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的俄罗斯传媒体系

三、重构的俄罗斯传媒体系

媒体制度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次级体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媒体的生态环境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开始发生转变。俄罗斯传媒在转型期间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发展方向:有的主张全面接受美国的新闻自由理论,私人媒体全面商业化发展,这主要是以后来成为媒体寡头的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为代表;其次,亲欧的学者主张以英国公共传播体系为俄罗斯媒体顺利转型的榜样,公共化体制保障国家政府、国有大企业或私人公司都可成为媒体的股份持有者,但媒体新闻的编辑制作应当由专业媒体人操作,这主要是以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为代表;另外,在上个世纪90年中期以后,法国国有媒体模式又成为研究的焦点,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教授普罗霍罗夫认为,法国在媒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保持了国有媒体的特色,而使得法兰西文化得以保留。最后,在经过一系列的曲折道路“国家控制(1990年以前)→短暂的独立(1990～1992年)→寡头控制(1993～1999)→普京政府的控制(2000年以后)”和艰苦实践之后,俄罗斯传媒于新世纪之初,也就是随着普京新政的推出和寡头的失败又在往国家所有模式回归,亦即国有媒体最终成为俄罗斯媒体发展的主要方向,商业媒体是补充国有媒体不足的竞争者,而公共媒体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传媒理念的变化

随着旧有体制的崩溃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放宽,西方传媒带着西方文化蜂拥而入,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传媒理念,包括先进的运作方式和制作手段、自由且多样的报道手法、市场化的营销策略等等。俄罗斯传媒开始形式的重新建构过程。

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建构,首先表现为对传媒认识的改变。苏联时期,大众传媒被称为“大众信息与宣传媒介”,不要小看这多出来的“宣传”两字,它决定了苏联传媒的根本定位。苏联传媒是党的宣传工具,它像一段通道,上端连接着党和政府,下端连着民众,在作为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教育民众、控制社会舆论工具的同时,肩负着信息传递的任务。在计划经济时代,传媒是国家事业单位,领着国家的俸禄、拿着国家的津贴,根据国家意愿办刊办报,办出来的报刊自有国家包销,传媒不用操心订数,也不用考虑信息的价值和接收者的意愿,只要侍奉好“上面(党和政府)”,充分领会“上面”的精神和新闻的实质,“传达”下去就算大功告成。因此,苏联时期的信息传递过程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重上轻下”的“传达”过程,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强制性。

随着社会市场化的转型,俄罗斯传媒领域的革命也进一步深入。从某种程度上说,传媒革命的根本,在于引进了西方的“传播”概念。英语中“传播(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含义不下十几种,包括通信、会话、交流、交往、交通、参与等^[27]。这里任何一个词意,都包含有“相互”的意义,由此可见,所谓传播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是指人类传递或交流消息、观点、感情或与此有关的交往活动。但是,传播的概念在俄罗斯一度是那么陌生,在将近70年的历史长河里,苏联媒体的功能基本被局限为“传达新闻”。俄语的“传递”词也可理解为“传达”,而“传达”与“传播”概念的本质区别在于:“传达”的词义为“交给”、“传给”、“授给”,这是一种纯单向的传递,以送达为最终目的。苏联时期的大众信息与宣传,就存在于“上面”、“传媒”、“下面”这三点一线之中,通过政治新闻的传达,达到说服大众、教育大众的目的。

