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住房研究综述

（二）国外城市住房研究综述

笔者对国外城市住房研究综述主要从国外学者对国外住房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住房的研究两个方面展开。

1．国外学者对国外住房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国外住房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是住房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二是住房与空间隔离的研究。

（1）住房与社会分层的研究

关于住房与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恩格斯早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就曾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住房差异，工人阶级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而资产阶级则住在宽敞、优雅、舒服的高楼大厦中。恩格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出发分析了这一现象，将资本主义的住房短缺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中谈到“大城市”时，通过对伦敦、柏林及爱丁堡等城市的工人居住的空间状况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居住分化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57]

国外对住房与社会分层研究的文献，以雷克斯与摩尔（Rex and Moore）对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的分析为典型。1967年他们合作出版了《种族、社区和冲突》一书，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一个内城区斯巴布鲁克（Sparkbrook）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住房阶级理论。他们将过去社会学家过分集中于生产领域的矛盾，转向关注消费等所导致的社会分化问题，试图用人类生态学和韦伯的阶级理论去分析一个城市中各个社会群体争取有限资源的情况。他们认为城市资源的竞争过程，就像社会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样，会形成不同的阶级。住房阶级的划分有别于生产领域内的阶级斗争。雷克斯与摩尔发现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一个趋于一致的价值判断系统：拥有郊外住房被视为市民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城市居民普遍怀有迁居郊外的愿望，这就使得郊外住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获得这一稀缺资源的途径在城市居民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于是有限的城市资源导致了激烈的竞争。了解获得稀缺住房资源的途径以及住房在城市人口中的配置状况成为理解城市生活机会分配的关键所在。个人获得稀缺的住房资源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制的分配机制两种途径。在伯明翰，个人能否获得稀缺的郊区住房受制于当地政府制定的两项标准：一个是个人的收入水平及收入保障，即个人的市场能力；二是对申请政府兴建的公共住房资格的认定，即社会政策设置的壁垒。白人的中产阶级因为经济和政治权力较优，可以通过自由市场购买郊区的优质住宅；白人中的工人阶级虽然没有足够财力买房，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国家的官僚制度，如住房部、福利署等获得居住环境较好的优质公屋；其余的边缘住户如黑人、失业者、单亲家庭等便没有那么幸运，他们被迫居于一些贫民区。^[58]

雷克斯（Rex，J.）和墨尔（Moore，R.）认为，个人获得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在城市居民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根据人们的居住状况，可以将城市居民划分为五个住房阶级：1）通过现金购买方式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并住在最令人满意地区的居民；2）通过信用贷款方式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并住在最令人满意地区的居民；3）住在政府兴建的公共住房的居民；4）通过抵押贷款等方式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但却住在不太令人满意地区的居民；5）租住私人住房，住在不太令人满意地区的居民。^[59]这种阶级的划分方法深受韦伯学说的启发，他们强调城市的住房分配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划分标准，是否拥有住房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稀缺并被普遍期望的住房使城市居民分化为不同的“住房阶级”。因此，雷克斯和摩尔认为，城市社会学的任务首先是分析不同群体在住房分配系统中的位置，进而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意识到他们在住房分配这一市场情景中的相似地位，并开始政治化的组织起来，去维护或提高他们的地位。然而桑德斯（Saunders）却对这种划分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住房阶级概念的提出有两个误区，其一是住房阶级的标准并不统一，结果将使得住房阶级数目越来越多，其二是住房阶级的研究其实就是对城市社会分层的研究。桑德斯(Saunders)将讨论更进一步，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划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是像韦伯所说的基于人的市场状况、是否拥有住房、土地等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按照个人的住房状况划分为不同的住房阶级。桑德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住房越来越重要，甚至比基于职业划分更能准确地划分出现代社会的分层状况。甚至可以说，观察一个人的住房状况比留意他的工作更为重要。桑德斯的这个论说可以进一步引申到住房阶级比社会阶级更能有效地估计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以英国的议会选举为例，住房阶级地位对其投票倾向就具有影响力。租住公共住房的市民倾向于投工党一票，而拥有私房者则将票投向保守党。^[60]保罗·福塞尔从美国社会住房状况出发，认为住房状况、内部的装饰和摆设体现出不同阶层的社会格调和生活品位，上层阶层、中层阶层、下层阶层分别有不同的住房品味，他们的住房格调表现出阶层间的差异，通过美国公民住宅的格调能够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61]

