像剥竹笋一般,将其中的科学奥秘娓娓呈现出来,让大众理解在这些貌似简单的经验常识里潜藏于其中的科学原理和规律。另外,借用时尚的外衣与诙谐幽默的言说,《〈终结者〉锯掉枪管的来复枪还能用吗?》《安吉丽娜·朱莉的子弹能拐弯吗?》《〈后天〉里的 “气候突变”会发生么?》《〈赵氏孤儿〉生物考》《“黑”诚勿扰——谈 〈非2〉对黑素瘤的误导》等主题借用电影话题让科学像电影、音乐一样流行起来。这些策略对于唤醒公众的科学兴趣,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进而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至关重要。

其次,紧抓社会热点,传播科学知识。每一次突发灾难之后,科学松鼠会及时反应,从科学角度进行解读。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科学松鼠会之地震专辑》《动物预报地震,靠谱吗?》等专题传播,日本大地震后有关地震、海啸与辐射的系列文章超过二十篇,雅安地震后有 《蛤蟆:莫把我们的 “爱情”当作地震预兆》等科学知识传播,还有 《台湾防灾专题》专题,特别是在灾难来临谣言漫天飞的时候,用科学和理性武装大众,赋予他们 “远离忧惧的自由”,将为稳定民心提供了可靠的知识保障。常态下松鼠会则根据社会话题来安排议程,如 《看完热闹看门道——奥运中的科学》专题,《世博会的科学传奇》专题,圣诞节专题等。

最后,互动让科学传播得更远。浏览科学松鼠会的网页,我们会在每一个专题下面看到评论与回复,有赞同、有质疑,还有谦虚平和的回复,就在这样的讨论互动中,大众或多或少总会对科学知识有所了解。这种没有利益关系以及谦虚的态度刺激着科学门外汉参与的积极性,积极参与对于及时消除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噪音干扰帮助很大,对信息所承载的意义最终认同至关重要。这种开放的互动平台在文本互动基础上延伸,是对文本本身解读之外的意义再衍生,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科学话题的张力。

有这样的传播策略对于大众理解科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科学松鼠会的发展仍受到一定的质疑,但是它为科学知识有效传播进行了新的尝试,对大众媒体改善科学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2010年11月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公民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明显提高。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中,互联网占比26.6%。与200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2010年公民利用互联网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明显提高,比2005年的6.4%提高了20.2个百分点。[12]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新媒体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坚力量。孕育而生的社交网络服务也成为信息快速传播的渠道。针对新兴的社交网络服务在科学传播方面的现状和特点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本书将展开具体分析。

维基百科上对社交网络服务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缩写:SNS)主要作用是为一群拥有相同兴趣与活动的人创建在线社区。这类服务往往是基于互联网,为用户提供各种联系、交流的交互通路。此类网站通常通过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地把网络展延开去。华文地区一般称为 “社交网站”。[13]社交网络服务习惯性简称为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网站当前有很多。国外知名的包括Facebook、Myspace、Twitter等。在中国大陆地区,主流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有微博、微信、人人网、QQ空间、豆瓣等。本书根据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选择国外的Facebook、Twitter和国内的微博、微信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四大社交网站来了解科学传播在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的情况,为今后常态科学传播和灾害事件下的科学传播提供参考机制。

(3)社交网站科学传播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进行信息检索,得到了科学传播和社交网站科学传播相关文献数据。另外,我们利用检索超星图书的方式,对科学传播以及社交网站科学传播的已有书籍进行了统计。

表3-3-9 几大网站信息检索结果

续表3-3-9

续表3-3-9

从表3-3-9的数据可以看出,题名包括 “科学传播”的文章数量最多,达到500多篇,超星图书上的书籍则仅有2本。以含 “国外科学传播”为题名的文章在CNKI上也只有3篇。以含有 “新媒体科学传播”为题的文献在CNKI上检索到了10条信息。其文章有陈鹏的 《新媒体时代下的科学传播》、梁索平的 《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的问题和策略研究》、王大鹏的 《让新媒体助力科学传播》等。而以含有 “社交媒体/网站/网络的科学传播”命名的文章在三大数据库和超星图书中都未检索到。“微博科学传播”在CNKI上检索到6篇。可以看出,常态下微博科学传播已开始被研究,如褚建勋的 《微博的科学传播机制和策略分析》就是针对微博科学传播机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有效的利用微博这类社交网站进行科学传播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 “地震微博”成为学者关注的研究方向,已有相关文章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以期在灾害事件下利用微博进行有效的科学传播。如李艳平的 《微博在突发性灾害事件中的传播价值分析》、陈红玉的 《由突发事件看微博的传播机制》。而国内对国外社交网站Twitter和Facebook科学传播的内容还没有开始分析论述。基于当前社交网站科学传播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出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从文献检索数据表明,已有少部分国内学者关注新媒体科学传播,主要研究其现状、特点、作用、问题和应对策略。

二是以社交媒体/网站/网络科学传播为题的文献资料在三大数据库中均未检索到。学者对社交网站科学传播还并未明确进行探析。

三是国内学者对国外社交网站的科学传播还未涉足。

四是微博科学传播和地震微博科学传播已初步进入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视野,但其相关文献很少,且研究内容较零散,未形成完整研究系统和机制。

由此,本书针对当前的研究现状将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分析:

其一,针对社交网站科学传播以往研究的缺失,在当前碎片化、及时化的信息传播时代,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本书所涉及的社交网站科学传播研究主要针对常态下微博、微信的科学传播。其二,地震微博科学传播已进入学者的研究领域,本书将在前辈的研究成果上,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地震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完善地震微博科学传播机制。

(4)常态下社交网站科学传播

综合国内外科普、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科学传播有三种典型模型,它们依次为:中心广播模型,欠缺 (deficient,也译 “缺失”)模型,对话模型 (也叫民主模型,与境进路)。三种模型并不必然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在各国实践中它们也的确展示了时间上的演化关系。三种模型的变迁顺序为:传统科普——中心广播,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知”与 “信”中强调 “信”;公众理解科学——欠缺模型,自上而下教育与公关,“知”与 “信”并重;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民主模型,与境进路,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 “知”和 “质疑”。[14]当前国内科学传播依然存在这常见的三种模型。传统科普可多数理解为政府国家层面的科学传播,以科普和一些规定性的文件法规制度为主。公众理解科学则偏向媒体、企业、科学共同体等对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理念和媒介素养的培养,进而影响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对话模型也就是民主模型,则立足于单个公民本身或是人文立场上,强调个人自我的科学认知、理解等。

