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萍
京津冀之间有特殊的历史渊源，这从河北省省会数次变迁可见一斑。从清朝顺治时期的直隶省省会——大名府，到雍正时期直隶总督署——保定，从民国时期河北省会天津，到新中国成立又迁往保定，文革时期迁往石家庄。历经保定—天津—北平—石家庄。每次变迁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或是出于行政区划管理的需要，或出于战备和经济建设需要。20世纪50年代，为北京市发展需要，管辖的地域不断扩大，邻近的河北省地区相继划归北京市。天津与河北省也本来是一家，直到70年代末才彻底划分开并固定下来。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带给河北省社科界发展新机遇
“京津冀一体化”概念最早出现于1982年，当时称为“首都经济圈”，之后又历经“环渤海经济区”“环京津都市圈”。2001年吴良镛院士主持完成的《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规划》报告发布，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大北京经济圈”或“京津冀经济区”协作与发展的研究和讨论，并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市考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强调指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时，再次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又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大思路、大战略，要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于优化生产力布局、提升发展质量效益意义重大，要树立大局意识，抓紧规划编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接续、区域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把这项战略工程抓实抓好。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障碍，也是河北省发展的机会和动力，研究探讨如何缩小区域内种种差距，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是河北省社科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河北社科界发展的大好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提出对河北省乃至河北省社科界的影响都将是长期、深刻的。
京津冀地缘相联、历史渊源深厚，三地人口总数达1亿多人，土地面积约有21．6万平方公里。但三地经济社会发展却不平衡。经济结构方面，北京具有第三产业发展的优势，天津在新型工业化发展方面是强项，河北有丰富的空间和生态资源，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2014年，三产结构中，北京为0．7∶21．4∶77．9，天津1．3∶49．4∶49．3，河北11．7∶51．1∶37．2，[1]北京第三产业为主，处于后工业化时代，天津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省第三产业比例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河北省经济结构面临转型的压力，也说明河北省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有巨大潜力。
相对于京津，河北人口总数最多，人均收入最低，从财政收入看，北京最高，河北第二。“三省市”共同点是城乡收入都有差距，从横向比较看，河北人均收入低于京津很多，与北京相比相差近一倍。
2014年，河北省有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94．0万人，其中，城镇居民72．5万人，农村居民221．5万人。北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8．9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5．2万人。天津城乡低保对象23．72万人，其中城市13．58万人，农村10．14万人。[2]河北省不仅人口总量多，低保人口数也超过京津低保人数总和。
图1 2014年京津冀人口、收入状况比较
图2 2014年京津冀城乡低保人口数量比较
相关研究证实，“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中有正向作用，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收入差距越大，迁移概率越强。但农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抑制男性劳动力的迁移倾向。”新迁移理论也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我认为这种相对贫困感不仅仅是收入水平高低，也包括生活便利程度、生活方式、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享有程度等。
2014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18．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1%。天津全市常住人口1516．81万人，其中，外来人口476．18万人，占31．4%。收入差距不仅是京津吸引农村流动人口，也是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原因之一。对高素质人才来说，收入、机会、保障程度、子女高考优惠、优越感等都是京津的吸引力所在。从高考升学率来看，河北省的一本录取率为10．23%，北京为24．81%，天津为24．25%，相差一倍还多。还有京津冀区域内户籍人口待遇政策差距，也是京津城市吸引力大于河北省的原因。
京津冀城市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是长期以来政策、行政区划限制所带来的。河北省在谋求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要承担北京安全、京津生态保护、水源涵养之责，长期以来是京津人力资源、工业原料、水资源、电力、农产品的供应地，之前的许多制度设计使河北省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转移，新型城镇化建设，都给河北社科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二）非首都功能转移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面临发展新机遇，京津高科技含量产业转移和省内新兴产业发展，可能会减少人才的流失，特别是核心人才稳定性会更高。2014年，河北省城镇化率48%左右，低于全国54．77%的水平，北京和天津已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86．20%和81．55%，超过世界较发达地区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根据世界城市化一般规律，城市化人口的比重接近或超过65%以后，中心城区的人口开始向郊区扩散。河北省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同时吸纳京津转移人口，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需要多方面的准备，一是城市基础设施，二是与京津对接的医疗、养老、升学政策等。
北京、天津都属于特大城市，京津冀地区人口承载力也已经超标，根据逆城市化理论，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
北京、天津甚至石家庄等城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城市病，目前表现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困难、资源紧张等，随后会出现城市贫民阶层，虽然现在受户籍、教育、就业等制度限制，还没有出现巴西、印度的贫民窟现象，但大城市周边的老旧小区、廉租房、城中村，实际是流动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聚集区，环境脏乱差现象普遍。大城市病的出现，非首都功能转移政策出台，使京津产业、人口转移势在必行。
