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主导下的俄罗斯传媒变迁

二、政治人物主导下的俄罗斯传媒变迁

苏联时期的传媒事业在管理模式上是高度的集权管理,意识形态领域的要求使媒体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所有的传媒内容只是用来宣传苏维埃政府希望传播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党代表大会的精神、领袖的个人意志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媒体的传递信息、反映舆情、舆论监督、娱乐大众等基本功能几乎没有体现。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苏联时期的媒体应该说具备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但缺少大众传播媒介的内涵。

俄罗斯传媒体制变迁中最大的特点是传媒的变迁与各时期不同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和决策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每个时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来调整国家的大众传媒事业的结构和发展方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传媒政策随着政权的交替显示出不同的态势: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对媒体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到叶利钦时代的媒体的自由化与商业化特征,再到普京时代的媒体国家化方向,俄罗斯媒体在转型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高层决策人物的烙印。

(一)戈尔巴乔夫:颠覆的传媒

1985年,戈尔巴乔夫登上苏联最高领导人席位,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针,期望通过加速发展社会经济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最初以为基本上保留原有模式就可以实行改革,但处处碰壁,继而转向“政治改革”,从此,苏联政治生活中波澜迭起,可以说俄罗斯传媒的变迁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戈尔巴乔夫时代传媒变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大众传媒的一元垄断体制被打破,新闻审查被解除,开始提倡新闻自由,从这一角度来讲,戈尔巴乔夫的传媒改革是具有颠覆性的,在他改革思路的引导下,苏联新闻媒体的性质、体制也随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1．“公开性”改革对传媒的影响

1986年,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参与改革,打破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重重阻碍,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原则,强调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和活动应该让人民知道,向人民大众公开^[13]。戈尔巴乔夫在这时提出“公开性”原则的初衷并不是要放开苏联新闻管制,而是通过传媒“揭露所有阻碍加速的缺点”^[14],配合改革的需求,利用传媒来宣传改革的纲领、前景、方向等,以新闻媒体的改革来推动改革的进程,来和党内保守势力作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选择电视作为第一个突破口——1985年5月,苏联电视第一频道转播了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现场讲话情景^[15]。这一事件,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戈尔巴乔夫先后在1987年和1988年取缔了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大部分功能(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有权审查电视台的工作,有权取消节目播出),这意味着苏联共产党主动放弃了党对传媒的控制权。

戈尔巴乔夫在新闻界极力倡导公开性,提出“历史无空白”、“批评无禁区”等口号,强调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该将更多的事公之于众”。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强调“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公开性是社会正常精神道德气氛不可分离的特征”,要求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辩论,发表不同意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在他的倡导下,新闻传媒开始成为不同政治观点的载体,成了改革的舆论向导。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改革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打破了“批评禁区”;重新放映被“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废止报刊保密检查制度,并将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下解放出来;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特别是在电视内容方面,其节目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一种转变——国家电视一台先后开设了《观点》、《第12层》、《午夜前后》等专题栏目,列宁格勒电视台开辟了《社会舆论》、《60分钟》栏目,播出大量历史纪录片,并对诸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点评。1986年,国家电视一台开创了《电视桥》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苏联电视观众与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公民请进演播室对话,并且进行直播。对话内容涉及东西方历史以及文化冲突方面问题,让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与西方人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模式等多方面的差距,特别是人权问题^[16]。这些节目在过去苏联统治者眼中是绝对不能播出的,因为它向苏联人民展示了西方文明美好的形象,对比苏联社会现状,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落差,加剧了苏联社会全盘西化思潮的繁衍。戈尔巴乔夫本想利用电视媒体打破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坚冰,但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走向却是动摇了社会主义统治的基石。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给苏联新闻界带来短暂的繁荣和活跃,报纸信息量有所增加,报道面拓宽,版面变得生动,批评监督多了,言论禁区少了;但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大量涌现,鱼龙混杂,造成舆论界的混乱局面,新闻导向逐渐失控,各种报刊竞相暴露社会阴暗面,大揭历史伤疤,甚至捏造耸人听闻的谎言。“公开性”改革成为媒体批评旧制度的新出口,媒体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所刊载的内容变得多样和尖锐,揭露性文章越来越多,大量触及时政、历史“敏感问题”的报道纷纷出笼。有揭露苏联政府的,有批评执政党的,过去一些秘而不宣的隐情,也陆续见诸报端。甚至还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攻击列宁到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7]。“公开性”原则削弱了执政党和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苏联实施了60多年的“舆论一律”被打破了。

