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社组织沿着企业化、集团化、股份制的发展道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目前我国的出版社组织结构在整体上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仍有差距，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下，我国的出版社组织改革已经全面铺开，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到2010年底，我国将完成中央党政部门在京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以及所有地方的出版集团、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任务，一部分还要完成股份制改造任务，在转制、脱钩之后进一步推动产业集中和企业重组，组建中国出版的旗舰。[19]可见，除了少部分公益性出版组织，我国的大部分出版社面临转企改制的任务，这一过程必然要求出版社进行组织结构的创新。
1.出版社组织结构创新的意义
在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出版组织，对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中共十六大以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出版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稳定性问题[20]。而出版业的政治功能需要通过具体的出版组织来实现，所以，出版组织制度创新，不仅是提高出版组织竞争力的需要，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
第二，是我国出版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需要。从上文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出版社的组织形式相对于改革初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处于过渡状态，体制和运行机制仍是出版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政企、企事还没有完全分开，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还有待建立和完善，出版组织的活力和效率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没有出现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目前，紧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进度加速，推动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国的出版机构按照现代出版组织的要求深化改革。
2.建设现代出版组织的基本原则
第一，政治属性原则。出版组织的政治属性来源于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它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政策执行与政治教育的政治任务。一般而言，出版组织的这种政治属性还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它通常不会因社会变迁而受到削弱。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版组织的政治性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二，经济性原则。作为文化生产单位，出版组织需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引入市场机制，谋求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最优效率，经济效益必然是出版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出版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目标之间应该相互兼容、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只有当出版组织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高效的管理体制，组织的竞争力增强了，党在出版组织中的政治地位才能够得到长期地牢固确立，出版组织的各项政治功能才能够很好地发挥，出版组织的社会效益才能很好地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现代出版组织应当在两个目标之间实现平衡，注重出版组织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不能“一条腿”走路，社会效益是组织的根本，而经济效益则是实现社会效益的手段。只有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才能赢得主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方向，社会主义出版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企业制度原则。由于中国出版组织的企业化改革不彻底，出版组织的性质、形态、功能结构等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出版组织的商业运行模式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中国出版业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发展。另外，出版全球化发展可能对中国图书市场形成压力，同时，市场竞争的失利意味着出版组织的政治社会功能可能被弱化。所以，中国出版组织面临着更加迫切的制度创新任务，只有坚持走制度创新之路，中国出版业才能既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又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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