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模式的选择与俄罗斯传媒发展

转轨模式的选择与俄罗斯传媒发展

李兆丰

编者按：和中国政治学、经济学研究领域一样，出于某种共同的历史和现实的关注，处在转型期的俄罗斯传媒的发展也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一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较多地描述了转型期俄罗斯传媒的演进过程，而没有放在一个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来审视并思考：在剧烈的时代变革环境中，作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存在的传媒的现实走向是什么？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采用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面向市场推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而它是以大规模的实施资产私有化和非国有化为基本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在这一20世纪最后一场空前的社会改革试验中，传媒的变迁与发展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顺序危机：先于转轨的传媒变革

前苏联的传媒变革始于“公开性”的提出。波兰是最早于1982年提出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在1984年底也提出了所谓“公开性”。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更将“公开性”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公开性是改革的重要工具”、“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广泛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1]

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公开性要求在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在他的倡导下，前苏联新闻媒介开始成为不同政治观点的讲坛。1990年3月，前苏联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改补充法，删去了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承认了多党制。1990年6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闻出版法》，使不同党派团体以及私人办报合法化了。据统计，到1990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政党的报刊办了注册手续，其中的1/7属个人所有。^[2]

“公开性”的提出与实施似乎使传媒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局面，但看到俄罗斯当前的传媒现状，我们知道，“公开性”的表述充满了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为对西方主要是英美传媒体制的模仿。但在社会尚无系统性的改造和发展之前，这种模仿只能是技术性的而非制度性的。而在对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没有系统性、整体性关照的前提下，这样的模仿无疑是危险的。“公开性”的提出，表明戈氏试图借鉴西方新闻体制来促进社会变革。但这样的思路存在两个重要的基点偏差。

一是当前西方新闻体制存在的基础。首先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成的良性竞争环境、民主氛围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态；西方自洛克、孟德斯鸠以来的长期政治分权的传统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第四权力”思想；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引致的言论自由理论与实践的成熟；新闻传媒专业精神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一切基础性的前提条件的建构都基于长期的思想与社会行为规则的传统积淀。

二是其时的苏联传媒脱始于统一的成熟现代计划经济模式，它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基础上，是一种“预先纠错”式的经济，丝丝入扣，具有较高的物质生产效率。但同时放弃了效用的主观选择和消费者主权，导致社会的高度同质化。前者的缺失和后者的历史重负，使得简单的移植必然发生制度的畸变。不论是原有的和新创立的传媒在突然得到的“自由”面前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这是一项没有制约的权力。失实的报道既不会受到政治的干预也不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更不会受到西方式职业传统的束缚。《莫斯科新闻》和《论据和事实》分别宣布脱离苏联新闻社和知识协会，作协《文学报》、工会《劳动报》、苏共莫斯科市委机关报《莫斯科真理报》等都删去了报头上“机关报”字样，而标明是独立的报纸。^[3]于是，各报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造谣、诽谤和给苏共、社会主义抹黑等等来吸引读者。那些新编的五花八门的反对派报刊更是以丑化苏共、社会主义为己任，而不惜动用捕风捉影乃至无中生有的手段。《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3日指出：“苏联报纸每天充斥着从飞碟之谜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亵渎性批评之类的耸人听闻的新闻”；“种族主义，甚至列宁实际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说法都出现了。”^[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模仿（同样具有“休克”特征）为特征的先于转轨的传媒变革所呈现的媒介繁荣是“虚假繁荣”，其实质是，在高度同质化社会的体制内政治利益争夺的公开化，这直接导致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弱化。从这意义上说，“公开性”的提出与付诸实践就转轨模式的选择而言，已经提前放弃了渐进思路的可能。

当前传媒格局的演变：
转轨方式（私有化方式）与利益集团的形成。

众所周知，俄罗斯转轨的方式有一个通用的名称——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休克疗法从医学引入经济领域，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发明，其最初含义是一种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经济的方法，后来才引申为包括体制转轨的内容。“休克疗法”的主要指导思想，正如萨克斯本人所指出的，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客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5]因此，“休克疗法”也就成了激进转轨的代名词，其核心内容是“私有化”，其极端的形式是所谓“500天计划”的提出（该计划对500天中的每一天的任务均有详细规定）。^[6]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试图再次证明自己的理性可以无所不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划经济的建立和毁灭均源于人类的盲目自信。