英国的威尔卡姆托管会 (Wellcome Trust)认为,科学传播至少包括在如下部门或群体之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包括学术性的和商业性的;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行政或权力机构;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或其他能影响政策的机构;工商业机构和公众;媒体 (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政府和公众。[15]

目前,社交网站上科学传播包含三种典型模型。田松提到:“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的。”[16]在社交网站上则同样以这一理念为核心,同时也偏向重点还在于对话模型,即公民本身参与性的科学传播。而科学传播包括的部门或群体间则与威尔卡姆托管会所认为的相似,但侧重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媒体与公众,政府与公众以及公众之间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在社交网站上呈现出其独有的特点,与我们常见的官方科学传播机构,组织在图书、广电、报纸、期刊上所表现的内容、方式等有着相似但又相互区隔的特性。社交网站依赖于网络,因此,其传播渠道的特点也就呈现在这一情景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交网站,如新浪微博,具有碎片化、即时性的社媒特性,使得 “草根”成为流行词,“草根”泛指与政府决策者相对的势力,或是同精英阶层对应的弱势阶层。就科普而言,社会底层、普通民众对于科学事件的探索,由于其自身的立场不同,观点、表述不同于精英阶层,由此形成独特的 “草根科普”。[17]

第二,在社交网站上,更加注重公众和网民的兴趣与需求。如果其科学传播内容、形式等无法吸引到用户,没有趣味性,那么用户就不会去阅读浏览,也就无从说起科学传播效果。其实对于坊间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知识的不甚相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常常让公众们产生疑惑。类似 “木瓜是否真的具有丰胸疗效?”“冻疮不能用热水泡?”等问题一直是公众们关注的话题。湖南卫视推出的 《新闻大求真》科普节目使用科学的求证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的真正解答。《新闻大求真》这一电视栏目也特别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账号,网友们只需要关注此微博号,将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描述清楚并且@新闻大求真即有可能在下一期的节目中看到自己的问题被解答。每一期的 《新闻大求真》栏目组都会选取大家关注最多的,与时事最相关的问题来做解答,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大家讲解科学背后的奥秘。从新闻大求真的热播不难说明针对关注公众疑问的科学解答才能够将科学知识与态度真正地传递给公众。

第三,科学传播者应关注公众的媒体使用习惯,采用用户乐于接受的直接、简短、迅速的方式,满足用户的使用习惯。传播效果取决于受众的接受程度,但是如果信息未能传送至信息接收者处则无济于事。随着时代的进步,数字技术的革新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再到互联网迅速普及,一举成为媒体之王,公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改变的脚步从未停滞。相信我们都正在经历以i Phone或者Sumsung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带来的对阅读习惯的冲击。抬起头发现周围的人都低着头沉浸在自己的手机世界里的场景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所以,一旦科学传播的受众目标确定下来,我们就需要对特定人群的媒介接触习惯,媒介信任情况做充分的调查与深刻的了解,制定完善的媒介企划,这样才能让科学传播效能最大化。

第四,科学传播者不仅仅包含传统科普组织,社交网站上的个体、草根作为传播者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而以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络的网络人际传播也逐渐显现其独特的魅力。

第五,重视科学传播与其他传播形式的融合与创新。科学传播与社交、休闲娱乐、教育等融合,可以实现潜移默化的传播,使科学传播变得更自然,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科普类移动应用中融入社交、时尚 (“百度知道·微问答”)、休闲 (“Star Walk”)以及游戏(“Angry Birds”)等元素,能够满足公众休闲娱乐的需求,这成为激发用户使用兴趣、增强用户黏性的有效手段。相对于 “Science Fact”这类单纯的传播科学知识的移动应用,融入社交、时尚、游戏、休闲等元素的科学传播类移动应用更容易获得公众的青睐。[18]“天朝教育委员会”是一款寓教于乐的手机app,可以搭载在ios与安卓平台,曾经引起一时轰动。此款游戏将不同难度不同类别的科普、历史等问题划分为不同的板块与等级。此款游戏共有超过90个科目类别、5000多个知识性与趣味性融合的问题,每一关如果超过60分即可挑战下一个等级,等级从“幼儿园”“小学生”“中学生”直至“博士后”“院士”,每一级难度都会逐渐升高。通过在微博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成绩与等级来与好友一同竞争可以增加用户黏性。继 “天朝教育委员会”的成功,其续作 “天朝教育委员会2”也于2013年10月31日推出。所以,将趣味与知识的融合与创新依然是我们可以探索的蓝海,科学传播的效果也将更加显著。

第六,注重在社交网络下探索公益性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并举,并基于群体性智慧的UGC内容策略,互动百科创新移动时代的数字出版模式,为其开展经营性科普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相较于社教机构,对广播电视、报纸、期刊而言,其所开展的科技知识教育是科学传播活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新媒体的时代下社交网站为它们的科学传播活动带来诸多方面的积极改观。

就信息传播的时效内容及数量而言,向公众传播可以更加及时。专家直接面向公众,公众可以通过官方微博或个人微博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实现了名人与大众的有效交流和联系,去除中间很多层级的限制。微信的公共账号也为科学传播者与大众间搭建了快速有效的沟通途径,实现信息的快捷互动,各类型活动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反馈信息均得到有效传递。

就公众的参与性而言,网络媒介的广泛参与性使得公众能够直接对信息及体验进行回应与评价,一方面方便博物馆等社教机构及时对公众反馈进行整理,进行传播效果分析,以指导后续传播行为;另一方面,科学传播本身也成为文化传播的一部分,逐渐渗入公众的生活。

就传播主体与新媒体合作而言,由于新媒体的独立性及其积极寻求业务发展的态势,使得新媒体中的社交网络与社教机构的合作更加积极有效,如新浪微博上的微群,豆瓣上的小组等。其传播手段力度加强,有助于打破 “大众不重视科学新闻”的现状。社教机构的展示手段、展览空间、展厅解说、互动设备、物品收藏管理、科学研究、标本及化石修复等专门业务技术手段均借助社交网站得以革新,知识传播呈现出更形象、更直接、更趣味、更艺术、更人性化的局面。

就科学传播效果而言,由于社交网站信息转发的有效性,信息曝光的高频率性,使得科学传播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组织和团体内部,而是传播范围更大,公众对其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传播效果进而得以改善。

