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

相信伪奏稿大多数的传播者将伪奏稿看作是一则新闻——一则以奏折或者奏章为形式的新闻，而且史料显示，他们对于这种以奏折为形式的新闻是司空见惯的。作为新闻的奏折或者奏章自有其民间的流通渠道，而伪奏稿即借助这一渠道而广泛流布。山西生意人李朝选在汉口做买卖，他向官府供称，其之所以会抄回孙嘉淦伪奏稿乃是因为：“小的是买卖人，只道是京报上的，就稍了回来是实。”^[1]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提塘吴士周也以为这只是一则寻常的奏章，而将其抄送至信息报送对口单位。

奏稿作为官文书，本身象征着政治权力，它在18世纪的中国，构成了一种相当重要的新闻形式，这是中国社会较为特殊的一种历史现象。詹姆斯·凯瑞说：“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它是一种由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明的文明形式——主要由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发明……因此，它并不代表普遍的口味，也未必是合理的知识形式。”^[2]问题是，18世纪的人们将官文书看作是“新闻”，其背后所蕴藏的凯瑞意义上的“历史性的现实”是什么呢？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中产阶级发明了那种“人情味”的新闻，那么18世纪的中国人在说到“新闻”，特别是那些政事的时候，很大部分则是在说从邸报上所登载的奏章、上谕、人事任免信息。直到《时务报》时，主办者们还曾经因为“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试图不再登载上谕奏章，而招致各方反对，最后只能起而复录上谕奏章。^[3]至于早期新式报刊，如《申报》者照录京报的上谕、重要奏折的更不在少数。所以，套用凯瑞的话来说，“邸报”所包含的官文书形式，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传统中国人对新闻——至少是那些有关朝廷的新闻的“口味”。

孙嘉淦奏稿民间传播的特殊性，还在于人们“抄写”奏稿的这一行为上，点到点的复制是通过“手抄”而实现的，这或许暗示了“奏稿”之所以能够扮演起节点之间媒介的原因：要传播新闻，人们为什么不是仅仅满足于“听”“说”奏稿的内容，而争相去“抄出”这样的奏稿？

在乾隆三年，人们的确就是以口传的形式来传递这样的新闻，这恐怕是比较符合新闻特性的。乾隆三年的京城流言虽然被皇帝严厉禁止，但直到乾隆九年，这一流言仍在流传，江西巡抚鄂容安告诉皇帝：“风闻九年正月江宁早有此语。”^[4]因此，此时，孙嘉淦上奏稿的消息，很可能仍然只是停留于口头的形式，并且开始向京城以外的地方扩散。

那最后为何这样一则限于口头的流言，会转变为具有实在文本的“手抄新闻”？米切尔·斯蒂芬斯说得好：“要传播新闻，书写还比不上交谈，除非有新的因素加入竞争：在广阔的地区定期传播新闻的迫切需要。”^[5]伪奏稿被讨论后，大量被抄写，然后被带到了远方；而将伪奏稿抄出带到远方的无一例外均为商贩。他们与通商之地往往言语不通、风俗各异。因此，奏稿、上谕、诏书、邸报，等等，由于本身即象征着统治权力，是中国人耳熟能详、一眼即能辨认的政治象征——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意见（政治异见），必须假手于诏书、奏稿形式的原因——它有助于人们开启共同的语言，有助于商贸的开展。不管怎样，对于往来于异地的客商们来说，奏稿都是接触当地的有效媒介。无论这则新闻有什么样的内容，由于它采用了奏稿的形式，无论处于何地的人们都能识别、理解并发生兴趣。奏稿的抄写，并远距离传播，这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已与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要将这样的新闻传播至一个更远的地方；也意味着以“奏稿”“上谕”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符号为形式的“政治新闻”，成为一种黏合剂，成为人们得以沟通的媒介。当然，这绝不是要否认其他基于文化心理而窥测朝政的动机去抄传伪稿，而是指出基于传统和文化原因之外，促成手抄奏稿这一行为的新的社会现实。

所以，基于商业交往的需要，使得孙嘉淦上奏稿的信息需要以实在而具体的文本形式出现，这是促使孙嘉淦伪奏稿从口头流言向手抄新闻转化的动力。因此，处于信息节点之上的人们，很可能基于自身的需要，将一则口头新闻改造为一则手抄新闻。

遗憾的是，没有很多材料来向读者们展示处于信息节点上的人们如何再生产这样一份手抄新闻。当孙嘉淦奏稿获得它实在形式的文本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其实也并不太大。但是人们会对其做一些细微的改变。

四川总督发现，他所缴获的伪奏稿中孙嘉淦的官衔并不一致，有的是孙嘉淦在乾隆刚刚登基时候所任的官职“左都御史”，有的是伪稿案发时所担任的官职“工部尚书”。^[6]孙嘉淦从左都御史到工部尚书任上，中间相隔十几年，人们在传抄的过程中，随着孙嘉淦官衔的变化而不断更改着奏稿的内容。除却官衔之外，人们也会创造皇帝的批语。我们已经看到，伪奏稿在湖南教书先生龙乾惕的手上增加了朱批，另外，山东济南流传的伪奏稿上也有朱批“该部知道”，而负责查办此案的朝廷命官发现，大多数的奏稿上其实是没有朱批的。^[7]

人们填设朱批以及龙乾惕照抄朱批的情节或许说明，这一网络中人们对政治信息的解读和再造是要看起来真实的，即依赖于人们对政治过程的知晓。他们在奏稿上，模拟着皇帝的口气写上朱批，这或许是对政治过程的模拟；人们在各自的传播节点上处理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刘文鹏对奏稿在不同的节点上进行再生产的描述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孙嘉淦伪奏稿乃是“成于众口，传于众手的传说”。^[8]每个传播节点都有其处理信息灵活而特殊的一面，这是一个动态而难以一致的网络。

如果说雍正皇帝关于通信制度的改革，使得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皇帝书房中的秘密权术，从而使得其获得某种极致的专制权力的话，那么在孙嘉淦伪奏稿的传播过程中，皇帝的政治变成了街谈巷议的对象，成为在餐桌上、衙门内、街头菜市场中聚众议论的主题。专制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依靠神秘而得以维系的。皇帝认为，对待伪奏稿，民间的表现应当是：“虽示以伪稿，将茫然不知为何物，何论传抄，凡属传抄，皆幸灾喜事，不安分之辈。”^[9]伪奏稿的传抄者非但知其为何物，而且还能有模有样地模仿朝廷对官文书的处理过程而以假乱真。米切尔·斯蒂芬斯在《新闻的历史》中说：“政府就是表演，新闻是表演的舞台。假如没有能够触及广大民众的新闻体系，统治者就面临失去观众的风险。”^[10]斯蒂芬斯说的是现代政治与新闻的关系，它们是建立在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之上，那么在孙嘉淦奏稿的社会传播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展示的这座舞台正在搭建之中，观众也正在聚集。在江西武官们的饭局中，在粮道衙门的科房中，在王献有的米店中……朝廷的政治表演成为人们聚众观看、讨论的对象，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媒介。

到这里，我们或许已经能够理解商人抄出并且远距离传播伪奏稿背后的经济动因。那么，那些基层官吏们呢？那些在当地热衷传播这一政治异见的人们呢？他们不需要去远方开展商贸，他们又为何关心和抄写这样的新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原因，中国人历来关心朝廷政治和宫闱秘事，除却基于文化心理的原因去关心这样的政治信息，此时人们的动机是否有其特殊性？

这就将问题引向这个时代的特殊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