目前，京津冀区域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京津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河北省整体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京津周边建设新型中小城镇，提供高质量服务，可以吸引转移的人口，河北省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这是河北省的机遇，挑战是否做好了承接产业转移、人口转移的准备。京津人口外移，必然伴随产业外移才能实现，产业转移需要一系列的硬件和软件配套。这些将对河北省未来产业结构调整有直接的影响。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让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就近城镇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河北省城镇化程度虽然较低，但省内人口流动不受限制，读书可以凭居住证就近办理，高考也可以在居住地报名，未来限制人口流动到城镇的最大障碍可能是就业机会和收入问题，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是河北省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行业疏散、人口疏散都给河北省，尤其是保定、廊坊等周边城市人口密集型产业如物流、教育、商贸市场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养老服务业也是其中之一。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要有方便、质量好的学校、医院基础设施，与京津相连的快捷的道路。二是空气质量、生活环境同样重要，环境是重要的指标。要实现生态型城市，建筑设计应采用节能环保理念，建筑材料上使用高科技产品，垃圾、污水处理的可循环利用，保证绿化面积等，围绕京津周边建设环境好、节能环保的新型城镇不仅可以吸引京津人口转移，也可以借京津的人才，发展河北省环保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拉长环保产业链。这些对河北省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社会需求机遇
第一，需要京津冀区域性协调政策的出台，“三省市”在产业方面的空间整体布局，发挥各地优势。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所所长蔡玉生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通过利益关系的整合而非行政性强制干预，建立统一开放的京津冀人才、科技、资本等要素市场，打破地域分割、人员分类的传统管理体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也认为，不能过分拘泥于行政划分。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占通从企业角度看，认为应包括金融之间的协同发展，京津冀金融上不一体化，结算就不方便。沈瑾认为应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进行改革。
第二，如何缩小河北省与京津在收入、教育、保障、医疗、基础设施等与人民生活待遇方面的差距。不仅仅是交通的一体化，其他方面也需要平衡。
第三，河北省各地市之间，各系统、各行业之间如何协调，避免内部恶性竞争，整合省内资源，提高河北省整体实力。
这些方面都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深层次改革的内容。对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影响将是深刻的，更是急需社科界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河北社科界提出新思路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经济圈还是都市圈，以前都是以北京、天津为核心，河北省始终处于外围，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则体现了“三省市”平等的原则，在京津冀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大框架下，具有了重要位置。
哈肯教授的“协同学”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根据这一理论，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首先需要“三省市”各个方面是开放的状态，其次是各种资源可以相互流动，第三是“三省市”内部各个系统之间也处于开放、流动、互惠状态，不断地与系统（或子系统）外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科教、人才等的交换，这样逐渐形成一体化。
协同发展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区域之间，本着多样、公平竞争、协作的原则，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强调的是区域之间全方位开放和交流。
“竞争”是“协同”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在省际毗邻地区经济发展中，也要承认竞争，竞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动力。
邢华认为，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梯次性、互补性和共生性等特征，具备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
梯度发展理论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应根据梯度的高低来制定不同区域开发战略，“先进技术”逐步向“中间技术”“传统技术”地带转移，进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根据梯度发展理论，通过合理分工以及技术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区域内，具有比较明显的梯次性特征。按照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分组标准，北京市和天津市已经达到富裕国家水平，而河北省只有中等收入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梯次性为京津冀区域合作提供了理论前提。[3]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地区应集中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通过地区贸易使双方获得收益。北京市教育、科技和文化资源丰富，天津市具有航运、物流和制造业优势，河北省拥有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在发展过程中应形成有效互补，以放大本地优势。互补性还为各地区借力发展创造了条件。北京市、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科技、文化和教育资源，但是也都面临着人口过度聚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河北省具有广阔的产业承载空间，但由于发展资源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开展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区域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新领域
由于长期行政区划的分割，京津冀三地各自发展，互不交叉，区域合作少，经济、社会、环境、旅游、产业布局等社科研究多限于河北省范围内，虽然有些研究如环京津贫困带等问题，涉及京津冀三地水、土地等公共资源的分配及使用，对北京周边河北省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但一直受区域分割的限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频繁，京津冀三地居民收入、基础设施等巨大差距，造成人们越来越强烈不公平感。
