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农业技术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农业技术交流

第二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农业技术交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早在7000年前，我国就开始人工栽培水稻，这是我国先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新石器时代被誉为“农业革命时代”[1]。到了周代，在农业技术上，随着大量的荒地被不断垦辟成为良田，出现了休耕轮作的办法。在耕作技术上，当时人们不仅懂得深耕、熟耘、雍本等精耕细作，而且已经能够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知道应用人工灌溉。[2]

中国古代农业相当发达，历史上有许多先进的水利工程。战国时期，李冰主持兴建了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李冰采取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建筑了离碓，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碓，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渠道，“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3]，保证了大约300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4]。

在关中秦国建有郑国渠。汉武帝时期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要经过商颜山（铁镰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溃，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高度智慧，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5]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元鼎六年（前111），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水渠，称六辅渠。太始二年（前95），建造了白渠。班固在《西都赋》称颂了郑国渠和白渠的意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这两条管道对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在中央工部之下设有水部司，设置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据史料记载，在唐朝前期130多年中，劳动人民兴修水利工程达160多处，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6]这些水利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www.guayunfan.com)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建设大大超过北方。史料记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7]除了修复久废的工程之外，还修建了许多新的水利灌溉工程。如宋高宗时，眉州（今四川眉山）农民修建通济堰，四周34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宋光宗时，淮东农民修建绍熙堰，使数百里的土地都得到灌溉。[8]

我国历代学者对古代农业生产技术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汉代的农书就有9家114卷之多，现在的辑本《汜胜之书》已经具有了基本的农学体系。北魏末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性著作，是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全书10卷，共92篇，内容涉及精耕细作、选种播种、作物栽培、果木种植、动物饲养、食物加工等各个方面，集周秦至北魏农业生产知识之大全。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高峰。农学著作不断问世，主要有宋代陈旉编撰的《农书》，元代王祯编撰的《农书》，鲁明善编撰的《农桑衣食撮要》。明代出现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农学著作。

中国古代还设有劝农机构。秦设治粟都尉，汉景帝时期设置大司农。“唐时节度使出镇，尚兼营田使，而租庸使则以户部尚书领之。至宋时州郡守臣俱带权农使。”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令各路俱设劝农司。明朝宣德初年，添设浙江杭、嘉二府属县劝农主簿。成化元年（1465），添设山东、河南各布政司劝农参政，及府同知通判县丞各一员。嘉靖六年（1527），诏江南府州县治农官，不得营干别差。其重农如此。[9]这些机构的设置，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有着密切的农业技术交流。

一、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有利条件

（一）由于东亚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等国与中国路途较近，人员往来频繁，政治经济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比其他国家更为便利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自古关系密切。早在殷商末年，箕子即率殷商宗室赴朝，建立箕氏朝鲜，带去中国文化，其中就有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汉武帝时代，朝鲜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更有条件快速传入朝鲜。百济与中国南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534年、541年，百济屡遣使赴梁访问，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梁武帝满足了百济的全部要求。[10]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政治关系密切，两国人民来往频繁，这是两国农业技术交流的有利条件。

地处东亚的日本，也具有同中国进行农业技术交流的有利条件。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与中国隔海相望。隋唐时期中日往来频繁。日本的遣唐使曾多次来华。明清时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不断，科学技术得到传播。由于近邻，到达日本的华侨很多，中国文化随之得到传播。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官民来往不断，科技交流缤纷多彩。

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上说：在纪元以前，印度移民东徙，文化东渐，苏门答刺、瓜哇、马来半岛、越南半岛并为印度文化传播之地。[11]指出东南亚受印度文化影响。越南半岛（现称中南半岛）的占婆王国受印度影响很深。在纪元后，东南亚国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是中国的近邻。越南东北临北部湾，同中国的广东、海南两省隔海相望。东临浩瀚的南中国海。北部的莱州、老街、河江、高平、凉山、广宁六省分别同中国的云南和广西山水相连。两国边境地区有两个最重要的天然通道口。一个从中国广西友谊关通往越南凉山，另一个从中国云南河口通往越南老街。这两个通道是中越两国人民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中越两国政治文化关系密切，北宋之前越南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统治区域的一部分，独立后成为中国的藩属。

泰国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民族组成的国家，位于中南半岛上，处于东西交通的要冲。《明史》上说：“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暹土瘠不宜稼，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仰给焉。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国。”[12]到明洪武十年（1347），开始称暹罗。中国与泰国有1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

缅甸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中缅两国有长达2100多公里的国境线，又有山山相依，水水相连的自然通道，自古以来就把两国连接在一起，成为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

菲律宾位于亚州东南部，是一个群岛国家。该国北隔巴土海峡与中国台湾省相对，南和西南隔苏拉威西海、苏禄海、巴拉巴克海峡与印尼、马来西亚相望，西濒南海，东临太平洋。明代名吕宋，有属国合猫里（又名猫里务）、美洛居等。中国与菲律宾在历史上关系密切，科技交流频繁。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马来半岛上的国家，位于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因而自古成为中国和印度交通的中继站。《明史》有满剌加传。满剌加是旧的译音，现时多译为马六甲。“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13]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历史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农业技术很容易传入马来西亚。

新加坡位于亚洲大陆南部马来半岛南端。东临南中国海，西朝马六甲海峡，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的廖内群岛相望，北靠柔佛海峡。由于新加坡地处东南亚，与中国距离较近，华人多有前往定居者，两国民间有着较多的农业技术交流。

古代中国与中亚国家如汉代的大宛、康居，唐代的西突厥、吐火罗，宋代的花刺子模等，明代的撒马尔罕等国有着科技交流。

大宛（dàyuān），古代中亚国名。中国汉代时，泛指在中亚费尔干区域居住大宛附近各国的国家和居民，大宛国大概在今费尔干纳盆地。

康居，古西域国名。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北部是游牧区，南部是农业区。南部城市较多，有五小王分治。康居与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游牧民族。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突厥汗国被隋朝分裂成东西两部后，西突厥在西域称雄，以控制丝绸之路。最强盛时期领土面积东起金山，西到西海诸国。

吐火罗是最初在塔里木盆地讲吐火罗语的游牧民族，原始印欧人地处最东的一支民族。

花刺子模是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花剌子模有时也被写作“花拉子模”。在塞人的语言里解释为“太阳土地”的意思。

撒马尔罕位于中亚，元世祖时期平定西域，“尽以储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始有撒马尔罕之名”。撒马尔罕离嘉峪关九千六百里。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也。[14]

这些国家都地处中亚，中国都有陆路连接其地。因此交往比较便利。

其他南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交往都有其有利条件。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陆路，一是海路，陆海互动，把中国与亚洲国家的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西亚，中国与土耳其、伊朗等国有着密切的往来。在南亚，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据《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下记载：“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东南海行，可先后至占城、安南、海硖（今马六甲海峡）、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南端）、佛逝国（今印尼旧港）、诃陵国（今印尼早哇）、婆国珈蓝洲（今印度尼科巴群岛）、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南天竺（今印度南部）、没来国（今印度西部）、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乌刺国（今伊拉克奥波拉）、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等地。[15]

（二）亚洲各国一般都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这就为亚洲各国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准备了条件

古代亚洲各国都是农业国家，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就有三个在亚洲，这就是东亚的中国、西亚的巴比伦、南亚的印度，还有一个是非洲的埃及。

古代朝鲜人民就开始了农业生产，三韩部落知道种植农作物。史载：马韩，“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弁韩，“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绵布”。[16]

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了日本。

进入弥生时代（此时代日本以农耕畜牧的生产经济为主，由于发现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之后，就从中国经由朝鲜南部把铁器传到西北九州，逐步扩展，并且由输入铁制品逐步开始自己煅造，后期日本列岛自己也生产铁（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17]到弥生时代中期，铁器在日本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以及斧、凿等工具，刀剑戈矛等武器。[18]

琉球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宋史》记载：

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其国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植棘为藩，以刀槊弓矢剑铍为兵器，视月盈亏以纪时。无他奇货，商贾不通，厥土沃壤，无赋敛，有事则均税。[19]

在历史上，琉球以农作物胡椒等作为长期向中国封建王朝进贡的礼品。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其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明和精湛的农业技术尤其称着于世。而越南位于肥沃、湿润的印支半岛，气候与中国不同。那里养育了特有的作物品种。而且，越南南方地处古代海上交通要道，有机会得到棉花等异域植物。这一切，与中国形成互补。中越两国的农业技术交流主要就是在水利工程、农具的输出和稻种、棉种的传入两个方面。

早在周秦之际，金属工具通过长江流域传入交趾。秦汉以来，随着政治势力的南下，汉文化也广被岭南，而且逐步深入中印半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不断南传。从汉置三郡到东汉初叶的150年当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秩序很稳定。中原人士大量南迁，越南北部人口激增，同时也有部分交趾居民北上，这给汉越通婚、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力条件。不但加速了交州地区封建化的进程，同时也密切了交州与内地的联系。可以说，交州地区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从“炎荒”、“缴外”步入形同内地的“郡县”；从转房制到对偶婚；从刀耕火种到牛耕，从雒将雒侯到郡守，都呈现出巨大的飞跃。[20]