总体来看,网络环境下的社交网站对科学传播产生如下影响:首先,依赖网络发展的社交网站为科学传播效果提供了便利。这源于网络海量的科学信息,网络本身作为开放性平台,拓宽了科学信息的传授面,网络极大地提高了科学信息的传播时效性。其次,社交网站为实现科学信息双向、互动、共享提供了平台。刘华杰提出的科学传播主体结构图 (图3-3-6)[19]显示,科学传播主体结构为网络化、互为监测、互为参证的结构,这就表示主体间的平等和系统要素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结构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适应,它强调多极互动和平等对话。图示强调建立反馈机制的重要性,四大主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构成一个开环监测系统:互相之间不光有反馈,而且可以互相印证、监测、评价和对话。

此外,网络本身也呼唤科学精神的引导。这使得科学传播与社交网络互为助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科学传播理论认为,科学精神在目前语境下,有某种建构的性质。科学精神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探索活动、科学程序的基本界定。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是:追求逻辑上自洽,即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兼容性;寻求可重复的经验证据。以上述科学精神的表达为标准,衡量繁杂的网络信息,会发现网络迫切需要高扬科学传播大旗,弘扬科学精神,努力营建优质网络信息环境。再者,网络亟待提升人文价值。社交网络当然也处于这一维度下。在我们惊叹社交网络带来的种种奇迹、美妙的同时,也注意到其并不美好的一面:网络色情、黑客、病毒、欺诈、垃圾等频频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传播与社交网络的耦合,一方面要求科学传播应借助网络,网络应是科学传播依托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网络借助科学传播,指导其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有理由相信 “科学传播”与“网络”两者的有机协同与共生同长,将令科学传播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疆域,焕发出新的生机。[20]

图3-3-6 科学传播系统

(5)社交网站常态下科学传播机制局限与不足

在社交网站对科学传播带来一系列有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潜在的局限性。

首先,科学传播内容需要强化 “把关人”机制。科学本身的特性决定着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而客观、理性的传播内容对公众认识科学、理解科学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当下社交网站科学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追求公众眼球、一味迎合受众需求而忽视科学传播基本规律等诸多问题。同时,过多碎片化、繁杂性的信息互相串动,公众不易挑选出有益、真实的内容,“把关人”——科学界和教育界专家、学者未能进入大众传播的第一线,没有与传媒共同有效地承担起科学与非科学的 “把关人”职责。在科学界与传媒界把关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也就无从得到根本保证。因而当下健全 “把关人”机制仍然是题中之意。

其次,科学传播过程缺乏话语转换机制。随着社交网络不断介入科学传播,大众传媒对科学报道的数量加大,然而不尊重科学事实、违反科学原理、甚至错误的科学报道时有出现。媒体、公众对科学的“误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媒界、草根界与科学界的不同话语体系。“专业话语体系”与大众传播 “通俗话语体系”这两者之间的转换,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既尊重了科学规律,也尊重了传播规律,让科学走近公众、让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此外,科学传播效果也缺乏反馈机制。尽管社交网站实现了传者、受众间的互动,然而,科学传播要让受众接受科学、理解科学并形成一定的科学素养,并具备参与科学发展与政策讨论的知识基础缺乏反馈机制。因此,不仅要认识到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主动地位,同时,科学传播效果反馈机制应当建立并完善。如创建公共讨论区,建立微群,设置专业人员管理。及时了解大众对科学传播内容的认知、态度等,进而不断完善传播内容与方式,促进科学传播的发展。

最后,科学界与大众媒体之间需要互动合作机制。科学传播需要媒介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付出与把关。在当下,由于科学传播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科技事件发生时,科技记者与科学界、科技人物、学科部门之间缺乏理解与沟通;科学界不太熟悉大众传媒的运作规律,少有将通过大众媒体开展科学传播纳入自身工作范畴,表现出传播议题的随意性和传播过程的孤立性。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缺乏对科学内涵的了解和领悟,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与规律,在传播科学信息时,未能很好地把握科学传播的针对性,难以根据不同层次受众的不同需求,设计丰富多样的传播内容与形式。因此,建立科学界与新闻界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机制,树立共同承担科学传播社会责任、履行科学传播社会义务的良好意识,最大限度地防止科学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或误读,就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1]

(6)社交网站常态下科学传播机制完善方式途径

鉴于社交网站科学传播的局限和不足,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一定的方式完善。

首先,以国家软实力为内核,拓展科学传播的新领域。科学传播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可以拓宽到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社交网络的优势,将科学信息融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大众媒介素养,科学素养以及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度。

其次,以互动交流为导向,构建科学传播 “传者—媒介—公众”三维互动模式。在此过程中,建立完善 “把关人”机制,有效进行科学传播。

最后,创建社交网站科学传播效果反馈机制,通过在微博中设立科普微群,开通公众媒介与科学素养官方微博,以及利用微信公共账户进行效果反馈,进一步改善社交网站反馈机制现状。

2.报纸的科学传播现状及问题

在 《都市类报纸的科学传播现状与对策建议——以 〈大连晚报〉和 〈半岛晨报〉为例》一文中,作者指出 “在2005年进行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通过报纸所获取的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比例为44.9%,仅次于电视媒体”。当然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报纸依然是大众获取科学知识的重要渠道。但是都市类报纸的科学传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科技报道数量低、科技报道内容覆盖面较窄、科技报道形式较为单一、科技报道记者采写能力有限。这不仅是 《大连晚报》和 《半岛晨报》科学传播的缺点,也是大部分都市类报纸科学传播的不足之处。

单晓颖在 《非科技类新闻报道中的科学传播》中将科学传播隐形表现存在的问题总结为:科学信息缺失、科学信息不准确或不充分甚至虚假报道。而他将其原因归结为:新闻从业人员业务素养薄弱、科学素养水平较低和科学传播意识薄弱三个原因。

3.电视的科学传播现状

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技术等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促使各类媒介形态不断繁衍并大肆延伸,无时无刻并无处不在地抢夺着人们的注意力。但电视的生命力依然强盛,据2012美兰德中国电视覆盖及收视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电视接触程度居各媒介之首,其接触率高达99.5%。[22]另外,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2010年11月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仍然是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公民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明显提高。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 (87.5%)、报纸 (59.1%)、与人交谈 (43.0%)、互联网 (26.6%)、广播 (24.6%)、一般杂志(12.2%)、图书 (11.9%)和科学期刊 (10.5%)。与200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2010年公民利用互联网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明显提高,比2005年的6.4%提高了20.2个百分点。[23]因此我们以科教栏目为研究对象,研究与了解电视的科学传播现状。