2．媒体新战线的形成

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改革与开放的日子里,新闻记者成为苏联社会的新希望,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叶利钦早期执政的时代,新闻记者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著名的电视编导、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执行董事奥列格·杜博罗杰耶夫曾在电视节目中说到,在俄罗斯第一届最高苏维埃成员当中,新闻记者就占了1/10。^[18]自1991年8月之后的几年里,新闻记者受欢迎的程度及其权威性令人惊讶,而新闻记者参与政治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眼睛和耳朵、改革与民主的旗手,政府也时常邀请知名的媒体记者参加不对外的会议,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师以及衷心希望变革的人们,都把新闻记者看做他们施展抱负的代表。可以说,“公开性”改革让苏联的媒体成为上层建筑斗争的战场,当时苏联媒体并没有养成联系上下阶层的公众传播习惯,但是,政治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地加速了苏联的媒体与政治改革的持续争斗,这股“公开性”的浪潮意外地推到了媒体的变革,余波荡漾地为媒体工作者创造了监督政府改革的“第四权力”环境。

3．对传媒法制的探索

公开性在新闻界的影响还体现在一些激进人士借机提出扩大报刊自主权,取消苏共对舆论的控制上。

1990年6月,苏联通过第一部新闻法——《苏联报刊和其他大众新闻传媒法》(简称《全苏新闻法》),同年8月开始生效。该法律对出版自由的解释、大众传媒的活动组织、新闻与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同公民及各种组织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新闻领域的国际合作、违反新闻出版法所应负的责任等作出了规定。宣布取消新闻审查制度,明确规定“舆论不受检查”,规定社会团体和公民有权办报,但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在这部法律中还给予了新闻工作者更多的权利,规定报刊创办者、编辑部、出版人有充分的自主权,报刊社拥有生产经营权、人事任免权、发稿权,政府不得干预。

《全苏新闻法》颁布后,新闻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同党派、团体、组织以及个人报刊纷纷创办;二是许多出版物与苏联时期的所有者脱离关系,成为“独立媒体”。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报业体系全面瓦解,出现了媒体所有者多元化的局面。^[19]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策略中所衍生的大众传媒政策,同样不仅导致了苏联新闻模式的崩溃,还造成了舆论导向错误和社会思想的极端混乱,使大众媒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叶利钦:放纵的传媒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传媒进入叶利钦时代,这一时期俄罗斯传媒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由化与商业化。由于叶利钦上台时得到了诸多媒体的支持,叶氏上台后,便给予了传媒界更多的自由,甚至放纵传媒的力量。

1．大众传播体制进一步自由化、商业化

1991年12月27日,由叶利钦签署生效的《大众传播媒体法》是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颁布施行的俄罗斯联邦法案。它的主体结构延续了《出版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法》,但在自由尺度上却进一步放宽。

