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姚兴的用人之道

(一)姚兴的用人之道

古人有言，为政之道，在于得人。人才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杠杆，是政治活动中最宝贵的财富。举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君主是否善用人才，直接关乎其统治的兴衰；大凡历代有作为的君主均深知贤才的重要性，均将选贤举能视为为政之急务。每每提及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用人，人们往往无不称颂一代明君汉高祖、唐太宗等。但当我们仔细披阅《晋书》、《十六国春秋》、《资治通鉴》等相关史籍，深钻细究之后，便不难发现:作为整个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在用人方面亦颇有见地。以下从四个方面予以阐论。

1.延揽世族士人

作为整个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者，姚兴的用人之道首先在于其注重对贤才之人的延揽和重用，可以说，尊崇、延揽世族士人(尤指汉族士人)乃姚兴用人之显著特征，其主要表现有二:

(1)重用尹纬(www.guayunfan.com)重用尹纬堪称姚兴延揽世族士人之典型(个案)。从后秦中央最高决策层面做深度考察，姚兴尤其重用汉族世族士人尹纬；姚兴重用尹纬，堪与此前之石勒重用张宾和苻坚重用王猛相提并论。可以说，正因汉族士人尹纬等一批贤才的鼎力赞襄，遂致姚兴统治前期的后秦政治较为清明，国力日渐增强。

尹纬字景亮，天水人。“天水”乃汉中叶以来析置而立之郡，自汉、魏以来又是天水郡上邽县之县治所在地，即今甘肃省天水市府所在地；天水尹氏自秦、汉以来即为西北有名的大族(世族或势族)，名人层出，尤其以文化素养较为深重而见长。受尹氏“家学”熏陶，尹纬“少有大志，不营产业。……每览书传至宰相立勋之际，常辍书而叹”。据此可知，尹纬自小就立下了雄心壮志，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然因尹赤降姚襄的缘故，苻坚统治时期，明令“诸尹皆禁锢不仕”；后来尹纬也只担任过苻坚政权的吏部令史此一卑微之职。即使如此，尹纬因“风志豪迈，郎皆惮之”，即因其作风严峻，遂使其同僚甚至上属震服。由于政风严明、政绩卓著，苻坚统治末期得知此情之后方才对昔日未能重用尹纬而深感痛惜——

……(姚)苌既败苻坚，遣纬说坚，求禅代之事。坚问纬曰:“卿于朕何官?”纬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1]

既然如此，借鉴苻坚“漏用”之教训，姚苌在创建后秦的过程中，开始招引尹纬等为谋主，遂为后秦开国功臣:“及姚苌奔马牧，纬与尹详、庞演等扇动群豪，推苌为盟主，遂为佐命元功。”具体来说，因拥立有功，后秦始建，姚苌即任命尹纬为右司马、尚书左仆射，执掌军政枢纽；姚苌临崩之际，尹纬又与太尉姚旻、尚书右仆射姚晃、尚书狄伯支等一同受遗辅政，为顾命重臣。

具有典型说明意义的还有，尹纬曾与姚苌一起纵论汉初君臣之道，并互相比拟攀附，以行仿效之举，由此彰显了尹纬较为丰厚的历史文化修养:“纬性刚简清亮，慕张子布之为人。冯翊段铿性倾巧，苌爱其博识，引为侍中。纬固谏以为不可，苌不从。纬屡于众中辱铿，铿心不平之。苌闻而谓纬曰:‘卿性不好学，何为憎学者？’纬曰:‘臣不憎学，憎铿不正耳。’苌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萧何，真何如也？’纬曰:‘汉祖与萧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贵。陛下起贵中，是以贱臣。’苌曰:‘卿实不及，胡为不也？’纬曰:‘陛下何如汉祖？’苌曰:‘朕实不如汉祖，卿远萧何，故不如甚也!’纬曰:‘汉祖所以胜陛下者，以能远段铿之徒故耳。’苌默然，乃出铿为北地太守。”[2]

姚兴继位后，以顾命重臣身份拜尹纬历任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赐爵清河侯，实集后秦国家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极受重用(其权位堪与苻坚时之王猛相比)。既然颇受姚苌、姚兴父子二人重用，尹纬亦尽其所能报效“二姚”，竭尽全力为后秦国家建功立业，其最突出的事例便是助灭苻登，打败前秦残余势力，史载所谓“苌死，纬与姚兴灭苻登，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具体而言，正是尹纬帮助姚兴于攻灭苻登的关键一战中彻底击溃了苻登主力军，从而为最后灭苻登开辟了道路:

至是苌死，登闻之喜曰:“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尽众而东，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关中。兴追登不及数十里，登从六陌趣废桥，兴将尹纬据桥以待之。登争水不得，众渴死者十二三。与纬大战，为纬所败，其夜众溃，登单马奔雍。不久……登引军出迎，与兴战于山南，为兴所败，登被杀。[3]

尹纬的治国理政才能极高，且自夸耀要与春秋初管仲、汉初韩信媲美，欲立开国功勋(“立功立事”)。史载时人陇西牛寿对尹纬所赠之言尤其是姚兴与尹纬君臣之间的政治对白较为精详，颇具说明意义:

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谓纬曰:“足下平生自谓‘时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则追二疏、朱云，发其狂直，不能如胡广之徒洿隆随俗。’今遇其时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欤!”纬曰:“吾之所庶几如是，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指管仲)，识韩信于羁旅，以斯为愧耳。立功立事，窃谓未负昔言。”兴闻而谓纬曰:“君之与寿言也，何其诞哉!立功立事，自谓何如古人?”纬曰:“臣实未愧古人。何哉?遇时来之运，则辅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龙飞之时，翦灭苻登，荡清秦、雍，生极端右，死饷庙庭，古之君子，正当尓耳。”兴大悦。[4]

管窥此条史载，可得出如是体认:尹纬因“少有大志”，故而成年之后政治抱负极高，其自谓之“立功立事”并非指一般的建功立业，而是如同历史上管仲相齐、韩信定汉那样的奇功大业，是要成为开国功臣式的大人物。此其一。从尹纬对姚兴“翦灭苻登，荡清秦、雍”等赞言更可看出姚兴的统治才能之高超，其中善于发现、重用世族士人为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此其二。

综上所论，从整个十六国历史的发展形势来看，后秦姚兴重用尹纬堪与此前的前秦苻坚重用王猛、后赵石勒重用张宾相提并论，他们皆为少数民族王朝统治者重用汉族世族士人之典型例证，且对北魏及其以后诸少数民族王朝统治者的用人政策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

(2)重用古成诜、王尚、马岱等其他贤才之士

除重用天水尹纬外，其实，对汉族士人，只要能有一言之善，姚兴都会加以任用。史称:“兴留心政事，苞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5]。而对古成诜、王尚、马岱三人的重用则更具典型性。依《晋书》卷117之《姚兴载记上》，姚兴曾诏令“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同载记继之概称“诜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

此言之“风韵秀举”，是指学识涵养较高。案:“秀举”的本意是指秀才和举人，此处泛指士人或儒士，而“风韵”则是对“秀举”文才的形容(赞美)之词；此言之“确然不群”明显是指独具特色的人物个性，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之性格特征；此言之“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显然是指政治责任心极高，犹今言“关心国是”也。如此看来，古成诜乃是一位文化素养较为深重、独具个性且极具政治责任心之官员，其个人形象内含“士人”和“贤臣”两项，极为难得!

中书侍郎王尚以德才兼备而被姚兴委任为凉州刺史此一要职。《晋书》之《姚兴载记下》赞其履职期间“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劳逸丰乐，与众同之，劝课农桑，时无废业”；又:“绥抚遗黎，导以信义，百姓怀其惠化，翕然归之。”此言之“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劳逸丰乐，与众同之”说明王尚为政清廉；此言之“劝课农桑，时无废业”说明王尚勤于督责农事；此言之“绥抚遗黎，导以信义”又说明王尚能以儒家“仁政”思想(“信义”德目)行之于民。总起来看，王尚实为一施政清明、体察百姓之贤才官员。

还需指出:后来凉州刺史王尚受诏回长安，却遭人诬告，禁锢于南台。情急之下，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原属官员联名上疏姚兴，替王尚鸣冤。疏文详细陈述了凉州刺史王尚以身作则、劝课农桑等高尚品德及其政绩，驳斥了诬告者的不明真相和妄加罪名。因该疏文行文流畅洒脱、论辩得体有力，深为姚兴所折服，最后，姚兴据宗敞等之疏文所论，及时赦免了王尚，且改任其为尚书，继续予以延用。

其实，姚兴延揽俊贤早在其继位前后即已出现，譬如，兵临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之际，姚兴曾谓群臣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绕俊异，汝颖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以东、淮汉以北，未尝不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悬鱼。至于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历级而进之，不使有后门之叹，卿等宜明扬仄陋，助吾举之。”(《晋书·姚兴载记下》)