电视科教节目是提高公民素养的重要形式,也是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科教类节目是各种类型的电视讲座节目。1995年武汉电视台创办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教类电视节目《科技之光》,中央电视台1997年和1998年又相继创办了 《科技博览》和 《走近科学》。2001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正式播出,成为我国现有科教频道的领头羊,在科教频道中播出的 《走近科学》《探索·发现》《百家讲坛》等栏目已经成为具有品牌效应的知名栏目。[24]

(1)电视的科学传播形式与竞争

电视的科教栏目是连续播出的科教节目,具有规律性,是进行电视科学传播的主要表达形式。

第一,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科教栏目优势明显。

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第一电视媒体,具备人力、财力等强大的资源优势,得以直接采访中国最高端的专家,接触中国最前沿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因而央视科学教育频道不仅在国内电视科教频道中,而且在国内科技传播领域也是独领风骚。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所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这与该台所播出的科教栏目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见表3-3-10。

表3-3-10 2013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CCTV10)栏目表

中央电视台目前有23个频道,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央视频道一周排行 (11.18-11.24)显示,科教频道位列第8。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目前拥有栏目13个,在央视栏目一周排行前50(2013.11.18-11.24),科教频道有4个栏目入选,其中 《百家讲坛》排名第6,《健康之路》排名第18,《探索·发现》排名第36,《我爱发明》排在第39。

《走近科学》于1998年6月1日开播,是中央电视台首个大型科普栏目。央视科教频道开播,《走近科学》作为主打栏目进入十套在晚间黄金时段播出。近十年来 《走近科学》生产了大量优质的电视科技节目,在各类节目评奖中屡次获奖,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已成为中国电视科普的一面旗帜。

《探索·发现》是中国电视史上一个大型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的纪录片栏目。栏目以纪录片手法讲述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地理、文化的故事,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挖掘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人物命运,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恢宏,是 “中国的地理探索,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的文化大观”。

《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第二,中央电视台其他频道出现优质科教栏目。

中央电视台以其资源和地位优势,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表3-3-11 2013年中央电视台其他频道科教栏目播出状况

续表3-3-11

从表3-3-11可以看出,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都有科教类栏目,有些是在科教频道首播,在非科教频道重播,如 《百家讲坛》 《探索·发现》。在中央电视台非科教频道中,播出科教栏目最集中的是中央电视台第7套 (军事农业频道),其中农业科教栏目所占比重最大,中央电视台第9套 (纪录频道)的科教栏目数量仅次于第7套,在中央电视台非科教频道中位居第二位。下面我们选取央视非科教频道的两个典型栏目 《是真的吗》《科技苑》作详细说明。

《是真的吗》是一档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与光线传媒联合研发制作的大型互动求证节目,于2013年四月末起在中央财经频道晚8点播出。节目首创网台联动的全新方式,携手电视观众与广大网友,通过各大新媒体共同互动求真,对网络流言进行专业验证与权威实验,为国人探求真相。每期节目由脱口秀、真相视频调查、现场真假实验、嘉宾猜真假游戏环节等构成,将新闻调查与综艺娱乐、脱口秀元素相结合,用最幽默的语言讲述最严肃的事件。

节目主持人陈蓓蓓——中央电视台女主播,用现场实验,一分钟还原事实真相。节目嘉宾黄西——曾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后赴美留学并获得了德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的生化博士学位。但黄西此后怀着对美式相声的热爱和通过不断努力学习,终于成功转战美国脱口秀界,并成为红透美国的华裔脱口秀明星,用轻松、幽默的美式脱口秀对时下热议的网络流言进行点评。节目共分为如下板块:黄西开场脱口秀、网络流言验证、现场实验验证、黄西 “我相信”脱口秀、重量级调查类选题、“黄西有答案”脱口秀。

该节目的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嘉宾主持黄西,他有着生化学博士与脱口秀主持人的双重身份,其专业素质对节目质量起到把关作用,另外其幽默的脱口秀为严肃的求证节目增添乐趣,赢得更多受众。节目选取的题材如 “打喷嚏是有人想你是真的吗?”“麝香可致女性不孕或流产?”“土豆可以当电池用?”等都与生活息息相关,求证的过程就是科学传播的过程。

澳大利亚传播学者T.W.Burns认为,科学传播的目标与价值就在于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对话,让公众对科学能产生意识、兴趣、理解和愉悦的情感反应,能形成自己关于科学问题的判断和观点。电视科教类节目尝试用纪实的手法,科学实验的方式来验证流言的真伪,既可以让公众意识到科学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又可以在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让公众见识到一些闻所未闻的科学设备与仪器,从而领略到科技的无限魅力,唤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与爱好。[25]当然,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电视科教类节目仍是以培养和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为终极目标。

《科技苑》是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道 (CCTV7)的栏目,该栏目1995年开播,是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的重点大栏目,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唯一一个专门传递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科学技术和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的栏目。内容涵括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饲料工业、农药植保、化肥、林业、水利、绿色环保等方面。北京大学传播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王大为说道:“《科技苑》栏目是中国农业科教节目的第一品牌,是中国农业科教节目的风向标,引领着中国农业科教节目的发展走向。它对中国农业科教节目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并成功实践了用科学翻译的理念讲科技、用趣味性解读的理念讲科技、用讲故事的理念讲科技,把中国农业科教节目的制作引入了通俗化、趣味化的大众传播的轨道,是专业化节目成功转化为大众传播栏目的典型范例。尤其是 《科技苑》团队是中国的宝,是电视业和中国农民的宝。”[26]《科技苑》的价值——在CCTV-7西南推介会上的发言 (节选)《科技苑》的重要价值就是制作播出这些政府推广的、容易掌握的、便于操作的农业实用技术,加快农业科技的应用和转化。以电视节目直观、快捷的优势,直接服务于农民。近几年,栏目承担了许多农业部、科技部、中国科协等国家部委交办的重大任务,在农业科技政策传播、重大农业科技项目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每当遇到农业科技方面的重大事件,《科技苑》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读或者服务。不论是前几年的 “香蕉癌症”事件,还是近年的 “抢盐”事件、“西瓜膨大剂”事件,都有 《科技苑》栏目科学严谨的及时解读。