近年，北京集聚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污染严重，房价持续高涨，社会管理难度大，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京津冀面临着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人口密集等共性问题，是我国东部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亟须加强区域合作。空气、水、生态具有共生性，在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空气污染、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等都具有跨区域流动特征，无法在单个地区内部解决，只能通过区域协同，在一体化框架内才能提出系统解决方案。
河北与京津两市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行政区划使得三地盲目竞争、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和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都遇到了障碍，在现有行政区划基础上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措施。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给社科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
（三）研究新思路
近年来，京津冀之间交流、合作频繁，围绕协同发展形成了多个合作发展协议。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2013年，京津冀三省市分别签订了新一轮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加强了顶层设计，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但是，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相比，京津冀区域合作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区域发展差距不断加大，人才和其他要素加速向北京市、天津中心城市集聚，区域资源和环境面临巨大压力，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发展思路。
未来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已经明确。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三省市“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三省市定位服从和服务于区域整体定位，增强整体性，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这给河北省社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4]
1．转变无条件服务首都为着眼于京津冀区域发展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在区域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应该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许多发达国家都围绕首都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都市圈，可以很好借鉴这些经验，为京津冀区域发展提供新思路。
过去，京津冀区域发展没有统一规划，北京市与天津、河北的关系上，过多强调为首都服务，区域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产品供应、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供应、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等方面。河北省无偿奉献使得优质资源大量向北京市聚集，形成北京市与河北周边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首都都市圈，不仅没有发挥辐射功能，还使河北成为京津周边的洼地。未来应加快思路转变，由服务首都转向服务区域，加强京津冀经济圈规划，形成区域合理分工格局。
2．逐步完成资源聚集到非首都功能转移的转变
过去一直过多强调首都北京发展，扭曲了要素资源配置，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等集中于京津，形成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与河北省经济发展滞后并存的局面。缪达尔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这两个概念。所谓扩散效应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某一地区经济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扩散和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中心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所谓回波效应则是指经济中心会引起其他地区经济的衰落，从而形成发达地区的经济更加发达，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越来越不发达的下降的循环累积过程。这一理论很好地描述了京津冀三地的现状。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应尽快转变思路，将部分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疏散，通过主动疏散，逐步形成中心地区和周边地区相互促进。
3．由独立发展向协同发展转变
京津冀区域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地独立发展以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造成的，未来应推动将单个地区发展纳入到区域发展视野中，加快由独立发展向协同发展的转变。
4．向绿色宜居的城市转变
随着大城市人口的激增，出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高房价、就医困难、居住拥挤等“大城市病”。要在区域层面加强人口宏观调控，充分考虑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设定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城市不仅生态环境要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管理等软件建设也要有新理念。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河北社科界提出新课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四条原则：一是坚持协同发展。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加强顶层设计。二是坚持重点突破。抓住现实急需、具备条件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先行启动。三是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消除隐形壁垒，破解制约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四是坚持有序推进。找准切入点，分阶段设定规划目标、主要内容和实施路径，既注重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又注重统筹长远发展。
京津冀在空间布局上是“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河北省处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重要位置。[5]这些新变化都为河北社科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出了大量新的课题。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
