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系统的建设

三、广电系统的建设

1.广播事业的建设与改造

我国广播事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有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对新闻广播事业采取逐步改造的政策。关于对待私营台的方针，中共中央1948年11月制定的《关于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工作人员的政策决定》曾作了原则性规定：“新中国之广播事业，应归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经营。在确定国营时，对某些私人经营之广播电台及其器材，可由国家付给适当之代价购买之。”⁽²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种类和发行量少，无线电广播事业成为群众性教育宣传的最有力的工具。截至1949年12月，全国大陆有人民广播电台49座，另有私营广播电台30多座。⁽²⁶⁾到1953年，全国各大城市的私营广播电台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后又并入当地的国营广播电台。私营电台的改造以上海最具代表性。1953年9月，根据上海联合电台私方代表提出的自愿将私方财产实行转让的要求，人民政府以9亿人民币（旧币）收购了属于私方的设备和器材，将该台并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²⁷⁾

政府在改造原有广播事业的基础上，也加大了对广播事业的发展力度，使广播事业在国家的支持下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²⁸⁾当时，我国无线电工业还是空白，自己不能制造收音机，全国仅有收音机100万架左右，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了建立广播收音网、发展集体收音的措施，以初步解决收听工具不足的困难。

1950年4月，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报道，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²⁹⁾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同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重视广播》的社论。5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少年儿童广播节目”和“部队节目”。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开始广泛地进入并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新政府把工人队伍视为广播的重要宣传对象。9月12日，政务院新闻署、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大力开展工人中的广播工作，城市中的广播事业也在继续推进之中。同年，我国除西藏外，各大行政区和省、直辖市都成立了人民广播电台，并完成了对上海、重庆等七大城市的34座私营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7月，经中宣部批准，中央广播事业局又发展集体记者31个。至此，全国绝大部分地方电台都担负起中央台集体记者的任务。⁽³⁰⁾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52年12月，全国建立县区收音站2万多个，有42000多名收音员活跃在广大城乡，人民广播事业有了初步的群众基础。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城乡收音站，初步解决了收听工具不足的困难，但只能转播上级广播电台的节目，不能自办结合当地需要的节目。1952年4月，吉林省九台县利用电话线传送广播节目成功，办起我国第一座县级农村有线广播站，其后九台的经验在全国许多省份的农村进行推广，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农村有线广播站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到1956年底，已有有线广播站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多万只。这些广播站对刚刚组织起来的亿万农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³¹⁾

农民在我国占大多数，广播在帮助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与新政权建立认同关系、了解国家的政策和发展等方面存在显著优势，政府高层领导者对此非常重视。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提出了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计划。次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32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着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随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确定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方针：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因陋就简、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到村社、后到院户。⁽³²⁾

政府对农、渔等产业和边远地区则建立收音站，依靠专人收音再进行传播的方式，使广播的宣传功能继续延伸下去。195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设立收音站的指示及关于在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在组建广播事业外部设施的同时，广播机构对广播的内容也进行了扩充。4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中央报纸摘要”节目，7月4日改名为“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该节目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³³⁾

在“大跃进”的浮夸气氛中，广播事业同样成为假、大、空的阵地。1962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要检查一下，看看前几年说了哪些不妥当的、违反政策的、对人民不利的话，说了哪些助长‘五风’的话”。1月3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1958—1960年在国内宣传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写出了初步检查。⁽³⁴⁾

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对广播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广播节目必须考虑到广大农民听众的需要，因此增加与农村生活有关的节目成为必要。1965年8月，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专门面向农村的一小时节目后，次年1月1日起，《对农村广播》和《农村俱乐部》节目正式播出，每天一小时。随着农民逐步成为广播直接或间接的宣传对象，我国听众人数也较1949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政府政策法规得以及时传达，大众媒介的影响领域和范围迅速扩大，民众也从最初被提供信息到逐步形成需求信息的生活习惯。

1966年6月9日，陈伯达派人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声称，广播局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存在资产阶级保皇派，引起全局混乱。8月1日，《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播送《毛泽东语录》，此后广播系统的运作和宣传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

2.电视台状况

1963年2月19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批复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电视台调整问题的请示，按照调整计划，全国电视台和电视试验台只保留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天津、哈尔滨、长春、西安8座。“文化大革命”伊始，广电事业即遭到冲击，与报纸一样逐步失去真实、客观的报道立场，成为片面宣传以及浮夸、造假的舆论工具。⁽³⁵⁾

电视台方面尽管影响有限，但不久也被迫进行调整，北京电视台自1967年1月1日起，于节目开始时先播出毛泽东主席像和语录，3日起又暂时停止一般性的电视播出。1969年5月，中央台大量增加“革命样板戏”播出时间，该节目占全天播出文艺节目时间的85％以上。⁽³⁶⁾为加强对地方广播电台的控制和管理，1967年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对地方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各台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年底，中央广播事业局也被实行军管，直到1973年1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电视台的传送技术、影响范围仍在发展中。1970年，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传送范围从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扩大到湖北、辽宁、河南、山东、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江西、广东15个省市。1973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节目转入正式播出，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等地试转了彩色电视节目。1975年，全国初步形成了电视广播网，全国使用微波线路收转北京电视台节目，可向北京回传部分节目的省、市、自治区达26个（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外）。⁽³⁷⁾

“文化大革命”中，在报道内容方面已失去服务社会和民众意义的电视台，其硬件设备方面仍有所进展，因此其消极作用也无形中扩大。对那些已违背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新闻内容而言，媒介硬件的发展只能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从这样的意义上，大众传媒自身的确需要更多的反思。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由于“四人帮”对广播电视关于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从内容到播出次数加以限制，以致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没有充分反映出人民的感情和愿望，激起群众极大愤慨和不满。当时民众对媒介的接受或反对，更多的是联结于其背后所代表的力量，可以说我国媒介在当时民众心中很少是一个独立的角色，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等同于政府的代言人。

这个时期，全国报纸、广播、电视几乎等同为传播和阐释政府政策的工具，尽管大众媒介所谓的权威性及影响力的确仍在，但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等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丧失殆尽。在极“左”思潮、盲目崇拜等风气借助大众媒介充斥全国的时代，读者和听众也成为这些宣传的牺牲品，被动接受着闭塞、单一的信息，逐步丧失独立思考及自我反思的能力，即使尚存有思考者，也很快被批判、打倒，真正的社会声音在媒介上实已无表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