“信息传播”和“传播学”概念的进入,强烈地冲击苏联的信息即新闻、新闻即传媒全部功能的观念,大大扩宽了传媒概念的范围,将苏联时期被政治宣传所掩盖的、重要的经济和信息功能归还给大众传媒。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在传媒领域的逐步实现,人们开始理解“信息产业”、“信息产品”的概念,理解西方“传播”过程复杂的工业属性和商业属性。事实上,当传媒从国家事业单位转变成商业机构,国家停止对传媒的“喂养”和资助,传媒就已经明白:一旦没有了“上面”的指令,传媒得靠自己生产信息;没有了“上面”的经济来源,传媒得自己创收,得向“下面”要饭吃。于是,传媒不再只看“上面”的脸色行事,它的注意力开始下移,去关注它生存的新支撑点——“受众”(这个在俄语里本为“教室、坐在教室里的听众”的旧词获得了时尚的新意)和“消费者”。为了获得受众,传媒必须投其所好,事实上,当传媒必须自己生产信息并且为之找到合适的买主时,它就开始研究“下面”人的“胃口”,了解他们的好恶,以便生产符合其需要的信息产品,达到供需协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生存问题,才能创造财富。于是信息接受者成为信息产品的消费者,而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上帝”。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传媒的“传达”概念开始朝“传播”概念转变,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转变,信息传递的单向性和强制性消失,传媒与受众的互动成为俄罗斯新闻人关注的中心,传播行为从过去的“国家中心论”向“受众中心论”转型。当然,由于普京政府强力回收传媒,并极力宣传“传媒是国家的服务者”的理念,“国家中心论”在进入21世纪后又有所抬头。但是,随着国家支持的市场化的深入,作为传媒衣食父母的受众,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占据传媒经营发展的中心位置。^[28]

(二)传媒所有制格局的变化

俄罗斯传媒的转型,首先体现在打破领域原有的政府政党垄断。在私有化、市场化、社会化意识的推动下,俄罗斯(包括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制定的两部传媒法都首先取缔了传媒领域长期一贯的政治控制,将创办传媒的权利同时赋予了国家机构、党派组织、商业机构和任何年满18岁的个人^[29]。于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传媒迎来了变革开始后的第一个增长高峰:大量机构、组织和个人纷纷创办自己的传媒,新传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旧传媒也纷纷借重新登记之机改换门庭,成为所谓的“独立传媒”。俄罗斯传媒从原来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1．政府所有

国家所有的媒体是指政府拥有的媒体或由政府控制的“国有媒体”。对这类媒体,俄政府通过联邦预算给予拨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

俄联邦政府长期拥有两份报纸——创办于1990年的《俄罗斯报》和创办于1993年的《俄罗斯消息报》。这两份报纸主要用来发布官方消息和文件,如总统令、政府决议、各种法律法规等。除了报纸,俄联邦政府还出版两份杂志——《祖国》和《俄罗斯联邦》。从形式上看,它们更多地延续了苏联时期报纸的传统,面孔严肃、内容单一、缺乏竞争力,但在政府的扶持下,其经营状况良好。

普京上任后,加大政府对传媒的控制,特别是采取各种手段掌控广电媒体,控制了俄罗斯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第一电视台)、俄罗斯电台、“灯塔”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等媒体。此外,联邦政府还拥有两个国家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和俄罗斯新闻社。这两家通讯社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记者站,形成了广泛的新闻网,国家掌控的媒体已经成为俄政府的“喉舌”。

2．党派所有

苏联解体后,党派林立。经过两届议会选举以及最近四次总统选举,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形成了一些能够代表各派利益的、较为成熟的政党。当前俄罗斯有“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祖国”竞选联盟、“右翼力量联盟”党、“亚博卢”民主党等诸多个政党,其中一些大的党派都有自己控制或影响的媒体,其中又以俄罗斯共产党控制的媒体最多。在俄共系统的媒体中,最有影响的是《苏维埃俄罗斯报》和《俄罗斯真理报》,此外还有从原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中分离出来的《真理报-5》。其他党派也都有着自己的舆论工具。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舍宁领导的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拥有《公开性》,斯大林派共产党人安德列耶娃领导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党拥有《团结报》,共产主义左派活动家安皮洛夫领导的共产主义工人党拥有《闪电报》。此外,曾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党”、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等,也都有着自己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印刷媒体)。