（2）住房与空间隔离的研究

R.E.帕克认为在都市生活中同样存在着与自然界相类似的相互依赖、生存竞争的原则和规律，并将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概念例如竞争、适应、冲突、主导、演替等应用到对有关社会现象和都市生活的社会学分析之中。^[62]麦肯齐认为，一个社区的各生态学组织或构造，便作为一种选择力量，或者是磁体，将适合需要的人口因素吸引到自身来，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的因素，这样就逐渐对一个城市的人口按照生物学和文化的原则进行了细分。^[63]伯吉斯也对城市空间的区域分布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城市发展的“同心圆”理论模型。他认为城市发展的过程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来说明，这一系列同心圆从内向外代表城市扩展中各个分区的先后顺序，位于中心是中心商业地区，环绕着市中心的是过渡地带，第三个地带居住着产业工人，他们从第二个地带中被排挤出来，又不想居住的距离工作点太远，第四个地带是高档的住宅区，再往外是一些持月票者的居住区。内层的每一个地区都是由于与之相邻的那个外层区的侵入而扩展着自己的地盘，这类似于植物生态学中的“演替”。^[64]霍依特通过对美国城市的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居住区域不是呈同心圆分布的，而是沿着交通路线呈线性分布，因此整个城市各功能区沿着交通线成扇形或楔形向外扩展。^[65]哈里斯和乌尔曼（Harris ＆ Ulman）两人发现很多城市的商业区和零售店、轻工业和重工业、不同阶级居民的居住地的分布是十分多样化的，城市中其实有几个商业中心、工业中心及住宅中心。因此哈里斯和乌尔曼提出了著名的多核心理论。^[66]贝弗利·邓肯（Beverly Duncan）等利用职业差别、隔离、低价租房的集中及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自然分离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以此考察帕克关于社会地位有明显差异的人们一般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假设。认为不同的职业群体的分离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67]戴维斯（W.Davies）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呈扇形分布，家庭地位、移民地位和已建家庭地位的差异呈围绕市中心的环形圈层分布，非标准住房和初始家庭分布于市中心，不同种族和住房产权呈分散隔离状态。^[68]

2．国外学者对中国住房的研究综述

纵观国外学者对中国城市住房研究的文献资料，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住房再分配体制的弊端与调整；二是住房分配体制市场化转型研究；三是住房分配体制的变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1）住房再分配体制的弊端与调整

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国家住房供应体制，政府完全承担了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的责任。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1980年之前，超过90%的住房投资是由国家预算提供的。^[69]城市居民从国家和单位获得住房，只支付名义上的租金。^[70]城市住房主要是通过单位分配的。1985年，单位的住房占到整个住房总量的58.1%。这一以单位为基础的福利分房体制导致不同单位间和单位内部明显的住房不平等。其主要原因是住房资金在不同单位间分配不平均以及在同一单位内部分房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的分配不公正和腐败现象。^[71]单位对于国有资产所具有的事实的控制权，单位间的住房不平等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而进一步加剧了。^[72]有学者认为，这种国家供应住房的公有住房制度造成了许多问题，包括房屋匮乏、居住空间小，住房质量低下，房屋缺乏维护等。^[73]造成这些住房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住房投资和供应不足，土地使用的无序。^[74]这样，至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无力为市民提供足够住房，社会陷入严重住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主要策略是实行住房商品化和公房的自有化改革，发展房地产市场。

（2）住房分配体制市场化转型研究

中国住房分配体制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化转型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城市住房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国住房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住房分配体制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化转型，通过引入市场分配机制来提高对住房资源分配的效率。

