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经济与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

两种经济与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_中国文化专论

第一章　两种经济与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

中国向来是以农立国，每个王朝都非常重视农业，而不重视商业，甚至忽视商业和商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直接或间接从事着农业生产，由此形成了农耕民族特殊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养成了农耕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在小村庄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非常容易自我满足，从未有更大的野心；很少学习军事斗争；他们思想纯朴，心地善良。

一、两种经济并存

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东南部的农耕经济和西北部的游牧经济，由此形成了大致以万里长城为分界线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从地理学上讲，400毫米等降水线，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的地区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气候影响的湿润地区，适宜农业生产。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的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主要还是游牧经济。在古代，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向北最远只能扩展到这条线，而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如果向南突破了这条自然环境划定的界线，也会感到自己的畜牧生产不合时宜。于是400毫米等降水线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边际线。从军事角度来看，历代汉人政权都要修筑长城，长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耕经济区人民的生活与生产，发挥了军事屏障作用，但也造成汉人对于长城防御的过分依赖，在思想上形成被动防御的思维习惯，长期处于迎战状态，很少产生主动进攻、彻底铲除边患的积极进攻思维。从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来看，与其说万里长城是古代人为的地理屏障或军事设施，毋宁说它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间的自然界线。农耕文化一般不借助外力即可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虽然有时生存会非常艰难，但总体而言，还是可以衣食无忧，而游牧文化则恰恰相反，他们逐水草而迁徙，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大于农耕文化，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多于农耕文化。

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与文化并存于东亚广袤的大陆之上，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与特征：游牧民族长期迁徙，常年骑马，活动范围广阔，流动与迁徙练就良好的体格，动荡与不安培育了尚武精神，他们常常以与他们为邻的农耕民族为劫掠对象，满足他们的生活必需；农耕民族则以土地为生，生活安定，家中多坛坛罐罐，难以搬迁，长期的定居与安逸生活使他们的思想纯朴，对于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有一种割舍不了的依恋之情，从未离开土地到更远的地方使他们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惧和害怕。这两种生活方式几乎贯穿了中国的历史，由此形成了东亚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即农耕文化一直处于“拒胡自保”的被动状态，只有在强盛的王朝和那些勇武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执政之时才能采取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与游牧人作战，将他们赶走，以解除边患。可以说，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王朝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游牧文化则长期侵扰掳掠农耕文化，有时小股骚扰，有时举族南侵，甚至灭亡中央王朝，入主中原。其中游牧的蒙古族和满族分别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只有在这两个游牧的少数民族主政时期，基本上不存在那些传统的边患问题。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以“炮舰政策”对中国武力相加，则完全是西方列强对于主权国家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致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

二、农业文明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

中国自古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相对立而互为依靠，相斗争、冲突而不断发展融合的历史过程，农耕文化无论是人口、所占地域以及对于中国整体历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都处于主导地位，游牧文化则被置于从属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华夏的先民无疑是“以农立国”，其文化的各方面都无不打上农耕文化的烙印，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从先民的衣食住行都可反映出这一农耕特征：早期的衣服主要是腰间围一块布，方便田间劳动；饮食以粮食为主，使用陶器炊具蒸煮；住在固定的房屋，定居在村落里；交通则靠走路或马（或牛）车，后来还发明了独轮车运输货物。在当时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世界里，他们的审美情趣、社会理想以及人生追求都自然流露出来：在诗歌中，他们喜欢“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¹⁾这一意境。在小说与戏剧里，故事的叙述是缓慢的、从容不迫的，结尾大多以“大团圆”收场，对于戏剧，观众更多是在“听”唱腔，不追求故事的推进。在绘画艺术中，他们多描写自然山水、泼墨写意，感悟“空灵”、“淡雅”、“含蓄”的气韵。这些艺术特点完全产生于农耕民族“崇拜田园生活的心理”^②。从华夏民族创造的“牛郎织女”神话可透射出他们对于理想生活的勾画与设计：男耕女织，家庭和睦，婚姻美满，夫妻和谐，天人合一，社会和平。在农耕社会里，人们过着田园般生活，生活波澜不惊，鲜有戏剧性变化，人们一般很少奢望和贪欲，极容易感到满足。对于社会，只要没有兵荒马乱、连绵战争，他们就感到很幸福，“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生活里的头等大事。只要能吃饱，他们便感到满足，而家庭又是他们幸福和满足的港湾，夫妻和睦带给他们完满人生的全部乐趣，这“和平、和睦、和谐”便是农耕民族的最高社会追求。