3．资本集团所有

苏联解体后,原政府部门中的一些实权人物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个人借私有化之机,将大量的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在经济领域内迅速扩张,从而形成了一些大的金融、工业资本集团。这些集团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媒体康采恩”。主要有桥-媒介集团、罗戈瓦斯汽车集团(即别列佐夫斯基的传媒集团)、天然气工业集团、莫斯科市政府媒体集团、鲁克石油集团、波塔宁的波罗夫媒体集团。在这些“媒体康采恩”中,古辛斯基的“桥-媒介”集团和别列佐夫斯基媒介集团成为20世纪末最大的媒体集团,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称为媒体寡头。^[30]

4．境外资本所有

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播法》规定,外国公民与非常住俄罗斯的无国籍公民不得成为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创办者。但有趣的是,法律只限制外国人“创办”传媒,却不禁止他们成为传媒的拥有者和管理者,而且限制只针对“外国公民”,不针对“外国公司”。这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外资的进入。于是,从90年代初期起,跃跃欲试的外国传媒公司以参股、收购、出版同名报刊、买断广播电视播出时段等各种方式登陆俄罗斯^[31]。十年变革,众多的西方传媒在俄罗斯大地上沉浮,其中不乏世界顶尖的传媒王国。如英国BBC广播公司购买“俄罗斯之声”电台的周末半小时时期;美国CNN电视公司与莫斯科市政府合资创办莫斯科第六电视频道TB-6(后该公司几易其主);此外,还有诸多荷兰、美国、德国等国家的财团或传媒集团也纷纷抢占俄罗斯传媒市场。

5．自主经营者所有

1990年10月,也即苏联新闻法生效两个月后,就有700多家报刊登记注册,其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约100家。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私有化的实施,新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更是大量出现。在网络传媒出现以后,各种各样的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这些媒体中除了各级政府、政党、财团创办的外,也有许多是由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创办的。这些媒体属于自主经营,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著位置。

(三)媒体经营管理的变化

苏联时期的新闻媒体不仅在思想上与苏共中央保持一致,其经济活动和印刷政策也严格地受控于党和国家。在经营管理方面——无论是资金财务方面,还是人员使用调度方面,新闻媒体基本上没有自主决定权,因而媒体的当家人也就无需为经营方面的问题操心费力。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和发展,新闻媒体中的绝大部分变成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经济上“断奶”后,媒体不得不开始自主运行,探索如何去管理和经营媒体。

1．传媒财源补偿结构的变化

苏联时期的传媒是彻底的国家事业单位,各大报刊均为国家和地方机关的直属机构,传媒的经济来源归国家预算统一划拨,经济收入也归入国家或所属机关的账户。那时,传媒是国家的人,从办公用地、运作经费到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全部由国家负责解决,实行单一的由国家买单的财源补偿模式。苏联解体后,国家的管制解除了,同时,来自国家的经济源泉也被掐断,特别是1992年俄罗斯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后,除了少数政府传媒如塔斯社、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报》等还能得到政府预算拨款外,其余的几乎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海洋,开始了自给自足、自谋生路的新里程。一向习惯于只管业务不问经营的俄罗斯新闻人,在获得独立自主权的同时,开始同时扮演企业经营者、生产组织者、经费调控者、市场研究和开拓者……各种繁杂而生疏的角色。

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传媒的主要财源补偿渠道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广告创收;(2)国家资助;(3)金融机构或企业赞助;(4)外资介入。这四者中,广告创收本应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但受经济形势影响,传媒市场紧缩,广告收入远不够保障传媒的生存。国家资助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外资的实力也极其有限,因此,事实上俄罗斯传媒主要依靠金融和企业机构赞助来运转。^[32]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趋于稳定,传媒市场开始回升,传媒经济才开始更多地依靠市场收入。据有关资料证实,2001年俄罗斯媒体的广告收入已达20亿美元左右,加上报刊出版的收入,已经超出35亿美元,这个数目的资金应该能够使传媒脱离捉襟见肘的窘态。但是,由于俄罗斯地区经济的差距,这个数据只能说明位于欧洲部分的发达地区的基本状况,如今,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地区传媒仍然主要依靠当地政府和国家预算拨款而生存。

传媒财源补偿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媒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许多报社设立了市场部、广告部和公共关系等部门。专门的广告公司、商业信息公司现身俄罗斯。