这部《大众传媒法》将刚刚在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中崭露头角的“第四种权力”乃至其他各种各样的市场化大众传媒纳入了法律调节的轨道。1993年12月俄罗斯新宪法生效后,俄罗斯联邦议会根据新宪法,对国家独立初期通过的这部《大众传媒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俄罗斯联邦社会制度转型期的现实,符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现政权建设西方式的“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的需要。这部《大众传播法》将叶利钦想将俄罗斯的新闻传播体制走美国商业化模式的想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992年,叶利钦采纳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经济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私有化”命令。按照他的说法,实行私有化的目的是“形成私有者阶层,建立竞争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非垄断化”。“私有化”被看做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内容。俄媒体的私有化进程也由此开始。一方面,国有媒体相继“非国有化”,呈现多元资本持股形态;同时由于《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鼓励私人创办媒体,私营媒体大量涌现。与大多数企业一样,俄媒体私有化以后的组织形式称股份公司,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管理公司的事务。以前由上级组织任命的总编辑(或社长)当家做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也是在1992年,全俄经济出现滑坡,新闻出版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国际纸价上涨,国家又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许多报纸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一些刚创办的中小型报纸纷纷停刊,一些大报(如《劳动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先后休刊,就连两年来一再扩版的《独立报》也陷入困境,发行量锐减。针对这种情况,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恢复纸张定价”的决议,承诺政府负担一部分出版成本,帮助报纸渡过难关。但是,能够获得政府补贴的只是一小部分媒体,更多媒体因失去了经济保障而宣告破产。为了摆脱困境,寻求发展,媒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如《消息报》增出美国《金融时报》俄文版,《莫斯科新闻》发行俄文版《纽约时报》周刊,《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则改变原有风格,减少硬新闻,以通俗文化、揭丑新闻和各种娱乐性的材料吸引读者,成为大众化的通俗报纸。更多的报纸采用西方媒体的报道样式,将新闻和评论分开,采用全新的版式,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吸引读者。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著的位置。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表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走上了一条商业化的道路。^[20]

这一时期,在国家电视台的基础上,商业电视台迅速发展起来。1993年10月,俄罗斯第一个商业电视台——独立电视台(HTB)开始播出,刚一播出就受到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美国特纳广播公司投资与俄合办的电视六台(TB-6)也于此时开播。该台较多播放国外电视节目,颇受观众欢迎。在商业电视台的竞争压力下,俄国家电视台也改变了传统的制作、播出方式,有了更多的新意。在媒体商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集团化趋势初见端倪,出现了第一批媒体寡头如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桥—媒介”集团。

2．“圈地运动”促生“媒介帝国”

随着私有化的全面推行,大财团和金融寡头聚敛了大量的资本,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成为俄罗斯的新权贵。逐渐地他们不再满足于金钱上的富足,开始谋求政治上的野心。在扩大自己对国内政治经济多个领域影响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重要的政治舆论工具自然成为金融寡头们争夺的重要目标。加之借助《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中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国家不再完全直接垄断与管制媒体事业,大众媒体被赋予了更加充分的自由等种种保护措施,使金融寡头可以更加顺理成章地进攻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争夺媒体,影响和控制大众媒体成为俄罗斯各大工业财团和金融寡头扩大自己发展空间,彼此进行实力较量的重要任务,传媒领域的“圈地运动”成为必然之势。这样媒体所有权集中于跨媒体的商业性垄断集团逐步形成。

表3-1　俄罗斯媒体集中分布表

续表

注:该资料来源于明安香主编《全球传播格局》

在瓜分媒体市场的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每当这时,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互相攻击、谩骂,彼此揭底、拆台,从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揭丑运动”。1997～1998年间,媒体大战此起彼伏,许多媒体被卷入其中,成为寡头们权力之争的工具。俄罗斯理论界对这场“揭丑运动”持批评态度,将它与“炮轰白宫”事件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不同之处只是“由坦克换成了媒体,战场换到了大众传播媒介”。

与寡头媒体的喧嚣相比,这一时期国家媒体的声音相对微弱。叶利钦本人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淡出政治前台,政局实际上由其家族和寡头们共同控制。由于国内暂无战争、大选等重大事件,国家媒体没有被赋予特殊的使命,其受关注的程度也相对降低。与其他主流媒体相比,此时的国家媒体如《俄罗斯报》在信息量、可读性以及思想活跃程度等方面都逊色不少;而在国家电视台中,仅有俄罗斯电视台完全为政府所掌握,原来的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改组成公共电视台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其控制权已经实际掌握在别列佐夫斯基手里。

3．西方传媒大举进入及其影响

相比较戈尔巴乔夫时,叶利钦执政时代对西方媒体打开的开放之门要更大。1991年8月27日叶利钦发布命令准许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在莫斯科设办事处,在俄罗斯境内设记者站,允许其“自由从事新闻工作”。1991年,美国《商业周刊》月刊(俄文版)成为西方在俄发行的第一家刊物。

