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术研究建制层面的基础工作

三、新闻学术研究建制层面的基础工作

新闻学术研究的建制层面主要是指与新闻学研究有关的组织、机构、刊物等实体部门及其有常规的制度性的活动。新闻学研究的展开是依托与学术有关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学术社团等组织系统、实体部门进行。作为主体的研究人员其背景及隶属关系,研究活动的交流与组织,研究成果的载体等都与这些使新闻学术研究能运转起来的建制方面有关,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这些组织、机构系统的运作,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展,学术思想外化,研究成果得以有型化。这些建制层面问题虽然不直接涉及新闻学研究中的学理性内容,客观地讲,它们本身带有某些行政色彩,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新闻学研究的组织与生产方式,构成了新闻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所以,考察新闻学研究演变不可忽视建制层面的因素。

(一)新闻高等教育

高等院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学术传统,承担教学与科研的两大职能,从国家学术发展战略出发,高等院校承载着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毫无疑问,新闻高等院校是新闻学研究的主体和发动机。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高校中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办学在时断时续中艰难维持。“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中断12年之久的高考恢复,新闻教育得以重新发展。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开始恢复招生。

1983年5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首次联合召开新闻教育座谈会,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加速发展新闻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闻人才,同时积极进行新闻教育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随后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办学高潮(第一次为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但没有持久)。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等相继开办新闻系或专业。

新闻学教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新闻教育只有新闻、广播、电视等专业和培养方向,现在增加了广告、编辑出版、新闻摄影、国际新闻、体育新闻、播音与主持人等专业和培养方向。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到具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自学考试、在职培训等多层次、多形式的格局。“文革”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所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业,其中复旦大学新闻系曾招收了两名三年制的研究生,但均不授予学位。自197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研究生。1981年我国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同年起上述三个单位正式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新闻学研究生。1979年起北京广播学院招收新闻学研究生,1984年开始有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博士研究生。

新闻教育的发展规模全面展开。“我国设有新闻传播系、专业的院校,1978年只有8所,到1992年,全国设有新闻类专业教学点的普通高等院校有52所,共设有新闻学类专业77个。其中包括新闻学专业39个,国际新闻专业6个,广播电视新闻专业9个,广告学专业21个,播音专业1个,体育新闻专业1个。全国在校生的情况：共有1.719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30人,硕士研究生335人,双学士生274人,本科生6026人,专科接本科407人,专科生2418人,函授生7430人。新闻院校培养的这些毕业生,有力地支持了新闻事业的发展”。^[22]

伴随高校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新闻教育改革的深化,推动了学科知识结构的精细化和体系的完善,如新闻采访学、新闻编辑学、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广播电视史等,都是在课程设置基础上通过教学的研讨,资料的收集、整理,科研水平的提升,相应出版了一批教材、专著等科研成果,共同支撑起新闻学科的大厦。其中,长期以来被视为我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南北重镇”的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出版的新闻学各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从新闻学术史上考察,中国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就是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而从学术研究的价值上讲,作为教材的研究成果具有“范式”意义,学生通过学习对其中理论的表述、问题的结构等,得到了研究的训练和知识的认同,并以此观照研究对象,新闻学科在这种培养与再研究的双向作用下日益完善起来。

(二)新闻研究机构、新闻社团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新闻研究机构、新闻社团为数很少,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于1957年成立,1958年安徽省、江西省成立了新闻学会,但当时它们的活动不多,影响较小,“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关活动都被迫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新闻研究机构和社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活跃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主力军,主要有：

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国家级新闻学研究机构。在新闻学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协调与促进各地新闻学术研究,以及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在1980年前后,一些媒体如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社等也办起新闻研究所(室)等机构,天津、上海、安徽、浙江、河北、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分别建立了新闻学会或新闻研究机构。

1980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恢复活动。(“中国记协”于1957年成立,邓拓当选为会长,“文革”时期中断)它与各地方新闻工作者协会一起积极开展新闻的理论交流、业务交流,推动新闻学术的发展。此外,表彰优秀新闻工作者,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以及制定与监督执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也是“中国记协”的日常工作。

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1984年更名为首都新闻学会,以区别于北京市新闻学会)。这是由首都各中央新闻单位组成的新闻学术团体,其宗旨是组织和推动新闻学研究。学会下设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改革、读者研究、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新闻教育和广播电视等十多个学术小组。