2．媒介组织经营模式的变化

苏联时期,传媒根本不具备经营机制,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由上级党委任命,只对上级宣传部门负责。由台长负责的电台、电视台也一样,其领导和管理工作中都无经营的内容。苏联解体后,随着传媒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进行以及传媒产业属性的彰显,俄罗斯传媒的经营机制也从无到有。随着媒介功能的变化,经营模式也随之而变。

首先,俄罗斯传媒在集团化经营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媒体通过集团化,可以实现资金和人才的互补,使分散的资源得到优化组合,统一使用,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规避因经营不善而导致倒闭的风险等。遗憾的是,俄罗斯出版业尚未对康采恩、垄断公司、出版集团(公司)加以科学定义。这使得一些传媒企业为了提高知名度而随意提高身价,动辄以集团自居。这种思维使俄罗斯传媒集团化发展始终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俄罗斯传媒的集团化进程不仅包括同类传媒的合并,而且还体现在跨媒介经营方面。如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以办《今日报》起家,接下来通过兴办独立电视台,联合“莫斯科回声”电台等形式,形成了一个由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组成的跨媒介集团。从客观上来说,这种跨媒介的集团化经营更能发挥各种媒介的优势,提高集团在俄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竞争力。但由于财团的控制,俄罗斯这种特殊的跨媒介集团并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进行经营,整体发展大打折扣。在传媒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面,部分俄罗斯传媒在私有化、市场化和集团化的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股份制改造,明确了权责关系,建立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如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构成相互的制约关系,确保经营独立和股东利益以及建立一系列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等。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媒体采取了一般企业的股份制的形式,尽管其股份制的具体形态各有不同。目前俄罗斯新闻媒体的股份制形式主要有两种:(1)就投资来源而言,有国家投资公司、私人资本公司、编辑部集体投资公司、合资公司(媒体与某个商行或政权组织机构联合)、外国投资公司; (2)就组织结构而言,有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上市股份公司、垄断公司、垄断联合公司等。

(四)俄罗斯传媒内容的变化

随着俄罗斯传媒体制、管理制度以及运作模式的变化,俄罗斯传媒内容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1．媒介专业化程度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组,新闻媒介的受众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和分化重组。进入市场的媒体为了扩大发行量和收视率开始高度重视对受众的调研分析,力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受众定位,贴近与目标受众的距离。在媒介综合性发展的同时,大大提高媒介内容的细分化与专业化。

目前俄罗斯媒体大都形成了自己的专业风格。报刊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社会政治类报刊、经济文化类报刊和文化生活类报刊。而在这三大类范围内,又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在社会政治类报纸中,《共青团真理报》和《劳动报》倾向于“温和的在野党派”,而《消息报》则曾公开宣称支持民主党派和民主运动,《独立报》和《大众报》正在逐渐变得温和中立以期吸引更多的读者。这些报刊在政治取向上有所不同,版面风格上更是千差万别,尽管其内容都以社会政治报道为主。电台和电视台也逐渐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拥有了各自赖以吸引受众的节目。例如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主要播出本国制作的节目,传达联邦政府的声音;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新闻和时事类节目比较有深度,很受观众欢迎;而由10个独联体国家组成的和平广播电视公司则倡导不受各独联体国家政府影响,客观报道独联体新闻以及国际新闻;私营电视台电视六台曾以播放高质量的国内外电影而出名;另外一家商业独立电视台则注重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33]

2．批评性报道增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媒体上批评性的报道明显增加。有人高度评价媒体的这种批评监督权力,将它称之为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仅1996年,俄罗斯各地法院就受理了3500起以维护名誉和尊严为由,状告各种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案件。^[34]这一数据从侧面说明了媒体批评报道对俄罗斯社会的巨大影响。

