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才成才规律研究

第二节　新闻人才成才规律研究

这一代新闻工作者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越战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重要的政治时期,都经受了政治炉火的千锤百炼。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也抓住了机遇。

一、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职业理想

1951年3月,纪希晨作为新闻界代表参加赴朝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在漫天战火和遍地废墟中,见证了中朝军队团结战斗的英勇事迹。5月6日,他在金刚山参加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战斗英雄大会,大批敌机突然袭来,轮番轰炸四五个小时,美丽的山野变成火海,与他日夜相处的老红军、慰问团副团长廖亨禄同志,当场同朝鲜人民军战友牺牲在一起。他抖掉了身上的沙石,从地上拾起一颗敌机扫射后留下的机关炮弹壳,这颗仇恨的弹片他至今还保存着。回国后,他根据东线、中线的采访见闻,写出歌颂中朝人民友谊和战士们英雄气概的报道《战斗的春天》。纪希晨说:“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一些记者,在前线上流血牺牲了,在我们的红旗上,也染有新闻记者的鲜血,这是新闻战线的光荣。”^[1]

从事新闻工作要有勇气。新闻现场有交通不便、生活困难、危险重重的边远山区,有水、火、风、震、疫等自然灾害地区,有炮火连天、出生入死的战争前线等等,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敢到这样的现场去的。不愿深入到生活实际中,而只等着会议稿或是改写工作简报,这样的记者是不可能成名的。纪希晨指出:“我们作为记者,是参加历史斗争的战士,是创造新生活的战士,是参与现实斗争的尖兵。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记者都是党的忠诚的战士、人民的公仆。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新闻战士,就应当很好完成党给予自己的任务。记者应当生活在第一线,奔驰在第一线,生活在群众中间；他应当是党和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和耳目；他应当是真理的信徒,真正按照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来进行工作。他始终应当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紧迫感,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做好自己的工作。既然是战士,他就应当在这个战斗的集体里,在党的事业里,贡献自己的一点光和热。”^[2]

1960年5月25日,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新华社四川分社派出了当时的青年记者郭超人随中国登山队进行跟踪报道。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为世界第一高峰,有“世界屋脊”之称。当时的登山队驻扎在海拔5100多米的高山上,郭超人不是登山队员,但是为了完成报道任务,他也要和登山队员生活在一起,还要坚持采写稿件。据科学分析,在海拔3000米处,空气中的含氧量约减少1/3；海拔5000米处,空气中的含氧量约减少1/2。当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空气中含氧量的30%左右,毫无疑问,这必然会使人呼吸极度困难。专业登山运动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每前进一步都得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战胜缺氧带来的重重困难,郭超人更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高山反应,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全身肿胀,手脚被冻伤,在写《英雄登上地球之巅》这篇通讯时,眼睛肿得看不清字,只能用一只手把眼皮扒开,另一只手去写稿子。郭超人说:“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记者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坚毅的革命意志。”

许多青年人问穆青记者成才的“诀窍”在哪里,穆青总是中肯地告诉他们:“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最根本的东西,是如何做人!”“我认为,年轻记者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成才是第二位的。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成才!即使成了‘才’,也是‘歪才’。”^[3]我国新闻记者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能为了私利而胡作非为,要做一个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名人民信得过的新闻记者。此外,要有坚定的信仰,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任何风浪面前都不动摇,这是一个人前进过程中最重要的方向盘,不管在大海上经历多少风雨雷电,只要紧握方向盘,就不会迷失方向。穆青等一批新闻记者在“文革”时期,没有因为挫折而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过怀疑,总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这只是在考验自己,自己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回报党和人民,为社会作贡献。也正是因为他们坚强的信念才使他们一直没有偏离目标。穆青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人把作品获奖当做最高荣誉,其实,人民的信赖才是对记者的最高奖赏。”^[4]穆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一切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

范敬宜强调,做记者,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面、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考虑它的导向作用。在他当总编辑的时候,对年轻记者总是强调不能只看到一点现象就写,记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了解国情、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在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期间, 2005年,该院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回山西太原老家的机会,8天内对3个村4个乡和2个县的农村现状进行了调查,以札记的方式写成了4万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范敬宜读后非常激动,将这份报告寄给了温家宝总理。2005年4月28日,温总理亲笔给范敬宜复信,对李强同学的农村调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范敬宜认为新闻从业者最重要的就是责任感,这也是学校教育最基本的目标。

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立场决定着记者报道事件时的态度。政治立场不坚定、不正确的记者,很难写出主题健康、事实准确、具有强烈社会效果的新闻作品。许多著名的记者都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崇高的职业理想。

