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在正义同邪恶的交战中发展

二、新闻事业在正义同邪恶的交战中发展

1971年9月林彪集团被粉碎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正义力量日益壮大，并同邪恶势力进行反复较量，尽力纠正“文革大革命”的错误，直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民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正确主张。《人民日报》等不少新闻媒体内的正义力量战胜了邪恶势力，积极宣传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发表了一大批自己组织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或文章。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第2版整版篇幅发表了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判无政府主义，全国不少报纸予以转载。对此，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密令其控制的上海报纸召开“工人座谈”，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座谈会纪要，并在报上发表反击“龙岩”观点的文章。1972年底，王若水不畏“四人帮”的权势，冒险犯难上书毛泽东，要求批判极“左”思潮。但是，毛泽东的回应是“极左思潮少批一点”，使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流产。

1973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孔子、秦始皇，指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勾结形成“四人帮”，利用“批孔”之机，使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手法，把批判矛头指向周恩来。在“四人帮”指使下，《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发表了一批文章，突出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实际上是攻击周恩来总理。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同时，“四人帮”又在新闻宣传阵地上吹捧吕后和武则天，以证明当代中国需要江青这样的人物。在这场变了调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异常活跃，成为制造舆论的得力工具，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等。这些写作班子以多种笔名^[14]发表文章，新闻界出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奇特现象。

与此同时，“四人帮”还制造了一些典型事件，推出了一些典型人物，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如辽宁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北京五年级小学生黄帅以及远航归来的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等。

1975年2月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行各业的混乱局面进行整顿，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15]的口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国整顿工作迅速见效，但“四人帮”不仅不让新闻媒体重点予以报道，还指使新闻媒体批判“走资派还在走”，甚至提出“反经验主义”，反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和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的谈话中，说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一些看法。“四人帮”借此大做文章，在全国新闻媒介上大批“投降派”，大批宋江，以影射邓小平。11月，“四人帮”用挑拨离间的办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批判他们所指认的“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了“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此后，邓小平的言行被不点名地公开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四人帮”却严密地控制新闻报道，强调“不要突出总理”。11日，姚文元改变原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唁电的安排，硬压缩为半个版，另半个版刊载《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14日，即周恩来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题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道。这一天首都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哀悼，而《人民日报》的1、2、3版竟然没有出现周恩来的姓名！此外，“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组，还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多篇影射性文章，其中《光明日报》在2月13日头版刊载的《孔丘之忧》公然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在压缩悼念周恩来的新闻报道的规模的同时，“四人帮”继续指使各新闻媒介大量发表“批邓”的文章和报道。他们以“翻案不得人心”为中心口号，从多方面批判和否定邓小平为纠正“左”倾错误所做的整顿工作，“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邓小平在新闻媒介上的代号。3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时，删去了按照周恩来总理题词写的一段话。3月25日，该报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消息时，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字句，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怒。

4月初，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活动，声势越来越大，花圈、诗文、小字报铺天盖地。4月4日清明节，到场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4月5日，群众的悼念与抗议活动被镇压。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和邓小平，称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报道，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感。人民日报社收到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信，信中装着刊登这篇报道的《人民日报》第1、2版，在第1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请戈培尔编辑收”。此后，“四人帮”一伙在全国制造万炮齐轰邓小平的舆论局面。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在新闻宣传中突出他们自己，特别是美化江青，还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16]，在全国反复作突出的宣传。

70年代，新闻事业在正义与邪恶的反复较量之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报纸的数量在1971年增加到195种，后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保持这一水准，1976年“文革”结束时为182种。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较为明显。1974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广播正式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的外语种数至1976年为39种，增加了12种，位居世界对外广播前列。农村有线广播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全国农村基本上建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联结千家万户的农村有线广播网。197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了全国电视专业会议，确定了集中主要力量研制彩色电视，同时适当发展黑白电视的发展战略。之后，国务院批准筹建北京、上海、天津、四川4地建立彩色电视试播台，并决定以PAL为中国彩色电视暂行制式。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8月1日，上海电视台试播彩色电视；10月1日，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的试传。与此同时，大多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开始恢复和建立正规电视台，至1971年全国电视台发展到32座，其中中央级1座，省级26座，省辖市级4座。1973年，我国第一个共用电视天线系统在北京饭店建立，标志着我国第一代电缆电视的诞生。

【注释】

[1]1978年7月1日改名为黑龙江电视台。

[2]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3]引自《事情正在起变化》，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5页。

[4]同上，第423—429页。

[5]引自《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6]引自新华社1957年8月1日北京电。

[7]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5页。

[8]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3页。

[9]引自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10]《人民公社好》，载《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

[11]引自毛泽东：《记者头脑要冷静》，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12]毛泽东：《要政治家办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13]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1957年3月10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190页。

[1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有梁效、高路、柏青等；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有罗思鼎、康立、史锋等；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笔名有唐晓文、汤啸、汤新等。

[15]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16]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6 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