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到精耕细作“一岁再种”。“民以食为天”，这是促进交趾地区经济上升、人口繁衍、文化提高的重要因素。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但南传交趾以后也呈现异彩，被誉为“八蚕之绵”。左思的《三都赋·吴都赋》：“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唐代诗人韩渥《安南寓止诗》有云：“枳篱茅厂共桑麻。”反映了越南民间种桑养蚕之普遍。《旧唐书·食货志》云：“杨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可见南安的丝已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岁收之一。

古代缅甸是个农业国，《旧唐书》称“其土宜菽粟稻梁，无麻麦”[21]。由于中缅比邻而居，缅甸容易接受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

古代印尼人民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那孤儿是古代印尼的一个小国。《明史》有传，把那孤儿写成理想的人类社会。传云：

那孤儿，在苏门答刺之西，壤相接。……然俗淳，田足稻米，强不侵弱，富不骄贫，悉自耕而食，无寇盗。[22]

印度是亚洲农业古国，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具备了农业生产三要素——畜耕、施肥、灌溉。古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印度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也正好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我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在公元7世纪西游印度，并居住多年。他返回唐朝以后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古印度繁荣的农业经济。其实早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居民就已经开始了种植业。在哈拉巴文化时期，农牧业生产都很发达。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城镇遗址中，发现了规模不小的谷仓。那时人们已经发明畜耕，饲养了水牛、耕牛、山羊、绵羊、猪、狗和象等动物。而且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制造的锄头和镰刀。农作物品种也非常丰富，有小麦、大麦、水稻、豌豆、甜瓜、枣椰、棉花和胡麻等。在吠陀时代，他们懂得了畜耕、人工灌溉和施肥。到了吠陀时代后期，铁器的使用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相对统一的孔雀王朝，政府设有高级官吏管理全国的水利事业，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到封建社会以后，即曷利沙帝国时期，古印度农业生产的水平更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古印度虽然造了成熟的自然农业经济，最终也没有从内部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到后来，印度农业发展越来越缓慢，变得越来越落后了。但是，古印度的农业仍然构成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3]

西亚的巴比伦，农业生产具有高度文明。苏美尔人疏导洪水灌溉良田。

“奔腾咆哮的洪水没有人能跟它相斗，它们摇动了天上的一切，同时使大地发抖，冲走了收获物，当它们刚刚成熟的时候。”

这是苏美尔人在泥版上留下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洪水对他们的侵害。虽然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时，苏美尔人在狩猎的同时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但是由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降雨量大，汛期长，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与古埃及人在尼罗河上建筑大堤坝和水库不同的是，古巴比伦在洪水治理上采用疏导的方式。公元前30世纪中期，阿卡德王国建立之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洪水治理工程。他们主要靠大规模的挖沟修渠、疏导洪水的流向以分散其流量，给洪水留下出路。这样不仅治理了洪水，而且为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古巴比伦王国是古代两河流域经济繁荣的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就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保障水利设施的合理利用，《汉谟拉比法典》中有好几条条文与水利有关。汉谟拉比时期有几个年头都以“水利之年”载入史册。王国政府还设有专门官吏，负责开河渠、兴修水利等一系列事务。洪水给古巴比伦带来了威胁，同时也带来了沃土，使两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繁荣起来。[24]

中亚大宛等国也从事农业生产。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

从隋唐直到明清时期，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土耳其有密切的农业技术交流。

唐灭东突厥之后，经常役使突厥人民东征西讨，因而不断激起他们的反抗。682年，突厥贵族骨咄禄重建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虽然不断地对唐朝进行骚扰，但双方仍然维持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曾接受默啜可汗的请求，归还了突厥降户数千帐，并送给突厥谷种4万斗，杂彩5万段，农器3000件，铁4万斤。[25]毗伽可汗时（716—734年在位），双方表示和好，突厥人和唐人“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末作”[26]。双方还经常进行互市，唐朝“每岁赉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27]。

唐朝统一西域后，除了设置行政机构外，还派兵戎边屯田。据史书载，河西道中西域的屯田数字：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按唐朝制度，每一军屯面积为五十顷，每顷一百亩，上述的西域屯田即达二十八万亩之多。唐王朝还在各通衢要道筑置驿站，建立烽燧，设立关卡，开筑水利工程。到元朝初年，耶律楚材还亲自看到塔拉斯河流域唐朝修筑的水利工程遗迹。说明突厥与内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突厥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28]

二、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传入亚洲各国

（一）中国的农作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亚洲各国

农作物指农业上栽培的各种植物。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嗜好作物）、工业原料作物、饲料作物、药用作物等。中国农作物种类繁多，农作物在不同时期先后传入到亚洲各国。

朝鲜

中国的茶传入朝鲜。太和二年（828），新罗使臣把茶种从中国带回国，从此朝鲜开始种茶。[29]

棉花种植在元代时期传入高丽。1363年，高丽使臣文益渐赴元。回国时，于中国境内路旁棉田取棉实10多枚带回高丽。1364年，文益渐回故乡晋州，以一半棉实交其舅郑天益种植。但仅1枚得以成活。当年秋，郑天益收获棉实达100余枚。天益年年繁育。至1367年，以所获棉种分给乡里，劝令种植。据传有一胡僧宏愿，至天益家，见到棉花，感泣日：“不图今日复见本土之物。”天益盛情款待宏愿，因问纺织之术。弘愿无保留地详细告知，并制出工具交给天益。天益因教其家之婢织出朝鲜的第一匹棉布。从此，邻里相传，得传遍一乡。不到10年而传遍朝鲜全国。[30]1375年，高丽王召文盖渐，任命其为典仪注薄，后官至左司议大夫。1398年卒，享年70，赠江城君。

日本

中国的稻谷传入日本。

据考古学家研究，当时稻谷是从中国传来的，而其途径大体有三条：一是从华北传到朝鲜半岛南端，再传到九州北部；二是从长江口越海传到九州；三是从华南传到台湾、冲绳一带诸岛，再传到九州南部。但是迄今无定论。但无论从稻谷的种类（圆粒的粳稻）及使用的农具（特别是收割用的石刀），均与华南地区有一定的渊源。

日本水稻生产渊源于大陆系统的农耕文化。水稻的输入使日本原始社会起了划时代的变革。日本史学家藤间生大对此极为重视。他说：“日本民族从未开化的世界，进入到原子能时代，其间必须经过数千年的岁月，以及许多重要的发展。作为这种发展的第一步，是从中国输入水稻开始。”[31]

中国农作物引种到日本。4项栽培技术从中国东传，有经琉球引进的西瓜种子、秋海棠、腊梅、菜豆（隐元豆）、薏苡等。[32]

茶种由高僧最澄带回日本种植。[33]最澄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僧人，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802年，他被确定为入唐求法德短期留学生，804年，他和空海等人到达明州（今浙江宁波），学习天台宗教义。805年5月，他搭遣唐使的船回到日本。[34]最澄把茶种种植在近江国（今滋贺）一带。当时，茶叶非常珍贵，是作为名贵药材饮用的，一般人不得问津。在日本的汉文诗集《凌云集》中，载有日本天皇以茶树为对象的歌咏之作：“萧然幽兴处，院里生茶烟”，“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平安时代，留学僧荣西于1168年归国时，又从中国带回茶种，在距京都大约5公里远的肥前（今佐贺县）背振山种植成功。他还把茶种送与山城国（今京都）的僧人高牟在当地种植。高牟把它培养成优良品种，被称为“本茶”，声名远扬，并被移植到日本的许多地区。荣西还系统地总结了有关茶叶的各种知识，写成《吃茶养生记》，大力提倡饮茶。从此，日本种茶和饮茶之风开始盛行。[35]

中国鲜花输入日本，日本花卉逐渐多起来。据黄遵宪介绍，日本举行斗花会，吸引了许多观众。

东京每有斗花会，任辇车牛，名种毕集，每于四壁嵌玻璃，光影迷离，如到四禅天矣。士女裙屐，云集鳞萃。日本诸花，颜色敷腴，光艳独绝。或言比较华种香味稍逊，鼻观徐参，知其语真实不虚也。[36]

从中国等地运入日本的植物类名目繁多。食用植物有西瓜、菜豆、豆角、唐菜、南瓜、冬瓜、芥菜、诸葛菜等。竹类有盆宗竹、大名竹、明竹、潇湘竹、方竹、凤尾竹、高节竹等等。

植物中有不少是观赏植物。据《地锦抄附录》记载，正保年间（1644—1647）运来的观赏植物，有散丹花（三段花）、南京梅（腊梅）、琉球杜鹃、茶兰、棕榈竹、凤车、玫瑰、雾道、杜鹃、莲玉，以及特殊品种的菊花。宽文年间（1661—1672）运来的有黑船杜鹃、唐杜鹃、铁线莲、荷兰石竹、大雾岛的杜鹃等。天和、贞亨年间（1681—1687）运来的有美人蕉、千日红、岩石兰、东南天、曼陀罗花（朝鲜牵牛花）等。[37]

天宝、正德年间（1704—1715）运入日本的有落花生、珊瑚菜、立泉花、诸葛菜等。亨保年间（1716—1735）从中国运入的有南京石榴、唐枫、甘蔗等等。后来山花、早月等新品种被开发，罕见品种牵牛花、万年青、菊花等的栽培也很流行，花卉赛会也举行了。花卉的栽培引起了以江户为中心的老百姓的极大兴趣。[38]

