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国外研究综述

第十一节　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在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只有很短的历史。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共同倡议开展生态经济问题研究。1980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正式提出了建立中国的生态经济科学。10年来，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对生态经济学问题展开了研究探索，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并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经济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发挥了作用。

甘肃省独特的生态条件以及各种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诸如森林遭到滥砍乱伐，严重的水土流失，水资源严重短缺，沙漠化在发展，土壤肥力下降，城市和工业污染严重等等，既是生态环境问题，又是经济问题。近年来，全省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对甘肃的生态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从甘肃省情况看，80年代是生态经济学研究初步开展和发展的时期。研究工作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发展快。甘肃有关学者积极参加了全国学术界对生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范畴的热烈讨论，并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在生态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方面特别是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多次多点的较长时间的系列试验研究，成为全国正在兴起的生态农业的重要分支，独树一帜。二是规模大。由原来主要在社会科学工作者中进行研究逐步扩大到广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参与研究。除了专业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外，大量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以及工人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和以不同形式参加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和探讨。三是涉及面广。研讨遍及经济、生态、环境、农业、工业、林业、牧业、水利，以及流通、消费、人口、社会等各个领域。

一、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在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甘肃学者在以下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关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国内有三种观点，一曰“角度论”，即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以生态学观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马传栋《论农业生态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4年第3期）；二曰“结合部论”，即认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交合的部分（包永江《农业生态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1982年全国第一次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论文）；三曰“客体论”，即认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甘肃学者与湖北、河南、贵州学者所组成的学术群体首次提出第三种观点，自成一派，并逐步得到生态经济学界的公认（姜学民、时正新等《对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农业经济问题》1984年第5期）。

关于生态经济结构的研究。过去理论界对于经济结构的研究仅局限于国民经济系统，有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生产结构等概念。时正新在1981年第9期《经济研究》上撰文，首次提出生态经济结构概念，并对农业生态经济结构范畴的内涵作了论证，认为农业结构的科学含义应是农业生态经济结构。这是由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统一的本质所决定的。农林牧结构是农业生态经济结构的主体，农业生态经济结构是农业生态结构与生产结构相耦合的结构网络，它是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各要素、子系统内在联系的综合，不仅包括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群体的组成、布局，包括水、养分、能量等的循环、转化，而且还包括农业经济系统中的劳动、物资、货币、信息的往复运动。

关于加强人类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调控问题研究。生态经济学界就人类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调控能力，提出加强人对自然生态的调控。其中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要与经济系统进行物质交换，其目的在于克服自然系统中不利于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进行物质交换特别是不能转化为商品交换的盲目力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加强人类对自然界的调节，重点在于建立和优化人工生态系统，使之重视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效益（王松霈《当前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学术观点》，《中国生态经济问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甘肃学者时正新在《生态经济系统的要素配置》（《中国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认为要对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要素配置。即人类根据生态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作用效应，以及由此给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通过人类自觉的生态平衡意识，对生态经济系统所进行的重新设计、安排、布局和调整，并提出了配置原则、内容和方法。

关于生态经济战略的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离不开自然界，离不开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加上生态失调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于是又产生了社会、经济、科技、生态协调发展战略，也称生态经济战略。这是甘肃学者同其它省区的几位学者共同提出的（见1986年全国第二次生态经济学讨论会论文）。

关于生态经济学与有关相邻学科的关系问题。夏伟生《人类生态学初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就生态经济学与人类生态学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认为人类生态学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与基本规律，研究的主体和对象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属生态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更多的注意的是人口问题，以至地方病等更广泛的生态问题；而生态经济学仅仅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属于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区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甘肃学者在区域生态经济、人口生态经济、荒漠生态经济、水土保持生态经济、草原生态经济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丰富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葛文华、任继周、张自和根据甘肃以及我国草地生态环境赤字的严峻现实，发表《草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就是长远的经济效益》（《草业科学》1989年第6期）一文，认为应把建立草业生态经济系统作为摆脱草地生态环境灾难的重要手段；把更大胆、更彻底地调节各种经济活动及组织改革作为改善草地生态环境为首要任务；把投入密集科学技术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条件。