俄媒体的批评报道涉及面很广,包括总统等政界要员,军界的将军统帅,还有各种商业界人物。通过这些批评报道,一些媒体树立了自己秉笔直言、伸张正义的形象,赢得了读者的认可。不过,为了这些批评报道新闻记者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些人因为揭发官员贪污腐化而屡屡遭到恐吓甚至是刺杀。《共青团真理报》和俄罗斯公共电视台都有记者遭到暗杀身亡,据说与批评报道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些案件牵扯到很多强大的幕后势力,破案的很少。这使不少新闻记者对有关高级官员徇私舞弊、犯罪集团祸国殃民的采访产生了畏惧心理。

3．媒介内容的大众娱乐化与低俗化

进入市场的俄罗斯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高高在上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正在变得平等起来。新闻媒体要考虑受众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它们甚至希望与受众对话。由此在俄罗斯媒体采编上表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大众化倾向。

从形式上看,目前俄罗斯的报刊从版式和栏目设置上已经娱乐味十足。随着一大批娱乐时尚杂志的出现,以纯粹娱乐大众为目的的杂志成为都市的一道亮丽风景。而《共青团真理报》和《青春》等老报刊也一改以往单一而凝重的面孔。从内容上看,媒体的娱乐化倾向更是明显。今天的俄罗斯媒体每天都在报道着,甚至是制造着各种具有娱乐价值的新闻。在媒体语言风格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原词语的消亡、新词语的大量产生、旧词语的重新复活、外来词的大量涌现和风行,都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媒体语言的表达手段,使其摆脱了苏联时期官方语言的平淡、俗套和刻板,有了更为现代的色彩和更大的张力。但与此同时,大量俗语、俚语,甚至黑话、谩骂语不断进入标准语。报纸标题结构趋于简化、口语化,形式更富有表现力。

媒体的娱乐化通俗化是有一个限度的,超过了这个度,通俗也就变成了庸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传媒的娱乐报道从“寓教于乐”到“少教而乐”,甚至“不教而乐”,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追求感官刺激和幻觉消费的娱乐功能放到了首位。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新闻媒体热衷于色情、暴力等低级趣味的报道,使转型期的俄罗斯媒体刮起了一股股色情风和暴力风。例如在俄罗斯,有近千种色情和性色彩的报纸杂志,其中著名的报纸如《还有》、《艾滋病信息》、《X俱乐部》、《风流事》,杂志《安德烈》、《花花公子》、《流氓》、《男人世界》、《极限》等。连《莫斯科共青团报》也开辟了一个名为“闲暇时间”的栏目,堂而皇之地刊登色情桑拿、包厢桑拿、色情按摩的广告,并标明是色情服务。

电视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也一样。电视上的“脱镜”数不胜数、黄色网站比比皆是。据调查,俄罗斯的独立电视台、电视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莫斯科电视台等,经常从午夜开始播放电影,其中多数为色情片和暴力片。关于电视新闻节目“裸体”主持人的出现,绝对是俄罗斯人的独创^[35]。网上的色情信息则更是不堪入目。

这些以凶杀、情色等为内容的报道和节目,与各种畅销书、摇滚乐、广告,电视的脱口秀、博彩、婚恋、冒险等娱乐节目,再加上网络的虚拟与互动,给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俄罗斯公众营造了一个获得解脱的生活“第二现实”。人们从苏维埃时代的极端封闭走向了寻求刺激,宣泄情绪,放纵阴暗心理以及焦虑、恐慌、死亡、自虐的态度体验,为玩而玩,不再为了任何意义和追求精神高雅的另一个极端。而以现代先进技术武装的大众传媒则成了满足人们这些欲望的机器。客观地说,这种以传媒产品为集中表现的大众娱乐文化传播,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消解转型期俄罗斯大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存压力有一定的作用,但失去了以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尺度参照、衡量和监督的媒介大众文化,只是一味地强调虚幻的自我放纵与自我麻醉,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1995年尚有70%的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保有好感和信任,而2000年时这个数据已经下降到30%～40%。^[36]

综上所述,商业化经营和激烈的竞争,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剧烈变动,使俄罗斯媒体欣欣向荣的发展与腐朽堕落的因素杂糅起来,信息量加大了,信息的公开程度提高了,形式和内容更加吸引人了。但这一切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低级趣味、色情、庸俗以及放弃底线的欧美化^[37]。