西方媒体进入俄罗斯的方式大致有两种,或者和当地媒体合作;或者西方资本直接进入,收买和控股。总之是利用最先进的传播手段和最新的信息技术成果,将西方采制的新闻信息迅速地渗透到俄罗斯民众中去,并逐步扩大影响,最大限度地占领俄罗斯新闻市场^[21]。这一时期,西方传媒在传播思想上已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不再是冷冰冰的对抗,传播内容也由原来的谩骂式转为“支持当地民主力量的和平发展,解释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和实践,报道西方人民生活的幸福、富足和安宁”。在传媒的部署和运用上则转为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多管齐下。

西方传媒大举进占俄罗斯媒体市场,对俄罗斯的传媒事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西方媒体对俄罗斯传媒市场的渗透非常广泛和深入,在俄罗斯众多的私营传媒中,西方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各媒体的西式语言、西式风格越来越明显,而反映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传媒内容却越来越少。西方传媒成为俄罗斯受众的主要信息渠道,俄罗斯遭遇西方文化霸权。另外,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消极影响就是导致了俄罗斯对外传媒的日益萎缩。在西方传媒对俄罗斯受众的影响不断扩大和加强的同时,俄罗斯传媒对外国受众的影响却正在不断缩小和削弱。许多商业媒体着重眼前利益,只发展本国市场,而严肃媒体则受到经费的限制而不得不缩减规模。

4．传媒与车臣战争和总统大选

1994年年底,叶利钦下令出兵攻打车臣,引起各方面的不满。俄议会内部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反对出兵车臣,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政府,并以大量篇幅刊登反对者的言论和声明。为了平息舆论,统一宣传口径,叶利钦对媒体实行了严格管制。

叶利钦充分发挥俄联邦政府新闻处和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的作用。这两个机构经常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发布通报及新闻稿,提供各种军事录像,供新闻单位统一宣传之用。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俄政府还设立了临时新闻中心和车臣冲突新闻与分析委员会,并要求各新闻单位及时发布上述机构提供的官方消息。同时,对不听命于政府的媒体采取强硬手段。俄出兵车臣后,许多媒体置政府命令于不顾,继续为反对派提供讲坛,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言论。独立电视台、国际文传电讯社等直接派记者去战区采访,发回大量的战地消息,向观众展现死亡的俄罗斯军人、被摧毁的车臣村庄、俄军一再受挫的画面。这种做法使俄政府大为恼火。政府指责新闻媒体的某些记者“超越了民主和文明的范畴,误导舆论,引起外国某些消极的和不适的反应,促使他们干涉俄罗斯的内政”。独立电视台因此而受到指责,该台领导人曾十分忧虑地表示,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随时有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俄罗斯电视台也因对车臣战事“报道不当”,其台长被解职。从1994年底到1996年4月,车臣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媒体与政府的对立与冲突也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关于叶利钦发动的这场车臣战争,有分析家认为: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民意上,“叶利钦都是失败的”^[22]。

“圈地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财团资本在传媒领域的过分集中,“大众传媒”由社会情绪的传声筒变成了大金融工业集团的传媒附庸,媒体帝国形成并垄断了俄罗斯的媒介市场。随着媒体帝国的不断壮大,到后来他们甚至利用手中掌握的大众媒介和先进的传媒技术左右总统大选,影响大选的结果。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叶利钦之所以能胜出,几大媒介帝国的作用非同小可。

叶利钦希望在大选中取得胜利,金融寡头们也担心失去财富,他们都害怕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在选举中获胜,诸多因素将当权者和金融寡头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暂时结成统一战线,商定了一致的行动战略。金融巨头不仅提供了大量的金钱,而且开动了他们所控制的所有媒体,全力为叶利钦竞选总统进行宣传。叶利钦的再度当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寡头们所控制的媒体的功劳。叶利钦连任后不久就开始向曾经在竞选中支持过他的金融巨头予以回报。

