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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在西方新闻史上的发展

时间:2022-05-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世界新闻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的报纸,是“德国报业之父”爱格诺尔佛·莫尔1615年创办的《法兰克福新闻》。对于新闻正义的追求,在西方新闻史上有着更鲜明的斗争和更复杂的发展轨迹。这里以英美为代表,对新闻正义的认识在西方新闻实践中的发展做一个简明梳理。其中,当代西方新闻正义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状况,在文献综述中另行阐述。

世界新闻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的报纸,是“德国报业之父”爱格诺尔佛·莫尔1615年创办的《法兰克福新闻》。[6]此后,近代报纸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从报纸的诞生到现代传媒的发展,西方一直占据着世界新闻史上的主导地位。对于新闻正义的追求,在西方新闻史上有着更鲜明的斗争和更复杂的发展轨迹。这里以英美为代表,对新闻正义的认识在西方新闻实践中的发展做一个简明梳理。其中,当代西方新闻正义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状况,在文献综述中另行阐述。

西方新闻追求正义的传统。根据英美社会新闻业发展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业出现在17世纪中后期。西方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有追求正义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体现在对新闻客观性的坚持、对社会公益的追求、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公允正派的独立精神、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第一,对新闻客观性的坚持。诞生于1702年的英国首家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人马力特(E·Mallet)在首期告白中说:“本报创办之目的,在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不加评论,相信读者的智慧,对刊载消息的确切含义一定有正确判断。……报纸的义务在于将事实叙述出来,结论应由读者来作。”[7]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认为这个论述是新闻报道客观性原则的最早论述。而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等则将这份报纸的成功归功于塞缪尔·巴克利(Samuel Bucley),因为马力特创办的报纸只维持了几天时间。后来巴克利将其复刊并坚持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闻标准,“即这是一张新闻纸,而不是谣言作坊。巴克利坚持事实性新闻,而不是报道见解。在报道事实中,他做到了不偏不倚……”[8]他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实践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成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之前,是一位精明的印刷商人和杰出的新闻从业者,他1729年在费城接管了《宾夕法尼亚公报》。他说:“当人们各持己见的时候,双方均应享有让公众倾听各自意见的平等机会,而当真理与谬误得到公平待遇的时候,前者总是盖过后者。”[9]正是他使得美国的新闻业成了受人尊敬的行业。

第二,对社会公益的追求。1665年创办的英国《牛津公报》(后改名为《伦敦公报》,一直发行到20世纪)被认为是第一份符合真正报纸全部要素的出版物。这份报纸在早期就表现了追求公益性的典型特点:为社会服务。如,1666年伦敦发生特大火灾,《伦敦公报》不仅刊载了火灾的消息,还登载包括寻人启事、供亲人寻找搬迁地址等内容的广告,并为无家可归的人暂时提供食宿。1721年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创办了《新英格兰新闻报》,迈克尔·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他向人们表明,当一张报纸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中敢作敢为,且又不失其可读性时,它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支持,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保护自己。”[10]

第三,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西方新闻服务和维护公共利益的传统,逐渐发展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一个著名的现象是“耙粪运动”。20世纪初,美国一批新闻记者发起了一场揭露社会黑暗、唤醒社会良知、促进社会改革的黑幕揭发运动,新闻媒体上出现了一批经典的黑幕揭发报道。这场运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改善了美国当时日渐腐化的社会风气。这种不畏强权的正义之举让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甚为尴尬,他严厉指责那些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是一些不谙世事、只注意“地上的污秽”而从不仰望“头上的皇冠”的“耙粪者”,“耙粪”这一贬称却被新闻媒体当作荣誉,光荣地戴在了头上。正是新闻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了美国社会诸多弊端的解决,成为促进社会正义的重要推动力。另一个著名的现象是“公共新闻运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公共新闻。这项运动始于《维奇塔雄鹰报》在1990年当地州长的竞选报道中进行的一次尝试,该报把候选人的施政纲领与当时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设置话题,发起讨论。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最后演变成新闻界的一次社会运动。公共新闻运动不仅关注社区生活中的公共问题,而且让公众作为公共议题的建构者,其目的在于通过报道带动公众讨论和促成社区问题的解决。“作为报纸为履行其公共性责任的尝试,公共新闻应该还会继续存在。”[11]

第四,公允正派的独立精神。这里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闻媒体,都是历史悠久且出版至今、最负盛名的大报。一个是英国的《泰晤士报》,创办者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1785年在创刊词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一份新闻纸,应该是时代的记录和对各种信息的忠实记录者……在政治上,本报将不属于任何党派。”[12]这份报纸在辉煌了200多年以后,如今虽然隶属于默多克新闻国际集团,但依旧秉承着它当初的独立精神。另一个是美国的《纽约时报》,这份报纸1851年创办时正是便士报的煽情手法大行其道的时候,而该报却以相当正派的态度开创了独立负责的办报传统。150多年以后的今天它已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报纸,也是美国社会公认的历史记录性报纸”。[13]除了公正的事实报道,这两家报纸都以政治倾向上的独立和言论的公允,承担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赢得社会公众的尊敬。

