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姚兴先辈的汉文化修养

(一)姚兴先辈的汉文化修养

后秦姚氏乃汉、魏之际“姚羌”之后裔。羌族是祖居于我国西北部广大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演变，已有百余种落，再经汉以后中原王朝的数次迁徙，正式有了“东羌”与“西羌”的固定区域划分及其名号。十六国时期淝水之战后建立后秦的“姚羌”出自南安郡赤亭县；南安郡治源道，即今甘肃陇西县东南，赤亭县治今陇西县东，即姚羌出自于东、西羌接壤之地，具体而言，姚羌乃是汉代烧当羌之后裔，《晋书》卷116之《姚弋仲载记》载云:

其先有扈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掠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众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迥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尉。迥生弋仲……

据此可知:姚羌势力兴起于东汉初的姚填虞之时，传至姚迁那之时始居于南安赤亭；至姚柯迥之时始成为曹魏镇守西方的一支重要势力；柯迥生姚弋仲，即后秦姚氏之发迹者。全面研究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相关问题，就得从其先辈谈起，所以以下先谈姚兴先辈弋仲、襄、苌的汉文化修养问题。

1.姚弋仲的汉文化修养(www.guayunfan.com)姚弋仲乃姚兴之祖，《晋书》本载记称其“少英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又:“性清俭鲠直，不修威仪，屡献谠言，无所回避，季龙(指后赵石虎)甚重之。……其刚直不回，皆此类也。”据此可知，姚弋仲当有较为鲜明的汉文化之道德素养，此由“少英毅”、“性清俭鲠直”及“其刚直不回”等载论即可为证，以下简要地做以考释和阐论——

勇敢坚毅(此指姚弋仲之“英毅”)乃是中国古代社会所崇尚的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文化(尤指汉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的重要素求名目。所谓“勇”，意指独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畏；所谓“毅”亦即“坚毅”或“刚毅”，意指在坚定意志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和行为。《礼记》之《中庸》篇将智、仁、勇合称为“三达德”，乃通圣贤常之所必备素养者也；古人又将“智、信、仁、勇、严”视为从不同侧面体现个人道德修养的所谓“五德”；《周易》所言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旨在提倡勇敢坚韧的精神，即“勇毅”；孔子云:“君子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蔡元培于《中国人的修养》中指出:所谓勇敢，“非体力之谓也”，“人之勇敢，必其含智德之原质也，恒于其完本务彰真理之时见之”。如此云云。此其一(对姚弋仲之“少英毅”载论的汉文化修养解读)。

清廉节俭(此指姚弋仲“性清俭鲠直”中之“清俭”)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操守标准和社会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尤指汉文化)所提倡的重要道德名目。《尚书》之《大禹谟》:“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间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周易》主张“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即作为君子而言，清廉乃是一种俭德，心不可贪求财利；《礼记》云:“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周礼》则明确指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月廉法，六曰廉辩”；孟子认为，对于修身做人之典范的君子来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这是由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的缘故；韩非亦认为“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议也”。如此等等。此其二(对姚弋仲之“性清俭鲠直”载论的汉文化修养解读)。

刚简亮直(此指姚弋仲之“刚直不回”)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尤指儒家政治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古代社会欲报效君王成就一番宏大事业的文官的共同价值素求。《易经》之《困》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孟子》之《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孝经》指出，对不合理的事就要直言极谏，“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如此等等。此其三(对姚弋仲之“刚直不回”载论的汉文化修养解读)。

另外，姚弋仲当有较为明显的汉文化中的“忠”德思想(报德感恩)和“华夏正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前者的典型例证是石勒曾纳姚弋仲之议，诛杀不忠之臣祖约——原东晋豫州刺史祖约附石勒，石勒以礼相待，姚弋仲上疏曰:“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1]石勒后来听从了姚弋仲之言，“勒善之，后竟诛约”。至于后者的典型例证则可以从其对诸子的诫言中得以体现，史载姚弋仲常对其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做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2]

2.姚襄的汉文化修养

姚襄(330—357年)字景国，姚弋仲第五子也。因其将一生主要精力用于对外征战，且英年早逝，所以《晋书》卷116之《姚襄载记》对其汉文化修养方面的记载较少，然透过此较少的记载仍可得知:姚襄的汉文化修养及其政治才能较乃父为高，其典型例证有三——

例证一: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

例证二:……雄武多才艺，明察善抚纳，士众爱敬之，咸请为嗣。

例证三:(殷)浩遣刘启、王彬之伐山桑，(姚)襄自淮南击灭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遣使建邺，罪状殷浩，并自陈谢。

由例证一可知:姚襄的文化素养较高(“好学博通，雅善谈论”)，且有很高的武功，所以其英贤之名(文武兼备)享誉中原大地。由例证二可知:姚襄的政治威望较高，因其“雄武多才艺，明察善抚纳”，所以将士们都很敬仰他，甚至都请求做他的嗣子，以伺候于他。此为对第一条史载的“延伸”记载，即正由于其文武兼备，方才深受将士们的敬仰，这才使其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威望。由例证三可知:姚襄履职期间能践行儒家“德”治思想，重视农业，体恤百姓。此为对其履职期间经济措施的概称，据此说明姚襄的经济才能也较为高超，是一个符合汉文化之道、重农爱民的好官员。