1992年1月2日，以一次性大规模放开物价为标志，“休克疗法”在俄罗斯正式全面启动，分三阶段（“证券私有化”——“现金私有化”——“个案私有化”）实施私有化。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阶段：证券私有化（特点是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但由于长期积累的商品短缺和物价放开等诸多原因，接踵而至的高通货膨胀几乎迅速使这一相对公平的私有化方案流于形式。人们几十年的储蓄损失殆尽，私有化证券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特别是那些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世人瞩目的第一个金融工业集团（1993年）。^[7]之后，它的数量迅速增加，1994年6月30日，俄宣布终止“证券私有化”，未兑现的私有化证券作废，俄转入“货币私有化”（又称“现金私有化”）阶段。同年，俄通过十多个立法文件，全面推进“金融——工业集团”组建工作，叶利钦宣布1994年为“金融——工业集团年”。至1998年，俄共出现80个左右的金融——工业集团，其中包括所谓“七大寡头”。^[8]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并且不断涉足政界，扩大自己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新闻传媒作为重要的政治舆论工具成为金融寡头们争夺的目标。较有影响的印刷和电子传媒在骤然断奶失去财政来源的时候逐渐被收购，走向集中化。

从报业来看，表面上俄报纸在归属形式上分成四类：政府报纸、政党报纸、同仁报纸和商业报纸^[9]。但正如俄《议会报》第一副总编辑列昂尼德·季米特里耶维奇·奇尔科夫认为的那样，“传媒变化与私有化进程同步发展……传媒变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传媒王国。在俄国，除政党报纸，比如《真理报》是俄共机关报外，一些报纸，如《俄罗斯报》，名义上是政府的报纸，但70％的股份已被私人买走了，这是不公开的。报业越来越由私人占有，如《汽笛报》，是铁路的，也被别列佐夫斯基买走了。很难预测《议会报》哪一天也被人买去……”。^[10]全俄记者联席会秘书长列奥尼德·安东诺维奇·列斯茨可依说：“……（尽管）不能简单分为7个或8个财团，但是银行对传媒的渗透很厉害。比如莫斯科市政府拥有电视中心和多种报刊，卢日科夫有‘信息国王’之称。对于财团控制传媒的问题，议会曾提出财团购买传媒股份应不超过20％，但现在事实上并不是这样。”^[11]

以俄著名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为例，他们分别拥有《商业家》和《七日》两大出版集团。《商业家》出版集团包括《商业家日报》、《商业家——政权》杂志和《商业家——钱》三大出版物，与《俄罗斯公共电视台》、《TV－6》、《独立报》等一些由别列佐夫斯基占有股份的传媒一起，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传媒帝国。《七日》出版集团由《今日报》、《综述》杂志、《七日》星期刊、《历史驮队》月刊等组成，与古辛斯基控股的《独立电视台》、《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等传媒一起，组成可与别列佐夫斯基新闻帝国分庭抗礼的另一大新闻王国。^[12]

市场经济社会的目标模式——主流媒体的乌托邦与路径依赖

对于市场经济社会的功能归属而言，必须拥有一批高级报纸（或称严肃报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这些报纸报道严肃深入，信誉卓著，社会地位很高，并且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用一个不太恰切的表述就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必然要依靠资本，面对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因而才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13]。以这样的标准来考察，俄罗斯并不存在主流媒体。即便从程曼丽（《“松”与“紧”的变奏》文）对俄传媒的分析来看，也没有主流媒体的地位。

当前俄罗斯传媒业背离主流媒体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有：

（1）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新的媒体秩序，取消集权式的新闻控制，由市场经济主导运作。传媒骤然失去国家财政支持，要依靠广告与销售来维持。但其面临的更为严峻的困境在于：a.俄罗斯经济混乱，仍然存在恶性通货膨胀；b.由于转轨方式的选择失误，导致严重的收入不均现象，这使得国内市场严重缩水；c.特别对缺乏轻工业基础的社会来说，市场需求的缺乏愈加制约了广告重要源头的轻工业的发展。这一切使得俄罗斯传媒无法在经济上做到自主，并对利益集团形成依附关系提供了可能。