1984年11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团结、组织全国新闻教育工作者,交流和探讨高等新闻教育的经验和规律,提高新闻教育和科研水平。首任会长为温济泽。

1984年12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胡绩伟担任会长。它是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全国性的各专业系统的新闻学会及研究会的联合组织,是群众性学术团体,主要从事组织学术交流、进行新闻业调查,为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提供资料,办刊物、出版新闻学著作等,为繁荣和发展中国新闻学研究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年底停止活动。

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设立广播电视发展战略、广播学、电视学、广播电视技术、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国际关系、广播电视史学、广播电视法学和播音学等9个专业研究委员会。学会将“开展广播电视的学术研究,促进中国广播学、电视学的建设和发展”列为首要任务,首任会长为吴冷西(2004年起改称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1989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它是中国唯一的以研究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研究发展为宗旨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召开新闻与传播史学术会议、制定有关科研规划、出版有关书报刊物、组织新闻与传播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咨询、搜集整理有关新闻史史料、评选优秀的新闻与传播史研究成果、组织新闻与传播学相关培训工作、开展中外新闻史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等”。^[23]首任会长为方汉奇。

此外,还有如体育新闻学会等诸多行业及专业新闻学会的组织,通过其活动,将新闻学研究向不同的领域延伸。此外,省地级地方记协和新闻学会也都相继成立。

(三)新闻专业刊物

新时期以来,新闻专业刊物有的复刊、有的创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刊物中,有中央及国家级新闻单位出版的,也有各省、市新闻机构出版的新闻刊物,还有各新闻院校和新闻团体主办的,其中有公开出版的,也有内部发行的,它们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园地,代表性的有：

《新闻战线》,由人民日报社主办,该刊创刊于1957年12月, 1966年6月停刊,1978年12月复刊。它是新闻工作和新闻业务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的综合性刊物,月刊。主要专栏有“专论”、“专文”、“读者论坛”、“新闻作品范文选”、“新闻界消息”、“世界新闻窗”等。

《中国记者》,由新华社主办,于1987年出版,月刊。该刊是由新华社所属的《新闻业务》(1956年公开出版)、《新闻摄影》和《新闻纵横》合并而出的,融三刊精华于一炉,实行“文字摄影并重,国内国际并重”的编辑方针。

《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从1979年创刊到1993年停刊,共出版61期,发表了有关新闻史方面的文章1100多篇,1300万字。收集、整理了丰富新闻史料,为新闻学科的奠定作了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由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性、业务性期刊。1979年9月创办,宗旨是促进科学研究,发展广播电视教育事业。主要发表有关广播电视专业和教学研究方面的文章,设有“专论”、“编采写作研究”、“播音业务”、“电视节目制作”、“文艺广播”、“外国广播电视介绍”等栏目。

《新闻学会通讯》,为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改名为首都新闻学会)会刊,1980年创办(后已停办)。

《新闻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综合性新闻学丛刊。1981年5月创刊。王中教授任主编。它以大学新闻专业各门课程的基本内容为中心,介绍新闻知识,普及新闻教育,设有“新闻学理论”、“新闻史”、“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广播”、“电视”、“外国新闻事业史”、“书刊评介”等栏目。

《国际新闻界》,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文化大革命”之前曾为内部刊物后停刊,1979年复刊时为内部刊物,1981年公开发行。主要内容有：国际新闻界情况,外国报刊宣传述评,外国新闻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以及关于大众传播、新闻采访与写作、编辑、评论、新闻摄影、广播、电视、广告、报业管理、新闻事业史、新闻教育、新闻记者生活、新闻事业新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和翻译材料。

《中国广播电视》,由中国广播电视部主办的综合性月刊,1982 年7月创刊。主要内容评介广播电视各种节目,报道国内外广播电视的现状和发展,介绍广播电视的各种知识。主要栏目有“评论”、“艺术研究”、“广播电视动态”、“环球视听”、“视听之友”等。

《新闻学刊》,由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联合主办,于1985年创刊,为全国性大型新闻学术刊物,双月刊(后已停办)。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主办,于1987年7月创刊。它是全国性的广播电视专业学术刊物,刊物内容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并重,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学专业刊物还有：