安南

安南主动寻求从中国引进农作物。

越南黎朝使臣冯克宽在1587年出使中国时，关注中国的农作物。在返国途中，他见到农民正在收获玉米和大豆。这是越南所没有的两种农作物，冯克宽一心想把它们引入越南。当时，由于中国官方禁止这类农作物的种子出口，他就偷偷地捡了一些玉米和大豆种子，在出境时，躲过关卡的严密检查，带回越南推广和种植，从而使玉米和大豆很快成为越南的主要农作物之一。[39]

柬埔寨

周达观访问真腊时，带去了荔枝种子，撒播在吴哥以北一座山上。据说荔子只有在这座山上才能成活，因而人称“中国荔枝山”，它是中柬两国人民友谊永世长存的象征。为纪念这位中柬友好的使者，柬埔寨工匠在吴哥地区为周达观树立了一座石雕像。[40]

印尼

华侨把中国蔬菜、果树、花卉引进印尼，如白菜、韭菜、萝卜、龙眼、荔枝、米仔兰等。此外还引进胡椒栽培法。[41]

菲律宾

菲律宾华侨从中国引进了白菜、莴苣、大辣椒、菠菜、豌豆、大豆、芋头以及橙、柚、多种柑桔、枇杷、李、荔枝、黄皮、柿子、石留、水蜜桃、多种香蕉；柠檬、紫桃、梨、玫瑰红苹果、皂角、槟榔、山核桃、龙眼、花生等蔬菜和果类。[42]

泰国

泰国的橡胶、玉米、茶叶、烟草、棉花、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和水果，是由华侨传入而广为种植和发展起来的，如祖籍福建的华侨许泗章、许心美父子从马来西亚把橡胶苗带到泰国南部董里府种植，后推广到整个泰国南部。[43]

伊朗

在西亚，中国传入伊朗的作物主要有：

桃和杏：据传此两种水果均于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由中国输入伊朗。

茶叶：波斯语称茶叶为chayee，显然是汉语“茶叶”两字的译音。

肉桂：波斯语称之为darcheen，或者darcheenee，cheenee意为中国的。

茯苓：据伊朗书籍记载，茯苓于16世纪传入伊朗。[44]

阿拉伯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植物。阿拉伯引入了桃、杏、肉桂、姜、“中国玫瑰”，治头痛的药物“沙赫—锡尼”、“中国根”（土茯苓）等等。[45]

印度

中国茶树在南亚引种和制茶技术传入南亚。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饮茶之风大盛，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同中国进行茶叶贸易上展开竞争，英国人于是想到在其殖民地印度种茶。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广州输入部分茶籽在印度试种，1788年又再次引种。1837年后，英国人派人到中国福建、安徽、浙江等地购买良种，分别种植于印度各地，又请来中国制茶工人教土人如何烧制。19世纪60年代末，“印度茶之名竟噪于世”[46]。

中国植物也传入印度。据前人研究，茶、桃和梨是从中国传到印度的，其他植物还有肉桂、黄连、大黄和土伏苓等。[47]

尼泊尔

中国植物传入尼泊尔，有荔枝、马铃薯和花生等。直到现在，尼泊尔人仍把荔枝称为“Leechee”，与中文“荔枝”的发音相同。[48]把马铃薯称作“中国薯”，把花生称作“中国豆”。这些东西是在中尼两国人民长期密切的交往过程中从中国传给尼泊尔的。[49]

中亚

中国农作物也传入中亚。撒马尔罕城的西耕田，所种多是粳稻，后人认为是从中国移栽过去的。[50]

（二）中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传入亚洲各国

朝鲜人崔溥于1488年因奔父丧在济州乘船遭遇风暴而飘流到中国，在浙江了解到水车制造之法，就将水车制造之法引入朝鲜。

4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大和曾通过与百济交往，间接吸收大陆文化，从南朝鲜输入铁的资源、铁制农具、工具及其制作技术，学习农业土木技术，并获得一些技术人员。[51]据史料记载，4世纪时，不少中国人经由朝鲜移居到日本，[52]带去了先进的养蚕、缫丝、农业生产技术和纺织、陶瓷手工生产技术等。

在4、5世纪之交，秦的遗民弓月君（自称秦始皇后裔）率120县人民去日本，被称为“秦人”。接着，自称为汉灵帝三世孙的阿知使主率7姓17县汉人来日本。秦、汉二氏带到日本的是“乐浪文化”，其根源则属于中国的汉魏文化。秦氏到日本后，主要从事养蚕、制丝，改变了过去口含抽丝的方法，使丝织大为发展。所织的绢帛，质地柔软。还在京都盆地西部从事农田开拓、修堤开渠的工作，使旱地水田化。汉氏主要从事手工业，制造甲胄、弓箭、矛盾等武器及玻璃、错金术、金银细工等工业品，同时又从事冶铁、煅铁，把制铁技术带到日本。[53]

农业生产工具制造技术也传入日本。如日本的《类聚三代格》卷八记载了日本天长六年（829）五月《太政府符》命作水车，称：“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田之难，尤其旱损。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若有贫乏之辈，不堪作备者，国司作给。经用破损，随亦修理。”[54]

中国兽医技术传入日本。日本天文二十年（1551），出版了兽医著作《马医醍醐》（12册），其中载有9世纪奉敕来华学习兽医的平仲国与其子安国精心研究病例的内容，题名为《仲国百问答》，是日本兽医方面最早的杰出著作，也反映了以兽医学研究为目的而赴海外留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天文二十二年（1553）的《仲国秘传集》，永禄五年（1562）的《安骥集跋书》，天正元年（1573）的《疗马图说》，文禄二年（1593）的《马疗治秘传书》等书，多是参考中国古代兽医著作，特别是李石的《司牧安骥集》写成的。庆长九年（1604），桑岛学派的继承人桥本道派撰《假名安骥集》，主要是参考《司牧安骥集》编译而成的。明历二年（1656），日本出版《马经大全》（四卷），是一位被日本尊为国师的中国兽医马师问所编。其书的内容编排与中国丁宾序《元享疗马集》基本相同，因此史学界推断《元享疗马集》可能已经传入日本。[55]亨保九年（1724），中国船主施翼亭携《元享疗马集》到日本。享保十二年（1727），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为发展养马业，从中国聘请陈采诺、沈打成、刘经光到日本，传授养马、骑马、相马以及医马技术。其中，刘经光为祖传三代的兽医，长于方药、针灸、烧烙、马病诊疗和家畜去势等技术。日本还将这些内容加以整理，编成《清朝马法口传》（四册），颇具影响。宝历十年（1760），曾有称做“泥道人”的编纂《万病马疗针灸最要》，在日本流传。

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越南。

历史上越南人民勇于实践，因地制宜，也积累了长期的治水经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古代的雒人，早就知道利用潮水上下来灌溉田地。《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载：

交州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

这充分显示了雒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中国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传入越南，是和农业的发展相互配合的。根据一些学者分析，蜀王子举族南迁后，西蜀的水利工程和灌溉技术，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同时传入越南。[56]

马援入交，穿渠灌溉，造福人民，在越南水利史上首开记录。越南红河发源于中国境内，沿途各支流来会，夹泥沙俱下，颇类黄河，故中国的治水经验，足资借鉴。越南的历代王朝均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而且有许多实际措施。著名的保护红河的鼎耳堤，开始建筑于陈朝。据史料记载，陈朝初年，仿照中国颁行的各种典章制度，并奖励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发展水利，开沟疏通河道。[57]越南水利学者黄叔会著有《河堤对策》，既概述了越南的治水历史，分析了红河上下游的情况，又综合了中国的治水经验，条分缕析，切合实际，颇多真知灼见，是越南水利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58]

犁耕技术和铁器传入越南。

中国早在商周就开始了耕犁的使用和初级的冶铁技术。铁制农具与牛耕的普及，把中国的历史车轮推到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新兴的封建制确立之后的汉代，钢铁冶炼技术与耕犁又有了改进。此二项技术正是在汉代传入越南的。

汉武帝时定南越，把其地分为九郡，今越南的北部和东部有三郡，即交趾、九真、日南。据《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徙，以布贯头而着之。”又据《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这些材料都充分说明古代交趾三郡的生产力十分低下。

汉平帝时（公元1—5），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教其耕稼，制为冠履，锡光治交长达20余年。[59]汉光武帝时，任延被任命为九真太守，看到九真的雒民要从交趾地区运进粮食来接济，生活贫困，无以度生，于是任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其结果出现了“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的局面。对此，《水经注》记载了在日南做官的俞益期致书韩康伯云：

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稻谷两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

这也表明任延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铁器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传授给九真人民，促进了农业产品的提高，并改善了九真人民的生活。

对于交趾九真地区使用铁器和耕牛的作用，越南历史学家明铮也曾经说过：

到公元1世纪初，锡光驻交趾，任延驻九真时，才积极地把中国的耕作经验传播到我国来。铁犁和耕牛的使用推广了，灌溉使生产率大大提高了。[60]

