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人才的成才规律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人才的成才规律

一、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

社会环境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时代、历史环境。“时势造英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动荡期和社会转型期,常常会出现大量的仁人志士。

清末民初的李大钊、陈独秀,抗战时期的范长江、杨潮,解放战争时期的穆青、浦熙修等,无一不是受到所处历史时代的感召而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实践,热情讴歌人民大众而成为一代名记者,名垂青史。

李大钊年轻时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严峻形势,毅然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研习政治问题,而后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将之作为解放民族、富强国家的益药良方,并为之奋斗终生。

邹韬奋生活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他出生那年(1895年),腐朽的清王朝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被迫割地赔款。各国侵略者随后纷至沓来,妄图彻底瓜分古老的东方国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政治思想不断进步,而促使其政治思想彻底转变的契机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以前,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以传播职业消息、鼓吹谋生之道为宗旨,主张《生活》应“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12]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立场。“九·一八”事变后,他否定了报刊为全社会服务的观点,严正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主张坚决抗日,利用《生活》周刊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使该刊从“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变成了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的号角。

杨潮从小豪爽热情,有正义感,同情受压迫的妇女和穷人,强烈反对老管家非法禁湖,反对向捕鱼、采莲的乡民征收课税,憎恨打骂渔民的管湖乡勇,曾跳湖抢救被封建势力所迫投水自尽的女子。抗日战争中,杨潮始终站在正义的反法西斯同盟阵线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撰写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政治军事评论,表达正义必定战胜邪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会胜利的决心。

二、共产党报人政治理论素养深厚

1.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马克思曾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人民的信任更是记者赖以生存和成名的条件。记者要受到人民的信任,就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维护真理,维护人民的利益,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为人民说话。邹韬奋、邓拓等都是这样做的。

邹韬奋在第一次流亡到英国伦敦时,潜心研究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世界发展大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中华民族的出路,当前最重要的是“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一斗争的“中心力量”就是代表“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必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邹韬奋详细考察、分析了苏联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加深了对新闻事业阶级性的认识。1935年8月回国以后,他就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曾在《立场与主张》中写道:“我服务于言论界几十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就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就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13]言必信,行必果,此后的报刊生涯中,邹韬奋始终站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边,服从党的领导,为国家民族独立富强、人民群众自由解放而奋斗。

杨潮创办实业失败后,勤奋攻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影响下,放弃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想法,坚信马列主义,立志“绝对不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步”。他积极主动地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表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军事评论。他以鲜明的立场、独到的见解、生动的语言、准确的判断,在战火弥漫、胜负未决的时日,挥笔痛斥一切反动派的暴行,指出“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结论。他的政治军事评论,对宣传革命、组织群众、鼓舞群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去夺取最后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熙修坚持个人进步,一心倾向共产党,始终支持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而进行的伟大事业。浦熙修刚刚进入北师大,便开始接触到政治问题,在自传中她如此回忆:“记得看到《国闻周报》上零星地刊载着共产党在江西的事业,我说不出来的喜悦与向往,……这种革命意识因为没有人指导,只是昙花一现而已。”^[14]

1936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数千名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罢课游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冲击和镇压,浦熙修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了莫大的同情和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新民报》西迁重庆,浦熙修没有随去。兵荒马乱中的浦熙修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在参加革命的弟弟妹妹影响下,毅然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编写儿童抗战故事,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儿童保育会。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浦熙修一直倾向于共产党。这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驻在重庆,公开的机构有《新华日报》社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这些机构既是浦熙修重要的采访对象,更是她重要的信息来源。1938年,她的妹妹浦安修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邓颖超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叫她“浦二姐”。此时的浦熙修也感觉到共产党没把她当外人,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抗战中,她借助《新民报》积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她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共和主张,建议召开政协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代表了民众的利益。

2.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1924年,胡乔木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在省立八中,胡乔木开始接触到《中国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及其他众多进步书刊。胡乔木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要在中国消灭剥削、消灭贫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含义和实际内容；同时也了解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清华大学后,胡乔木很快融入到进步学生的社会活动之中。1930年底,胡乔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正式走上了红色的革命之路。在之后的漫长人生中,他始终如一地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积极开展新闻工作。

由于杨潮攻读过众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有着很深的认识,所以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对战争全局和每一次重大战役都能作出精辟的、恰如其分的科学分析,富有针对性和预见性。1944年9 月,他在《德国会投降吗？》一文中断言德国不会投降。1945年4月,他在名篇《从柏林到东京》中仔细计算了美军在欧洲东调所需要的船舶吨位和时间,苏军东调所需要的列车数量和时间,预测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预言“日本可能投降”,当时人们多不相信。但不出所料,这篇文章发表不到3个月,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投降的原因,正如杨潮所分析的三个可能性:苏军分数路向驻我东北和内蒙的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八路军、新四军配合苏军进行有力的反攻；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斯诺曾赞叹杨潮“有战略家的眼光,不愧为中国杰出的军事评论家!你可以与美国的麦克斯·威尔纳、英国的佛勒少将等世界闻名的第一流军事评论家并列,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优待啊!”^[15]