第五,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即使在西方社会,新闻自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近代报业诞生以来,特许出版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还有寓禁于征的知识税和津贴制度,都是政府控制报业的手段,都是限制新闻自由的制度。新闻自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有识之士在不断地反抗中争取而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诗人和政治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44年出版了《论出版自由》,开创了近代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基础。而争取新闻自由最成功的斗争,应该从美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曾格案件和汉密尔顿的伟大抗辩开始。1733年,出版商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创办《纽约新闻周报》并在报纸上发表抨击殖民当局的文章,因此于1734年11月以“煽动闹事”的罪名被捕。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作为其辩护律师,提出了他的观点:每个公民都有陈述无可非议的事实真相的自由。他呼吁陪审团以公正清廉的裁决来保证“大自然和我们国家的法律赋予我们应有的权利: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和写下来,用以揭露和反抗(至少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专断权力的自由。”[14]汉密尔顿的抗辩使曾格胜诉,也为新闻自由的历史写下了光辉一页。而美国新闻自由传统的最终确立,得益于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Lefferson),他促成通过了1789年美国宪法的十条修正案,第一条明确规定:“国会将不得制订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同时,作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对于报界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从而确立了报界独立于政府的特殊地位。”[15]

西方新闻史上的正义逆流。伴随着追求正义的传统,西方新闻史上也不时出现过一些正义的逆流。政党报纸时代、黄色新闻泛滥时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闻传播,是这种逆流疯狂涌动的时期。

英国、美国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都经历过政党报纸时期。英国1648年革命后,报纸刚刚进入初创阶段,政府通过煽动诽谤法、知识税和津贴制度,限制新闻出版自由。政党报纸如保守党的机关报《调查者报》和辉格党的机关报《每日公报》,因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政治活动的工具。美国独立战争后,围绕争夺对政府的控制权,形成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两派政治势力的争夺,报纸成为两派相互攻击的阵地。联邦党派的报纸《合众国公报》及主编约翰·芬诺(John Fenno)和反联邦派的报纸《国民公报》及其主编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二者之间还只是口诛笔伐;而前者与反联邦派的另一份报纸《费城综合广告报》(又名《曙光女神报》)创办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不仅在报纸上谩骂,甚至在大街上殴斗。这一时期被称为“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16]深受党派辱骂之苦的杰弗逊说:“我国的报纸造假无度,已经比波拿巴所发明的锁链更有效地败坏了新闻界的作用。”[17]这一时期,报纸的最高目标是为了党派事业服务,对新闻正义的追求变成了为政党利益代言。

随着大众化报刊的勃兴,到19世纪末期,首先是美国,随后是英国等西方社会相继出现了一股黄色新闻的潮流。在美国,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他的《纽约世界报》是黄色新闻的开路先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他的《纽约新闻报》是黄色新闻的集大成者。他们都以极度夸张、捏造情节的手法,极力渲染色情、暴力、犯罪方面的新闻,其煽情和虚假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双方的竞争于1897年开始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引起了全国报纸的效仿。“据1900年关于美国21个城市的调查,约有1/3的报纸是明显的黄色报纸。”[18]在人类追求正义的新闻史上,黄色新闻大大降低了新闻事业的水准,践踏了新闻的基本准则—真实性原则。

两次世界大战中,新闻宣传成了交战各国的隐蔽战场。政府一方面对新闻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利用新闻舆论工具为战争服务。比如,一战时期著名的尸体榨油厂(1918年)的新闻,说物质极度缺乏的德国用尸体榨油,用人油制造肥皂。这是英国启动宣传机器制造的对德国的宣传攻击,让全世界信以为真。二战时期著名的“诺顿广播”(始于1942年),就是美国战时宣传的一种发明,被称为灰色宣传。这种发明采用含混不清的暧昧手法,以冒名组织和个人出现,在广播中用一个“诺顿海军中校”的假名,利用机密情报给人一种无所不知的印象,吸引了德国士兵,也摧毁了德国士兵的士气。[19]战时新闻传播,往往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更多的伦理拷问:忠于正义还是忠于祖国?服从统制还是维护自由?生命第一还是事业第一?但是往往无从选择。服从战争需要,明目张胆的虚构,名存实亡的自由。在战争的名义下,新闻正义的追求成为镜花水月的幻境。

综上所述,对于正义的认识,在西方新闻实践史上是一个交替上升、曲折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坚持客观公正、服务社会公益、担当社会责任、奉行独立精神、追求新闻自由等新闻正义的张扬;另一方面是为了党派利益、为了媚俗媚众、为了战争需要而钳制新闻自由、践踏新闻真实性、放弃客观立场的不正义行为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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