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长期以来存在的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性和隐形壁垒、区域发展的统筹机制欠缺等密切相关。京津冀目前区域合作的发展现状来看，协同程度尚待提高，动力仍有不足，亟需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看，京津冀地区需要协调中央与地方，地方内部省、市、县不同层级以及相同层级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由国家有关部委、三个省市政府参与的协商领导机构。
京津冀三地都有合作的愿望，但是缺乏一个超越三方行政权力的高层次协调机构，因此很难推进三地合作，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政壁垒。目前，京津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还相对滞后，京津冀区域，运行机制的一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探讨如何建立这样的协调机制。
京津冀协调发展，一个具有战略性、综合性、长远性的规划是区域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工布局、大中小城市分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大区域内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投资政策、土地政策等的制定和调整。
建立区域统一市场，减少行政干预对区域内要素流动的各种阻碍。促进区域内资本整合、技术合作和人才流动，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统一市场规则，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才流动的户籍、社会保障政策，鼓励人才跨区域流动。[6]
京津冀区域实现协同发展，高层次领导正确决策，职能部门积极配合，产业转移与承接都是关键。河北省需要不断提升承接能力和档次，为非首都核心功能顺利疏解并实现长足发展，进一步推进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好积极的准备。宏观决策、中观管理和微观操作构成了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的组织机制的三个重要层面。
同时，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能仅仅把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各自区域居民消费增长和收入提高上，更要考虑区域整体的发展需要。
（二）平衡各地利益关系
协同发展的有效运行，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区域内各方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实现整体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
在三地协调过程中，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将会存在一定冲突，一方获得更多的利益的同时，需要优势一方给予劣势一方以必要的补偿，让区域内所有的地区都能共享合作的收益。否则，会加剧地区之间不公平，或者利益受损地区会有退出合作关系的风险。
京津冀内部经济结构和产业水平相差很大，这是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难点和重点。从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北京已率先迈向后工业化社会，天津正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经济联系的障碍和难度较大。
（三）统一市场共建
各地由于行政界限的分割，为了实现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往往从本位主义出发，有“反市场”行为的倾向，结果造成省际区域内市场分割、各自为政，地方经济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导致区域经济的封闭性。而协同发展要打破种种界限。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水平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其他经济圈的深层原因，在于本区域市场化程度偏低，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只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
区域的协调发展，不只是简单追求各地经济总量相等或接近，更多的是为了惠及全体人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可能不平衡，但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建立区域共同市场，促进区域内人流、物流与资金流的自由流动，确保区域内各项资源有效配置。
河北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但受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短期内还难以消除，如何加大对河北省的支持力度、不断缩小差距，须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
（四）基础设施共建
公路、铁路、港口、航道、信息网络、金融电子化等基础设施，是区域内商品流、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和媒介，这些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加速资源的流动，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有利于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收期长，因此，基础设施共建能更好地解决资金问题、投资风险等问题。否则，就会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在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领域内，不顾市场容量和经济回报，盲目投资建设，造成区内重复建设浪费。[7]
（五）生态环境共治
京津冀区域土地、水、空气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种污染对三地的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而行政区划的分割，极易产生科斯所指出的“公地的悲剧”。改善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地区，城乡居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京津冀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责任。[8]
三省市已经制定了2015－2017年植树造林实施方案，并将山东、河南毗邻河北部分区域纳入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范围，区域联防联控污染机制已经建立。
河北省“两高一低”的产业结构，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解决这些主要矛盾和问题，要靠河北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要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寻找解决污染问题的路径。污染治理除联防联控外，源头的治理更为重要，这实质上涉及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分布，涉及三地的生态补偿机制、财税分享机制、社会保障协调机制、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产业利益分配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河北社科界发展提供新视角