锡光任延顺应交趾九真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使生产力有了新的突破。

中国农具和耕种方法传入越南。中国在3世纪时出现了水车（又称筒车），是我国南方农民普遍使用的引水入田的重要农具，也先后传入了越南，有利于越南的农事。

据高熊征《交趾总志》（卷一）载：交州人原“不解种麦”，唐都护赵昌“尝教种之”。这说明安南的种麦技术来自中国内地。

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传入印尼。

印尼是东南亚的大国，华侨赴印尼者较多。早期定居于印尼的华侨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一般以商业为主，但久居以后，也从事农业、手工艺等各种经济活动，把祖国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印尼。华侨向印尼人民介绍的农业生产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1.犁耕和种植法

印尼农民使用的一种入土较浅的犁，常用于旱田和果园，称为“中国犁”，据说是华侨蔡焕玉于17世纪带入印尼的。[61]在爪哇文登地区，印尼农民在耕田时广泛使用蔡焕玉大力推广的“中国犁”。16世纪，在万丹从事种植胡椒的华侨采取了一套完整先进的种植技术，大大地提高了产量，魔术般地使万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胡椒生产地。18世纪初，华侨不仅把胡椒的种植传入加里曼丹，而且还把东南亚以前的一般胡椒种植法加以改良，介绍了中国园艺管理方面的除草，施肥，剪枝，去叶等方法，使胡椒产量提高。[62]

2.制茶术

15世纪中叶，印尼尚无饮茶习惯。《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云：“若渴则饮水，遇宾客往来无茶，止以槟榔待之。”[63]1681年中国茶叶才开始输入印尼。1684年，德国人克莱尔曾经在爪哇引种中国茶树失败。19世纪上半期，中国茶种、茶树、制茶技术传入印尼。1825年版，荷兰在中国大量收购茶籽，次年在爪哇贸物植物园，加累特实验园中大规模种植。1827年，爪哇华侨第一次试制样茶成功。接着，荷印政府派技术人员杰克逊在1828—1833年间六次来华学习制茶技术。[64]1829年中国茶种及茶树传入爪哇，1832年和1833年“耶谷逊广从广东聘请中国制茶技术人员到爪哇制茶”[65]。

中国种植桑树和养蚕方法传入印尼。15世纪初期，在苏门答腊北部亚齐，人们种植桑树、养蚕。[66]

中国农业技术传入菲律宾。

1.铁器和犁耕法等农业生产工具传入菲律宾。

据金应熙先生所述，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文化交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唐代时已经有中国人定居在菲律宾，但直到明代，尤其是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后，中国人才大批地移居菲律宾。从10世纪起，随着中菲贸易的发展，中国文化对菲律宾的影响也日渐加深。在大量瓷器输入菲律宾的同时，铁器也不断传入菲律宾。[67]犁耕的方法也是从中国传来的，直到19世纪菲律宾的农民仍然使用有柄而没有犁头铁的中国式犁。水车、水磨等农业生产工具也是由华侨传入后在菲律宾农村中广泛采用的。[68]

公元1603年及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前后对华人进行两次大屠杀，华人死了48000名，以后还经常发生规模较小的屠杀。大批华人因奋起反抗而惨遭杀戮。[69]华人的职业受到限制，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林风等人在菲律宾传播农业生产技术。万历二年（1574）二月，潮州海盗林凤率领战舰62艘，在两千多士兵中，多数为农民和工匠，装载大量的农具和种子，与西班牙殖民者展开激战，遭到失败，未能退出者进入菲律宾吕宋北部山区和土著杂居，在此传播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及其他手工艺。[70]

明代中菲贸易繁荣。每年约有三十三至四十条船从马尼拉开往中国，当时从中国输入菲律宾的商品就有耕畜、耕具、铁器等等。[71]

2.菲律宾从中国引进种植水稻、甘蔗的方法等等。

华侨为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农业技术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刘必权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已有华商菲律宾侨居。[72]尽管菲律宾华侨经商者很多，但是仍有一些华侨务农，并且至今在蔬菜和果木种植业方面颇有成就。他们从中国引进了白菜、莴苣、大辣椒、菠菜、龙眼、花生等蔬菜和果类。此外，他们还向菲律宾农民介绍了使用水牛、黄牛、马、中国犁耙、粪肥（堆肥）或其他有机肥料、水车、水磨，以及种植水稻、甘蔗的方法，捕鱼法、养鱼法等。刘芝田在《中菲关系史》一书上写道：“菲人有关农业的方法，完全是中国的一套，直到现在，菲人所使用的耕种工具如犁、耙、铲、镰刀等物，还和中国的农人所用的同一模样。其犁田、播种、插秧、鵦草、收割、堆稻杆的方法也相同。可见菲岛的整顿农业方法是向华侨那里学会的。”[73]菲律宾人还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榨甘蔗取糖和嫁接果树等方法。[74]

3.菲律宾的梯田文化也是从中国南部引进的。

巴纳韦梯田，规模浩大，历史悠久，是菲律宾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古代文明的遗产。

在吕宋岛北部伊富高省巴纳韦镇附近的柯迪勒勒拉山区有一片面积400平方千米，连绵5个高山的梯田。其中，伊富高省巴纳韦地区的梯田较为完整壮观，又靠近公路，还设有旅游点，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梯田统称为巴纳韦梯田。巴纳韦距马尼拉360公里。沿途山路崎岖，坡陡弯急，悬崖深谷，雾雨茫茫。这里层峦叠翠，一条条石渠像银链似的从山顶直泻而下。渠里流水淙淙，滋养着葱绿的禾苗。

巴纳韦的层层梯田上接云霄，下临峡谷，高低相差几百米。梯田里绿油油的秧苗染翠峻岭。山上清澈的泉水，或引来灌田，或自成瀑布，潺潺之声不绝于耳。

巴纳韦梯田已有2000年的历史。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约在公元前200年，菲律宾伊富高民族的祖先就用简陋的青铜工具开山造田，年复一年，终于用双手雕琢成今天这样规模宏伟的古代水稻梯田。他们还从山顶挖塘蓄水，接引山泉瀑布，一直灌溉到山脚，使梯田终年不干。今天，菲律宾人在谈到古代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时，总以巴纳韦梯田为例，引为自豪。

由于山势陡峭，梯田面积最大的只有四分之一公顷，最小的仅4平方米左右。梯田的外壁大多用石块砌成，石壁最高约达4米，最低的不到2米。据测量，最高的梯田在海拔1500米以上，它们与最低一层梯田的垂直距离为420多米。盘山灌溉的水渠像巨大的台阶一样层层上升，高耸人云，总长度达19000千米，可绕地球半周。砌造巴纳韦梯田所用的石方超过埃及古代金字塔，菲律宾人民自豪地称它为“世界第八古代奇迹”。伊富高省的邻省——高山省也有一处“登天石级”，虽不及巴纳韦高山梯田雄伟，却也极负盛名。

伊富高族是菲律宾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梯田文化引起国际历史学家的重视。一些学者深入山区，长年累月地考察当地的文化和语言。他们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从中国南方或印度半岛上来的一支移民南渡重洋，在吕宋登陆后进人山区，将梯田文化传入。有的移民则继续南下，到达爪哇岛和小巽他群岛。在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500年间，第二批移民来此，传入了铁器、陶器和织布。因此，世界上除巴纳韦梯田外，在日本南部、爪哇岛和小巽他群岛也有古代梯田的遗迹。[75]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传入泰国。

18世纪，泰国曼谷王朝建立之初，封建主欢迎中国潮州的移民前往开发农业。18世纪末，潮州移民还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尖竹汶种植甘蔗，后来开始从事商业性甘蔗生产，并且迅速成为泰国重要的出口商品。曼谷地区以外的广大农村，中国移民也以各种劳动技能从事于农业生产。[76]

19世纪初，潮州农民开始定居于泰国农村地区。泰国东南部的尖竹汶地区，是移民者集中之地。华侨把分秧移植法带到泰国，提高了水稻产量。他们还利用中国的农业技术，种植橡胶、棉花、蔬菜、白薯、甘桔，栽花种树等。潮州人主要从事胡椒种植，其数量占全国的90%。华侨为泰国农业开发和生产发展作出了贡献。

华侨还把中国的制造铁木农具技术传到泰国。[77]

华人移居马来西亚者很多，他们把农业技术带入马来西亚。

现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在19世纪是柔佛国，境内有许多森林处女地。19世纪40年代初期，柔佛天猛公伊布拉欣看到潮人在新加坡垦殖很有成就，便于1844年招募新加坡的潮人种植家到柔佛开港种植甘密和胡椒。1852年，天猛公伊布拉欣升任柔佛苏丹，即推行港主制度，凡持有他发给的港契而负责开港的人就是港主。所谓开港，就是开辟荒地，种植甘密和胡椒等经济作物。1864年，柔佛苏丹把柔佛巴鲁附近第一条至第十条港的主权给予潮人陈旭年经营管理。陈旭年此后成为当时柔佛最大的港主。[78]

19世纪后半期以后，马六甲等地华人致力于种植商业农作物，例如棉花、樟属植物（肉桂）、肉豆蔻、木薯、胡椒、甘密和橡胶树等等，尤以后几种为重要。木薯除作为猪饲料和制造硕莪在当地消费外，主要向英国出口。木薯较易种植，每亩每年可获利64000马来亚元，故19世纪50年代华人农民纷纷种植木薯。到1871年，仅马六甲邦就有33座木薯种植园，面积达19000亩，生产木薯8250吨。到1881年，木薯种植面积增加到72036亩，木薯加工厂增加到74家。1882年木薯种植面积大约93000亩。20世纪20年代，木薯作为商业农作物停止生产了，取而代之的是甘密和橡胶树等农作物。[79]