在建设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方面，甘肃学者进行了积极努力，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夏伟生、时正新《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甘肃最早的生态经济学论著。全书分资源、环境保护、农业生态经济和人口生态经济三大专题，共12个问题。1985年10月在桂林召开的全国生态经济学教学大纲讨论会，标志着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并即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登上大学讲台。讨论会提供了众多教学大纲，甘肃学者提出的教学大纲是其中之一。1987年5月，时正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松霈、何维编著的《农业生态经济导论》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时正新与外省学者姜学民、王干梅、王全新编著的《简明农业生态经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对全国正在兴起的生态经济学学科做了开拓性工作。1987年9月，由许涤新主编的我国第一本高等院校教材《生态经济学》出版，时正新是本书的14名编者之一。刘海峰编写了《水土保持生态经济问题讲议》，在省水利学校试讲，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生态经济学应用研究

在生态经济的应用研究方面，甘肃学者的研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其中关于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年、多批次、多点的试验研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草地农业系统理论、基本内容，找到了有效的调控途径，取得了在生态与经济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显著成果。同时也赢得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合作项目的澳方专家的赞誉。根据中澳两国政府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协定，从1986年4月中澳双方技术人员又开展了《甘肃草地农业系统研究与发展项目》，1988年7～8月间澳方派出评审团，会同我国经贸部、农业部、甘肃省经贸委、畜牧厅等有关方面对项目进行了评审。一致认为各项工作进展良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但考虑到这一项目在中国农业系统研究和黄土高原农业改制中的深远意义，以及农业系统研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为使项目进一步深入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通过协商，经双方政府批准，项目又延续到1992年6月（见《甘肃草原生态研究十年》，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编）。

任继周根据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常规农业已经暴露出的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广泛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于80年代初首次提出了适合于甘肃省乃至全国的草地农业系统理论（见《草原生态学家、甘肃农大副校长任继周教授的考察报告》，贵州省农业厅印发，1982年12月）。

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理论，任继周、葛文华在《草地农业系统研究综合报告》（《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论文集（Ⅰ）》，1987年）中进行了如下的概括：“可以极其简明地概括这一农业系统是‘土地——植物——动物’，的三位一体。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充分调动牧草和家畜的作用，把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密切结合起来，把土地环境改善与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再把植物生产、动物生产与加工、流通过程结合起来，把整个系统及其亚系统与科学技术的整体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农业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丰产性，把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建立在高产和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

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包含了复杂的内容，不只是农、林、牧的产业结构，而是可以容纳很多产业的资源循环系统。即综合性、高度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大农业系统。任继周在《草地农业系统》（研究生教材，1989年10月）中就其功能提出了四个层次：（1）前植物生产层。不是通过第一、第二性生产以取得效益，而是在此以前。如风景旅游地、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等，以景观整体作为获得效益的手段。（2）植物生产层。作物、牧草、林果、花卉、中药材等，根据不同生态区域特点，建成绿期很长、绿色植被最大、光合利用率最高、效益最好的生态经济系统。（3）动物生产层。指家畜及其多样性产品，以及各种观赏动物等。（4）后生物生产层。指用动、植物产品进行加工、流通，实现产品增值、效益增高、劳动增效三个效应。根据上述理论并通过多年多点试验研究实践，葛文华等提出了可以操作的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模式（《庆阳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生态工程系统模式和效益》，《中国草业科学》，1987年第4期）。