第三,省级卫视及其各频道的科教栏目不断涌现

在我国,除了中央电视台各项节目以外,省级卫视频道是全国覆盖率较高的电视频道。我们发现省级卫视及其各频道的科教栏目不断涌现,形式多样。下面我们列举一些收视率较高的省级卫视及其各频道的科教栏目。(见表3-3-12)

表3-3-12 部分省级卫视及其各频道的科教栏目

(2)电视的科学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科教栏目的现状是央视科教频道一家独大,各地方电视台科教栏目质量参差不齐。存在频道竞争力薄弱、栏目生产率低、内容可看性低的特点。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教频道自身栏目受限,资金缺乏。电视台想要维持正常的运转,不但技术装备等基础设施耗资多、节目制作费、信号传输费、办公开销等日常运行也需消耗大笔的资金。从开办至今,各级教育频道由其行政上的主管部门教育部拨款,但每年的款额难以维系正常运行。当前不管是归属当地教育局管理还是归属电视台管理,科教频道的运作费用都需要自行筹集,但节目又有所限制,因此科教频道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短缺问题,这使得许多科教频道陷入节目投入不足,制作和播出的节目缺乏号召力,吸引不到资金,难以收回成本的恶性循环。[27]

第二,外部竞争激烈,科教频道市场受到挤压。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各类媒介为应对 “入世”后的新环境,纷纷组建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产业集团,传媒业开始进入集团规模化竞争的新时代。在规模化竞争时代,大投入才有可能带来大产出。纵观近一两年的 《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火爆华人世界的节目大制作,更加表明资金的不到位难以让小投入的科教频道有令人满意的产出。

第三,电视科教类节目的制作存在难点,科教节目专业性强,对制作人员的科教素质要求高。电视科教类节目逐步改良的过程中,为追求更多受众和收视率,过分追求故事化叙事策略,导致科技类节目走入叙述内容过于猎奇,叙述结构过于单一,叙述视角过于理性等“故事化”的死胡同。比如 《走近科学》这一栏目,学术界对这一栏目研究讨论次数最多,主要涉及该栏目从一开始的严肃说教到故事化叙事,随着收视率逐步攀升的同时,也把故事化和悬疑发挥到了极致,导致科教节目反而 “不科学”。

(3)提高电视科学传播能力的建议

其一,结合内外动力,打造科教品牌。对外,在科教兴国战略的环境下,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支持。一方面,作为科技传播的载体之一,科教频道可以通过和相关政府部门或组织合作,打造优秀的科教节目;另一方面,国家在科教电视内容产业上应加大财政投入,保证生产出有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教电视节目,加快科教电视节目品牌创建。对内,科教栏目要提高节目差异化,打造科教品牌。科教电视内容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做好自身定位。在受众定位上,明确新环境下的受众群体,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好地贴近大众,以受众为中心确定科教电视的节目方向和内容。[28]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制作内容差异化的科教节目。

其二,建设一支专业基础扎实、跨媒体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队伍。人才资源是科教电视内容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在我国从事科教电视的人员中,经过系统化、专业化学习和训练的人很少,而新媒体环境下不同媒介对采编人员能力的要求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可以以高校、科研院所、职业技术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为载体,构建多级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网络,培养出全方位的人才,建设一支跨媒体、复合型的专业人才队伍,以适应新兴媒体对科教电视专业人才的需要。

其三,创新创作理念,科教栏目形式多样化。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对于电视科教类节目来说也同样如此。长年累月运用同一种播报模式播报内容相似的节目会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节目没有新意将无法长久地留住老观众,引来新观众。为了创新,国内知名电视台纷纷引进国外成功节目形式,并将其本土化,这虽然是一种拿来主义,但是对国内观众而言,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方式。比如最近热播的大型亲子互动真人秀 《爸爸去哪儿》,版权购自韩国,但是经过湖南卫视的本土化,中国版的 《爸爸去哪儿》更具可看性。当然除了 “拿来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有自己原创的电视模式。

4.《科学传播报告》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2008)》《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2009)》蓝皮书总结了国外科技传播的最新研究动态,国外学者更多关注科学传播效果的调查研究,关注媒体对知识和新闻传播的视点、媒体的新应用方法,同时关注对科学传播模式和传播策略的研究。而我国国内的研究更多关注科学传播的媒介、模式、内容与调查活动方面的发展,对科学传播重点案例的研究并没有过多关注。而在最新的一期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2010—2011)》中课题组全面收集2009年及部分2010年的新闻媒体报道、互联网公众论坛信息、政府公文及其他专题信息,从中抽取与科学传播相关的资料,进而对由各级政府部门、科学家以及大众媒体等主体所参与和主导的科学传播情况进行全景式扫描;同时采用电话调查和焦点访谈的方式,了解科学传播相关活动对公众产生的影响以及公众的态度和意见;了解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行为和思想认识;了解科学及科学家群体在公共话语镜像中的呈现情况。詹正茂主编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2012)/科学传播蓝皮书》,主要分析了2011年度中国科学传播的发展状况,从科学文化的视角,从国家、传媒、公众三个层面出发,汇集各方力量,深入分析了中国科学文化的现状,并提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倡议,以及期望中国的科学传播工作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5.《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根据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国发 (2005)44号],国家制定并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6.我国公民科学素养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29]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然而对比200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我国公民利用科普设施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实践活动显著增多,2010年公民参观各类科普场馆的比例依次为: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 (57.9%),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27.0%),自然博物馆 (21.9%);参观人文艺术类场馆的比例依次为:公共图书馆 (50.3%),美术馆或展览馆 (26.4%);参观身边的科普场所的比例依次为:图书阅览室 (54.5%)、科普画廊或宣传栏 (48.7%);参观各种专业科技场所的比例依次为:科技示范点或科普活动站(35.5%),工农业生产园区 (34.2%),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11.2%)。在国家政府大力进行科普知识普及与宣传的政策下,我国公民支持科技事业并对其充满期望,有77.0%的公民赞成 “尽管不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支持”的说法;有84.5%的公民赞成 “现代科学技术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的看法;有77.6%的公民赞成 “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一些职业消失,但同时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看法;有88.7%的公民赞成 “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的看法;有76.9%的公民赞成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的观点。该怎样看待这一数据以及中国人的科学素养究竟怎样等问题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议论。1992年以来,中国科协在参照国际通用调查题项的同时,结合具体国情,在大陆地区对18~69周岁的公众展开调查,形成了8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比较这8次调查结果,尤其是解读2010年的最新数据,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人的科学素养状况。普遍崇尚科学精神,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掌握不够;对科技信息的兴趣不输发达国家公众,超八成被调查者最关注 “医学与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走进科技场馆,新媒体日渐成为科普主力军。