在槟榔屿的农业中，华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海峡殖民地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把胡椒种子由亚齐带来，在槟榔屿初次种植的是华人。多年来，岛上的胡椒生产完全由华人经营。此外，他们还种植蓝定，特别是甘蔗。在1800年前至1846年，当地甘蔗种植几乎全为华侨所独占。后来，华侨种植甘蔗的方法还为欧洲籍种植者所仿效，不过欧洲人把工具加以改良罢了。[80]

在马来亚，早期甘蔗的种植者主要为潮州籍华侨。1785年前，他们就在威士利省广种甘蔗。1800—1846年前，槟榔屿种植甘蔗的也多为潮人。英国人1830年在这两个地区发展甘蔗种植业，工人主要是潮人。[81]

在18世纪后半期华人已经开始种植甘密，1881年华人经营了64家甘密加工厂，1891年达到202家，甘密和胡椒的种植面积是7800英亩，20世纪头十年又增至12000英亩。1900年以后，随着世界市场对橡胶需求量的增加，华人农民转而大量种植橡胶树。

第一个开辟商业性橡胶种植园的是马六甲华人陈财源，他于1895年种植了第一批商业性橡胶树。

新福州港主黄乃裳对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黄乃裳是福建闽清人，1849年生于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他大约于1900—1904年间率众到沙捞越垦荒。1900年5月，黄乃裳与沙捞越王（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布鲁克二世签订了农垦条约17条，垦场命名为新福州开垦公司，诗巫也改名“新福州”。[82]在黄乃裳的组织带领下，1000多名中国垦农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努力，将昔日荒芜的诗巫拓展成了初具规模的垦场。垦场不仅种植粮食，还发展了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在这个新福州垦场，学校、教堂、医疗机构也办起来了。[83]黄乃裳的名字在马来西亚第三省省会诗巫是广为人知的，在市区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学校，还树立了他的铜像，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华人仍然讲着福音方言。在他的家乡也设有黄乃裳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84]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传入新加坡。

甘蜜是印尼廖内岛的野生植物，该岛内陆的潮人早已种植胡椒和甘蜜（1821年廖内的龙牙岛已有胡椒和甘蜜输入新加坡）。潮人由廖内岛移居新加坡，也把胡椒和甘蜜移植于新加坡，后再于柔佛各港种植。潮人在新加坡和柔佛种植胡椒和甘蜜，有史料可以证明。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便有甘蜜园的买卖，在海峡殖民地政府档案中的地产买卖档中，有售地人TanNgunHa（陈银夏），TanAloo（陈亚鲁），HengTooAn（王图安），从他们姓名的译名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潮人。[85]

19世纪上半期是新加坡甘蜜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848年达到顶峰。当年柔佛各港的甘蜜园主，多数是潮人，出产的甘蜜，必须运交新加坡的潮人甘蜜店，再集中输往欧美等地销售。据估计，从事胡椒和甘蜜种植的人员全部为华人，而其中又以潮人为最多，估算在万人以上，广府人次之，福建人居第三位。而在全盛时期，传说有130余处甘蜜园，园主全是华人，潮人占了十分之九。[86]

余有进1805年生于澄海县的月浦乡（现属汕头市郊区），1823年到南洋定居。因为他能够读书写字，为华侨所器重。最初当帆船理账，继而在各船舶理账务，5年后受聘为金瑞号司账。1830年他25岁时已经闻名新马一带，为船舶的代理人。凡航行廖岛、苏岛及马来亚各口岸船所载货物，多由他代为销售。数年后终于发达，广置园地，成为新加坡胡椒和甘蜜种植之第一人。[87]

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输入缅甸。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把汉族先进的文化传到中缅边境，从而对邻近的缅甸也产生了影响。

《三国志》记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88]

诸葛亮劝各族人民“筑城堡，务农桑”，把汉族先进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西南各兄弟民族。

较晚的《蛮书》记载滇中的耕田法：

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梯田）殊为精好。[89]

缅甸北部和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一样，过去使用这种耕田法，现在还在使用。他们也是用三尺犁。两牛中间架一格，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在后下种，与上述记载吻合。这是两国劳动人民互相学习，并在生产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说过：“缅甸族向南诏（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吸取了各种文化……”[90]

元缅战争，给中缅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也导致了文化交流。统治阶级虽然对缅甸用兵，从中国各地抽调来的各兄弟民族的士兵，却有机会长期在缅甸民间居住，同缅甸人民一起生活，中国文化随之传播。中国的历法如星相、农业节气、干支纪年、五行、九曜日、十二生肖等等曾经在缅甸流行，对缅甸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样，缅甸新年的泼水节也在我国西双版纳和德宏傣族和景颇族自治州一带民族地区盛行。泼水节同两国的历法、农业节气相联系，反映了两国劳动人民在春耕农忙前的狂欢心情，互相泼水又含有洒水洗尘、消灾纳福和助天降雨、祈求丰收之意。[91]

中国士兵还主动帮助缅甸人民修建水利工程。1300年元朝对缅甸用兵时，统帅元军的云南参知政事高庆等人，不但未执行对缅甸作战的命令，反而率军协助当地人民为解除旱灾抢修叫栖（今皎克西）一带的水利灌溉工程，并挖掘了一条顶兑运河。这些水利工程成为缅甸人民的经济命脉，至今对发展农业生产仍在起重要作用。[92]

清缅战争以清失败而告终。中国官兵溃散在缅甸农村的人数不少，他们是农业技术的传播者。

缅甸的敏家，是为缅甸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支华人移民。敏家是桂家的一个支派，是跟随南明永历皇帝入缅流落者的后人。据说“陆行者缅人悉掠为奴，多自杀”[93]。他们主要居住在缅甸南部的白古一带。“地大二千里，而至于海。”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他们都自认其老家是中国，见到中国来人，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招待。据记载，这一地区原来无人居住，非常荒凉。敏家来到此地后，与缅甸人民一起，有的出海捕鱼，有的开荒种地，日渐旺盛，使白古一带成为鱼米之乡。[94]

华人在缅甸京郊种植的蔬菜果木，有许多新品种，如芹菜、韭菜、油菜、荞头等蔬菜，还有荔枝、红枣、枇杷、梅、桃、柿子等果木，这些都是从中国传入的。缅甸人为了纪念，特地在这些蔬菜果木的前面都加上缅语“德由”（意为中国）或直接借用汉语音译，成为新的缅文辞汇。[95]

在南亚，中国的农作物输入印度、尼泊尔等国。中国蚕桑曾传入印度。中国植物传入尼泊尔，有荔枝、马铃薯和花生等。直到现在，尼泊尔人仍把荔枝称为“Leechee”，与中文“荔枝”的发音相同。[96]把马铃薯称作“中国薯”，把花生称作“中国豆”。这些作物是在中尼两国人民长期密切的交往过程中从中国传给尼泊尔的。[97]

阿拉伯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植物。阿拉伯引入了桃、杏、肉桂、姜、“中国玫瑰”，治头痛的药物“沙赫—锡尼”、“中国根”（土茯苓）等等。[98]

中国的凿井技术传入大宛。

李广利围攻大宛，得知宛王城中无井，人民靠汲取河水为生，便派人断其水源，想使其因为缺水而投降。但是匈奴人不久就给大宛送来能打井的汉人水工，李广利得知这一情况后，只得接受汉军不入大宛的条件而与之议和。挖井技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到了费尔干纳地区的。

（三）中国农书传入亚洲各国

朝鲜王朝曾经将中国元朝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用朝鲜文加以注释，并刻板印刷以使本国民众掌握书中的农业技术。朝鲜世宗王时所编辑的《农家集成》以及郑招所编撰的《农事直说》和姜希孟所编撰的《四时篡要》则是根据元代王祯《农书》等多种中国农学著作编成的。这些农书中所介绍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为朝鲜人民的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99]

明清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在朝鲜半岛得到应有的重视。李朝政府为了普及农业知识，积极译介中国农书。中国农书，如《农政全书》等传入朝鲜。一些朝鲜学者还参考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农书，编撰朝鲜的农学著作。如朴趾源编撰《课农小抄》，介绍和提倡中国的农业技术。另一位李朝实学家徐有榘（1764—1848年）广征博引中国的各种农书，编成《林园经济十六志》116卷。该书中的《灌畦志》充分吸收了《农政全书》中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技术的成果。

农学著作也东传日本。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编纂于6世纪，9世纪在日本即见于记载，在日本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重要农书发挥着作用。宋代农书《耕织图》，对明清时期中国耕织图的绘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日本有仿制的《四季辨作图》。[100]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于1639年刊印，不久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日本元禄十年（1697），宫崎安贞的名著《农业全书》问世。该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重要的百姓农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利用了《农政全书》的成果。该书在体系、格局等方面大都仿照《农政全书》，论述的农业原理及许多技术细节有些是根据日本的具体特点进行阐述的，有些是直接从《农政全书》加以转译的。因此，日本学者熊代幸雄教授指出，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堪称为中国农书的决定版，它给日本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以强烈影响，后者可以看成是《农政全书》“精炼化的日本版”[101]。