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应用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1982年3月～1986年6月，由农业部畜牧局下达，任继周、李琪、葛文华等人完成的《草地农业系统研究》（任继周、葛文华《草地农业系统研究综合报告》，《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论文集（Ⅰ）》，1987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第一，完善了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理论，指出草地农业是解决黄土高原农业问题的根本途径。第二，根据试验研究资料，任继周、葛文华在《草地农业系统研究综合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三个调控途径：（1）环境调控，为了增加生物种群产出所采取的一系列建造良好生态环境的措施，其目的是变不良的环境条件为有利条件，或者为了削弱不良环境因子对生物种群的危害程度。这样，就需要一定数量的物质和能量投入，此种投入须视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村发展水平而定，要符合农村实际，量力而行，注意经济效益；（2）生物调控，即通过对生物种群遗传特性的改变和农艺技术的改良，增加生物种群对环境资源的转化效率，加速能量流、物质流和价值流的“流量”和“流速”，提高生物种群的生产力；（3）结构调控，改变不合理的要素配置结构为“最佳”结构，达到适应生态系统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增加系统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关于三者的关系，该文指出：环境调控、生物调控，结构调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协调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其中，结构调控是核心，生物与环境调控主要靠结构调控来实现。当前，在我国生物和环境调控水平都不太高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三，以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什社乡的下咀村、西村和新庄村24户生态户为对象，树立了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可行性的实体样板，效果显著（葛文华等《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系统主体农业开发示范户的研究》，《兴起中的中国立体农业》，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四，动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和计算机手段，为庆阳站和庆阳县建立了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模型（葛文华、戈棠等《庆阳县农林牧结构优化模型》，《试验汇编》，1986年）。

1986年1月—1988年12月由农业部畜牧局下达，李琪、金岭梅、刘照辉等完成的《庆阳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系统的研究》（《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论文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又在牧草引选、栽培、草田轮作模式、沟壑农户承包治理、提高低质饲料利用率以及在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首次将“农业系统研究方法”、“综合速率法IRM”引入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与模型分析，并有一定的创新与发展（《黄土高原农牧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讨论会论文选编》，1987年9月11日）。

1986年3月—1988年11月，由甘肃省科委下达，王钦等人完成的《半干旱地区草地农业生产效益研究》（《半干旱地区草地农业研究论文集》，《草业科学》编辑部，1989年12月），应用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原理，通过试验研究，改善了定西县项目区生态环境，减少了水土流失，提高了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能力及效益。草地生产量提高3～5倍，土壤流失量减少37%，土壤有机质增加25．9%，种植业产值增长23．1%，畜牧业产值增加了1．8倍，副业产值增加了3．1倍。

1987年3月—1989年7月，由甘肃省农委下达，朱兴运等人完成的《河西次生盐渍化土地草地农业建设》研究项目（《硫酸盐盐化土生物学利用改良研究专辑》，《中国草业科学》，1988年），在1987—1989年的3年中，在张掖、酒泉、武威3个地区的13个县（市）的次生盐渍化土地上大面积种植碱茅草获得成功，3年后，使0～5cm土壤含盐量7．42%的盐渍土的盐分降为0．2～0．3%，改变了荒芜景观，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翻耕草地种植小麦，亩产可达250～360kg，种植甜菜、胡麻等作物均可达到当地中产水平；碱茅草每2～3亩地可饲养1只绵羊，又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利用碱茅草改良盐渍化土地方法简便，成本较低，不受地块大小制约，符合农村家庭承包的经营形式，是千家万户治盐改土的良好途径。

1985—1990年由甘肃省科委下达，葛文华等人完成的《景泰荒漠绿洲区草地农业系统研究》（《景泰荒漠绿洲区草地农业系统研究综合报告》，油印本，1990年6月），针对甘肃引黄灌区生产、生态中存在的重大难题，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以生态平衡理论为依据，在灌区轻度盐渍化耕地上研试出“四年四区粮草种植模式”，较传统种植方式农田产值增长2．68倍，光能利用率提高1．43倍，农田生态经济效价提高3．04倍，农田综合生产效率提高1．32倍，科技进步对产值增长贡献率高达93．4%。