(三)普京:控制的传媒

1999年8月,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代总理。普京上任后,延续了前任普里马科夫的宏观控制政策。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后,大力整顿国内局势,加强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普京上台伊始,俄罗斯社会就对他寄予厚望,俄罗斯政治家柳巴舍夫斯基曾说:“普京是在必要的时刻,以必要身份和必要的素质,出现在了必要的位置。”^[23]的确,从今天俄罗斯的发展状况来看,他没有辜负俄罗斯人民对他的期望,他在传媒领导推进的改革也将俄罗斯传媒业带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1．打击寡头势力,改造媒体

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他所实行的舆论宽松政策以及“权钱交易”后的权利让渡,俄罗斯新闻业总体上处在一种放任且放肆的状态。寡头及其舆论与政府的对立,不但给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而且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愈发突出。

2000年5月11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三天,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以偷税漏税为名,对古辛斯基所拥有的俄罗斯最大媒体垄断集团之一的“桥”媒体总部的四个机构进行了搜查,并于5月13日逮捕了其总裁古辛斯基。由此拉开了打击寡头势力、改造媒体的序幕。从2000年5月至2001年4月,古辛斯基先后失去了独立电视台、《今日报》、《综述》杂志等几家媒体,苦心经营多年的媒体帝国崩溃,除莫斯科回声电台及部分势单力薄的小型媒体仍在维持外,这一帝国的支柱媒体已经易主。继古辛斯基之后,普京又将另一传媒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拉下马, 于2002年1月关闭了别列佐夫斯基的第六电视台。

打击这两个俄罗斯最大的寡头是普京向俄罗斯媒体宣战的讯号。对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杀一儆百”,表明了普京上台伊始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和力度。正如他在2002年1月15日下午,在法国爱丽舍宫与希拉克总统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时说的:“在俄罗斯,如果有人喝醉了酒,并偷走一袋马铃薯,那他就成了小偷。如果有人在昏暗的年代偷走了几千万美元,他就成了政治活动家。曾几何时,这些所谓的金融寡头窃取了许多传媒工具。如果它涉及国家利益,我们一定要追回。”^[24]普京意欲向外界显示其不同于以往历届领导人的强硬和果断,以及树立自己作为独立政治家的形象(在之前他曾把苏联国歌定为俄罗斯国歌,这个举动也有其欲作为独立政治家的因素在里面),团结大多数政治精英和人民,并警示那些曾助选有功、希冀求得回报的地方诸侯不要有非分之想,要规规矩矩遵从中央的权威,以便进一步推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改革,实现“富民强国”之梦。

2．扶持国有媒体,树立国家媒体观念

在惩治传媒寡头的同时,普京政府开始整顿传媒资本市场,逐步扩大国家对传媒的管理和监控,加强政府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普京政府首先开始大力回收大众传媒的控制权,重点扶持国有媒体并加大了对其控制的力度,主要手段是在财政预算和人事任命上采取了中央集权管理方式。其显著步骤是对俄罗斯广电管理主管机关进行整合,将国家广电集团所有权集中化,让国家主管机关在参与组织媒体活动的过程中扮演执行调控媒体事业主导者的角色。经过几年的时间,俄罗斯政府已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控制者。

普京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改组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将俄罗斯广播电台、灯塔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三大国家广播电台和国家通讯社——新闻社纳入其中。并对该公司的人事作了重大的调整,还保证国家对它的财政拨款。此外还将所有地方的国家电视台均纳入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体系之下,将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确定为国营媒体集团控股事业的最高领导级单位。2001年8 月,普京还签署总统令成立了俄罗斯广播电视网,并通过一系列手段将俄罗斯广播电视网打造成当前俄罗斯国营媒体的巨头,其实力远远超过了非国营的俄罗斯广播电视台(RPTV)和独立电视台(NTV)。通过这两大媒体,普京政府牢牢地掌握了国家广电媒体的话语权。

在打击掉以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为代表的大寡头之后,俄罗斯的媒体现在的界限区别只限于亲普京的金融工业集团与专业媒体人之间。经历了“自由派”媒体专业人士与“国家派”之争后,俄罗斯媒体的国家化趋势渐成主流。