（四）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亚洲各国得到大力推广

古代亚洲国家利用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为本国的农业生产服务，在这方面朝鲜最为突出。

朝鲜李朝大力推广中国农业技术。

在养蚕方面，介绍中国的成功经验，鼓励人民养蚕。据朝鲜方面的史料云：

初，前艺文馆大提学李行于《农桑辑要》内抽出养蚕方，自为经验，所收倍常。遂板刻行于世。国家虑民间未解华语，命议政府舍人郭存中将本国俚语逐节夹注，又板刻广布。然非我国素习，皆不乐为之。至是，命择各道闲旷有桑之地，分遣采访属典农寺奴婢，免其杂役，使之养蚕，以示民间。[102]

重视农业生产，以中国农书《农桑辑要》来指导水稻种植。1438年，李朝朝廷曾经向各道（省）监司传旨：

《农桑辑要》云：

水稻，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中旬为中时，仲月为下时。……《四时篡要》云：谷种，二月上旬为上时。……又以今人已验之事言之，早种则所出倍多，晚种则禾谷盛长而所出少矣。以此观之，凡稼穑皆以早耕为贵。本国（朝鲜）之人，……不早耕种，……虽为丰岁，未免饥谨，良以此也。然节侯有早晚，……不可一概施之也。大抵法立则监司，守令必刻期催督，……勿令失时。……

《四时篡要》、《农桑辑要》为中国唐、元时编著的农书。李朝朝廷向各道监司所传旨意表明，朝鲜曾经按中国农书以指导农业生产。

李朝成宗（1649—1694年在位）时，从中国学得水车制造技术，令工匠仿效，向各地推广，但是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李孝宗（1649—1659年在位）时，鉴于“灌溉之用，莫如水车”[103]，又命仿造10具分送各地试用。同时，又照《农政全书》所载龙尾车图样，“造出十数具，并与用法颁于八道两都。又自各道监兵营造，颁于列邑”[104]。此外，朝鲜还积极从中国引进农作物的种子及其栽培技术。如，马铃薯即于李宪宗（1834—1849年在位）时自清传入，初移植于北关，旋盛行于朝鲜半岛北部。[105]

乾隆嘉庆年间，朝鲜使团中的一些文人来北京看到中国的繁荣昌盛，都一致主张吸收中国的生产技术，扩大同中国进行的贸易，乃至籍此参加世界贸易。前后三次来过北京的朴齐家（1750—1805）写了《北学议》，力主向中国学习。由于北京在李朝王都汉城之北，因此从北京引进生产技术，仿效中国，促进朝鲜工商业的发展，被称为“北学”。朴趾源、洪大容（1731—1783）、李德懋（1741—1793）等都有大体类似的主张，因此他们被称为“北学派”。“北学派”是李朝实学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106]虽然他们的主张没有被当局采纳，但是在客观上有利于朝鲜农业生产的发展。

日本也积极推广中国的先进技术。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三十八《物产志一》中谈到：日本人勤于学习，“于己所无者，移种以植之，如法以效之。广开农、商、工诸学校以教人，有异种奇植、新奇妙术，则摸其形、绘其图、译其法而广传之，凡丝茶棉糖之类，必萃其类，区其品，开博览共进之会，以争奇竞美，褒其精纯，禁其饰匿，而进而劝之”[107]。

三、亚洲各国农业生产技术传入中国

（一）古代亚洲各国的农作物传入中国

安南

古代越南在中国内地的影响下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到精耕细作“一岁再种”。“民以食为天”，这是促进交趾地区经济上升、人口繁衍、文化提高的重要因素。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但南传交趾以后也呈现异彩，被誉为“八蚕之绵”。左思的《三都赋·吴都赋》：“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唐代诗人韩渥《安南寓止诗》有云：“枳篱茅厂共桑麻。”反映了越南民间种桑养蚕之普遍。《旧唐书·食货志》云：“杨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可见南安的丝已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岁收之一。

中国古代农业发达，早在7000年前，我国就开始人工栽培水稻，这是我国先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是中国历来欢迎外国特有的物种及农作物良种。稻种和棉花就来自邻国越南。

“稻”原是热带植物。越南人民素以善于种植水稻而闻名于世。宋真宗时代，从越南中部广南一带传入耐旱的占城稻，宋代占城表文中所谓“嘉种助于丰年”，就是指的这种占城稻。

安南稻不同于占城稻，是通过两国人员往来首先传入福建漳州地区，据《福建通志》记载：“安南稻，明成化（1465—1487）初，郡人得安南稻一种。五月先熟，米白。”

占城稻源出中国，其老祖宗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先是传入到越南，尔后反馈到中国。

占城稻是一种优良品种，传入我国后，很快就在我国各地推广，成为南方劳动人民的重要食粮。史载占城稻：“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108]据《宋史》记载：

大中祥符四年（1011）……帝（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109]

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宋真宗遣使福建州，“取占城道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是稻即旱稻也”[110]。

福建人江翱，到河南的鲁山任知县，也把占城稻移植到鲁山。[111]可见占城稻不仅在福建、江淮、两浙一带种植，而且还传播到北方。

占城稻“不择地而生”，对缓解当时农民吃饭难的问题，对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越南在宋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农作物还有木棉（棉花）。[112]

《吴录·地理志》曰：

交趾定安县有木绵，树高大，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名曰“白揲”，一名“毛布”。[113]

棉花是如何从越南传入中国的，因目前资料有限，还有待今后考证。

甘蔗原是热带植物。2世纪以前所产“石蜜”（结晶的冰糖）特别著名。三国时期，东吴统治交趾地区，交趾的蔗糖输入中国。3世纪时吴主孙亮就服用过交趾的甘蔗饧；《越南历史》云：

我国人民已懂得榨蔗熬糖，制出了砂糖和冰糖。交趾的蔗糖成为向吴朝进贡的一种贵重贡品。[114]

《异物志》曰：

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厚薄，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颇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115]

水果中的龙眼、荔枝，产自交趾、九真。交趾龙眼、荔枝曾经在汉代大量输入中国。汉武帝曾于长安建扶荔宫，移植荔枝百株。

因路途遥远，劳民伤财，大臣纷纷上书禁止。公元105年，和帝下诏禁止交趾奉献龙眼等水果。[116]

交趾的橘柑也馨香可口。

马援北返时从交趾载回当地的薏苡种子，结果造成“薏苡之谤”。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

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谤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

马援因此而坐罪，葬不归墓，妻子亦受到株连，史称“薏苡之谤”。后来马援的冤屈得到昭雪。

明代初年，安南昌符十年（1386），明朝政府遣林孛来安南求槟榔、荔枝、波罗密、龙眼等树子。安南废帝陈目见“遣员外郎范廷等遗之，然木不耐寒，途中皆枯死”[117]。

菲律宾

美洲农作物在明代分别从海陆等不同途经传入我国，影响深远，其中甘薯、烟草等都由菲律宾传来，可说是大帆船贸易和中菲贸易的间接成果。

甘薯，又名番薯。关于甘薯是由菲律宾传来的史料记载不少。

《闽书》记载：

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闽人多贾吕宋岛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虽蔓生不此省，然吝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呎许，挟小盖中以来。

周良工撰《闽小记》卷下《番薯条》亦有类似记载。[118]有的资料明确指出甘薯是1593年由侨居菲律宾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传入福建的，该省官员曾经依赖推广种植甘薯度过次年的大旱。由此逐渐遍及全省，到明末传到广东、浙江等省。[119]据清代乾隆年间陈振龙的后裔陈世元编撰和刊行的《金薯传习录》（共2卷）记载，陈振龙是往来于福建与菲律宾之间的商人。他的儿子陈经纶是当时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幕僚。万历年间福建常闹灾荒，福建巡抚金学曾征求赈灾的方法，陈经纶便把从父亲陈振龙处听来的吕宋有一种极易种植而且产量很高的粮食作物的消息告诉了他。金学曾很想一试。陈经纶把金学曾的意图转告其父亲。这正合陈振龙的心意。陈振龙在菲律宾见到“朱薯被野，生熟可茹”，“功同五谷，利益民生”，便想到当时故乡福建“阻山扼海，土瘠民贫”，如能将甘薯引种回国，则“可济民食”，“荒年无饥馑之忧”。由于当时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严禁薯种出国，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用重金向私人购买了几尺薯藤，并学习了栽种方法。经过7天7夜的航行，终于在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到达中国福州，随即在福州南台纱帽池试种，当年即获高产。陈振龙指示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陈述甘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建议政府大力推广。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大旱，发生饥荒。金学曾下令所属各县种植甘薯。金学曾还特地为此撰写刊行了一篇《海外新传七则》，详细介绍了甘薯的栽培和繁殖方法。因此，甘薯的种植很快就在福建全省推广开来。[120]到明末，甘薯已经传到浙江。著名农学家徐光启非常重视这一外来农作物，多次从福建引种到松江、上海等地，取得成功，“欲遍布之，恐不可户说”，于是就撰写了《甘藷疏》一文大力鼓吹种植甘薯。这样，“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121]。