三、美国常态科学传播

(一)政府科学传播行为

对于科学传播,美国政府表现出充分的重视。政府的支持首先表现在政策方面,如美国国家科技政策中考虑到了公众理解科学问题。其次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参与,如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等若干机构,都有一定的与公众理解科学相关的项目。美国的科技界公共信息部门都设有公共信息官员,这是一个沟通公众需求与科学家信息发布甚至是选题立项之间的桥梁部门。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专职的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最后是政府给予资金的支持,一般是通过职能部门向下拨款,多体现在政府对民间重要科普组织的支持。

此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部门都在参与科普活动,有关这方面的事务由一位副总统专门负责。美国的科技界公共信息部门都设有公共信息官员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PIO)不仅仅是向公众宣传本机构所取得的科研成绩,同时也是一个沟通公众需求与科学家信息发布甚至是选题立项之间桥梁的部门。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专职的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他们不仅会把本单位重要的科技进展制作成新闻稿向媒体发布,还会经常参加各种公众活动,了解媒体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否可以通过本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得到满足。而且,他们还会与刊发科学家论文的重要学术期刊联系,探讨如何将本院所的科研论文制作成新闻。最后是政府给予资金的支持,一般是通过职能部门向下拨款,多体现在政府对民间重要科普组织的支持。

(二)科学传播团体组织

表3-3-13 科学传播团体组织

(三)美国常态科学传播的媒介表现

美国常态科学传播的媒介素养主要以图3-3-7作为分析指标。

图3-3-7 美国常态科学传播

美国很重视科学界与公众及媒体的交流与沟通。从机制上,促成这种沟通的主要是三类部门,第一是科学界的公共信息部门 (与我国科研机构的宣传部门功能并不完全相同);第二是广大科技期刊,包括科普和专业期刊;第三则是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开设的Earthquake Alert及科学媒体 (媒介)中心 (Science Media Centre)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

1.报纸

1978年,《纽约时报》开辟了每周一次的科学版面。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科普出现小高潮,科学版面就是这次高潮的部分产物。继 《纽约时报》之后,一批批的杂志、报纸和电视节目纷纷向公众推出科学知识内容。在其后连续几年的时间里,效法 《纽约时报》的报纸接踵而至。起初,增长速度不快,1984年只有19家;1986年发展到了66家;到1989年,激增到95家。另有近100家(美国有1600家日报)的报纸开辟了每周科学栏目,虽版面不大,但也相当令人瞩目。

美国报纸重视科技传播。主流的报纸一般每周都有一个科技新闻版,以采访或综合报道的方式报道重大的科技新成果。美国 《新闻媒体咨情2004》给出的数据表明,科学新闻上报纸头版的比率从1977年的1%上升到2003年的5%。[30]《纽约时报》不惜重金聘请著名报人,以提高报纸编辑的水准,因为他们深知著名报人是报社的无形资产,《纽约时报》还不惜重金购买新设备,以提高报纸印刷的质量。为了连接电脑网络,1996年 《纽约时报》投资1560万美元,并改进印刷纸张和编排技巧,以求永远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原则保证了 《纽约时报》科学报道的可信性。

在准确用词规范表达的方面,《纽约时报》依然起到了优秀的带头作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的优劣 (Winners&Sinners)告示总会清楚的对每月的错误进行展示,每个月下来虽然对犯错误人的惩罚总是多于嘉奖者,但是这样挑剔严格的审核还是使得 《纽约时报》的错误率很少。让我们来看一看 《纽约时报》的优劣 (Winners&Sinners)告示的相关规则:

·简洁、准确:新闻无废字,且不用方言、俚语和粗陋之语,要用正规用语 (proper language);

·倒金字塔:把最重要的情节,放在新闻最前端;

·具体、生动:把抽象事物具体化、生活化;

·深入浅出:专门性的事,要以常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说明;

·短句短段:电文式,越短越好;

·勇于更正。

对于科学知识的相关报道需要的是准确的文字叙述,这样的陈述会避免信息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误解,这样也才能精确地传达科学的正确的精神。除此之外,深入浅出地讲述关于现象背后复杂的科学原理也是 《纽约时报》奉行多年的铁的规则。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氛围中,快速的阅读与行为使得人们仿佛已经很难 “慢”下来进行思考与工作,浮躁背后的疏漏与错误将给科学传播带来南辕北辙的效果,或许 《纽约时报》的优劣 (Winners&Sinners)告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

2.杂志

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就有了科普类的杂志,并且科学类杂志是美国科普教育的主要渠道。美国著名的、有代表性的科普期刊有:《科学》周刊、《科学美国人》月刊、《美国科学家》双月刊、《发现》月刊和 《国家地理》月刊等。像 《科学美国人》和 《大众科学》这样的刊物,虽然历史上有过一些变化,但一直延续了下来。70年代初期,一些新的科普杂志开始出现。有些以环保问题为主题,有些以心理学或通俗医学为主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纯”科学杂志。70年代末,随着 “科学高潮”的到来,新创刊的科普杂志已逾十余家。

这些杂志主要包括 《国家地理》《史密森尼》《大众科学》《发现》《奥秘》《心理学今天》《科学美国人》《自然史》《科学新闻》《天文学》《考古学》《天空与望远镜》《技术评论》《科学》《未来者》等。这些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信息发布和信息反馈渠道。诸如 《科学》杂志,《自然》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出版集团,都会向记者们发布旗下期刊发表的重要论文新闻稿、摘要及其全文。国际科技期刊界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与媒体沟通的做法和体系,它由编辑约稿、作者撰 (新闻)稿、公共新闻网站发稿、记者注册、新闻稿的时限和禁发制度 (embargo system)等组成。

从科学新闻工作从业者的角度而言,获得科技期刊的论文新闻稿可以扩大新闻线索,而且,基于论文的新闻稿都是经过同行评议的,因此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是可靠的,在表述上也是比较准确的。

3.广播

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依据其使命、经费来源和运作方式可以划分为商业台和非商业台。在美国广播电视市场,商业电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比非商业台大得多,如NBC、ABC、CBS。非商业电台对商业电台在经济结构上起了平衡和补充的作用。播出的节目以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为主,也拥有相当数量的固定观众。