（2）由（1）引致的俄传媒业从业人员的集团沉沦，新闻专业精神和职业传统的塑造距离遥远。圣彼得堡当地一所社会学研究机构在2001年3月至5月全国性调查了400个新闻记者，其中有12％“经常”撰写有偿新闻报道，18％“偶尔”为之，37％承认至少做过几次。^[14]

（3）主流受众群体及主流观念尚未形成。马西亚·A·维格尔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里这样写道：中产阶级弱小，独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基础薄弱，政党体制不发达，既有规范彻底解体，在这样的后共产主义转轨条件下全面应用发达的西方自由主义，也非审慎之举。^[15]这基本上从作为主流媒体必要条件的受众和观念这两个角度回答了二者的现状。

（4）欠缺适于主流媒体的制度环境。金融工业集团和一定量的外国资本控制了强势传媒，政府、政党和传媒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政府和资本对传媒的干预自然无处不在。1997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在通过的1998年预算草案中取消了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纸张、印刷设备及染料进口的海关优惠，其后果为各种国内外势力插手传播业提供了可乘之机。^[16]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休克”式的转轨中形成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对传媒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由于收益递增带来的自我强化体制，传媒业发展的制度选择已经对金融工业集团形成了路径依赖的特性。

首先，金融工业集团导致并加剧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世界银行1998年末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50％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10年前，这一人数大约只有2％。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据估计，这种贫富差距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因此要想建立一种以法制为基础，充满了市场经济活力的民主体制就更加困难了。^[17]这直接导致社会资本向一极集中，社会消费形态倾向与奢侈型消费，而稳定社会的中间阶层即主流受众群体的形成遭受结构性压制。

其次，金融工业集团经营传媒充满了工具意识。从加州伯克利大学阿克洛夫（Grogre·A·Kerlof）和罗墨（Rarl·Romer）1993年所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其要文是，只要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认为膨胀前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即所谓“为获利而破产”，结合俄金融工业集团的“掠夺式私有化”，尽管下属企业纷纷破产，但不影响所有者暴富；而这些资产大多转移海外，而不是改善发展生产。^[18]我们知道俄金融工业集团拥有新的传媒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将其作为可经营性资产（特别是在其短期难以赢利的情况下），而是谋取政治利益和自身合法性的手段。这一点突出表现在1996年叶利钦总统竞选连任上（年初其支持率低达6％），为阻截俄共久加诺夫，几个巨头在瑞士聚会，决定倾全力，以传媒的力量建立民意支持叶利钦。俄85％的民众由电视收取新闻信息，惟一的的民营台NTV由古辛斯基拥有，国营电视也由另一大亨别列佐夫斯基所控制，加上他们手下报纸杂志推波助澜，结果叶利钦以60％得票获胜。其后又是普京。^[19]由此造成现有的制度平台强化了垄断者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削减了传媒业自主发展的空间。

渐进式改革、休克疗法与传媒发展

主要有两种：一是激进式改革，即表现为“休克疗法”；二是渐进式改革，即在暂时不破坏旧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培育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切换从而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形式。^[20]俄罗斯选择了前者，但带来了社会发展的空前悲剧。1999年与1990年相比，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56％，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下降了60％，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8582倍，职工的平均工资减少了52％，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21]造成这一悲剧的有历史原因，有转轨时的种种错误，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但持续的政治不稳定无疑是大大加剧了社会动荡、改革的不确定性和悲剧的严重性。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表示的是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呈现的有序性和连续性。^[22]它对于改革的意义为渐进式改革者所深刻认识，对于正在过渡的国家而言，应该承认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拥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可以利用旧体制的特点防止生产急剧下降，使计划经济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因此要求保持原有宪法秩序，逐步推进市场化进程。

由此，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经济改革中注意保持政治上的相对集中，政府秩序的相对稳定，经济的自由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经济发展优先，政治改革在后。^[23]而作为原有政治系统的子系统，新闻传媒对于稳定社会政治心理、强化改革的舆论导向、维护政府的权威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解释在渐进式改革国家，传媒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相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而由于法律具有明确的目标暗示与目标指向，这与传媒业改革的时滞性形成矛盾格局。因此，此时关于传媒业专门法的出台和各种问题现实对专门法的吁求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格局。一般情况下，这种矛盾的调适暂时依赖于宪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条款、司法解释等成文法，以及各种行业内部规定、行业传统等。