关于生态经济定量计算方法的研究。葛文华等在诸多研究的论文中，首次广泛运用了定量计算的“生态经济效率”和“综合生产效率”指标，丰富和拓展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在《草木樨在河西商品粮基地草地农业生态工程系统中的种植模式和综合生产效率》（《中国草业科学》1987年第5期）中，用上述指标计算和评价了各种不同的种植形式；在《草木樨在河西商品粮基地草地农业生态工程系统中的利用模式和综合生产效率》（《中国草业科学》1987年第6期）中，用上述指标计算和评价了草木樨不同利用模式的生态经济效价和综合生产效率；在《甘肃广河县回民群众站羊育肥的生态经济分析》（《草业科学》1989年第2期）中用“生态经济效价”定量计算和评价了育肥羊不同的饲粮类型；在《不同蛋白质饲料配方对笼养蛋鸡的生态经济分析和产蛋模拟模型》（《畜牧与兽医》1990年第5期）中，用“生态经济效价”定量计算和评价了不同的饲料配方，等等。时正新、李锋瑞《灰色因果关联分析在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辨识中的应用》（《生态经济》1990年第4期）和李锋瑞、王树芳《陇东粮食生产的灰色系统分析》（《科学·经济·社会》1990年第1期）中，用定量方法较深刻地揭示了陇东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因素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及发展动态关联特性，为系统的人工调控以及促进其形成合理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提供了依据。李锋瑞、段舜山《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功能的模糊综合评价》（《草业科学》1990年第4期），从草地农业系统的复杂性、非精确性和多属性的特点出发，尝试性地将模糊数学方法运用于草地农业系统功能的评价研究中，结果表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地适应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非精确性特征。同时，本方法又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较好地弥补了过去多用定性方法描述之不足，显示了其灵活而广泛的优点，不仅可以包容较多已有的“精确”与“不精确”信息（包括理论的、经验的），而且建模方法明晰简洁，易于掌握，为生态经济系统功能的定量化评价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李锋瑞等《甘肃区域生态发展的灰色局势决策》（《中国草业科学》1991年第6期）一文中，运用灰色局势决策理论与方法，对甘肃区域生态农业发展作了分析研究，揭示了区域自然生态资源条件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确定了甘肃各区域及区域内不同地区农业系统发展的方向、重点及农业内部各业发展的优先序次，这一研究成果对指导甘肃区域生态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徐建华、艾南山《草地生态农业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中国草业科学》1988年第3期）一文中，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草地农业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找出了主要矛盾，发现了主要特征，确定了主要关系。魏怀方、葛文华《广河县商品站羊饲养业的经济效益和展示的社会效应》（《民族经济》1990年第2期）一文中，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地确定：畜牧业是广河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仅次于种植业的优势产业，是该县农业总产值的第二个主要来源；在林、牧、副各业中，定量分析确定了与种植业关系最密切的是畜牧业。为该县领导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吕胜利以西峰市为例，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提出了《黄土高原沟壑区农业优化结构模式》（《庆阳黄土高原试验站论文集（I）》，1987年），为有关部门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常茂德、杜百正等1989年完成的《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农林牧生态经济结构优化模式实验研究》（《研究报告》，油印本，黄委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1989年3月），在甘肃省西峰市什社乡塔头村，建成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生态经济系统示范实体。吕胜利等尝试把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引进到草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模型》，《草业学报》1990年第1期），有助于农业生态经济应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黄土高原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黄土高原是世界上土层最厚的特殊地貌区。几年来，甘肃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结合共同进行了广泛探讨。如张林源的《陇中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演变与种草种树》（《兰州大学学报丛刊》1984年第4期）、鲜肖威的《陇中黄土梁峁沟壑区的林业建设与布局问题》（《兰州大学学报丛刊》1984年第4期）、时正新的《论甘肃黄土高原的农业生态经济结构》（《经济研究》1981年第9期）、夏伟生的《从生态学观点谈黄土高原的土地利用问题》等。

