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时代的受众素养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媒介素养聚焦于个体的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意向，采取实证研究路径，考察其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首先，在描述层面上，研究结果有点超出通常的观念：即中国公众拒绝、质疑媒介信息和观点的平均程度要高于对新闻报道进行深入思考和核实查证的程度，这一方面似乎令人乐观，表示公众对媒介观点呈现出自觉的抗拒意识，对新闻报道也能大胆生疑，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担忧，在没有对新闻信息进行深度思考、推敲处理的情况下简单的质疑和抵制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解读“弦外之音”作为操作化定义的思考和核实新闻报道，本身比质疑和拒绝需要更高的心智劳动付出甚至资源动员。同样，公众对媒介内容生产的介入意识平均值也在五级量表中值以下，利用传媒表达观点、维护个人利益和服务社会，看来还远未成为公众普遍的选择。因此，其影响因素无论在理论抑或实践上，都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的分析在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两个代表公众主动性的媒介素养维度的理论关系上作出了探讨。研究证实了主动的媒介信息处理——特别是思考、质疑和核实，均能正向促进媒介参与意向，说明积极地使用媒介与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媒介，两者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但是，拒绝与媒介参与意向没有关系，它与后续发现一道，揭示了媒介参与行为——特别是“非对抗式”的参与对公众持有的正面媒介观念的依赖性。

媒介素养的两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个体政治认知的结果。显然，那些具有更复杂政治认知能力的个体更能对媒介采取积极、主动的处理策略，其中政治兴趣作用更大，而“政治冷漠者”较易成为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所希望帮助的缺乏质疑和批判意识，以及不擅利用媒介表达自我的那部分公众。但是，更有价值的是研究证实了人际讨论模式对受众媒介素养的显著影响，我们并不从个体性格上解释这一问题——比如断言外向性格比内向性格的人更具媒介素养，而是提倡开放型人际讨论模式中所包含的认真倾听、理解他人、尊重差异、促进反思的观念和意识，是提升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以至参与能力的关键。这一点也与媒介素养教育经常采取参与式、讨论式教学法不谋而合。

从事媒介素养教育不能超越受众本身的媒介使用习惯，以及对媒介表现和功效意识的认知。虽然无论是主动的媒介信息处理，还是媒介参与意向，都受到某些媒介使用习惯的影响，但具体的影响因素和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在对受众媒介信息处理的影响因素中，海外媒介和网络新闻的影响最为明显，印证了媒介素养研究认为“主流媒介”共享一致的意识形态观念，只有“另类媒介”才更具启蒙与解放意义的理论假设，但其对媒介参与意向却几无影响；在报纸与新闻的比较中，完全是“各有千秋”——关注报纸新闻更利于培养信息处理能力，而关注电视新闻则有助于促进媒介参与意向；第三，娱乐性内容无助于积极的信息处理，但却鼓舞着受众的媒介参与。这些经验发现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之间的理论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即虽然如前所述，两者在体现受众主动性上具有方向的一致性，但它们在媒介使用上所征用的资源则迥然不同——积极主动的媒介信息处理更需要那些能够培养思考能力的因素，例如报纸新闻、网络新闻、海外媒介等；而对媒介的参与则更依赖于从媒介中所获得的正向鼓励和示范效应，因此，十多年来在舆论监督、受众参与方面更有声名的电视新闻更能激发受众对媒介的参与，而大量引入参与手段的娱乐性节目也明显地鼓舞着受众对媒介内容生产的接近。

同样的观察也出现在媒介评价之中——正面评价使受众放松了抵制抗拒与核实查证，但却鼓舞了媒介参与；而后者对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的依赖性则达到最强。这里似乎带来了一个理论上的困惑：为什么在主动性上同向而行的媒介素养两个维度却似乎在此显得“南辕北辙”？仔细分析一下，首先应该看到：对媒介信息处理的维度细分具有意义，对媒介的评价是否正面对思考和质疑不起作用，对拒绝负面作用最大，而拒绝对媒介参与并无正面贡献；其次，从理论上深加推敲的话，媒介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意向虽然都属于主动性的体现，但其“主动”的特征不一——最典型的即在如何处理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微妙的差别，前者代表着与媒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而后者却未必如此，反而更需要对媒介的一种亲近、乃至迎合。由此也提示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对参与行为作出进一步的细分，比如一方面是更能体现亲近与迎合型的参与（如提供新闻线索、求助个人问题），另一方面是不需要亲近迎合型的参与（如投诉媒介、抗议内容不公或有负面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

本文的分析呈现出一个基本特征：即立足于受众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所得出的若干结论无论在厘清媒介素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还是揭示影响媒介素养的因素方面，均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可对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提供一定的参考，如唤醒公众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的重要、开放型讨论模式的重要、培育积极主动的媒介思考意识的重要。但是，我们对媒介素养的分析，包括媒介素养教育运动，决不应仅仅停留在受众个人的微观层面上。因为，现有的研究是基于目前既定的媒介体制框架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分布结构，分析这个情境之下的受众特征和认知、行为，但绝不可就此默认了现存体制，将之“置之度外”，而立刻把着眼点完全放在要求普通民众提高自身觉悟，千方百计变得更“聪明”一点，这就是对研究的误用与误读。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已经在若干方面表明受众的媒介素养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所面对的媒介组织，都有颇大的关系：首先，政治与公共事务热情、人际讨论模式的形成，就离不开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一个不鼓励参与的社会形态如何能够让个体保持足够的政治热情，如何能够要求受众对相关话题展开开放型的讨论？其次，海外媒介与网络新闻对受众信息处理能力的重要意义固然是基于受众独特的媒介接触习惯与偏好，但权力结构是否为“另类媒介”留出一定的空间？在海外媒介还无法在除广东和少数对外型场合之外合法性“落地”的话，网络新闻成为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似乎唯一可选的“另类消息来源”，这也似乎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国Web2．0（特别是电子论坛和博客）发展如此蓬勃的原因——公众的知情与表达权在传统媒介受到了限制，只能求助网络媒体；但“另类媒介”与媒介参与意向之间的缺乏联系恰恰反映出了部分受众转向海外媒介和网络媒体后，对传统主流媒体不再热心，因此传统的报纸和电视能否为多元表达留出一定的空间，是鼓励参与的关键；第三，媒介素养与受众的媒介评价息息相关，尤其是参与，研究发现负面评价和功效意识抑制了参与意向，但如果因此把“板子”打到受众身上而要求大家对媒介大唱赞歌则未免过于滑稽，媒介参与是否受到正面激励的关键还在媒介提供怎样的示范，以及背后的权力结构是否鼓励这样的示范；最后，本文尝试分析了地区因素对媒介素养的独特影响，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媒介素养绝非个人微观层面的结果，城市的政治经济氛围与媒介组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个体特性而产生较为普遍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市场发达与环境宽松（如广州）更有助于受众主动的信息处理，但西安和北京似乎更乐于参与。对地区因素的影响机制还需要更多的进一步研究，但这里面催生出许多有趣的问题，除了媒介市场化程度、开放度、公众参与传统等因素外，这个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感受（比如安全感、感受到社会不公的程度）、其他社会机构的职能发挥（比如公众碰到不公时是否能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满意的解决）等都可能影响公众是否需要参与媒介。总之，我们的研究发生于个体的微观层面，但其与宏观社会之间的关联可以带给我们充分的想象空间，推动今后的媒介素养研究以及媒介素养的教育实践。

表6　四城市媒介使用、媒介评价与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均值与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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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研究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批准号：04JZD00038）的一部分，作者衷心感谢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