(五)与国外传媒关系的变化

二战后,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杂志禁止自由流通,西方国家的国际广播电台受到强功率的干扰,可以说,苏联时期的新闻传媒和西方传媒的关系一直是互相对抗和抵触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致力于政治改革,在新闻传媒领域也大力提倡“新思维”和“公开性”。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苏美为首的冷战开始趋于缓和,苏联逐步放宽对西方传媒在其境内自由传播的限制,包括允许自由出售西方报刊和停止干扰西方电台的广播。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政府执政之初,由于其对西方传媒采取门户大开的方针,一些西方传媒集团以“新闻自由”为借口,或通过在俄罗斯建立分部,设记者站(如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或通过购买俄罗斯传媒的股份、与俄罗斯传媒合资创办新媒体等方式,进入其传媒市场。在叶利钦亲西方的自由主义体制下,这些媒体获得了在俄境内传播的大量特权。例如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就有“开设常驻分部和设记者站,俄外交部对‘自由’电台的记者进行登记并保证他们不受阻拦地在境内开展新闻活动,莫斯科市长在市内为电台莫斯科分部安排办公场所,俄新闻、大众传媒部以及通信和信息部要保障电台所必需的通信频道”等特权^[38]。这一时期,西方传媒在传播思想上已与冷战时有所不同,不再是冷冰冰的对抗,传播内容由原来的谩骂式转为“支持当地民主力量的和平发展,解释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和实践,报道西方人民生活的幸福、富足和安宁”。在传媒的部署和运用上转为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齐头并举。这些媒体的传播活动毫无疑问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性质,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传媒市场的稳定施加重要影响。

首先,西方传媒理念和传媒技术使俄罗斯改变了陈旧观念,传媒内容和形式得以大大丰富。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和模仿,俄罗斯传媒从节目制作、版面设计、文体风格和吸引客户的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但同时,令俄罗斯业内人士担忧的是,随着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到来,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好走极端的特点也暴露无遗:否定和排斥民族文化的思想充斥社会。与1985年前的电视相比,今天的俄罗斯电视屏幕上几乎见不到“民族文化”、“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民间艺术”之类的节目。传媒领域的“西化”尤其表现在传媒语言上:盲目地滥用外借词和音译词已经使俄罗斯的报刊和广告变得难以看懂,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怪腔怪调。此外,随着商业有线电视的普及,进口海外电影的数量飙升,恐怖、色情、低俗内容的影片蜂拥而至。五光十色的杂志和画报也强烈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生活观念,追求西方生活模式成为一种时尚,同时也将玩世不恭、唯利是图、奢华浮躁等习性深深地刻在新一代俄罗斯人的性格里。^[39]

普京上任后,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遏制国外媒体在俄罗斯的发展。

(六)确立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苏联的大众传媒结构是通过政治力量来设定的,在广播电视领域,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统一组建了庞大的电视节目转播系统,保障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观众都能及时收看收听到国家的声音。这一时期的广播电视属于国有国营体制。

戈尔巴乔夫以及后来的叶利钦的传媒改革,利用新制定的《传媒法》基本上将原有的“国营广播电视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做了彻底的改变。当时叶利钦理想的媒体模式属于美国的商业化模式^[40],但叶利钦并没有充裕的资金对媒体进行有效改革,此时金融寡头趁机出资大规模侵入大众媒体,并利用媒体的力量及个人在叶利钦政府中的地位干预政府传媒政策的制定,《俄罗斯大众传媒法》并没有期待中的效果。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之后,改变之前叶利钦政府对媒体大亨们的态度,采用一系列手段加强国家对传媒特别是对广播电视的控制,形成了以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为领导机构的新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行业,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份出现,广播电视公司的具体管理概念是国家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不参与具体的运作,广播电视公司所执行的管理原则是由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管理,这种管理形式的优点在于当俄罗斯经济还没有很快发展时,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会减少,而国家也不会对媒体的赢利与亏损担负过多的责任。^[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