（一）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使河北社科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社会发展、社会保障问题、文化融合问题、人口流动分布问题、现实课题、长期课题、短期课题等，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领域。京津冀21万多平方公里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把河北产业发展与区域振兴结合起来。在新的发展趋势下，河北如何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加快创新、保护环境、改善民生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的经验还很不足。如何把疏解人口，疏解产业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结合在一起，如何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新要求，需要确立正确的工作思路。
（二）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社科研究的内容将更加丰富，河北各个大中小城市，城镇周边乡村、各个行业和部门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需要研究，社科研究课题的来源也将会增多。几个改革的重点如市场一体化改革，包括如何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技术和信息市场一体化等；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包括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科技创新协同机制。区域内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劳务协作会商机制，落实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政策，统筹三省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都需要社科界进一步进行研究。
（三）合作项目将增加
根据“大城市群”概念，以一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周围若干城市，有垂直和横向的经济联系，有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京津冀区域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京津冀协同背景下，许多问题不是河北单独就能解决的，需要超越省市之间、各地市之间的行政限制，进行合作研究，研究单位与各个地市、各部门合作，河北与京津的合作研究，都将增加。需要各个科研单位、大学走出去，与实际部门联合，与各个地市合作，共同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
在学校教育方面，河北省已经有6所交通职业学校纳入北京交通职教集团，破除了京津冀交通人才培养的地域限制，成立了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从职业教育入手，推动京津两地高校到河北办分校，利用京津教育资源优势，有助于解决河北省人力资源多，素质低的现状。
旅游资源合作方面，三省市共同推进旅游“一本书、一张图、一张网”，进行项目合作，成功举办京津冀旅游投融资项目推介会等。
河北是个旅游资源大省，其境内有3处世界遗产，有10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11个国家地质公园，有23处国家森林公园，有国家5A级景区5处。京津冀三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占到全国的1／3，北京和天津的人文旅游资源相对较为优势，而河北省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环境优良，形成互补，具备了休闲、旅游、服务型产业发展基础。
例如，某香港投资商提出6个条件，要开发适宜居住的小镇：距离北京200公里之内，空气质量好，临近景区、能看到长城、具有冷水资源、温泉。涞源白石山景区，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正在进行项目洽谈。
京津冀内旅游资源如何整合，河北省农村如何发展各具特色的旅游产业，尤其是如何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在旅游领域凸显当地文化特色，提高河北省乡村游质量，促进乡村第三产业发展，使河北省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吸引京津冀更多的人到河北农村来休闲、旅游、观光，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帮助贫困山区居民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天津的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具有优势，河北省面临结构调整，技术更新，未来发展方向也是无污染的高科技产业，这样不可避免的还要形成竞争。除了京津冀高层的统一协调部署，河北省要转变经济结构，整合省内各个地市优势和特色产业，做大做强，通过特色来吸引京津投资和游客。其他各行业也可以探讨合作模式。
如生态农业生产销售合作。生态农业“合伙人”胡新杰，尝试了一种“社区支持农业”新模式，即消费者加入农场成为会员，全程参与农场的生产、经营等活动，并享受“线上订单、送货上门”的私人订制服务。如今，他的“北戎”生态牛肉已经在北京发展了近万名会员，每天的销量约1500公斤。在京津很多社区建起了集中体验店，消费者不出社区，就能在体验店品尝、购买到大米、草莓、牛肉、食用菌等来自河北的产品。
自2004年京承开展农业战略合作以来，京承农业合作项目一百多个，总投资额一百二十多亿元；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十多家农业科研院校（所）将自己的研发基地落户承德。每年，通过合作带来的农业新品种有八十多个，新技术新成果三十多项。
通过绿色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打造“河北出品”这块金字招牌，既满足城市人口需求，也能形成自己特色产业，提高农民就业层次，促进河北省农业的转型升级。
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利用。河北省有7332．61万人口，城镇化率48%，城镇化发展还有很大潜力，要充分利用京津教育资源，发展职业教育，实用人才培训，提高人口职业素质，为城市发展提供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的高素质人才。
河北省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天津次之，北京最高。以养老服务员为例，我们调查石家庄、保定养老院，大多数是45－55岁农村妇女，工资在2000元左右，一是收入低，二是缺乏专业技能。河北省学校中“职业教育＋养老”的专业人才培养，仅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一家。要满足未来京津冀，高素质老人需求，需要更多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学习日本、瑞典、法国、美国、台湾等地护理人员培训经验。培养中国高素质的护理员，既能拓展就业领域，又提高就业收入，吸引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领域。
（四）老问题将消失，新问题出现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过去存在的老问题会逐渐消失，如交通、通信的一体化已经在逐步解决，京津冀区域的许多断头路被接通，通信长途费、漫游费被取消，京津冀银行卡等都给区域内人口提供了便利和实惠。但在区域内人口流动，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社会保障水平、贫富差距、产业转移、旅游景区的合作等方面的新问题还亟需进一步解决。
对河北省来说，要承接京津转移产业和人口，需要更高层次的对接能力，需要创新管理体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具体产业转移过程中，还有哪些限制发展的政策，需要逐步协调。往往是具体的政策，会阻碍整个产业转移的发展。
例如燕郊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目前有五百多位老人入住，按照河北省的相关政策，可以按照住在养老机构的老人数量，对养老中心进行一定的补助，但是前提必须是河北户口的老人。但这个养老中心比较特殊，离北京很近，所以90%以上在这里住的老人都是北京户口的老人。养护中心承担北京籍老人的养老工作。但是却享受不到相应的财政支持。
