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动力面临转折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此时通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性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再是周期性调整的一个阶段，而是进入了系统性的结构调整时期。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不仅是受到发端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更是一次长周期的历史转折点。

专家观点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1.回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9.9%的平均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五个方面的因素，即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资本红利、技术红利和开放红利。

第一，由于不断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国防工业建设，需要快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面对资金、外汇和技术等极其稀缺的限制条件，通过对利率、汇率以及一揽子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压低式“扭曲”，政府按照计划配置资源以及全面控制企业等方式，逐步形成了以行政干预为主要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这种旧有的经济发展体制的优势逐渐褪去，劣势却越来越明显，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碍了经济发展绩效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之后的三十年历程中，实际上是资源由国家集中配置不断向市场经济配置渐进式让渡的过程，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土地制度、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措施，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带来了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由于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变化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科学定义，但是可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为在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由于劳动人口增长率高于非劳动人口增长率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红利既来自总量上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区域性迁移，城市化不仅将大量人口带入新的消费领域，也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制度因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使得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一条前所未见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从中可以看出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占整个社会总人口数量的比重逐步上升，降低了被抚养人口比重，从而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三，由于资本积累、资本深化以及资本存量调整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增强而带来了资本红利。我国经济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特征。投资之所以增长快速，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资收益率非常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资金供给方来看，我国早期的金融结构较为单一，金融系统主要以银行部门的形式存在，居民、政府和企业没有过多的投资渠道，只能将资金存放在银行部门作为储蓄，同时，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地压低贷款利率，利率作为资金的使用价格显得相对低廉；另一方面，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日常生活用品，都非常匮乏，导致几乎任何投资都有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再加上当时世界经济增长较快，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国内投资增加而扩大的产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提振了外需，也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是哪一方作为投资主体，较低的融资成本都伴随着较高的投资收益，使得最终的投资收益率非常高。

第四，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带来的技术红利。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不断升级，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处于世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带来巨大财富增长的背后都需要自身研发而耗费的大量投入，一旦创新失败，引起的风险对于创新主体来说往往是难以承受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使得我国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方式获得成倍于他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承受很大的风险，这也被称之为“后发优势”，中国凭借这种优势获得了长期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五，由于融入全球化脚步加快的开放红利。如同二战后很多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内容扩大和程度加深。开放的全球经济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两大要素：技术和市场。中国通过对国外的先进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获得成倍于他国的发展速度，却避免了技术创始国付出的研发成本，使得“后发优势”得以显现，技术的不断创新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国际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带来了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另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深，得以将国内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通过参与国家分工的方式转化为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国内企业通过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带动经济发展。

2.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下降

在分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速度的原因之后，就能比较容易理解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何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期的快速增长之后逐渐进入一个下行区间。

第一，改革难度加大，改革红利释放难度加大。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当前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的改革主要表现为“增量”改革，难度较小的领域成为优先改革的目标，对当时的利益相关者影响相对有限，而如今在国内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经济体制改革自纵深推进难度加大以及经济规模总量世界第二和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矛盾的突显，改革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很多领域的改革已经进入瓶颈，旧有的和新产生的利益集团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利益格局，严重阻碍了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化，比如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体制方面，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贯穿改革始终，至今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得到正确处理，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危机一旦出现，市场经济还没有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就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人口红利拐点显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相关专家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只用20年便将达到，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生育，1978年到2008年，出生率被压低，人口抚养比升高，同时也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既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又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第三，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红利日益减少。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边际投资收益递减，也就是说，投资效益并不随投资规模的盲目扩大而递增，而是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收益会递减。以此来看，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而产能过剩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最好注解。该问题不仅出现在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产业，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甚至在铁路、公路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同样面临投资收益率严重偏低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外需与内需的同时下降。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数量直线下降，造成国内生产的许多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国家虽然实施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但用于教育、医疗等改善民生领域的数额较少，在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作用方面并不明显，对于提振内需极为有限。另外，投资收益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的供给方的结构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第四，技术创新不足，技术红利逐步缩小。首先，自2001年加入WTO，中国在引入大量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之自身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日益缩小。其次，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加速度使得国际上其他国家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然而2011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此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已经于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增加了别国的不安和忧虑。

第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放红利空间缩小。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出于保护国内市场等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贸易政策，国内贸易保护趋势逐步显现。特别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时候会更具针对性，用更加严格的和隐蔽的方式限制中国的资金利用和技术创新水平。美国政府最近在大西洋（TTIP）和太平洋（TPP）区域构筑的新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实际上就是通过新的规则进行约束和限制，中国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的成本和风险都显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