表3-3-14 美国广播科学传播代表

4.电视

由于美国的电视业发展比我国早,科学技术教育节目也更为成熟。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平均占总节目量的20%。在美国电视荧屏上,科技含量最高的是一些教育类节目,比如公立电视台-公共广播公司播放的科学系列节目 “新星”(NOVA),目前已拍摄了近500集,被视为科教电视片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部科教节目 “奇才先生”(“Watch Mr.Wizard”)诞生,这是美国首档尝试将科学通过电视媒体传播给公众的电视节目,它的持续热播成功地建立起了公众和科学家团体之间的桥梁。美国早期的电视节目将提高公众对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作用的意识放在与其他节目同等重要的地位。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电视是美国科学传播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体,44%的成年人通过看电视来得到科技消息;其次是报纸和杂志,比例分别都是16%;另有9%的人主要通过因特网来了解科技信息。[31]

表3-3-15 美国电视科学传播代表

目前美国科学电视节目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商业节目、儿童节目和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系统 (PBS)。其中,商业节目大多是由电视网或辛迪加制作,目标受众为成人,节目内容、种类广泛,大多数节目是成系列的。美国1990年开始实施 “儿童电视法”,该法要求在白天时间段播放的儿童电视节目中有相当程度的教育内容,因此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儿童科学电视节目的发展。公共广播电视系统 (PBS)也制作了涵盖不同科学领域的科学电视节目。

5.网络科学传播

门户网站的科学传播版块如表3-3-16所示。

表3-3-16 门户网站的科学传播

在美国,以YAHOO、AOL、MSN为代表的门户网站都开设了相关的科学传播频道,例如YAHOO的SCIENCE频道、AOL和MSN的HEALTHY LIVE频道。这些子频道通过文字、图像以及视频的形式向网络受众传播和解释了科学常识以及健康知识。与此同时,互联网内容提供商还会以一定的时间周期针对某些热点科学事件或健康知识进行深入调查并向公众传播。

除了几大门户网站的科学传播版块,美国还有各种官方专业与非专业网站承担科学传播职能,其名称、简介以及链接详见表3-3-1。

表3-3-17 美国科学传播网站简介

续表3-3-17

6.美国公众科学素养

美国公众科学素养最有特点的表现为其公众科学节。[32]

公众科学节起源于198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加州旧金山召开的年会。公众科学节,正如教育和健康资源理事会所描述的那样,将年会主办城市所有的科学资源集中到一起,帮助K-12级的学生们理解科学技术在他们的生活中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趋势。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们也可以学习到如何应用当地科学资源,如水族馆、植物园、学术博物馆、动物园和大学里的科学技术设施等。在当地地方组织的倡导下,美国科学促进会 “公众科学节”活动已经在若干社区形成了越来越完善的基础。

在过去的十年中,公众科学节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小学的学生,其最基本的希望是通过早期的、积极的和饶有趣味的对科学的接触来激励孩子们产生对科学最根本的兴趣。公众科学节对公众理解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焦点,包括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科学对每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科学作为评价和批评性思考工具的价值。公众科学节同时也提出了克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源政策等临时性关注的问题,对全体美国人科学能力的影响重大。

另外,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公民科学素质测量和调查的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形成制度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在美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7年的调查。这次调查是美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调查。1957年调查的大部分问项在随后的调查中被重复使用,并且成为考察公民理解科学技术的比率概念和改变方向的基础。实际上,该项研究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对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调查,而是在于测量主要媒介的科学公众的规模,并指出影响公众科学新闻消费的一些因素;其次,调查也涉及公众对科学和世界的态度等。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性的全国性调查,其中部分内容,如公众对科学的态度 (包括对科学、科学家的态度、对具体的科学技术的态度、对有限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政策的参与等),对之后的调查产生了重要的持续性影响。

第二阶段:1972—1976年的三次调查。这一阶段的调查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开展公众理解科学调查制度化进程的开始。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广泛的普遍性态度,以及可能存在的对政府投资的偏好。具体的调查内容有: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包括对科学技术影响人们生活的看法、对科学技术的一般态度、对科学技术职业地位的看法等;公众对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的看法——包括对科学技术的利弊看法、科学技术产生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否需要控制等;对科学技术的期望——包括期望科学技术解决的问题、希望所纳的税费在科学技术的哪些方面加以使用等;并且所有以上的问项分别进行了性别、年龄、学历以及肤色人种分组的分析。

第三阶段:以1979年米勒提出的测度体系为标志,从1980年开始至今的定期调查。1979年,米勒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素质的定义——科学素质指个人具备阅读、理解以及表达对科学事务的观点的能力。他设计了一套三维测定体系——对科学规范或过程的理解和对主要的科学概念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科学技术作用于社会的影响及伴随出现的政策选择的理解。此后,米勒体系在美国得到了长期的实践和应用。在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NFS)的资助下,每两年进行一次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结果收录在 《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中,并有专门的章节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和分析。米勒的这一测度体系自此也开始了在国际范围的应用。

四、日本常态科学传播机制

(一)法律法规

科学传播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日本受到重视。1996年11月成立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必须努力普及知识,以广泛加深国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关心。1997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也提出推进加强理解科学技术措施。科学技术厅1998年召开 “加强理解科学技术研讨会”,讨论了如何采取措施加强理解科学技术,1999年再一次召开 “加强理解科学技术研讨会”,就 “加强理解科学技术活动”提出以下建议。

①在21世纪,要使人类生活得更好,就必须理解自然和人类,以此为根本的科学技术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任何人都必须具备科学技术知识。

②科学技术专家有必要更积极地在社会上开展活动,宣传科学技术的魅力,唤起更多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同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要忘记自己也要生活,一定要和公众想到一起,行动到一起。

③公众必须做到能够准确判断科学技术的价值 (仅仅因为无知或感情因素而拒绝科学技术是社会所不希望的),最好具备利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公众也可以积极参加有关环境的调查研究等。

④加深理解科学技术并不是说科学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⑤要培养年青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1997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也提出推进加强理解科学技术措施。

2001年制定的第2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有关加强理解科学技术的言论如下:

“日本要成为能够通过创造和利用知识对世界有所贡献的国家,就必须采取措施使科学生根发芽。要形成重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社会风气,要培养人才 (知识的源泉),要构建重视知识(国家的基础)的社会。”

