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西南部地区主要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变化

南疆西南部地区主要是指清代西四城为主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此一地区的城市历史悠久，许多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经济、文化，故而其城市为多民族的聚居区。南疆西南地域广阔，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清代，这里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也甚少，除个别城市外，大多数城市的规模都非常小。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其城市规模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相比国内东中部地区城市的发展变化则十分缓慢，而与北疆地区相比也较为落后。南疆西南部的城市以喀什噶尔、莎车、和阗为主，巴楚、英吉沙、疏勒、于阗、伽师等城镇稍具规模，其余城镇的规模都普遍较小，多为农业城镇。

喀什噶尔在清代就是新疆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喀什噶尔位于戈壁中的绿洲上，绿洲的可耕地数量是依其灌溉能力而定的，虽然这块绿洲的水量不多，可耕面积并不大，但农业却较为发达，因而人口承载能力也相对较大。除了农业较发达以外，喀什噶尔的商业贸易在南疆也最为发达。虽然喀什噶尔绿洲与别的绿洲之间尽是不毛荒原，对外交通极为不便，但其经济区位却十分重要，在近代以后是英印和沙俄商品进入南疆的重要口岸。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国家和俄国都十分重视喀什噶尔的商业贸易地位，他们相继在该城派驻领事，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尽管他们认为喀什噶尔对欧洲人来说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地方，且不论其恶劣气候对他们来说极不适应，尤其是不少欧洲人感到“一到那里便和整个文明世界隔绝”，是一大问题。但是，欧洲人也充分认识到喀什噶尔地位的重要性，俄国领事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对此有明确表述：“喀什噶尔在贸易上有着重要作用。这里已成为我国（俄国）与整个中国土耳其斯坦之间的主要通商口岸。我国的商品先运到这里，然后再分别运往边疆的其他县城，特别是喀什噶尔以南各地。同时一些地方产品也主要是经过喀什噶尔运往俄国。由于这一原因，喀什噶尔住有相当数量的俄国商人。喀什噶尔还具有某种政治意义，因为在这里可以观察地方政权和居民与印度的关系，观察英国人在土耳其斯坦及与其相邻国家内的活动。自从我们在帕米尔建立了哨卡，喀什噶尔的意义更加增大了。抛开上述贸易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喀什噶尔就是个无足轻重的穷乡僻壤了。”^[1]同光年间的“回乱”，喀什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人口大为减少。清政府在平定阿古柏之乱后，喀什噶尔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也稳定地增长，到20世纪初年其城厢人口达到22487人，在南疆地区仅次于莎车—叶尔羌（城厢人口22550人），与当时新疆城厢人口最多的省会迪化城（城厢人口23097）也相差无几。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会扩大城区面积。喀什噶尔回城在原有旧城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拓展，最终把统一新疆后新修的徕宁城纳入到城区范围内。20世纪初，喀什噶尔回城的城周达到12里7分，不仅远超南疆其他城市，也超过当时的省会迪化城（迪化城周只有11里 5分），城池面积达3．3平方公里^[2]。进入民国以后，喀什噶尔仍然保持了在南疆的区域中心地位，其聚集力和辐射力均超过南疆其他城市，城市人口和城区空间规模都有所扩大，并且出现了向城墙外扩展的趋势。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僧侣橘瑞超在20世纪初期对喀什考察后认为：“喀什是新疆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约6万。其中回城居民大概有7000户。”^[3]橘瑞超对喀什人口的估计显然过高，但喀什噶尔确实是南疆最大的城市。其后，国人吴绍璘对喀什商业的繁荣也有所记载：“城中街衢交互，廛肆纠纷，楼房层列，全疆稀有。郊外绿树成荫，良田万顷，行人往来，车水马龙。”^[4]作为南疆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喀什噶尔的经济在民国以后逐渐开始早期现代化转型，开始出现商贸公司、工厂企业、邮政电信局、通商局、银行等近代企业、通信和金融机构。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城市建成区开始向城墙外发展，如英、俄两国的总领事馆、俄清银行支店、俄国邮政局等都建立在城门外，城市建成区面积较前有较大扩展。城市商业主要集中在北大街、西大街、大寺前、布八栅等街道，“城内街市纵横，楼房层列，以北大街、西大街、大寺前、布八栅等处商务最盛”^[5]。“城内城外都非常繁华”^[6]。1931年，喀什回城形成了4个主要的巴扎商业街区：黄巴扎、帽子巴扎、老北街巴扎、吾斯唐布衣巴扎。20世纪40年代，喀什城市人口增加到5万人，较清末增加了1倍。民国中后期，喀什的国际贸易也较前有较大发展，城市内聚居了大批外国人，据1949年统计，喀什外侨，“苏联有146户、597人，巴基斯坦20户、36人，阿富汗4户、6人，印度10户、22人”^[7]。