综括以上三点体认可知，姚襄乃是一个汉文化修养较为全面(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姚羌”统治者；从逻辑关系(因属关系)上分析，正是由于姚襄的汉文化素养(侧重文化方面)较高，遂使其履职期间能践行儒家“德”治思想，重视农业，体恤百姓，从而使其在将士中享有较高的政治威望。

论及姚襄的政治才干，位处其时的弘农人杨亮曾给时掌东晋大政的桓温以这样的评价:“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3]杨亮之评虽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姚襄较高的汉族政治文化修养及其政治、军事才能的实际情况。

3.姚苌的汉文化修养

于姚兴先辈中，姚苌的汉文化修养较为深重，且对姚兴的影响最大。姚苌字景茂，姚弋仲第24子也，乃后秦政权的始建者。《晋书》卷116之《姚苌载记》载其“少聪哲，多权略，廓落任率，不修行业，诸兄皆奇之。”由此，他深得其兄襄的赏识，“随襄征伐，每参大谋”。暂归前秦苻氏后，又极得苻坚礼遇:苻坚以其为扬武将军，历任陇东、汲郡、武都、武威、巴西、扶风等七郡太守，并宁、幽、兖三州刺史，封益都侯。据此可知姚苌的政治素养较高，所以才深得其兄襄及前秦苻坚的重用。建后秦之后，姚苌更加重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其汉文化修养较为明显地得以彰显，而且，姚苌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直接对其继承者姚兴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探究发现，姚苌的汉文化修养主要体现于行德惠之政和崇儒兴学两个方面，以下逐一阐论之。

(1)行德惠之政

行德惠之政乃是汉文化中“德”“惠”德目于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姚苌具有的“德惠”等汉文化修养在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行“德惠”之政。姚苌初即位，即仿汉魏晋以降汉族政治文化故例，大赦境内殊死以下，其“德惠”的政治作风已初步彰显，其典型史载是:“时天大雪，苌下书深自责罚，散后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彩。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4]此即说明:姚苌对汉中叶以来汉族政治思想文化中“天人感应”之说较为明悉，所以才会因“时天大雪”而下书行“深自责罚，散后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彩。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之举。进一步体察“散后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彩。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之载就会发现，此乃姚苌行德惠之政的有力证据:“散后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彩”乃其“德俭”(因施德于民而行节俭政治)之政；“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乃其“德惠”(因施德于将士而行惠化政治)之政。

此外，姚苌还对将士行德惠(体恤)之政:“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将吏亡灭者，各随所亲以立后，振给长育之。”[5]姚苌数下诏体恤将士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其子姚兴类似的为政作风。

具体表明姚苌行德惠之政的典型例证则是其纳古成诜之议，“布德行仁，招贤纳士”。对此，《晋书》本载记载之甚详:

尹纬、姚晃谓古成诜曰:“苻登穷寇，历年未灭，奸雄鸱峙，所在纠扇，夷夏皆贰，将若之何?”诜曰:“主上权略无方，信赏必罚，贤能之士，咸怀乐推，岂虑大业不成，氐贼不灭乎?”纬曰:“登穷寇未灭，奸雄所在扇和，吾等宁无惧乎?”诜曰:“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余琐琐，焉足论哉!然恶地地狭众寡，不足为忧。苻登藉乌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驱除，然后克定大业。昔汉、魏之兴也，皆十有余年，乃能一同于海内，五、六年间未为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发，可谓无敌于天下耳，取登有余力。愿布德行仁，招贤纳士，厉兵秣马，以候天机。如其鸿业不成者，诜请腰斩以谢明公。”纬言之于苌，苌大悦，赠诜爵关内侯。

此段典型史料记载的是姚苌属下两大贤臣尹纬和古成诜谈论后秦姚苌如何打败苻登等前秦残余势力以进一步巩固后秦统治的政治大事。在此，尹、古二人谈论的结果是尹氏被古氏说服了，最后姚苌自然采纳了古成诜“愿布德行仁，招贤纳士，厉兵秣马，以候天机”的建议，继续实行德惠之政，且将古成诜的职位予以提升，擢其为尚书郎，以资嘉奖。从逻辑关系上考察，正是由于姚苌本已具有上述较为明显的汉文化中之德惠素养，也正是由于姚苌本已具有上述较为德惠的为政之举，姚苌这才有可能及时纳取古成诜“愿布德行仁，招贤纳士”的建议，并将该建议落到实处。