《电视良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展望出版社联合主办,1982年7月创刊。《新闻战士》,由山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1982年1月复刊(创刊于1959年1月,1961年1月停刊)。《新闻学习》,由《湖北日报》主办,《湖北日报》新闻研究室编辑,创刊于1980年8月等。

内部发行的有：《新闻学研究资料》,由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主办,1980年创刊。《新闻理论与实践》,1979年5月创办,原由甘肃日报社编印,1981年转交甘肃省新闻研究所主办,1983年起由甘肃记协、甘肃新闻学会、甘肃省新闻研究所联合主办。《安徽新闻阵地》,由安徽省新闻学会和《安徽日报》新闻研究室联合主办,1982年1月试刊。《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创办于1981年4月。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编辑的《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主持编辑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两部大型的年刊问世。每期每部都达上百万字,它们全面系统及动态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新闻业和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状况,为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根据有关材料统计：“1989年为止,全国新闻专业刊物约有一百几十种(不包括地市新闻单位办的此类刊物)。到1990年底,全国已有取得国内统一刊号的新闻专业类正式刊物26家。”^[24]应该说这一阶段我国新闻专业刊物的发展相当可观。

(四)新闻学术活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相关的新闻学研究的活动、研讨活动也正常开展起来,带动了新闻学研究的繁荣。主要有：

1980年5月,由《陕西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和《甘肃日报》共同发起的新闻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局、各地报刊、新闻研究与教育机构代表等。这是“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会上主要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1.报纸的性质和任务；2.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3.报纸的指导性和新闻的真实性；4.关于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5.党委与党报的关系以及新闻自由等。”^[25]此次会议开启了有关新闻学术会议制度,所涉及的议题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

1981年12月,首次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有关新闻教育和研究机构人员参加座谈会。会议对“新闻无学”论予以否定,同时也指出了我国新闻学科还存在的偏重实践、忽视理论等问题。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新闻战线》编辑部等单位的学者,讨论了西方的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就我们对传播学的态度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3年3月,在北京举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提交论文与资料28篇。1983年12月,在长沙举办“纪念毛泽东90诞辰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60篇。这两次会议比较系统地、科学地整理了马克思、毛泽东的新闻思想,突破“语录式”新闻学研究的教条。

1985年4月,“关于世界新闻新秩序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新闻学术界最早关注和研究国际传播的问题。

1985年10月,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在重庆举行。

1986年4月,中国首届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学术年会在郑州召开,会议由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主持。会议收到106篇论文,内容广泛,学术性强,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规律、新闻改革、新闻立法、新闻写作、新闻史以及新闻队伍的培养等,是对改革开放8年来新闻学研究成果的检阅。其中部分论文被选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的《新闻学论文集》,构建起新闻研究学术水准的新平台。

1988年10月,“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由华中理工大学发起,在武汉举行,大会交流了50多篇论文,涉及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哲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社会学等边缘交叉学科内容,拓展了新闻学研究的领域,等等。^[26]

总之,新闻学研究的建制层面对新闻学术具有特殊的意义,社团、教育、刊物、研讨会等功能在于维持并活跃新闻的学术活动运行。其学术活动和人员主体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教学与研究主体同时也办刊物,学术研讨会也多由社团、高校来组织,有规律地运作。当年(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是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发端,同时产生了以徐宝璜的《新闻学》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为代表的、对以后中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范式影响的教学与研究成果,此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培养了新闻人才。这些建制层面组织机构的出现及其活动,体现了新闻学研究的整体互动、全面推进的关系。

有关社团、教育、刊物、研讨会等,随着机构的调整、职能的转变、人员的变动及政策等因素,发生种种流变,如1979年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后主办关系、名称、宗旨、栏目设置等都不断地调整,在1994年更名为《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2005年改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建制层面的搭建具有开启山林之功用,作为探路活动通过摸索、磨合渐渐地蹚出适合学术研究的道路和模式来,下一阶段的建制层面的运作,在此基础上顺利地驶入了快车道,推动着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成果的提升。因此,本书关注的是新闻学研究的建制层面在开拓阶段的价值,而对以后的表现及其中的关、停、并、转等的演变暂不一一梳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