今福建乌石山有一座“先薯祠”，以纪念对引进番薯有功的华侨陈振龙。郭柏巷有一首颂词：“种薯功与课农兼，闽海家家乐利沾，三百年来修缺典，名山祠宇巴香粘。”福建南安吴增亦有《番薯杂咏》，其中有一诗云：“琼州一岛海中天，拍岸惊涛乏稻田；终岁食藷少食米，有人寿至百多年。”[122]

同甘薯传播的另一条途径即西南陆路的传播相配合，甘薯很快就成为我国重要的耐旱、高产杂粮作物。它和另一种美洲农作物的传入对我国山地、丘陵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123]

烟草也是在16、17世纪之交从菲律宾引进中国的，于明朝万历年间由吕宋华侨引入的，故通称吕宋烟。据《葵已存稿》记载：“烟草出于吕宋，其地名曰淡巴姑，明时由闽海达中国，故今犹称建烟。……”[124]烟草也是从闽粤逐渐推广到全国的，初时以其稀少颇为昂贵，在东北曾经有“以马一匹易（烟）丝一斤”的事例。后来烟草在全国各处广泛栽种，成为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125]从经济贸易的角度看，烟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种烟和制烟业的兴起和发展，但是从医学的角度看，“或曰烟之性辛，可以去湿发散，然久服则肺焦，似不宜多食也”[126]。

徐振保先生认为，在16世纪花生经菲律宾传入中国福建省。[127]最先在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种植，逐渐传入内地。1503年《常熟县志》云：“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而生子土中，故名。”花生富含蛋白质脂肪，为中国新增的油料来源之一，亦是中国人民喜爱的果品副食和加工糖果的好原料。除食用外，在药用、工业用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玉米、可可、棉花和南瓜等原生产于拉丁美洲的农作物也是由华侨从菲律宾传入中国的，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农作物品种。[128]

缅甸

据《云南记》记载，在我国云南种植的大腹槟榔、椰子、娑罗树、诃黎勒、老缅瓜、缅茄等植物都是从缅甸引进的。缅茄果实坚硬，可用以治印，艺人喜在其上雕刻，可做装饰品和珍玩，还可以供药用，主治牙痛，去火。[129]

缅甸植物传入中国，主要有：

（1）磨夷花

《扶南传》曰：顿逊国有磨夷花，末之为粉，大香。[130]

（2）白桐木

《广志》曰：“梧桐有白者。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131]可见在公元3世纪开始，中国就传闻有骠国，并且通过永昌郡的亻票人，把著名的木棉输入中国。[132]

（3）大腹槟榔

《云南记》曰：“云南多生大腹槟榔，色青，犹在枝朵上，每朵数百颗，云是弥臣国来。”[133]

（4）酒树

顿逊国有酒树，如安石榴，华汁停杯中，数日成酒，美而醉人。[134]

老挝

老挝的特产神品兰花移植到维扬后，“人争来看，门几如市”[135]。

真腊

《隋书》记载了真腊奇异的植物：

异者有婆那娑树，无花，叶似柿，实似冬瓜；奄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毗野树，花似木瓜，叶似杏，实似楮；婆田罗树，花叶实并似枣而小异；歌毕佗树，花似林檎，叶似榆而厚大，实似李，其大如升。自余多同九真。[136]

尼泊尔

在南亚，尼泊尔的农作物曾传入中国。647年王玄策第二次使印，途经尼泊尔，那陵提婆便派遣使者到长安，向唐太宗赠送菠棱、酢菜、浑提葱等礼物。菠棱就是菠菜，菠菜、榨菜在历史上都由尼泊尔首次输入中国。[137]《新唐书·西域列传》明确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泥婆罗国“遣使入献波棱、酢菜、浑提葱。永徽时，其王尸利那连陀罗又遣使入贡”[138]。

除上述三种植物外，还有两种植物来自尼泊尔，这就是胡芥、辛嗅药。[139]

波棱菜（菠菜）、浑提葱等在唐时传入我国后，逐渐成为我国人民常用的蔬菜。[140]

印度

印度植物波罗树输入中国。《新唐书》记载：摩揭佗在“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141]。

频婆子输入中国。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唐玄奘曾经把它传入中国：“频婆子，实大如肥皂，核煨熟去皮，味如栗。本韶州月华寺种。旧传三藏法师在西域携至，如今多有之。频一作贫，梵语谓之丛林，以其叶盛成丛也。”[142]

斯里兰卡

古代的典籍明确记载有些植物出自斯里兰卡。宋代编辑成书的《太平御览》云：“《唐子》曰：师子国出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143]

伊朗

伊朗传入中国的作物主要有：阿月浑子、扁桃（巴旦杏）、波斯枣等。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做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阿月浑子

波斯语称piste或pista。《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称之为苾思檀；此词在《增订广舆记》里也曾提到，而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则称之为必思。

扁桃（巴旦杏）

一种食用、药用杏仁，是波斯语badam的对音。《酉阳杂俎》十八说扁桃，波斯国称为婆娑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二十九中称之为巴旦杏。

波斯枣

出自波斯。波斯语为khorma。《酉阳杂俎》十八云：“波斯枣出自波斯国，呼为窟莽。”《缀耕录》中称之为苦鲁麻。

没药

此药名译自波斯字mor。《酉阳杂俎》、《开宝本草》、《图经本草》等书均介绍没药出自波斯，并介绍了它的形状和特性。

阿魏

药物中的兴奋剂和镇痉剂。波斯语称之为anguze，梵文中的hingu亦系波斯语的译音。

没石子（无食子）

首见于《隋书·波斯传》，《酉阳杂俎》称其产于波斯，并对其功用作了介绍。

小茴香

又称枯茗或莳萝，均系波斯语kamun或中古波斯语的对音。

安息香

自唐代开始由伊朗输入中国。

据《本草纲目》卷三零记载，安息榴传入中国：

李时珍曰：榴者瘤也，丹实垂之如赘榴也。《博物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张星烺先生认为安石国是安息国的别译。

阿拉伯

中国从阿拉伯引入了椰枣树、刺桐（又名齐暾果、油橄榄）、茉莉花（耶悉花）、押不芦（作为麻醉药用的曼陀罗花）、莙荙菜（根刀菜）等多种植物。关于刺桐，晚唐诗人陈陶有《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七绝六首（《全唐诗》卷七四六），描写“越人多种刺桐花”、“刺桐花屏障满中都”的盛景。关于椰枣树，晚唐作家段成式按波斯语名称之为“窟莽”（《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刘恂描述了皮肉软烂、甜过沙糖的椰枣，又记载了广州种有椰枣树、人称之为海棕的事实（《岭表录异》卷下）。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早在762年就写了一首古诗《海棕行》，记述了他在四川绵阳涪江畔看到的这种龙鳞犀甲、苍棱白皮的海棕，直到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元（陶宗《仪辍根录》）时期，人们还不时提及这种树木。我们知道，椰枣生产于海湾地区和伊拉克、亚丁等地区，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富特征的树木，看来唐代中期已经作为观赏植物移入中国。在上述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植物中，耶悉花的名字最早见于晋惠帝（290—306年在位）的大臣稽含所纂述的《南方草木状》。汉籍为什么这么早就出现这个阿拉伯词，至今还是不解之谜。[144]

中国从大食国引进蕃栀子。《岭外代答》记载：

蕃栀子出大食国，佛书所谓薝葡花是也。海蕃干之如染家之红花也。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栀故也。又深广有白花，全似栀子花，而五出。人云亦自西竺来，亦名薝葡，此说恐非是。[145]

土耳其

土耳其棉花棉布输入中国。

公元6世纪突厥强大时，其境内植棉已经很普遍。公元5、6世纪时，中国北方同西域陆上交通频繁，贸易往来不绝，突厥的棉花棉布不断输入内地。唐朝诗人张籍曾写有《凉州词》，其中就有“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连到安西”，可见白布输入之多，满足了内地人民的一些需要。而内地织工专为西北边疆民族特制的民族纹饰和织有“胡”字样的锦锻，以作交换。[146]

大宛

大宛传入中国内地的植物主要有苜蓿、葡萄、胡麻。

苜蓿

原产于伊朗，是当地饲养马匹的优质饲料。汉武帝经常遣使前往西域获取体态优美的伊朗种良马。《资治通鉴》云：“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147]但此种马带回中国后，自第二代起即行退化。汉使张骞得知此种马嗜食苜蓿，于公元前128年把苜蓿种籽带回中国献给汉武帝。从此，苜蓿便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葡萄

由汉使张骞带回中国。汉语中现用的葡萄一词即系波斯语bada（葡萄汁或酒的对音）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云：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旧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旧，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者来众，则离宫别观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胡麻

胡麻即芝麻。《本草纲目》卷二三云：

以其种来自大宛，故名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纹鹊，其色紫黑，取油亦多。

（二）亚洲各国的农学著作传入中国

我国历代农学著作，自古流传邻国朝鲜。及至国内失传，则求“反馈”于邻邦。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记辛未八年（中国宋朝哲宗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六月丙午，“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需传写”。附开求书目录128种，中有农艺古籍两种，即《泛胜之书》3卷与王方庆《园亭草木疏》27卷。必有所往，始有所索，以此作为古有传出之佐证。[148]