莎车是南疆另一个重要城市。莎车城位于南疆塔里木盆地西缘，地处叶尔羌河畔，东沿沙漠南缘达“美玉之乡”于阗，西北经疏勒（今喀什市）通大宛（费尔干纳盆地），为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南疆地区著名的商业城市，它在汉代即为西域都护府所辖诸国之一。明称叶尔羌，晚清置莎车直隶州。清乾隆年间收复新疆后，在原来的叶尔羌城古城之侧新筑一座城市，新城名莎车，俗称汉城，而原来的旧城仍名叶尔羌，俗称回城。回城和汉城距离较近，“高踞山冈，规模宏广”^[8]。“两城总面积为2．8平方公里”^[9]。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两城的市街相接，组成双连城。光绪九年（1883）叶尔羌改名为莎车，为莎车直隶州治所。光绪十年（1884）正式设叶尔羌县，县治移至喀格勒克。光绪二十八年（1902），莎车直隶州升为府治，辖蒲犁厅、巴楚州和叶城、皮山两县，治所设莎车城，政治行政职能进一步加强。莎车行政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人口的聚集和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商业的繁荣也必然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到清末，莎车城市人口达22550人，超过喀什城市人口，居南疆首位，在整个新疆省仅次于省会迪化府城，位居第二。20世纪初年，“叶尔羌（莎车城）已作为一个大商业城而闻名，并在喀什噶尔和印度的贸易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从印度来的货物首先在这里集中，同时去印度的载货商队也在这里得到所需物品的配备。因此在叶尔羌经常住有很多英国臣民”^[10]。民国时期，莎车为南疆地区人口第一大县，县境内大约有28．9万人口。莎车回城规模较大，仅次于喀什噶尔回城，汉城为政府机构所在地，辟有3个城门，城周有894丈，城市也已经向外扩展，汉城外已经发展出较大的关厢，“东关市街整齐，商廛栉比，气象甚雄”^[11]。据1917年谢彬估计：“莎车回城人口稠密，有3300户，汉城及东关有人口490户左右。”^[12]然而到40年代初，莎加回城的居民仍然只有3000多户，与20余年前相比变化不大，其城市空间也无大的变化，城市内部的街市显得颇为稠密，其城市居民以维族为主^[13]；而莎车汉城的居民人口则增至1000余户，以汉族商人和外国商人为主，其城市规模虽然比回城小，但却是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新疆其他地区与印度等国的商业贸易也都在汉城市场进行。汉城除了商业贸易较盛外，开始出现了早期现代工厂，如纺织工厂和火柴工厂等^[14]。