纪希晨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看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坚持党性,坚持党报记者的高尚情操。“四人帮”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时,他坚持真理,在席卷全国的批邓浊流中,顶住了那股歪风,对批邓没有写过一个字。纪希晨说:“我一个字不写批邓,是因为我思想深处反对批邓。我了解邓小平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伟大功绩,我坚信他主持中央工作时的方针路线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内心尊敬邓小平同志。”^[5]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纪希晨仍能在采访实践中,坚持正确的立场和保持崇高的理想。他所采写的《第七十二个战士》,通过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的事迹,反映老干部的革命功绩。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行为的抗议。

1975年,“四人帮”活动猖獗,全国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新闻界更是如此。穆青看不下去了,他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的精神促使他必须有所行动,要向党组织、国家领导“告状”,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于是,朱穆之、穆青、李琴联名上书状告江青。后来在姚文元的指使下,新华社核心小组开始讨论这三人的“诬告信”问题,从1976年4月开始,他们受到了检查,遭到了迫害,这就是震动全国新闻界的“朱穆李事件”。直到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们才得以昭雪。

邓拓主张新闻记者要当杂家,他认为记者的知识就是要杂七杂八,只要有马列主义的根底,就不怕杂,不怕乱。这既是这位著名记者的经验之谈,又是他对后人的热切期望。他在《记者怎么提高得更快些》一文中说,记者工作的优劣、高低,最终决定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鉴别事物就没有标准；分析问题没有武器,坚持正确意见就缺乏胆识。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最精辟的一句是:“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对新闻舆论工作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

范敬宜总结了新闻工作者把握好舆论导向要注意的三条事项:一是要导之有责,就是在思想上应当要把正确舆论导向作为第一责任；二是要导之有方,引导不是机械地照搬,也不是刻板地说教,而是要遵循正确的方针、方法,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三是要导之有术,这个“术”,指的是宣传艺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群众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生活情趣的提高,以及西方和境外传媒的进入,我们的宣传方式需要努力适应各种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要讲求宣传的艺术性。

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纪希晨说:“我采访的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的,我从来不写道听途说的东西,我写的新闻通讯,都经过我亲身采访,亲自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亲自掂过它们的分量之后才发出。因此,它的真实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既是我长期新闻实践的体会,也是一个记者具备的起码条件。”^[6]《一场伟大的斗争》就是他经过多次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而写成的优秀通讯,让我们了解到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宝成铁路采访时,他深入工地,访问了很多工人,在《从宝鸡到成都》的七篇连载通讯中,热情地歌颂了筑路工人的英雄事迹。

范敬宜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他的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1979年5月13日发表于《辽宁日报》)就是实事求是写作态度的成果。当时正值“倒春寒”逼人之时,“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造成严重干扰。他凭着十年基层生活及对我国基本国情的了解,很自然地认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人民日报》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范敬宜还以自己的一次教训为例教导年轻的记者。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业余文艺会演,演出的第三天,省委宣传部要求报社增加报道瓦房店纺织厂歌咏队的经验。当时到现场采访来不及了,范敬宜就去找歌咏队的队长进行间接采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于是范敬宜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有水分:第一,记者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让唱歌,那是违反劳动纪律的。当时范敬宜刚刚被报社评为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他说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

穆青同志说:“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功、我们的好传统。而且是我们新闻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整个新闻队伍建设的生命线。如果离开了调查研究,背弃了我们的好传统,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就有偏离正确方向的危险。离开了调查研究,我们的新闻就失去了光彩,就没有了生命,指导性、思想性、战斗性就全丧失了。”^[7]这一切都要求记者要养成调查研究的职业习惯。

郭超人总结自身在采访过程中调查研究所起到的作用时说:“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数十年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社会调查和专题调查,占去了我的大量时间。有些调查成果成了公开报道,有些调查成果形成了内参稿件,有些调查虽无具体成果,但对我认识社会、把握时代产生了极为有益的作用。我越来越相信,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调查研究不仅是产生新闻报道的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加速自己成长的根本途径。”^[8]从50年代开始对西藏农奴进行的历时十年的考察,60年代随登山队攀上珠穆朗玛峰、“文化大革命”的《安康调查》,70年代的《万里神州驯水记》等,都凝结着郭超人的社会调查。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道听途说,而是身体力行,亲自到实践的第一线去调查研究,采集第一手的资料,写出真实可信的通讯。正因为他一丝不苟的调查研究,才成就了郭超人现在的成功,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南振中深记着这条准则,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力求做到每一条新闻都能真实地传递给受众,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真实、可靠的信息。有一次,他看到一则美国发现特大蝴蝶的消息稿,说这只蝴蝶的翅膀有1米多长,像一架直升机,但他并没有轻易相信,为此他还专门请教了中国科学院的昆虫专家。他了解到,蝴蝶属于昆虫纲鳞翅目,大蝴蝶展翅后最大的也不会超过28厘米,这是由蝴蝶的身体构造特征决定的。据此,昆虫家断言,这种大蝴蝶在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后来经过查证,这则稿件是从一张小报上摘抄的。所以,南振中一直主张要亲身到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去,多做调查,亲眼证实消息的真实性。