朝鲜汉文农学著作有三部，即郑招的《农事直说》，姜希孟的《衿阳杂录》，无名氏的《四时篡要抄》。这三部书都分别借鉴了中国的农学著作。“此《四时篡要抄》绝非‘完全'抄自中国唐季韩鄂所着《四时篡要》之谓，自是朝鲜人士别一广泛抄集之著述。其间所引《梦溪忘怀录》、《琐碎录》、《范石湖梅谱序》皆宋人著作；出蚕、下蚁法、分台法、斋蚕法、收蚕种等篇皆出于元世《农桑辑要》，其为晚出可验。”[149]

日本的农学著作也传入中国。中国是养蚕业的故乡，从远古到清代中期，无任何其他国家可与之毗美。法国、日本等国的养蚕业直到15世纪才起步，但是，这些国家进步很快。他们用近代科学推动养蚕技术的发展和提高。外国采用机械缫丝后，洋丝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从此，我国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痛失利权。在夺回利权的愿望下，晚清参与翻译外国农业论著的人士，都比较重视近代蚕学的翻译与介绍。《蚕体解剖讲义》是根据明治25年初日本佐佐木忠二郎在试验场蚕学部讲课的内容编成。关于普通昆虫学的内容占了全书40%的篇幅，系统地将一般昆虫的构造和昆虫学新概念解释清楚，列出昆虫的基本结构、头部诸器官、呼吸器官、听觉器官、血管和血液，为后面说明蚕体解剖铺平了道路。[150]

在日本人编撰《果树》一书时，日本农界和园艺界尚无许多相关经验，绝大多数是转而介绍欧洲国家的做法而已，“果树类之速成法，本邦尚未广成，故其需用亦不多。但偶见有附属于绿室者而已。其法未深研究，故专举欧洲国所实行者”[151]。

结　语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农业交流有几个特点：

一、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向外传播，由近及远，逐渐扩散开来，与中国文化关系较密切、地理位置较近的国家，接受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就相对较多，如朝鲜和越南。

二、华侨华人在中外农业生产技术交流中贡献颇多。一方面，他们在侨居国传播了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把中国的农作物输出到侨居国，另一方面，把外地的农作物引入中国。

三、在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交流中，中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共同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亦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农业技术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以越南和菲律宾为例来说明。

古代中越农业技术交流是中越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铁器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传授给越南人民，中国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传入越南，促进了越南农业产品的提高，并改善了越南人民的生活。“汉朝以后又传去了锄及牛耕等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152]同样，古代中国在与越南农业技术交流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占城稻在中国的传播，改良了中国的稻种，缓解了当时中国的粮食危机，密切了中越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

华人对越南的开发，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越南南部的美荻、边和、嘉定、河仙等地，原来是荆棘丛生的荒芜之地，明末清初以来，经过华侨的辛勤劳动，努力经营，变成了良田米仓，建成了繁华的城镇。在越南北部，原来荒地很多，中国边境地区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这里后，得到当地地方官的许可，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精耕细作，大量的荒地变成了良田。[153]

中菲农业技术交流是中菲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功不可没。在菲律宾华侨中，没有手艺的劳工很多。他们大部分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把中国这些方面的生产技术及先进生产工具，如犁、水牛、水磨等传入菲律宾，并把许多重要作物，如白菜、芥菜、豌豆、桃、李、梨、柚、甘蔗等带到侨居地，丰富了当地的作物品种。菲律宾华侨还“传给苏禄人以接枝和改良果木品种的技术”，促进了当地园艺业的发展。[154]

中菲农业技术交流有利于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作物的引入成为菲律宾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的经济生活主要依赖华人的劳动力和勤劳经营。华侨居民是商人、农民、石工、银钱业者、油漆工人、制鞋工人、金属工人和劳动者。莫尔加博士在1609年说：“他们是优良的工人，精通各种技艺和行业。没有华人的贡献，这个国家不能生存。”[155]菲律宾人有古代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巴纳韦梯田是他们引为自豪的创造。我们应注意到在巴纳韦梯田文化中有华人的奉献，华人推动了菲律宾农业发展。

中菲农业技术交流对中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洲农作物输入中国，菲律宾华人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玉米、甘薯、花生和南瓜等美洲农作物的引入，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促进了粮食总产量的巨大增长，使人口迅速增长成为可能。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内在1978年为纪念《大公报》在港复刊30周年而撰写的著名论文《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一文中说：“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长期的‘革命'。第一个革命开始于北宋真宗1012年后，较耐旱、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传播。”“我国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美洲作物传华四百年来，对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一个长期的革命。”[156]菲律宾华侨把原产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地区的一些农作物，如烟草、番薯、玉米、可可、棉花、龙舌兰、凤梨、蓝靛、木薯、南瓜、秘鲁菜豆、腰果、落花生等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农作物品种。特别是药草和番薯，因为它们对中国农业生产个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7]

【注释】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同上书，第92页。

[3]《华阳国志·蜀志》。

[4]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5]《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3页。

[7]《宋史》卷一七三《食贷志上一》。

[8]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9]《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劝农》。

[10]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

[11]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2]《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

[13]《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

[14]《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尔罕传》。

[15]文中今地名据章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27页。

[16]《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55页。

[17]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18]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19]《宋史·琉球传》。

[20]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页。

[21]《旧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

[22]《明史》卷三二五《那孤儿传》。

[23]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keji/1084737.html.中国国学网，古印度文明。

[24]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keji/1078022.html.中国国学网，古巴比伦的农业。

[25]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5页。

[26]《册府元龟》卷九七九。

[27]《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28]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页。

[29]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8页。

[30]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1页。

[31]陈玉龙：《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32]有学者认为，东汉马援从越南引入薏苡。详见《后汉书·马援传》。

[33]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页。

[34]杨曾云：《日本佛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04页。

[35]李威周、刘志义：《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36]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14页。

[37]王晓秋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一）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38]同上书，第247—248页。

[39]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40]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41]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42]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2页。

[43]傅增有：《中泰文化交流的特点研究》，载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东南亚文化研究论文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44]以上见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255页。

[45]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9页。

[46]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页。

[47]季羡林：《中印智慧的结晶》，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165页。

[48]刘必权：《尼泊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9]王宏纬：《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5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1页。

[51]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页。

[52]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53]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1页。

[54]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页。

[55]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

[56]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57]续建宜、刘亚林：《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58]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59]王民同等：《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60]转引自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61]梁志明等：《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14页。

[62]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69页。

[63]《瀛涯胜览》。

[64]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570页。

[65]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66]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576页。

[67]金应熙：《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68]同上书，第44页。

[69]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70]高伟浓等：《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71]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2页。

[72]刘必权：《菲律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73]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2页。

[74]金应熙：《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75][EB/OL]http:www//baike.baidu.com/view/438688.htm.巴纳韦梯田。

[76]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68页。

[77]同上书，第577页。

[78]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特区晚报社：《潮汕文化百期选》，1997年版，第497页。

[79]周南京：《回顾中国和马来西亚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

[80]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68—569页。

[81]高伟浓等：《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82]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页。

[83]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页。

[84]同上书，第42页。

[85]潘醒农：《潮侨溯源集》，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年版，第49页。

[86]同上书，第56—60页。

[87]高伟浓等：《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88]《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第919页。

[89]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73页。

[90]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91]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92]同上书，第19页。

[93]《明史》卷一二○《由榔传》。

[94]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95]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96]刘必权：《尼泊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97]王宏纬：《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98]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9页。

[99]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页。

[100]吴格言：《文化传播学》，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101]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页。

[102]《朝鲜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二》，第271页。

[103]《朝鲜李朝孝宗实录》卷四。

[104]《朝鲜李朝正祖实录》卷十六。

[105]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106]杨通方：《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

[107]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7页。

[108]《宋史》卷一七三《食贷志》。中华书局1978年版。

[109]同上。

[110]《宋会要·食贷》。

[111]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112]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113]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114]越南社会科学院委员会：《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页。

[115]《齐民要术》卷十。

[116]《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117]《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八《陈纪》四。

[118]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页。

[119]金应熙：《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120]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121]徐光启：《农政全书·甘藷疏》。

[122]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123]金应熙：《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124]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125]金应熙：《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126]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A short History，London，1954，P134.

[127]徐振保：《中外文化交流记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128]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页。

[129]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13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85页。

[131]李昉：《太平御览》卷九五六。

[132]杨长源等：《缅甸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13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05页。

[134]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六。

[135][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九《志花》。

[136]《隋书》卷八二《真腊传》。

[13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38]《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泥婆罗传》。

[139]王宏纬：《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140]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页。

[141]《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佗传》。

[142]《大德南海志·物产》。

[143]《太平御览》卷九八二《香部》。

[144]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0—761页。

[145]《岭外代答》卷八《花木门·蕃栀子》。

[146]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8页。

[147]《资治通鉴》卷二十《汉记十二》。

[148]胡道静：《朝鲜汉文农学撰述的结集》，载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91页。

[149]同上书，第694页。

[150]魏露苓：《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传播与推广》，暨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7页。

[151][日]高桥久四郎：《果树》，载罗振玉：《农学丛书三集》，清光绪江南农总会石印本。

[152]续建宜、刘亚林：《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153]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54]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155][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4页。

[156]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157]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