医保报销受到限制，这限制了很多外地老人。但涿州市为打造北京市民的养老城，提出了与北京全面对接的三大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北京市民可以在涿州使用医保看病。每年有两千多户北京人居住，而这其中，多是子女为父母买的“养老房”。经过近5年的发展，初步估计，有超过万名北京老人在此安享晚年。北京市与河北省就燕达国际医院合作项目签署协议，以合作办医和专科扶植的方式，由北京朝阳医院对河北燕达国际医院医疗管理和学科建设进行整体支持，共同探索解决医师异地执业、医保结算等难题；对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区域转移进行探索。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河北社科界带来新变化
京津冀协同，不仅需要“三省市”有开放的社会环境、统一的政策，河北省内部也要协同发展，把各系统如产业规划、教育、交通、户籍、人才流动等资源整合，在省内形成无障碍的社会环境，做好各地市产业发展布局，各有侧重，各有优势，避免省内各地市无序竞争和浪费，缩小与京津差距。这些新的变化都将对河北社科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河北省的智库建设将会有新的发展。
（一）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信息平台建设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了数据时代。维克托在《大数据时代》中明确指出：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关注的是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相关关系也许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某件事情为何会发生，但它会提醒我们某件事正在发生。未来许多依靠人类判断力的领域都会被计算机系统所改变甚至取代。京津冀三地存在多元结构，地域差别，情况复杂，多样性、相关性、全面性的数据收集至关重要。亟需建立三地互通的信息平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科学分析，实现科学决策。大数据已经成为新发明、新服务的源泉。
（二）开发利用大数据，进行科学决策
京津冀处于从行政隔离到协同转型特殊时期，对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影响将会是长期和全面的，也会有局部的和短期的影响，影响范围，甚至影响的深度都可能是我们现在所不能想象的，这些都离不开科学的预测和规划，而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未来京津冀区域内人口流动趋势、城镇化发展趋势、产业分布趋势等都需要科学的依据，这需要对各种数据进行全面收集、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避免盲目、片面、主观所造成的失误或损失。
（三）社科界联合协作，促进智库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在其他发达国家，有各种类型的智库，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全球智库数量来看，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智库多达1777家，印度有121家，为亚洲最多，而我国大陆则仅有74家。全球五十大智库中，仅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入围。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会有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从政府管理理念、经济结构调整、生产方式、社会发展方式、人民生活方式都将会有较大的变化，这是河北社科界的发展、提高的大好时机，也是充分发挥智力资源优势，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好时机。
河北省社科界为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也需要转变思路和工作模式，一是研究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多到基层、实际部门、企业做调查研究，真正起到为决策服务的作用。在实际部门，设立研究基地，社科研究与实际部门的联合协作，解决社科研究实地调查困难的局面，解决理论和实际脱节的现象。二是从个人研究到团队合作。许多现实中发生的问题，不是孤立现象，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和多视角的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多学科的团队合作是未来社科研究的新趋势。三是社科界各个部门的合作，社会科学院、政府研究室、政策研究室、高校等部门联合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社科界的体现。四是河北省社科界与京、津社科界的联合协作，真正从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从三省市发展共同利益出发提供咨询意见，避免信息缺失和得出片面结论。
（四）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培养新型人才
新型智库建设需要新型人才的支撑，社科人才要在政策咨询和理论研究中发挥作用，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需要不断学习。[9]一是理论学习，经过培训、交流访学、讲座等形式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掌握社科界最前沿的理论知识。二是在实践中，在课题合作中学习，通过实践调查了解政府、企业和群众的想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拥有一批站在实践前沿、政策前沿和理论前沿的研究人才。三是重视运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重视数据资料的收集、分析。当前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大大增强，运用科学方法也是现代决策咨询区别于传统咨询的核心标志，需要的是掌握科学方法，善于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的人才。需要知识多元，能力全面的复合型人才。四是探索社科界人员流动、协作机制，利用人才合作的优势，打造河北省重点学科，著名社科刊物，国内外知名学者，培养具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的社科人才，争取国内国际合作课题研究，提升河北省社科界影响力。
（作者系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所研究员）
【注释】
[1]北京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天津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河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北京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天津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河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邢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思考，2014年4月2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418／c40531－24915318．html。
[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5]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6]杨亮：京津冀协同发展破障碍，光明日报，2015年7月9日。
[7]冷志明：中国省际毗邻地区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及运行机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第7期，第65页。
[8]肖成金、王丽：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若干思考，中国发展杂志社2015年7月24日。
[9]周湘智：智库建设急需高端人才，光明日报，201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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