严峻的现实让俄罗斯现政府逐渐意识到“休克疗法”的重大缺陷。当前俄罗斯要挽救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立足于制度重建，耐心地建构适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这就必然要强调公共权威。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民权利（Statelessness spells rightlessness）。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权组织。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削弱政府往往不仅不能增进公民权利，反而可能危及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打击金融工业集团的努力正是试图恢复公共权威。2000年12月，俄联邦总检察院指控媒体大亨古辛斯基非法获取3亿美元贷款和50亿卢布的借款并宣布对古辛斯基实行全球通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其对于威廉斯传媒业发展的意义在于，避免因被垄断而沦为少数既得利用集团的争取并维护利用的工具。

事实上，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对大众传媒采取国家保护主义政策。早在俄新社1997年8月发布的一份通告中报道了谢列兹尼奥夫关于要求改变俄传媒的拨款状况的讲话。他指出，目前对于议员们首要的一项任务是制定一份阻止大财团操纵的传媒形成垄断的法律草案。在讲话中，谢列兹尼奥夫还说，杜马已经着手制定一项关于电视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将调整一个公司可以控制多少个电视频道。^[24]

世界新闻业的历史告诉我们，新闻传媒并不总是被动地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它往往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这种反作用力有时还是十分强大的。俄罗斯传媒业的发展历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总之，选择什么样的转轨模式对于传媒发展至关重要，而传媒发展的路径也会直接影响转轨方式和进程。就俄罗斯而言，俄罗斯转轨前后的传媒变革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表明：在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考察传媒，就是要甄别其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什么力量操纵。传媒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因其与权利系统之间的特殊关联，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牵扯左右。俄罗斯传媒的发展取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其与各派社会力量之间是否能向着健康的民主制度的良性互动。

参考书目：

关雪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张养志：《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刘军宁　王焱编辑：《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宋锦海、远方：《新权贵——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崛起》，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美〕约瑟夫·R·布拉西、玛雅·克罗莫娃、道格拉斯·可鲁斯：《俄罗斯私有化调查》（乔宇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注释】

[1]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2]程曼丽：《“松”与“紧”的变奏》，转引自中华传媒网签约专家个人主页，参见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4]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5]关雪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6]见崔之元文章《逆取顺守？——俄国私有化研究简述》，参见http://www.zazhi2.org/2000/zs0009b.htm。

[7]关雪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8]苏文：《俄罗斯传轨大事记》，《财经》2000年第1期。

[9]程曼丽：《“松”与“紧”的变奏》，转引自中华传媒网签约专家个人主页，参见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lw_view.jsp？id＝85。

[10]胡太春：《世纪之交的艰难跋涉——俄罗斯部分传媒机构访谈录》，《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1期。

[11]胡太春：《世纪之交的艰难跋涉——俄罗斯部分传媒机构访谈录》，《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1期。

[12]童桐：《俄报业市场变化很大》，《环球时报》2001年7月24日第18版。

[13]参见邵志择：《关于党报成为主流媒介的探讨》，《新闻记者》2002年第3期。这个定义没有将主流媒体的性质放在西方历史和社会政治系统中来考察而失之于笼统。

[14]周乃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传媒透视”栏目文章《俄罗斯媒体——废墟中的呻吟》，参见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110.html.

[15]马西亚·A·维格尔：《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参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P26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一版。

[16]孙玉鹏、贾乐蓉：《俄罗斯取消对大众传媒的海关优惠》，《新闻战线》1998年7月。

[17]斯蒂格利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无捷径可走》，参见美国《新闻周刊》1999.12。

[18]见崔之元文章《逆取顺守？——俄国私有化研究简述》，参见http://www.zazhi2.org/2000/zs0009b.htm。

[19]周乃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传媒透视”栏目文章《俄罗斯媒体——废墟中的呻吟》，参见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110.html.

[20]张养志：《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21]关雪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22]关雪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23]张养志：《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24]孙玉鹏、贾乐蓉：《俄罗斯取消对大众传媒的海关优惠》，《新闻战线》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