三、知识素养高

1.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

新闻工作综合性强,包罗万象,需要具备丰厚、渊博的知识,需要见多识广,记者只有成为杂家才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

邹韬奋、胡乔木、杨潮都有文理兼修的求学经历,能触类旁通,所以才写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新闻作品。

李大钊父母早逝,由祖父教养成人,接受了传统的封建教育,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修养,后又东渡求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学贯中西。

杨潮14岁考进北平清华学校(8年制留美预备学校),主攻理工。他英语、数学、物理成绩优秀,也酷爱文学、戏剧,知识结构极为全面,为他日后成为优秀记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胡乔木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入学后,吴有训教授(当时为物理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找新生谈话,他问胡乔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将来作何打算,又如何发展。胡乔木以喜欢研读历史回答。“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就这样,胡乔木幸运地转进了年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这样一来,原本理科成绩就不错的胡乔木转学文科后,便形成了广博的知识结构,为其事业成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

只做到博杂而不注意精专的记者,只能成为“样样通,样样松”的“万金油”。大凡名记者,都是“广然后深,博而后专”。

杨潮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国际政治军事评论专业记者,正是得益于其掌握的丰富专业知识。由于他平时注意积累国际政治军事知识,洞察国际政治的风吹草动,所以在成为记者后,创作了大量政治军事评论。在这些评论中,他以丰富的战争信息,浩瀚的历史资料,精确的经济、地理数据,缜密组织的论据,使读者感到评论条理清晰,说理透彻,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四、业务素质强

1.深入调研的工作作风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调查研究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准则。

1936年范长江历尽艰辛,深入革命圣地延安进行采访,将延安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展现于世人面前。回到上海后,范长江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依次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和《陕北之行》,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范长江将“西蒙采访行纪”、“绥远战地通讯”、“西北采访记”以及“陕北之行”汇编成《塞上行》一书。

2.“三贴近、三深入”的工作方法

贴近(深入)实际、贴近(深入)生活、贴近(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党新闻宣传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成功借鉴。

李大钊从事多年的报刊活动后,提醒记者要“特别注意社会底层的情况”,“因为社会是复杂的……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并加以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知识和学问不可”。他要求记者要有全社会观点,不要专注一方面的事情,应该多方面地报道社会生活,特别是要注意报道社会底层的情况。“但是现在新闻界,遇着督军的举动或阔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用大字,排在前几版,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很大的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他认为这“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16]

李大钊曾经提出过“新闻写真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情况的写真,新闻就必须遵循时效性、可读性和真实性规律。他这种关心民生的情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三贴近”报道原则不谋而合。他认为,通过与广大读者、群众的接触,在同他们的交往中获取新闻线索,这是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一个最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据陆诒介绍,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曾经多次直接向他布置采访任务,并教他如何采访。其中一次是陆诒到曾家岩50号找周恩来,他说:“最近时局沉闷,新闻线索较少。有的报道枯燥乏味,读者也不要看。”周恩来对他说:“这是因为你没有深入群众,不了解读者的愿望和要求。我建议你除了必要地采访一些上层活动外,可以着眼于群众。譬如说,访问几个从战区流浪到重庆的擦皮鞋的难童,或者访问嘉陵江上几个渡口的船夫,或者访问重庆市内的公共汽车售票员,谈谈他们的生活和愿望。这种别开生面的新闻报道,也许会得到读者的欢迎,你不妨试一试。”周恩来还说,“你实在没有新闻线索,不妨到茶馆里去坐坐,听听群众在谈些什么。”^[17]听了周恩来的话,陆诒深受启发。后来他采访了一些售票员、船夫和擦皮鞋的难童,写了一些访问记和特写,深受读者的欢迎。

3.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

新闻工作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竞争的工作,所以要想成为名记者,必须具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和竞争创新意识。