三、中国古代农业的诞生及演变

古代农业产生与发展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要方面展开，即作物栽培、动物驯养、农具发明以及水利工程建设等。

（一）作物栽培与引进

农作物栽培成功是农业诞生的标志。中国古代的先民在大约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就在黄河流域种植粟、黍、稷等旱地作物，麦则是在距今五千年前种植，水稻种植大约是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首先开始尝试。

粟从野生狗尾草驯化而来，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主要作物。黍、稷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特别适合在北方旱地种植，与粟一样都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麦的种植则是比较晚些。水稻从野生稻驯化而成，属一年生禾本科草本作物，最早在长江流域开始种植，约五千年前在我国南方的广大地区普遍种植，甚至也扩展到北方的某些地区，成为南方先民的主要粮食来源。除了这些粮食作物以外，先民们还食用蔬菜瓜果，其中有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等，但基本上属于野生，没有人工培植。茶树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先民在采集植物时，发现茶树的嫩芽可以食用，食用之后让人顿感神清气爽，便把它从其他植物中区分开来，作饮料。后逐渐成为全国广泛使用的饮料，还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各地区之间交流以及与外国的交流，极大丰富了人民的食物种类，也增加了食物总量，满足了人口增长所需的食物。这种交流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中国稻谷很早就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中原地区与南方也从我国的西域以及中亚、南亚和西亚，甚至从后来发现的美洲传入许多作物，其中有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苜蓿是汉代张骞从伊朗引入，它是饲养良种马的重要牧草。葡萄是从西域传入中原，成为中原和其他地区重要的水果之一；胡桃、石榴、胡麻、胡瓜、胡蒜、胡椒等均是从伊朗引入中国，成为我国人民的重要水果、干果、蔬菜、调料和油料作物来源；有些作物的引进具有战略意义，苜蓿的引进与成功种植促进了古代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同时带动了农业的迅猛发展。从西汉之后，各个朝代都有引进，隋唐引进莴苣和菠菜等，宋引入占城稻，元引进胡萝卜，明清更是从美洲大陆引进了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耐瘠、耐旱粮食作物，南瓜、辣椒、番茄、菜豆、洋葱和荷兰豆等蔬菜，以及芒果、菠萝、番木瓜、番荔枝等水果，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

满足食的需要之后，先民才开始考虑穿的问题。从披兽皮和树叶开始，逐渐学会种植葛、麻，利用其纤维制作衣服。我国先民在采集桑葚的过程中，发现野蚕结茧，继而驯化、饲养，后掌握缫丝技术，纺织丝绸，制作精美衣服，可谓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二）动物驯养

我国先民在距今大约八千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鸡，而马则比较晚，那么对于这些动物的驯化则还要早一些。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早在先民狩猎之时就用狗作为他们的帮手，同时也是人的部分肉食来源。猪由野猪驯化而成，是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羊由野羊驯化而来，是先民主要肉食来源。牛分黄牛和水牛，都从不同野牛驯化而来，除了在农耕时代提供畜力，还能供先民食用。鸡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成，各地都普遍饲养，是人们的肉食来源。马的驯化则比较晚，主要由蒙古野马驯化而来，很可能就是蒙古地区的先民首先驯马。这就是所谓“六畜”，它们的驯养基本上与农作物栽培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既提供肉食来源，又使先民有“畜力”可供役使，提供动力，开垦耕种，成为农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农具发明

农具发明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一步。原始农业所使用的农具可分为三大类，即整地、收割和加工等三类农具，制作这些农具的材料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在铁器发明之前，先民曾用木、骨、石、蚌等材料。