所谓媒体“国家化”指的是普京总统已经将国有事业的部分资金注入商业媒体集团当中,掌握了商业媒体集团的绝对经营权,这是商业化媒体重新国家化的过程。2000年以后,在普京的支持下,俄罗斯的国营能源企业将资金注入了金融寡头的媒体,其方式就是利用国有天然气、石油金融工业集团的庞大资本兼并媒体事业,以及根据媒体登记注册法中关于公司营运财务方面的规定,以司法程序对媒体公司进行财务查账来打击媒体寡头,使其陷入官司缠身的痛苦中,然后政府再以经营不善为由撤销电视台的营运执照,最后政府以维护记者生存考虑的姿态,收编知名的专业记者与团队继续来为政府经营的媒体服务。

200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布总统令,将文化部与俄罗斯整个的广播电视台合并,成立文化与大众传播部,俄政府正式将管理媒体的工作纳入文化体系的范畴当中。此时,普京管理媒体的思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媒体必须为重塑俄罗斯意识形态与文化担负必要的责任,媒体不应全面商业化。

在普京“媒体中央集权”的大环境背景之下,记者直接向中央媒体负责,地方广播电视也在中央的管理之下。其次,虽然普京实行“信息空间一体化”与“媒体中央集权”的“国家化”政策,但是这并没有背离记者“专业化”的原则,因为俄罗斯传媒法事实上是赋予记者有较大的新闻采集权,为记者提供比较宽松的采访空间,因此俄罗斯的记者事实上享有很大的新闻自主权,俄罗斯传媒法反而对于媒体管理者有较多的限制。这样的一种新闻自主与管理限制的结合主要是适应俄罗斯媒体的大环境,一方面既不让新闻做死,另一方面又不让媒体寡头再出现在俄罗斯媒体的管理层当中。在普京的媒体管理概念中,体现的是一种管理与自律同时存在的思维。

3．遏制西方资本对传媒的渗透,加强国际上的有效合作

在普京上台之前,西方传媒在俄罗斯的扩张和渗透非常严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国家舆论走向和社会稳定。普京上台伊始,即开始遏制西方传媒资本在俄的无限渗透,议会为此提出动议:财团购买传媒股份应不超过20%^[25]。

同时,为了避免西方传媒在俄罗斯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政府开始着手掌控舆论主导权。对一些在俄罗斯享有特权却总是对俄恶意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普京甚至签署总统令废除这些西方媒体享有的优惠政策。

自2003年以来,一些独联体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发生了政治危机和骚乱,即所谓的“颜色革命”。有些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建立起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政权。资料表明,在所谓的“颜色革命”中,受美国等西方国家资助的当地反对派创办的媒体起了混淆舆论和视听的作用。为了防范所谓的“颜色革命”,俄政府严管亲西方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俄法律不允许政党接受外国资助,这实际上断绝了亲西方政党接受西方政治献金的可能性。俄政府还于2005年底对《政党法》进行了修改,实际上是要缩小亲西方政党的政治空间,使其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面对西方收买俄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猛烈攻势,俄国家杜马在2005年11月中旬表决通过的2006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特意拨出5亿卢布,用于支持和促进俄国内民主和俄境外国家的民主发展,其用意正是参照西方利用金钱铺路打造亲西方喉舌的模式,建立起一支可以扼守俄罗斯式民主价值观的宣传力量,引导俄民主进程按照政府设想的轨道发展。

除此之外,在普京上台后不久,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该学说是由总统安全委员会起草并由普京签署的政策性文件。该文件警告,外国势力正使用“信息武器”反对俄罗斯,并因此呼吁政府对媒体进行严密控制。该文件还称,外国媒体组织正企图把俄罗斯排挤出新闻市场。2001年7月,就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接管独立电视台之后,俄国家杜马以343票对37票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外国人在国家电视台拥有控股权。该法案规定,凡播送区域超过俄一半领土或播送信号抵达俄半数人口以上的电视台,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一律不能拥有控股权。该限制同样适用于由外国人或有双重国籍的俄罗斯人控制的俄实体。