一篇好的新闻作品要经过千辛万苦的锤炼。艾丰说过:“如果有一个记者总想成名,而任何有风险的题目都不去做,那他恐怕是很难成功的。”^[18]许多中外名记者都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长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地采访工作,往来奔波于各抗日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他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了《卢沟桥畔》、《血泊平津》、《西线风云》等大量战地通讯,宣传抗日,鼓舞民心。1938年范长江联合徐迈进、恽逸群等人在汉口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建立分会。“青记”成立后,范长江和其他记者们一道,毅然奔赴抗日战事最激烈的津浦路前线采访,写出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大量反映战局形势和前线战况的新闻通讯,编印成通讯专集《徐州突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突发,胡乔木当时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参与并领导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的名字“胡鼎新”也因此上了北平市警察局的黑名单。经组织同意,胡乔木离开北平,回家乡盐城隐蔽。20世纪30年代初的盐城,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惶惑的热血青年们,时刻企盼着能够了解时局的发展和外面的世界。众望之中,一本以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文艺刊物———《海霞》面世,此刊物即刻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进步青年的喜爱。《海霞》的策划人、创办人和实际主编便是胡乔木。《海霞》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为避免损失,加之经费不济,出完第三期后,胡乔木等人果断决定立即停刊,改出《文艺青年》报,仍由胡乔木主编。1933年9月,党内叛徒供出了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盐城地下党党员名单。胡乔木幸运地躲过敌人抓捕,悄然南下。1935年5月,胡乔木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胡乔木等人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缺少党中央方针政策指导的情况下,仍能够正确地把握斗争形势,艰难地领导着上海的地下文艺革命斗争。

浦熙修采写新闻时,“不畏强权,不惧恶势”,表现出常人没有的硬气,与她的纤纤弱女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面对苛刻的新闻管制,浦熙修绝不妥协,竭力抗争。1941年,香港飞往重庆的最后一次航班,由于机票紧张,许多民主人士不能成行,而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却在这次航班上带了大批箱笼和七八条洋狗。此事经浦熙修报道,引起一片哗然。1943年3月,孔家大小姐飞往美国结婚,随带的大量嫁衣不慎被水浸渍,又让财政部拨款重做。浦熙修动用春秋笔法,一面报道此事,一面在同一版面刊发新闻:女公务员们因生活困难向孔祥熙请愿要求增发平价米,遭到拒绝。当碰到新闻管制时,浦熙修便采用“开天窗”的方式,做无声的反抗。一次,她短短一篇《中国需要民主》的消息,竟然开了3个“天窗”。^[19]

孟子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些优良品质在邹韬奋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1932年,《生活》站在人民立场上宣传抗日,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发行量每期达15.5万份,创造了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而国民党政府却以其“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先是下令禁止在全国邮寄,最终于1933年12月以“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为借口密令查封,邹韬奋被迫第一次流亡。1935年11月,他在上海创办出版《大众生活》周刊,“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的立场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发行量很快达到20万份,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莫大恐惧。1935年底,蒋介石多次派人找邹韬奋谈话,或许以高官厚禄,或进行威胁恐吓,企图迫使邹韬奋屈服,均遭到邹韬奋的断然拒绝。1936年3月初被迫第二次逃亡,前往香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与柳湜等人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筹备,于1937年6月7日在贫民窟中创办《生活日报》(同时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后改名《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日报星期刊》),尽力推动民族解放运动。8月1日邹韬奋接受中共南方局的建议和全国各地读者的要求,宣布《生活日报》迁上海出版,后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百般阻挠而未能复刊。同年回到上海筹备《生活日报》复刊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群众团体“救国会”的活动。11月22日发生“七君子案”,邹韬奋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坚持斗争,坚定地表示要做“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1937年7月,爱国“七君子”获释,邹韬奋立即投入办报活动,于8月19日在上海主编出版了《抗战》三日刊,同时编印六天一期的《抗战画报》。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抗战》迁往汉口出版,1938年7月他又与李公朴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并改名为《全民抗战》,由邹韬奋与柳湜共同主编,一出版就深受读者欢迎,销量很快达到30万份。10月武汉沦陷,《全民抗战》迁重庆出版,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1941年2月22日出至第157期被国民党封禁。皖南事变后,邹韬奋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愤然辞去“国民参议员”的职务,面对反动派的疯狂迫害,他被迫第三次流亡,于1941年3月5日抵达香港,5月17日就复刊了《大众生活》周刊(他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致力于抗战宣传,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大众生活》终刊。此后,邹韬奋再也没有办报的机会。但是他锲而不舍地办报、宣传抗战进步思想的实际行动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成舍我的《世界晚报》创办初期,报馆无印刷设备,报纸由私人印刷局代印,人事简单(成舍我社长,采访记者兼总编辑龚德柏,经理吴范寰,兼职编辑张恨水)。晚报确立的四项宗旨是: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精确。成舍我要把它办成“自我的喉舌”和“社会大众的喉舌”。^[20]