新闻工作的基本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是采写新闻；到群众中去,是传播新闻。传播新闻,不只是传播信息,新闻还具有引导舆论、教育群众的责任。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记者“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也就是说,当群众的先生,就要先当群众的学生。不向群众学习,就了解不到事物的真相,就采写不出受群众欢迎的新闻作品。

四、具有深厚的知识素养

新闻工作综合性强,包罗万象,需要具备丰厚渊博的知识,要见多识广。记者要成为杂家才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

邓拓从小就喜欢古典文学名著,升入高中,他选择了文史班。他的读书范围可分为两种:一是中国古代典章专著以及有关名著。这些知识的积累,使他在以后的杂文和随笔写作中能得心应手。另外一种便是上学时期所读的进步刊物。当时正值军阀混战,“五卅”运动兴起,学生运动蓬勃兴起,那时邓拓热情洋溢,追求真理,渴望新知,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以了解最新动态,并时常发表言论,参加论战。1939年,他一升入上海光华大学,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经济学和哲学名著,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畅游于知识的海洋,广泛吸取文化知识。1935年10月,邓拓就以邓云特的笔名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开始了他经济历史问题的研究,他还在1937年撰写了专著《中国救荒史》。渊博的知识不仅使他在中国经济史方面卓有成就,而且他还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是著名的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被称为“党内才子”。

甘惜分要求新闻工作者要粗通中国史和世界史,要借助辞典读懂古汉语,以便阅读中国古代名著；此外还要读一些世界名著和伟大人物传记,通过一个人物了解那个时代,要开阔眼界,不要鼠目寸光。新闻记者从事的是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它不是简单的文字匠,而应该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观察家。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不要忘记向老同志多学习,多研究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要精通业务、学会用最简练的笔法写出最新的事态发展,还要学会写犀利的政论文。要注意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对于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不要视为异己,他们是国家的精英。甘老曾写下一副对联:“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这是对他自己新闻生涯的生动写照,也表达了对青年记者的殷切期望。

五、具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贴近百姓的工作作风

记者报道的对象是各行各业群众的实际生活。记者的天然弱点是一般不直接参加各行各业群众改革和建设的实际生活,要采写报道,就得采访实际参加工作的群众。

范敬宜提倡记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实际中去寻找答案,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不深入群众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许多认识只有到实际中去,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因为实际生活是最能教育人的。范敬宜1969年插队时,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他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他当时大吃一惊,心想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于是他对那个公社的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那位老队长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范敬宜曾在基层工作过20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回到《辽宁日报》,昔日的同事感到范敬宜与过去判若两人,原来华丽的文风变得朴实、平易而深刻。他还照常下田间,访农家,一篇篇反映农村实际生活的稿件相继出台。凡读过范敬宜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文章短小精炼,语言生动简洁,绝无空话、套话,既没有华丽的辞藻,更没有故作玄虚的文字。他的一篇篇时评、短论、杂感,无不源自生活,其观察之细,剖析之精,感悟之深,情意之诚,令人读之不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读了《敬宜笔记》后,作了这样的评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还称他的文章达到了“四真之境”,即“真实、真切、真诚、真挚”。范敬宜对文风的追求是,感人之处在平易之中。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他说:“好的记者应该是这样的:绚丽的生活感染了你,而你通过自己的笔写出富有感染力的新闻作品去感染受众。”