当然,普京也并不全面否定西方传媒,他也主张俄罗斯传媒与国际媒体的有效合作。因为俄罗斯如果加入全球性的媒体世界中,必定会迎来新的机遇。加强合作,融入全球信息一体化中去,共享信息资源,将是俄罗斯传媒振兴和发展的契机。自2001年开始,普京政府开始制订一系列包装政府形象、对外正面宣传俄罗斯的计划,旨在消除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偏见和误解,树立国家和政府的正面形象。2002年7月,俄罗斯电视台的“环球”俄语节目开播,主要是面向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俄罗斯公民和侨民。2003年初,俄新社高层换人,向西方报道有利于俄罗斯的消息成为俄新社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8月,普京会见俄企业界人士,要求他们通过媒体来改善俄罗斯的形象。2004年6月,普京在与俄驻外使节会面时,特别指出媒体外交对于传统国家外交的重要性。

4．“反恐时代”下的新闻自由

2002年10月,莫斯科发生了导致128名人质死亡的剧院人质事件。俄临床心理学家谢尔盖·叶尼科洛波夫说,在经历了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后,俄罗斯人“害怕乘飞机和地铁,为上学的孩子担心。社会心理状况和媒体密切相关。恐怖分子达到了目的,他们就是要通过传媒恐吓民众”。不仅如此,在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绑匪还通过电视直播了解外面的情况,并从中知道了剧院还有秘密通道,结果警方不得不放弃了这一也许能实现更少伤亡的解救途径。媒体的不当报道有时甚至影响了反恐行动的成败。

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相较于两年前莫斯科剧院杜伯罗夫的人质事件而言,从这次俄罗斯媒体与政府对于新闻处理的方式可以看出是经过仔细考量的。例如,俄罗斯媒体报道人质事件整体上来说是及时、连续的,事实陈述多于评论,媒体加大了现场家属的画面。在对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报道中,俄罗斯《消息报》总编辑沙基罗夫被解职,理由是没有正确报道别斯兰人质事件。根据沙基罗夫本人的说法,遭革职是因为与波罗夫——媒体集团领导层的意见有分歧。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易动情的人,报纸开放的编辑方针使领导高层立场陷入尴尬,最终导致分道扬镳。

“别斯兰事件”让新闻自由的层面回归到新闻的正确性原则以及事实优先于评论的原则,包括可能刺激恐怖分子的评论、让政府限于被动的评论或是刺激民众情绪的评论都必须让位于打击恐怖分子。

2004年9月24日,普京在莫斯科全球通讯社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看法。普京认为:在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媒体不应该只是旁观者,不能漠视恐怖分子利用媒体与民主加强心理与信息压力的诡计。很明显,恐怖主义不能成为损害新闻自由与新闻独立的借口。信息社会中媒体同样也可以自己形成一种有效的工作模式,让媒体在打击恐怖主义这场战役中有效发挥工具的功能,防止恐怖分子利用媒体施压,媒体的报道不能伤害受难者的情感。新闻自由是民主基石之一,能够保障民主发展的独立性。无疑,媒体对各级政权的批评是有利的,虽然有时这些批评非常不客观,并时常带有感情色彩,不被政权机关领导所喜爱。如同俄罗斯民间谚语所讲,“打开窗户很吵,关上窗户很闷”。实际上,俄罗斯正在建构透明化与公开化政权的法治环境。但是媒体也应该被要求承担责任和报道真相。政权与媒体两者之间必须相互完成他们应有的任务。^[26]

21世纪的俄罗斯媒体正式从寡头媒体的商业化时代进入了中央联邦级媒体的国家化时代,国家政府派战胜了自由民主派,成为21世纪初期俄罗斯媒体的主流。俄罗斯主要的电视媒体的新闻政策与几家大报的新闻政策必须不能有损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普京的对外政策与反恐政策也必须由媒体来护航宣传。在当今国际社会反恐大业之下,俄罗斯媒体的三大新闻职能在振兴国力的大方向上,加入了“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保护问题。

俄罗斯的传媒变迁带有典型的政治领袖个人意识色彩。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再到普京,三个时代、三种类型的传媒体制,而且每个时代的传媒都是在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确立风格。当然这也是传媒发展转型期的通例,但更是俄罗斯传媒的典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