正是遵循“布德行仁”之策，姚苌建后秦不久就接连采取了许多关于行德惠之政方面的具体措施，譬如:“苌还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闾阎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显异之。”又:“立太学，礼先贤之后”；“立社稷于长安。百姓年七十而有德行者，拜为中大夫，岁赐牛酒”[6]。众所周知，修德政、立太学、行乡饮酒礼乃是西周以降诸汉族王朝政治文化(礼制文化)的主要内容，姚苌的行德惠之政正是在其汉文化修养的引领(指引)下仿汉魏晋诸统治者之故例而实行的。

直到临崩之际，姚苌还在谆谆告诫太子姚兴:“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7]此亦为姚苌行德惠之政的典型例证，以下予以简要的释读和阐论——

自儒家创立以来，仁(义)、礼(让)、(诚)信、恩(德)等均为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每个人努力追求的基本道德名目，是历代政客、士人所倡导恭行的君子风范。如对“信”的汉文化经典阐论有——《礼记》之《礼器》:“忠信，礼之本也”，“学以四教，文行忠信”；《中庸》:“故君子不动而欲，不言而信”，“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诣身不诚，不顺乎亲。诚身有道，不明乎哉，不诚乎矣”；(该句大意是说，欲得上级重视，必得朋友信任；欲得朋友信任，必先得亲人信任；欲先内心真诚，诚是根本；离开诚，就不能与亲人和睦相处，也就无法得到朋友的信任和上司的重视);《论语》之《卫灵公》载孔子之言曰:“言忠信，行笃敬”；《论语》之《为政》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此云云。

再如对“礼”的汉文化经典诠释有——《礼记》之《曲礼上》:“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荀子》之《修身》:“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如此等等。显然，作为汉文化道德修养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礼”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历史影响。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礼仪制度文明而闻名于世的民族，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则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之所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在价值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或精魂。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十大美德，它们是: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8]上举姚苌所谈之“仁、礼、信、恩”四者已内涵了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中之四大美德，即仁爱孝悌(“仁”)、谦和好礼(“礼”)、诚信知报(“信”)、精忠爱国(“恩”)。如此来看，姚苌能始终以“仁、礼、信、恩”四者谆谆告诫其子，这充分说明了姚苌具有较为丰富的汉文化的道德素养。无独有偶:前已述及，其实姚苌之父姚弋仲就常以“仁义”之道告诫其子；所以姚苌此举显然是遵乃父遗风且有所拓展，换言之，姚苌能常以“仁、礼、信、恩”四者训诫其子，显然说明其汉文化修养较乃父深重。

(2)崇儒兴学

姚苌的登位，即关键时刻纳儒士尹纬之策，崇用天水、南安一带以尹详、尹纬、尹延年、尹嵩等为核心的汉族士人之所为，此举本身堪称其尊用儒士之典型例证，当然亦为其汉文化修养较重之反映，对此，《晋书》本载记载之较详:

坚既败于淮南，归长安，慕容泓起兵叛坚。……(姚)苌遣龙骧长史赵都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苌惧，奔于渭北，遂如马牧。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苌将拒之，天水尹纬说苌曰:“今百六之数既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观沉溺而不拯救之。”苌乃从纬谋，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天水尹详、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9]

前已述及，儒士古成诜因建言“布德行仁，招贤纳士”而备受姚苌赏识，擢其为尚书郎，当然亦为姚苌崇用儒士之重要例证。务须指明，姚苌之所以崇用上引诸人，除了后秦当时的客观形势亟须一批熟通汉文化的统治人才之外，其主观原因正在于姚苌本人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从而为其实行崇儒之政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在兴学方面，诚如程舜英所言:“他的统治时间虽短，已有些注意教育的措施。”[10]如据《晋书》本载记载:“姚苌下书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而前引“立太学，礼先贤之后”亦为姚苌兴学的有力举措。罗宏曾据此推断:显然，姚苌这是“兴立学校，崇尚儒学，注重文艺教育，并通过考试的途径去选拔他们所需要的人才”[11]。

此外，姚苌还仿效汉族王朝统治者的名号制度称“帝”；与此相适应，姚苌又袭用汉族王朝政治思想文化中的“五德终始”说，“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晋书·姚苌载记》)，借以论证后秦统治的正统地位，这些都反映了姚苌能以汉文化传统治国，此不备述。

综上，后秦始建者姚苌因其具有较为深重的汉文化修养，所以能够注重以传统汉文化作为其治国的指导思想，行德惠之政，崇儒兴学，确如马建春所论:“姚苌建立后秦后，即沿着姚襄所创的模式及前秦的统治经验，继承了汉人封建政治传统。姚苌在前秦政权中历任显职，前秦所实行的是多民族结合与继承汉人封建政治传统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关中是深得人心的，姚苌经历其中，在后秦政权中所遵循的也即这一套。”[12]姚苌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显然较乃兄姚襄的表现具体、明确、深刻，且直接影响到了其子姚兴，可以说，姚苌的汉文化修养于后秦姚氏中居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上承姚弋仲尤其是姚襄的汉文化修养之风，下启姚兴，其“中转”地位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