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中的理性正义

四、喧嚣中的理性正义

理性，人的理性！人因有理性而具备了自然律法的神力。不再有天国神法的预先安排，也不再有普适万物的道德真理，唯有人的理性至高无上。正义与人的理性紧密相连、互助同构。笛卡尔，这位近代哲学之父，成功地将形而上学扫出了理性哲学研究的大门，并将人的理性复位为经验的体察而非超验的神光。理性主义时代是一个唯理论的时代，人的理性在这一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张扬。在理性主义的鼓舞下，尤其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人们逐渐抛弃了超验、形而上学、抽象观念等非理性范畴，并倾向于从实存层面对这些事物加以彻底否定。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对司法正义的探索也带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和启蒙色调，突出表现为功利与实证主义正义观的兴起。

功利主义是一场风行于19世纪英国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边沁、穆勒等人。虽然功利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由边沁奠定，但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主要是由穆勒创立。他首次将功利原则和正义问题联系起来，并认为正义是功利原则的体现。穆勒认为，正义观念具有流变性，但肯定存在共享的正义和正义观，因为遭受不正义是任何信奉功利原则的人都所不愿意的。穆勒总结说，“所谓合乎正义的不过是合乎一己利益的……正义仍然一般是比其他任何一类更为重要，因此更为绝对和必要的社会功利性的名称”。⁽²²⁾尽管如此，穆勒并未完全将正义置于功利命令之下。他认为正义感的渊源应当到两种情感而非单一功利中去寻找，这两种情感就是自卫的冲动和同情感。穆勒认为，正义乃是“一种动物性的欲望，即根据人的广博的同情力和理智的自我利益观，对自己或值得同情的任何人所遭受的伤害或损害进行反抗或报复”。⁽²³⁾正义情感是利己和利他的均衡。

分析实证法学派真正将功利主义正义论转化为法学思想。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现代实证主义的奠基人。他曾将人类思想的进化分为三大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positivism）作为一种科学态度，它反对先验的思辨、玄虚的精神，拒绝认知自然“本质”的可能性，主张移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法学上，其代表人物有被誉为“法理学之父”的分析法学派的鼻祖约翰·奥斯丁。

奥斯丁认为，实在法包含着自身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独立标准，凡是违背该实在法“就是非正义的，虽说根据另一种更高权威的法律这种做法有可能是正义的”。⁽²⁴⁾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认为，实证主义的正义观的核心就在于，凡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就是代表正义的法律，违背这种实在法本身就是不正义的，尽管从纯粹道德的观点来看，这种“违法”行为可以原谅和宽恕。

尽管这一时期人的理性“一统天下”，但在众多思想家的论说中也能找到尖锐的对立。如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认为，人天生具有一种在社会中和平生存的能力，凡是符合这种社会能力即是符合人的理性本质，便是正确和正义的，反之便是错误且非正义的。与格劳秀斯唱“对台戏”的是霍布斯。他认为，人本质是自私自利、野蛮残忍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恐惧和不信任，每个人对他人而言，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不是人而是狼。基于这样一种人类学和心理学前提，霍布斯主张，运用人的理性设计出一个巨大的“利维坦”（Leviathan）以集中行使主权。基于这种集权的需要，作为主权者命令面目出现的法律就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非正义的”。⁽²⁵⁾在这种法学思维下，司法权运行具有了相对明晰的范围，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相协调，司法正义的神圣也龟缩到国家主义的符号与旗帜之下。

唯理论的法哲学推动了近代法典编纂运动的兴起。1804年法国拿破仑民法典、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都是这一时期法典编纂运动的光辉作品。司法成为立法的附属，法官成为议会的玩偶，机械司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此种情境下，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批判主义法哲学尤显不凡。

康德认为，正义的绝对命令是：“你要这样行事，既让你的行为准则可以变成普遍的行为准则。”正义所关注的平等不能是比例的平等，只能是数量的平等。其正义理论听起来似乎是摩西式的，“唯有报复权（以牙还牙权），方能确切地指明惩罚的数量和质量；一切其他的摇摆不定，且由于他人干预之理由，不能遵守纯粹的和严格的正义之箴言”，“但假如他行谋杀之事，就必死。在此没有满足正义的代偿物，在一个即使充满苦恼的生与死之间，不存在相似性”，“虽然某个市民社会，经其成员同意自行解散（如居住在一个岛上的民众，决定各奔前程，分散到世界各地），监狱里最后一个谋杀犯必先被处决，以上每个人得到自己行为应有的回报……也就是，有多少进行、或命令或参与谋杀的杀人犯，就有多少必须遭受死刑；所以，正义被作为依普遍和先验地形成的法律之司法权观念……”“假如正义毁灭，人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价值不复存在。”⁽²⁶⁾可见，康德真正的意图不是宣扬报复的合理，他不过以某种极端的形式表明，司法权不是理性经验的造物，而是纯粹先验的正义——它的运行规范也不能倚赖经验中的立法或判例框构，只能通过理性的批判与批判的理性之均衡达成。⁽²⁷⁾

历史主义的正义观与理性主义的正义观也大不相同。后者高唱人的理性至上，认为正义须由人之理性诠释和宣扬，无理性即无正义。正义并不神秘，它可知可感，可具化为规则，可书写进法典。与此相对，前者反对人的理性万能，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缓慢的历史进化中，通常表现为神秘莫测的民族精神及习惯法。

历史主义法哲学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胡果、萨维尼，英国的梅因、美国的卡特等人。赫伯特·斯宾塞也是其中重要一位。在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影响下，斯宾塞创立了体现历史主义特色的正义理论。他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只受任何他人享有的相同自由的限制。他论辩说，正义内含两种要素：正义的利己要素要求每个人从其本性和能力中获取最大利益；正义的利他要素则要求人们意识到，具有相同要求的人必然会对自由施加限制。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就产生了斯宾塞所说的“平等自由”的正义法则。但，正义只有在川流不息的历史进化中方能彰显此中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