晚报创刊不满一年,销量达一万余份。在报业的激烈竞争中,成舍我特别重视社论和时评,亲自撰述,敢于报道别家报纸不敢刊载的消息,批评别家报纸不敢触及的时政。其次,强调新闻的新鲜与及时,不炒日报的冷饭,当天中午发生的要闻,下午即可见报。再次,注重抓“独家新闻”,利用龚德柏与日、英、法等国使馆的密切关系,探询各地领事馆的电讯,如军阀之间权力消长的消息,做到“消息明确”,别家报纸所不具有。另外,精心办好副刊,加强副刊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以适应市民读者的情趣。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在副刊上连载,雅俗共赏,轰动京城。以上做法使晚报在竞争中声誉益隆。为维护其报纸的优势地位,成舍我甚至亲自到街头、公园去读晚报,借以了解读者的意见。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浦熙修敢于突破常规,另辟蹊径。她在当时一年一度的“国民参议会”报道中,完全没有冗长的提案和发言,倒有许多现场的生动描述,是在“像流水而过”的议题中,捉到“微漪”。她记录各界代表对国务院院长宋子文“阵势雄厚”的质询,记录“昏昏欲睡”之中忽然发起的对政府施政方针的质疑,镜头往往“颇有意味”,为表现中国政坛民主风气,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21]她这种会议新闻写作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会议报道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

4.注意培养精益求精的写作技巧和准确生动的语言艺术

名记者都很注意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胡乔木在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格外注意文章的构思布局,不厌其烦地请他人提建议,由此他的写作水平也与日俱增,他还认识到新闻语言对于新闻写作的重要作用,注意锤炼语言,字斟句酌。他的文章既准确严谨,又生动活泼,富于个性,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5.交际面广,具备社会活动家的本领

记者的职业是从事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采访又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只有广交朋友,才能耳听八方,及时掌握新闻线索,迅速摸清事实真相,成为一个“高产”记者。

范长江与各阶层人士都有广泛往来,上自党政首脑、将军大员、王公贵族,下至工友店员、商人小贩、黎民百姓,都能深入交谈,因而他的信息灵敏,渠道畅通,能够较准确地分析形势,掌握动向。

邵飘萍的采访之所以能屡屡成功,常常能采访到别人得不到的内幕消息,也是得益于他高超的社交本领。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也想参战,又恐民众反对。为了防止泄露秘密,在正式决定出台之前,段祺瑞下令国务院及下属机关全都“停止会客三天”。北平的新闻记者四处打探消息,均无所获。邵也因为这条消息多次碰壁。最后,他干脆借来一辆挂有总统府牌照的汽车,径直开进国务院的大门。下车后,他掏出“《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门卫禀报一声。门卫说:“段总理有令,这几天不会客。”这时,邵拿出1000元,先递给他500元,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你给禀报一声,这500元就归你了。万一总理接见了我,再送你500元。”这时,门卫动了心,拿着名片进去了。不一会儿,就笑嘻嘻地出来说:“段总理同意见你。”邵飘萍见到了段祺瑞,但段祺瑞闭口不谈参战的事情。邵飘萍向段祺瑞保证,三天之内如在北平走漏风声,自己甘愿受罚,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抵押。段祺瑞这才将中国决定参战的消息告诉了邵飘萍。邵得到确切消息后,就离开了总统府。临出门时,还没有忘记将剩下的500元给那位门卫。一出门,就直奔电报局,用密码将此消息拍到上海。上海报馆马上将此消息发表出来,还印了十几万份“号外”。当时津浦铁路尚未通车,上海的报纸都用轮船运到北京,要4天才能到达。所以,当北平市民看到刊有“中国参战”消息的报纸时,已是4天之后。段祺瑞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22]

【注释】

[1]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2]参见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07页。

[3]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15日。

[4]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3页。

[5]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6]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7]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8]宋庆龄:《在上海市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大会上的致词》,1949年7月24日。

[9]参见江沂:《探询羊枣短暂的一生》,《档案春秋》2005年第5期。

[10]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他又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并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等。

[11]新中国成立后,她旋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曾三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她蝉联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70年4月23日病逝于北京。

[12]邹韬奋:《本刊与民众》,《生活》周刊第2卷第21期,1927年3月27日。

[13]邹韬奋:《立场与主张》,参见《经历》,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6期。

[14]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浦熙修小传》,《书屋》2001年第6期。

[15]马纶鹏:《落落长才惊海宇———记“新闻奇才”杨潮烈士革命的一生》,参看王宗光编《青春犹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见《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参见胡正强:《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8]黄挺:《记者要做一支思考的笔———艾丰成名原因剖析》,http://www.people.com.cn,2003年10月30日。

[19]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浦熙修小传》,《书屋》2001年第6期。

[20]黄侯兴:《成思危父亲成舍我办报历险记》,《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4日。

[21]张伟:《浦熙修:“天窗”记者》,《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20日。

[22]狄马:《邵飘萍:带血的黎明》,《书屋》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