和阗也是南疆的重要城市之一。它位于新疆最南端，南枕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北部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东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且末县相接，西连喀什地区的叶城、麦盖提、巴楚县，北与阿克苏地区的沙雅、阿瓦提县接壤，南邻西藏，西南与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区毗邻。和阗历史悠久，在汉代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唐代置毗沙都督府，隶属安西都护府。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设和阗办事大臣，辖额里齐、哈拉哈什、玉珑哈什、齐尔拉、克勒底雅、塔克等六城，治额里齐（伊里齐）。新疆建省后，清政府于光绪九年（1883）置和阗直隶州，州治额里齐（伊里齐），隶喀什噶尔道。和阗资源较丰富，“以生产地毯驰名。这种地毯大量运往俄国，作为布哈拉地毯出售。和阗县很早以来还以开采黄金和汉人很珍视的玉石而享有盛名”^[15]。和阗因为居于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故历史上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一直较为发达，是和阗直隶州区域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清末，随着和阗行政地位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有一定增加，达9140人，但是与疏附和莎车有较大的差距。清代和阗也是双城结构，清之前，和阗筑有一城，但其城没有修筑城墙。清乾隆年间收复新疆后，清军在和阗旧城之外新筑一城，新城筑有城墙，其城垣面积有1．27平方公里，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聚集，和阗城市关厢面积不断扩大，远超过城垣内的面积，达16．2平方公里^[16]。民国时期，和阗城沿用清代城市格局，也分汉城和回城，汉城内居民仅有四五百家，人口约3000余人^[17]。商务集中在前街一段，汉族商人多聚集在汉城，大概有六七十人，维吾尔族商人和英、俄籍商人主要居住在东关和回城一带，其中英籍商人有400余人，俄籍商人300人左右；回城没有城墙，以关厢形式存在。

疏勒城，为喀什噶尔的汉城，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噶尔绿洲中部克孜勒河流域，在喀什噶尔（疏附城）东南。汉代为疏勒国。道光七年（1827），设疏勒直隶州，以喀什新汉城——恢武城为治所，属喀什噶尔道。光绪二十八年（1902），疏勒直隶州升为疏勒府^[18]；疏勒于1913年撤府改为县，仍属喀什噶尔道，道废后则改属喀什行政区、喀什督察专区。民国以后，疏勒城的军事基地功能弱化，商业功能增强，因而人口也有所增加。20世纪40年代初，城内居民约10000人，以维族人为主，也有部分汉族人，商业区在北街、东街及北关一带，城内多天津商人，维族商人则多在城外经商或为流动摊贩^[19]。

巴楚，为“巴尔楚克”的简称。其城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地处南疆交通要道，是阿克苏与叶尔羌、喀什噶尔之间的重要军事城镇和交通枢纽，被称为喀什噶尔的东大门。乾隆年间收复新疆后，在此设军台，称巴尔楚克台，归叶尔羌办事大臣管辖。道光十二年（1832），筑玛拉巴什城。光绪初年清军刘锦棠率部平定阿古柏之乱，率大军驻扎在巴尔楚克。光绪九年（1883），置玛喇巴什直隶厅，属喀什噶尔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厅改设为州，称巴楚州，隶莎车府。巴楚县城在民国以后人口渐增，40年代初城内居民达4000～5000人，但城内汉商和回商仅各10余户，另外也有苏联商人来此经商，城内居民以维族为主，城内建有定期开市的巴扎，每逢开市之际，附近各地的农牧民都聚集于此，极为热闹，其商业市况与拜城相仿^[20]。

英吉沙城，位于新疆西南部，塔里木盆地西缘，昆仑山北麓。清廷收复新疆后，划英吉沙为中等城，为南疆西四城之一，初设四品阿奇木伯克署理政事，另设总兵管理边务，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在英吉沙设领队大臣，署理边务兼理民事，受喀什噶尔办事大臣节制。光绪十年（1884），清廷为筹建新疆省，置英吉沙直隶厅，归喀什噶尔道管辖。其城市规模不大，城周仅3里。乾隆年间，在城市中部筑墙一道，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中开栅门以通行。城北部为官署和汉族居民区，城南为维族居住区，商业集中在城南，建有定期集市的大巴扎，集市之期，摊位排列长达2～3里，十分热闹^[21]。1913年，英吉沙由直隶厅改为县，属喀什噶尔道，道废后改属喀什噶尔行政区。民国以后，英吉沙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县域的中心市场，大巴扎开市之期，附近各地的农牧民都纷纷前来赶集，进行农牧产品交易；人口也有较大增加，40年代初全城居民约4000人^[22]。