随着改革的进行，中国住房分配体制出现了再分配机制与市场化机制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住房分配体制在向市场化转型。2000年，一项关于广州的实证研究发现，进入商品房市场购房的居民一般都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同时，一些职业地位较低的人，比如说个体户和小贩也有可能购买商品房。^[75]有学者研究证实，在住房获得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性。^[76]也有学者研究显示，城市工人购买商品房的意愿受到各种刺激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现有住房是否适合本人需求，住房出售的便利性，个人风险态度，获得公共补贴性住房（单位公房）的可能性以及市场商品房的价格。在这些因素中，能否获得政府补贴性住房对职工是否购买商品房的影响，至少和商品房价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77]有学者认为，多数居民对商品房价格的负担能力不足阻碍了他们从市场购买商品房。研究指出，一个有效的市场应该能够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的反应，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会促进中国住房市场的发展。^[78]另一方面，住房分配机制中再分配机制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单位在住房分配中的角色几乎没有改变，仍承担着提租的最终责任，是公共住房建设的重要力量。随着住房市场双轨制的形成，单位在职工和住房市场之间充当了中介的角色。^[79]单位进入住房市场并且在培育住房市场的过程中成为主要的参与者。^[80]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多数商品房都出售给了单位。对于货币化改革之前的城市居民而言，商品房市场仅仅是他们获得住房的一个较为次要的渠道。通过建房或者是从市场上购买，单位在向职工提供住房福利方面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1]另外，作为集团消费，单位并非是住房市场上的理性主体。单位进入市场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个扭曲的住房市场：迅猛攀升的房价，住房供应和居民需求的不匹配。^[82]总之，随着改革的进行，单位在住房分配上的作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剧。^[83]许多单位领导甚至将住房作为控制职工的重要工具。^[84]

（3）住房分配机制的变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住房分配机制的变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住房分配机制的变化引发了住房的不平等。有学者认为，住房商品化对于恢复住房市场的消费需求具有关键意义。^[85]也有学者认为，住房商品化引发了住房的不平等：在单位内部住房产权交易导致低价格，由于各单位间及同一单位职工对住房的占有差异较大，优惠出售公房加剧了住房不平等，而且住房市场受到住房双轨制的影响，单位住房内部市场与商品房市场间的巨大价格差引发住房市场的严重扭曲。^[86]罗根(Logan)等对广东中山市住房改革的案例研究揭示，虽然住房改革已经将住房重新定义为一种商品，但是大多数职工仍然要依靠国家(单位)获得补贴性住房，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上缺乏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87]旧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仍然强大、有效。李健正等人认为，房改使得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住房改革带来的住房分配不公的加剧则被忽视了。^[88]边燕杰等认为，改革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将公房以优惠价向现有住户出售。这样的做法虽然能使人们忽视和遗忘单位间的住房不平等，但却未能真正消除人们之间在住房利益方面的巨大差别。^[89]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在旧住房体制下获得优待的人也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住房制度改革并未触及居民间住房条件方面既有的不平等^[90]，相反，住房分配不公变得更严重了。^[91]另一方面，住房分配机制的变化导致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不堪重负，受到排斥。戴维斯（Davis）考察了住房改革中不同的社会群体遇到的不同待遇。^[92]她认为住房分配所带来的社会排斥现象非常普遍。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的住房问题已经从一般性的住房短缺，过渡到高价住房的过度供给与适合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性住房的严重不足并存的局面。^[93]为了减少城市贫困，中国建立起一个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体制，包括住房公积金计划、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计划、廉租房制度以及租金减免制度。然而，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既有的制度缺乏有力的执行，贫困家庭从中获得的真正利益是有限的；^[94]而且现有的住房政策仅仅覆盖了官方承认的城市贫困人群，而大多数贫困者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则被排除在外。^[95]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群体提供住房保障的措施必须被纳入政府议程。^[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