关于对西北、甘肃的区域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西北地区和甘肃省属落后地区，具有比较特殊的生态经济问题，为生态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对西北地区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工作，甘肃着手较早。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期的分散性独立研究阶段，以诸多学者的个体研究为特征；二是学术性群体研讨，如省农经学会组织的对通渭县农村产业结构的研究，省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论证，以及兰州大学的学术茶会等，都涉及生态经济学的内容；三是有组织的研究阶段。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兰州大学西北综合开发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在研究计划中都将西北和甘肃的生态经济问题及区域发展中的生态经济对策作为内容，列专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由孙民、余守安等合作完成的《甘肃农村发展方略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首次对甘肃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庞大复杂的系统，从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从生态与经济的结合上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对策切合甘肃实际。李锋瑞的《河西走廊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及防治对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孙民的《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改变甘肃面貌》（《农业经济问题》，1984年第4期）、余守安的《植树造林与生态经济效果》（《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5期）、《农林牧有机结合与生态经济结果》（《甘肃经济论丛》1983年第7期）、时正新的《论甘肃的农业生态平衡》（《甘肃农业经济问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夏伟生的《生态农业的研究》、原华荣的《人口、环境、农业、战略》（《兰州大学学报丛刊》1984年第4期）、杨安民的《如何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甘肃省中部地区的现状及形成的历史教训和发展前景初探》（《生态学杂志》1984年第4期）等，都从生态与经济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针对性地提出了对西北和甘肃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实行合理开发、科学管理和进行生态经济建设的建议、构思等。

关于一些特殊的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由于甘肃一些自然与社会经济的特殊性，使之在其发展中往往形成一些特有的生态经济课题。魏世恩、方昆、赵惠等对定西等地区生态经济系统的若干研究，唐少卿、刘世煌等对甘肃河西地区开荒问题的研究，张士才对《甘肃省河西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张维祥、眭金娥关于《边缘地带的特点及其开发原则》（《生态经济》1989年第6期）的研究，彭效忠对陇南亚热带生态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发展武都地区林草资源问题的研究，石敏媛等人对甘肃和兰州市环境污染及对策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时正新的《兰州环境污染的控制与治理》论文获1981—1983年度兰州优秀学术论文奖；任继周、葛文华、何世炜的《甘肃景泰荒漠绿洲区防治耕地退化草地农业模式的研究》（《中国土地退化防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获中国科协学会部授予的1990年重点学术会议论文证书，在《全国土地退化防治学术讨论会纪要》（1990年11月27日）中并指出：“在土壤肥力与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有甘肃景泰荒漠绿洲防治耕地退化农业模式”，获得了充分肯定和评价。

此外，甘肃学者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甘肃省1985—1990年科技发展规划》，以及全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庭院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都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关于把生态农业放在重要位置的建议及有关措施，受到省决策部门的重视（《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证会文集》，1984年）。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许多学者的很多著作虽不属于生态经济学方面的专门研究，但却鲜明地贯穿了生态经济学的若干理论或指导思想，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如1990年8月出席甘肃省科技兴农对策研讨会专家集体提出的《关于甘肃农业发展战略对策的建议》（《甘肃省科技兴农对策研讨会论文集》，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1990年8月）；《甘肃省种植业区划》、《甘肃省小麦种植区划》、《甘肃省玉米种植区划》、《甘肃省油料作物种植区划》、《甘肃省果树区划》、《甘肃省蔬菜区划》、《甘肃省甜瓜西瓜种植区划》等（《甘肃省农业厅、农业科学院编印，1988年6月）；《甘肃省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第一集（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87年8月）；《甘肃省畜牧业综合区划》（《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2月版）以及甘肃林业区划等等。表明了甘肃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普遍开展对建立全民的生态经济意识和提高全民的生态经济素质起到了愈来愈大的积极作用，也表明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状况协调的当代经济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