1.整地农具

（1）耒（ancient fork-like farm tools）：耒是最古老和原始的工具，类似于现在的犁，但又不完全相同。

（2）耜（ancient spade-shaped farm tools）：耜是从耒演变而来，在耒的底部安上动物肩胛骨，或把木耒底部做成板状刃，类似于现在的铲子。

（3）铲（spade）：考古发现的古代翻土工具，很像今天的铲子，故称作铲。

（5）犁（plough）：石犁一般穿孔，使用时安装在木柄上，用人力牵拉向前。

石犁的发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因为它是连续运动的农具，而其他耒、耜、铲、锄、等农具都是断续运动的农具，劳动生产率因之大大提高，这就为犁耕农业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可谓原始农业上的巨大进步。

2.收割农具

（1）石刀（stone knife）：这是由采集经济时期人们利用天然蚌壳、石片逐渐改进，制作出的收割工具。

（2）陶刀（pottery knife）：在利用天然材质的同时，人们也尝试用陶土烧制陶刀。

（3）蚌刀（clam knife）：蚌刀多是将蚌壳磨制加工后做成的，虽不齐整，但比较锋利。

（4）石镰（stone sickle）：石镰需安装在木柄上才可使用，石镰刃部呈锯齿状，使用起来很顺手，不仅可收割谷穗，还可收割禾秆，这是一项重要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收获的效率。

3.加工农具

（1）石磨盘（millstones）：最早人们把谷物放在石板上，再用另一块石头来回碾磨，脱掉谷壳，取出米粒，以便食用。

（2）杵臼（mortar and pestle）：最早的臼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动物皮，倒上谷物，用木棒舂打，后逐渐发明了石凿臼，这比磨盘和地上挖坑的土臼都要先进，石臼耐用、干净，而且便于移动，这又是一项重要发明，大大提高了谷物加工效率。

（四）水利工程建设

水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但水患则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中国先民与洪水搏斗，控制水患，兴修水利设施，以利于农业灌溉的历史进程中，修筑了各种水利工程，成为了“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保障和促进农业发展，同时还综合发挥了它们的航运等作用，在国家统一、民族繁荣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修筑年代久远，设计理念先进，而且规模宏大，经久不衰。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修缮，早在夏朝人们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到西周便形成了以蓄、引、灌、排为一体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到春秋战国以及秦王朝建立时期，都江堰、灵渠、郑国渠等一大批水利工程相继建成，促进中原、川西、华南等地农业的发展。西汉时期主要水利设施在北方，如六辅渠、白渠等，同时也将灌溉工程开始修筑到长江以南。魏晋继续向南方推进，到唐基本遍及全国，宋代修水利更是如火如荼，元明清时期大兴水利工程虽不及前代，但小型水利工程则星罗棋布，对农业生产发挥重要作用。下面试举两个有代表性的水利工程。

1.都江堰

都江堰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秦昭襄王51年（公元前256年）设计修建的，那是一项令当代水利专家都赞叹不已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坐落在四川省会成都附近的岷江上。今天，它仍然发挥着作用，灌溉着大片良田。工程包括三个部分，各个部分彼此协和，既分洪减灾，又灌溉田地。首先是“鱼嘴”，因其酷似鱼嘴而得名，这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岷江分为内外江，内江水流量约占总量的40%，涨水时则会达到60%，内江水流入灌溉区；其余的水则从外江排出，并将泥沙冲走。其次是“飞沙堰”，它有二百米宽的洪道，连接内外江，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沙便流入外江。第三是“宝瓶口”，这是李冰从山里凿出的，也是工程的最后部分。水通过这个通道流入农田，这个狭窄的小口兼有闸门的功能，水流形成环流，使多余的水从飞沙堰上溢出，达到控制洪水之目的。工程竣工以来，再无洪水之患。这一水利工程遂使四川成为中国重要的产粮区。从此以后，四川被人们誉之为“天府之国”。为了纪念李冰父子的功绩，人们在都江堰东侧建造了“二王庙”。