(二)媒介表现

1.电视

日本放送协会 (NHK)是日本政府唯一指定的公共放送机构。在播送过程中没有插播的商业广告,电视所得的经营费完全来自于国民的视听费是NHK电视台的最大特点。当国家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NHK往往能够超越一切其他的媒体,成为维系日本民众的精神和秩序的最佳公共平台,这同时也成了NHK长时间以来占据着日本民众心中重要位置的原因所在。日本NHK(即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常年开设科学节目普及国民科学知识,经常和东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所合作,通过地质和气象灾害方面的专家为国民普及灾害相关的科学知识。

2.报纸

日本发行量较大的几家大众报纸如 《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都常年开设科学版进行科普。

(三)科学共同体

日本当下最流行的 “Science Café”活动就是通过营造科学传播的 “软环境”,科学家和公众可以在 “咖啡馆”自由的讨论科学。

五、英国常态科学传播

(一)科学传播的主导

英国科技创新办公室 (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威康信托基金会 (the Well come Trust)、英国皇家学会 (the Royal Society)、英国科学院 (the 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等机构是英国科学传播的主导机构,它们通过资金赞助的形式支持科学的传播和普及。

(二)媒介表现

英国的媒介也非常重视科普工作。科学家、媒体和公众的互动在英国非常频繁,英国皇家协会 (the Royal Institution)通过 “科学媒介中心”项目的计划沟通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联系,帮助记者普及科学知识。

(三)科学共同体

除了官方的科学传播的活动以外,英国也非常重视科学的 “软传播”,有许多非官方项目 “Psci-com”“Cafe Scientifiques”等通过和科学家 “聊天”的形式得到科学知识,英国的科学节更是科学传播的盛会。

六、对比与总结

通过中外常态科学传播机制的对比,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常态传播机制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灾害科学传播机制非常的系统而完整,但实际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主要归因于中国常态科学传播的长期落后,尤其是在媒介素养层面和公民素养层面与美、日、英等国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第一,从科学传播部门和组织来看,由于国家体制不同,科学传播的部门及组织各有不同,但从结果上看中国与美国在常态科学传播部门和组织中的机制都比较完善。

第二,从常态科学传播相关法律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都有科学传播相关法律。

第三,从科学传播团体来看,中国有相对专业的科学传播团体,但普遍成立时间晚,影响力不足。

第四,从媒介表现来看,中国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尤其体现在传统媒体中。美国、日本在早期报纸中设有专门的科普板块传播科学信息,并有专门的科学传播杂志。而中国在报纸科技报道数量低、科技报道内容覆盖面较窄、科技报道形式较为单一、科技报道记者采写能力有限。在电视节目中的科学传播,美国更注重青少年的科学知识传播,从小进行科普培养,中国的科普电视节目通常是对成年人进行科普知识传播。

第五,从公民素养来看,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数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专家与公众沟通层面,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1] 参考中国政府网-应急管理,http://www.gov.cn/yjgl/2005-08/31/content_69625.htm。

[2] 曹羽、温家洪、景垠娜: 《我国应急预案体系现状及展望——以上海为例》,载《灾害学》,2010第25期,第112~118页。

[3] 参考中国政府网-应急管理,http://www.gov.cn/yjgl/flfg.htm。

[4] 中国政府网-应急管理,http://www.gov.cn/yjgl/2005-08/31/content_27872. htm。

[5] 高磊、徐迎、李青狮: 《美国应急管理机构设置及其启示》,载 《生命与灾害》, 2010年增刊,第76~79页。

[6] 《用法律保障综合减灾》,http://scitech.people.com.cn/GB/7017196.html。

[7] 《日本应对灾害之策对我国的启示》,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yjfx/20080403/09374705926.shtml。

[8] 吴宝生、丘丽红:《论我国自然灾害预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载 《兰州学刊》, 2009年第3期,第92~93页。

[9]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主体结构》,载 《中华新闻报》,2000年7月第6版。

[10] 张渠源:《融媒体环境下新闻跟风现象成因分析》,载 《中国传媒科技》,2012年第22期。

[11] 科学松鼠会网址,http://songshuhui.net。

[12]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73/n35518/12451858.html。

[13] 维基百科,“社交网络服务”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A%A4%E7%B6%B2%E8%B7%AF。

[14]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载 《科普研究》,2009年第2期,第10~18页。

[15]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Wellcome Trust.Science and the Public: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in Britain.Public Underst and.Sci.2001(10):315-330。

[16] 田松:《从普及到传播,从信赖到理解》,载 《上海科坛》,2002年第2期。

[17] 刘伯宁:《新媒体语境下的 “草根”科普:体会与建言》,载 《科普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16页。

[18] 刘相法、肖云等:《移动时代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方式的创新及其影响》,载 《科普研究》,2013年第3期,第25~30页。

[19] 刘华杰:《谈谈 “科学传播”的主体结构》,载 《中华新闻报》,2000年7月第6版。

[20] 胡晓梅:《科学传播与网络》,载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85~87页。

[21] 陈鹏、刘星河:《新媒体时代下的科学传播》,载 《理论视野》,2012年第4期,第16~20页。

[22] 参考 《2012美兰德中国电视覆盖及收视状况调查结果揭晓》,http://www.cnad. com/html/Article/2012/1206/20121206101426660.shtml。

[23] 参考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发布,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73/n35518/12451858.html。

[24] 冯其器:《科教类电视节目如何实现科学传播—— “走近科学”等栏目的策划分析》,载 《中国记者》,2010年第5期,第87~88页。

[25] 李翔:《用科学实验破解盛行流言——电视科教类节目的科学传播新路径分析》,载 《新闻界》,2012年2月,第30~33页。

[26] 王大为:《〈科技苑〉的价值——在CCTV-7西南推介会上的发言 (节选)》, http://sannong.cntv.cn/program/kejiyuan/20121017/106425_1.shtml。

[27] 王钦:《科教频道的发展脉络及节目生存现状》,载 《收视中国》,2011年第5期,第2~20页。

[28] 林秀瑜、张冰冰、张传永:《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科教电视内容产业发展策略建构》,载 《新闻传播》,2013年第5期,第275~278页。

[29] 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发布》,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73/n35518/12451858.html。

[30] 人民网:《美国:科学如何走进寻常百姓家》,http://news.sina.com.cn/o/2006-11-09/132310455078s.shtml。

[31] 人民网:《美国:科学如何走进寻常百姓家》,http://news.sina.com.cn/o/2006-11-09/132310455078s.shtml。

[32] 百度文库:《科普资料汇编——国外科普概况》,http://wenku.baidu.com/view/112f411ca300a6c30c229f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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