一个记者不仅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而且还要真正关心你所采访的人物,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郭梅尼的采访对象,都成了她的好朋友。不仅是她采访过的人,有些她没采访过的青年朋友也常到她家找她,她的桌子上常常堆满了青年朋友的来信。他们有的亲切地叫她“妈妈”,有的把她当成亲人和知心朋友,和她谈学习、婚姻、恋爱上遇到的问题,请她帮助解决困难。在采写通讯《曹雁的追求》时,郭梅尼和曹雁谈了许多自己所采访过的残疾人的先进事迹,鼓励她,帮助她。曹雁很快消除了拘谨,把郭梅尼当亲人一样讲了很多知心话。除了别的报纸上报道过的曹雁每天坚持拄着双拐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自学的事外,郭梅尼还了解到她在一个小学当义务辅导员；郭梅尼又冒着鹅毛大雪跟着一起去曹雁的一个孤儿学生家里。由此,郭梅尼对曹雁的品德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写出来的稿件也就生动、细致、感人。稿件登出后,郭梅尼又向各方面写信,反映曹雁的情况,帮助曹雁入了团,帮助她找到了工作。

六、具有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

新闻工作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工作,要想成为名记者,必须具有挑战精神和创新竞争意识。著名报人邹韬奋总结自己的新闻工作经验时,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

穆青为了破除传统写作的“八股”套式、讲大话、说官腔、放空话等群众厌烦的文章形式,大胆提出了“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实录性新闻”,被新闻界称之为“新闻三论”。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中,有人评价穆青的新闻作品始终闪动着散文的“魂”和“韵”,以真情感人,以文采取胜。《雁翎队》是穆青第一篇用散文手法写新闻的尝试,开头是这样的:“———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啊,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这篇清新的文章,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是穆青始料不及的。读者的一篇评论写道:“《雁翎队》是一首俊逸的小诗,一泓明净的秋水,一弯淡淡的新月,一支抒情的曲子。它笔调柔和,文辞优美,将激烈的厮杀赋予神话般的传奇色彩,引人遐思。”穆青由此豁然开朗,认识到文无定法,新闻可以借鉴使用文学手法。《雁翎队》还被列入大学新闻系教材和散文名篇。《雁翎队》开了个好头,穆青后来又写出了诸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名篇。

1981年穆青提出了“文字、摄影两翼齐飞”。他认为新闻报道中,文字离不开摄影,摄影也离不开文字,两者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字记者如果懂得摄影业务,那就会如虎添翼；摄影记者如果动手写稿,那就是如鱼得水。在穆青的身体力行和潜移默化影响下,新华社这种风气越来越浓,这也影响着全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1983年,穆青提出“学会写视觉新闻”,要写出鲜活、真实的新闻就要到群众的生活中去,采到第一手资料。1989年,他又提出了“多写实录性新闻”的主张,认为采写实录性新闻,会对那些“旧八股”、“新八股”产生强烈的冲击,会对枯燥无味和华而不实的文风产生强烈的冲击。

这一代新闻记者,他们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坚守真理与正义,他们具有敏锐的新闻嗅觉,他们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勤奋拼搏的精神至今仍然鼓舞着我们。

郭超人在他的《西藏十年间·序》(1984年8月)中写道:“应当承认,历史是极其宽厚地给了我充分的机遇的。如果是一只鹰,头上有可以展翅高飞的蓝天；如果是一匹马,面前是可以纵横驰骋的草原。正当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不断积聚力量,以挣脱封建农奴制度枷锁的前夕,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党把我派到了西藏,让我直接参加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为完成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所进行的曲折斗争。我以难以压抑的愤懑之情,目睹了勤劳、憨厚的西藏人民是怎样遭受屈辱和苦难的；以后我又以无法形容的喜悦,迎来了百万农奴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农奴制度的暴风骤雨。”

南振中的“新闻发现笔记本”有300多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他不仅写了一系列优秀的新闻作品,还获得了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出版了《我是怎样学习当记者》、《与青年记者谈成才》等著作。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当中,陆诒经历了现代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他十分珍视采访记录和有关资料,当年的采访笔记、几十年发表的文章剪报和各种资料(包括文件、照片),如周恩来的手迹等均完整保存,可以随时查阅。这表现了一名记者的坚强毅力和超越一般的远见。

艾丰多年来主要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和新闻单位的领导工作,不仅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还进行了新闻、经济、哲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文学方面的写作。他在1961年大学毕业时,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艾丰已经38岁了。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艾丰抓住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于1978年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成为我国新闻界的首批研究生。艾丰除了所学课程以优良通过外,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同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十万多字的文章,翻译了一本《新闻报道与写作》,出版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他对于自己成功的定义是“成功=机遇＋拼搏”。

【注释】

[1]陆云帆:《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2]陆云帆:《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3]南振中:《与年轻记者谈成才》,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参见序言。

[4]张慧芳、王昉:《人民记者穆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5]陆云帆:《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页。

[6]陆云帆:《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7]姚文华:《记者素质与成名》,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8]郭超人:《郭超人作品选》,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参见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