2.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或称中国大运河，可谓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北起通州，流经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南达杭州。运河最古老的部分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但其他部分多是在隋朝贯通。大运河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水利工程，它集运输、灌溉和排洪于一体。运河两岸是皇家大道和信息传递通道，历代王朝还在运河两岸植树，以美化两岸环境。

大运河的早期历史：早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企图向北征服临近的齐国，于是他命人挖凿运河。此举既有通商的目的，又有在他征战宋国和鲁国时运送军需的计划。这段运河被称作“邗沟”。公元前486年在江苏扬州开始此项工程，三年后，邗沟通过现成水道、湖和沼泽地把长江与淮河相连。邗沟事实上是大运河第二古老的部分，因为鸿沟的挖掘很可能早于它。它在开封城边将黄河与泗水和汴水连接。鸿沟开凿的准确时间难以断定，战国时期的外交家苏秦讨论国家之间边界时首次提到鸿沟。司马迁认为它比公元前4世纪早多了，应该是传说中的大禹的杰作。

大运河的竣工与维修：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开始这一浩大工程，但工程的完全建成是从公元604年至609年，在第二代皇帝隋炀帝时全线完工。它首先连接洛阳与扬州和长江流域，然后向南扩展到杭州，向北到达北京。当运河全线贯通时，它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杭州和长江之间的南方河段称作江南河，意思是长江以南。今天看到的大运河的大部分河段是隋朝人挖凿的，这是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向今天江浙地区转移的结果。隋朝之后，各代为了缩短时间都对河道有小的增添，但总的来说与隋时期并无本质区别。公元10世纪发明了双闸门，以利于大船安全行走。船可以在大闸门内等待，当水位降或升到比较合适的位置，船方可上行或下行。船闸门上还加有顶篷，为船只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元朝时，都城迁至北京，这样船只就不必向西到开封或洛阳。13世纪80年代，在山东截弯取直，使整个运河长度减少了700千米（使运河全长成了1800千米），首次把杭州和北京通过直接的南北水路连接起来。

四、中国农业的重要发展阶段

早在距今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国的原始农业文明就在渔猎与采撷基础上开始萌芽。后来经不断发展，到夏、商、周（约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771年）三代，我们的先民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smelting technology），于是青铜农具初次应用到农业中，促进农业开始发展，同时他们也开始学习控制水患，兴建水利工程，这是原始农业从产生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是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那是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不仅在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空前局面，而且在技术方面，也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炼铁技术的成熟与普遍应用，为农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铁农具应用和畜力利用极大地推动农业生产进步。从秦朝统一，经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或者说是北方旱地农业技术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耕、耙、耱配套技术完全形成，还有其他多种大型复杂农具被发明出来，并广泛投入使用，极大改进了北方旱地农业的耕作方式，增加了产量。第五阶段，隋唐至宋元（公元581—1368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心南移，尤其是宋以后，随着南宋王朝偏安临安，与金形成长期对峙局面，江南的开发步伐加快，南方自然环境、气候等都完全不同于北方，这一时期，南方水田耕作配套技术迅速成熟，同时适合水田的专用农具也被先后发明出来，广泛使用于南方省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第六阶段从明朝开始至清朝前期（公元1368—1840年），中国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产生了地少人多的矛盾，其解决办法有两个，即进一步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引进更多的不同作物，充分利用不同作物的生长特点和成熟特点，使中国的粮食多样化，在此期间，许多美洲的新作物成功引进，使中国农业产生了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从科学育种、田间管理、科学施肥到耕作机械化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更是将中国粮食产量提高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仅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而且为解决世界饥饿作出了卓越贡献，国际上甚至把袁隆平教授的“杂交水稻”誉之为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古老的中国农业在现代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五、中国古代农学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不仅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实践，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世界级农学家。他们投身到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进行实践和实验，并将自己和劳动人民创造的农学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著书立说，传至后代，甚至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其他民族的人民，使更多的人们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以下介绍几位重要的农学家。