于阗县，在新疆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其地历史悠久。清乾隆年间统一新疆，于阗为和阗地区所辖6城（额里齐、哈喇哈什、玉陇哈什、克里雅、齐尔拉、塔克）之一的克里雅。光绪八年（1882），清廷置于阗县，其县治初在哈拉哈什城（今墨玉），十一年（1885），始将于阗县治迁移至克里雅。于阗县城位于克里雅河畔，为双城结构，由回城和汉城组成，然无城垣，两城以水渠为界。汉城设置有县公署等机构，另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回城主要为维族居民，经商者甚众^[23]。于阗县城在民国时期有较大发展。由于晚清民国以后，南疆地区的农业有一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因而居于塔里木盆地交通要道上的于阗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人口也较前有较大增加。20世纪40年代初，汉城有商家400余户，回城则有商家1000户，合计1500余户，人口达7000～8000人。商业集中在回城，经营的商品除本地所产农牧产品外，还有苏联的机械制品，有苏联和英国商人达数百人，他们分别从本地收购土特产品，然后运输回到苏联或中亚、欧洲等地^[24]。

伽师县城，在民国以后商业和手工业有较大发展，成为阿克苏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一个重要商业城市。40年代初，伽师的城内居民达2000余人，400余户，其中汉族居民60余户，回民20余户，苏联人2～3户，其余则为维族人。商铺多在南街及西街。伽师手工织布业较发达，其居民多织造土布，以供邻县^[25]。

晚清民国时期，南疆喀什噶尔行政区还增置了泽普县、麦盖提县、蒲犁县、乌鲁克恰提治局、墨玉县、洛甫县等地方行政建置，和阗行政区在晚清民国时期也增设了皮山县、洛浦县、策勒县、赛图拉设治局等地方行政建置，这些行政建置的治所虽然都修建了部分政府机构和公共建筑，但城区规模都不大。据相关资料记载：泽普于1921年设县，其县城是“叶尔羌至叶城沿途的农业都市，户数200余户，人口1000余人，为附近地区牧产品的集散地”。麦盖提于1922年设县，其县城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农村聚落”。蒲犁于光绪年间置厅，1913年改为县，其城“因位于山中，所以居民稀少”，40年代初“全县居民仅1681户”。乌鲁克恰提治局原为疏附辖地，1930年设治局，“因其位于山区，住民稀少，设治全局仅有户数344户，总人口不过1841人，全部为布鲁特族人，以游牧为业”^[26]。皮山县于晚清设县，民国相沿，“是莎车至和阗之间的一个农业都市，没有城墙，城内外居民不过100余户，居民主要以维民为主，多从事造纸和织布等，其织布供应南疆各地”。墨玉于1919年设县，然至40年代初仍只是“莎车、和阗交通线上的一个小市街”；“户数仅几百的农业都市，为县域的农牧产品集散地”。洛浦于光绪二十九年设县，民国相沿，到40年代初也只是“一个农业都市，无城墙，居民300余户，人口1500人左右”。策勒于1919年设县佐，1930年升格为县，40年代初成为和阗至于阗之间的一个农业都市，亦可称为工艺城，“居民约300余户，大部分为维族人，汉族人不过8户。附近盛行养蚕，而城区的丝织业较盛，其丝织品以精巧优美而闻名”。赛图拉于1930年设治局，因其位于昆仑山中，至40年代，仍“人口稀少，约163户”^[27]。

综上所述，南疆西南部地区的城市在近代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心城市喀什噶尔、莎车、和阗等城市在晚清以后都有一定的发展，功能也较前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发展变化相对较缓；第二，城市数量在晚清民国时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这些新增加的县级城市一般都是在地理位置偏僻、人口稀少、经济极不发展的地区，作为县域中心的这些城镇缺乏强劲的聚集力和辐射力，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十分有限，它们在20世纪上半叶都处于人口甚少，功能极不完善的状态，甚至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第三，这些县级行政建置的设立，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点都不起眼的城区聚落经过20世纪下半叶数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末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中心城市作用。因此对民国时期这些城市的起步发展应给予高度重视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