（一）贾思勰与他的《齐民要术》

贾思勰，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益都人（今寿光人）。中国北魏时期伟大的农学家，曾任高阳太守，著农学经典《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我国6世纪最完整、最系统、内容最丰富的农学百科全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农学经典。该书在唐代就已传入日本，现有二十多种译本出版。英国19世纪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写到：“我看到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清楚记载着选择原理。”达尔文所说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就是指《齐民要术》，可见该书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部分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书前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正文涉及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齐民要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从开荒、耕种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全过程都作了详尽记录，同时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及各种养殖学。

2.《齐民要术》论证了农业生产应遵照因时、因地、因作物品种而异的原则，讨论了抗旱保墒、增加土地肥力、作物轮作套种等农学问题。

3.《齐民要术》充分认识到选育良种的重要性，以及生物与环境关系问题，并搜集80余中谷物品种，按成熟期、植株高度、产量、质量、抗逆性等特性进行分析比较研究，说明保持种子纯正性的意义。

4.《齐民要术》详细研究了动物养殖技术，记述了牛、马、鸡、鹅的养殖方法，以及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病等兽医问题的防治，著作还提出了如何利用畜力等问题。

5.《齐民要术》还涉及农产品加工、酿造、烹调、贮藏等技术，阐述酒、醋、酱、糖稀等的制作过程，其中蔬菜贮藏技术在北方广泛使用。

6.《齐民要术》关于植物生长发育的记述十分详细，作者很重视对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探讨了多种经营的可能性，为使农民增加收入，作者还介绍了一些“小本赚大钱”的方法。

总而言之，《齐民要术》首先提出了农业耕作精湛技艺和精耕细作完整结构体系的农学大全；其次，它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农业经营指南，其三，它还为农产品加工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宋应星与他的《天工开物》

宋应星（1587—1661年），江西奉新县人，明朝杰出科学家，被赞誉为“中国的狄德罗”，曾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在为官期间，勤于著述，完成多部著作如《论气》、《谈天》、《原耗》、《美利笺》、《杂色文》、《天工开物》等，可惜大多失散。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文学造诣深厚，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天工开物》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17世纪末传入日本，后逐渐传播到欧洲，现有两个日文全译本，两个英译本，还有法、德、俄、意大利等文的摘译本等。作者在继承发扬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独创性研究。

1.在作物分类学上，提出一些新的方法与标准，其方法与标准和今人有令人惊奇的相似，如他将古代农业归纳为乃粒、乃服、彰施、粹精、甘嗜、膏液、曲蘖七大类，这完全是他自己的独创。他提出将水稻列在五谷之首，稻下分水稻和旱稻，麦下分大麦和小麦，认为荞麦不是麦等观点。

2.在水稻栽培技术上，比较早地阐述秧龄与早穗之关系，提出再生秧技术，以及冷浆田中以骨灰、石灰包秧根技术，对提高产量意义重大，还记述了早稻在干旱条件下变异的问题，在世界生物变异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3.在麦类田间管理上，首先提出以砒霜拌豆麦种子，防治病虫害；在养蚕技术上，最先提出“早雄配晚雌”的杂交优势培育新品种，以及防治家蚕“软化病”的方法等；还记述山羊绒可用于织造之事。

4.在金属冶炼方面，空前绝后地提出串联式炒炼法，记述了明代灌钢工艺的发展。在铸造技术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述了大型器物的铸造工艺，图示了活塞式鼓风箱的使用。在金属加工方面，记述了响铜的合金成分以及有关响器的成型工艺，钢铁拉拔工艺等。

5.在煤炭技术方面，较早提出了煤的分类问题，以及煤井排除瓦斯的方法。在化工技术方面，记述了银朱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互变关系，这可以说是“化合物”观念的萌芽。

总之，《天工开物》洋洋十八卷，内容包括农业技术、金属冶铸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知识与技术，但农业技术是其主要部分。作者的目的是向世人介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知识。作者认为，知识都要靠别人口授，或自己亲自观察实践，那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只有向书本学习才是最经济的和快捷的方法；其次他认为生产知识非常重要，他对于那种轻视、甚至鄙视生产劳动的思想予以批评。

（三）徐光启与他的《农政全书》

徐光启（1562—1633年），明代著名科学家，上海人，他是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近代科学先驱，他曾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诸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著作。不过，他一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还是在农学方面，他的《农政全书》几乎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农政全书》总计60卷，50多万字。作者亲自写作约6万字，其余是作者引录古代和当代的文献，达229种之多。全书分12门，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时、开垦、栽培、蚕桑、牧养、酿造、造屋、家庭日用技术以及备荒救荒等方面。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则是开垦、水利和荒政等，而这些内容在以往的农学书中都不曾系统叙述过，徐光启则系统提出来，成为本书特色。书中贯穿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因此可以把他的著作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大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则是实现总纲的技术措施。他对历朝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进行统计，并分析了救灾措施和利弊得失，还在书后附录可资充饥的草木野菜四百多种。他认为，救荒仅治标，水利才治本，因此他以九卷的篇幅谈论水利问题，他思考的大多是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南粮北调的大问题，正是从这个高度思考开垦与水利问题。

但他并不因重视农业政策措施而忽视农业技术问题，恰恰相反，他还亲自从事农事试验。他一生有两次比较集中的时间进行农业试验：第一次是为父亲守孝的三年里（1607—1610年），他在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业，进行农业试验，从试验得到的结果写成《甘薯疏》、《芜菁疏》等；第二次（1613—1618年），徐光启到天津垦殖进行农业试验。后来他还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后将试验得到的成果写成《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些亲身试验都为他日后编写大型农书奠定坚实基础。基于多年研究和亲自试验，他高度重视农业技术问题，例如他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之，《农政全书》是一部集农政思想、农政政策、措施和农业技术于一体的农学经典著作，作者征引两百多种文献，可谓博采众长，系统传承前人研究成果，同时又是作者自己潜心研究，充满原创性的个人成果之经典。在中国农学史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都是一部不朽之作。

六、中国农业文明简论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人类大多数文明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中国的农业文明已如太阳升起在东方一样开始普照大地，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已经成熟了。由于农耕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生活基本有保障，中国人口一直都比较众多。

但是，在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如连体婴儿一样不可分离，互相斗争，又互为依存，注定要通过血与火融为一体。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大多数王朝都饱经边患、游牧民族侵扰之苦。中国大多数朝代和大多数时候都采取被动防御，甚至采用“和亲”等屈辱之策，以换得短暂的和平。对于游牧民族的侵扰，汉民族历来只作道德谴责，认为这些“化外之民”，不谙“圣人之教”，汉人以此逻辑对他们鄙视一番，赢得了心理优势，也就得到自我安慰，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于是年复一年，或小股骚扰，或大举南下，在中原地区和边关上，这一幕幕“捕猎者”与“猎物”的追逐不断上演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凄惨”亮丽的风景线。

在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道德谴责和诅咒外，汉人很少对游牧民族的生存形态、状况作更进一步思考，也几乎没有深入到他们的草原了解一番，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出任何真正解决问题的有价值的结论。农耕民族的思维定势就这样牢固形成，并随着历史发展而愈加巩固，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元朝和清朝）以及历史上多次少数民族建立的小朝廷逐渐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给汉民族的思维定势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视野开阔。

历史进入近代，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进国门，清政府也予以道德谴责，并未认真研究这些国家。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一味以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思维思考，因此，总是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之策。如果我们能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势，站在对手的视角看问题，甚至跳上太空，俯视这“小小环球”，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弄清那些困扰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中华民族的先祖以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勇气，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但是他们在农耕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势却成了后代人难以摆脱的历史积习和包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当然，后代中国人决不能以此怪罪先祖们，认为他们的荣耀成了后世的积习，而应与时俱进，不断打碎“思想枷锁”，卸掉“思想包袱”，以先祖的勇气和智慧开创现代的“不世之功”。

【注释】

(1)②　林语堂著《吾土与吾民》，华龄出版社，1995年，第246，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