姚兴还曾仿汉魏晋故事，令文武百官荐举殊才异行之士。

另外，姚兴也曾给一些勤清事职之官员以物质奖励，如，以司隶校尉郭抚、扶风太守强超、长安令鱼佩、槐里令彭明、仓部郎王年等清勤贞白，特下书褒美，且赐(郭)抚邑一百户，赐(强)超爵关内侯，(鱼)佩等进位一级，此不备述。而对忠于职守的城门校尉王满聪因守门认真亦能及时予以升迁，这虽为细小之事，但也说明了姚兴之惜人才、用人才，《晋书》之《姚兴载记下》载此事云:“兴从朝门游于文武宛，及昏而还，将自平朔门入。前驱既至，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持杖，闭门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门不可开。’兴乃迥从朝门而入。旦而召满聪，进位二等。”

总之，诚如赵向群所论:“姚兴吸引了大量英杰。凡有经国之术和学有专长者，都竞相投奔后秦，使后秦的都城长安一时人才济济。由于姚兴重视人才并知人善任，他统治下的关陇地区再度成为政治修明和文化昌盛的地区，堪与苻坚统治前期相媲美。”[6]

2.器重姚硕德、姚绪等宗室之才

姚硕德、姚绪均为姚兴叔父，姚苌时此二人即已参政，受到礼遇。姚苌刚死，姚兴秘不发丧，尚未继位，在此关键时刻，姚硕德拒听部属之议，能顾全大局，支持姚兴稳定政局，立下了汗马功劳，《晋书》之《姚兴载记上》载云:“苌死，兴秘不发丧，以其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硕德将佐言于硕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丧代之际，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观望事势。’硕德曰:‘太子志在宽明，必无疑阻。今苻登未灭而自寻干戈，所谓追二袁之踪，授首于人。吾死而已，终不若斯。’及至，兴优礼而遣之。”

姚兴称帝后，更加尊崇其“二叔”，曾颁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而且，姚兴谦恭孝友，每见绪及硕德，如家人之礼，整服倾悚，言则称字，车马服玩，必先“二叔”，然后服其次者，朝廷大政，必谘之而后行。

于“二姚”之中姚兴尤其器重姚硕德，事实上，在前线作战时，姚兴对姚硕德、尹纬等将领均给予专征之指挥大权而不加遥控，而且随着他们战功的不断增加，姚兴也不断给予他们加官晋爵之政治优待。

既然颇受重用，当然姚硕德等宗室之才亦尽心竭力地去为姚兴后秦政权建功立业，其典型史实就是曾辅佐姚兴剪除后凉吕氏政权，继之于治理“西土”，大有功于后秦。对此，《晋书》本附传载云:“时硕德攻吕隆，抚纳夷夏，分置守宰，节粮积粟，为持久之计。隆惧，遂降。硕德军令齐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儒哲，西土悦之。”《资治通鉴》亦载此事云:“秦陇西公硕德围姑臧累月，东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谋外叛，魏益多复诱扇之，欲杀凉王隆及安定公超，事发，坐死者二百余家。硕德抚纳夷、夏，分置守宰，节食聚粟，为持久之计。”后凉主吕隆答应投归后，姚硕德当即“表隆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旧臣慕容筑、杨颖等五十余家入质于长安。硕德军令严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名士，西土悦之”[7]。两条史载基本相同(《资治通鉴》所载更为详备)，它说明姚硕德作为后秦杰出的将领不仅亲自成功地指挥了平后凉的重大军事行动，而且难得的还在于，姚硕德还有效地经营了原后凉地区，即对后凉的善后问题做了稳妥的处置。

另外，在后秦伐仇池杨氐等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姚硕德也是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他为后秦败后仇池立下了汗马功劳:姚兴使姚硕德及冠军将军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将军赵琨自宕昌而进，遣其将敛俱寇汉中。而姚硕德等频败杨盛，盛惧，请降，遣子难当及僚佐子弟数十人为质，硕德等引还。《晋书》本附传载:“兴大阅，自杜邮至于羊牧。兴以姚硕德来朝，大赦其境内。及硕德归于秦州，兴送之，及雍乃还。”此史料反映的是姚硕德败秦州割据势力姜乳之事。因平秦州姜乳有功，姚兴遂以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更有甚者，作为后秦最高统治者的姚兴竟然因为姚硕德一人前来朝拜，而行“大赦其境内”之殊举，且亲自相送，“及雍乃还”，此举充分体现了姚兴对姚硕德的极其重用之情!

对姚绪，姚兴亦能礼崇，《晋书》之《姚兴载记上》载“兴如河东。时姚绪镇河东，兴待以家人之礼，下书封其先朝旧臣姚驴硙、赵恶地、王平、马万载、黄世等子为五等子男”。

直到姚硕德、姚绪死后，仍受到姚兴优礼，即姚兴又下诏书，以其故丞相姚绪、太宰姚硕德、太傅姚旻、大司马姚崇、司徒尹纬等二十四人配飧(姚)苌庙，以示表彰。

姚兴器重其二叔硕德、绪，与其奉行的“仁孝”政治(以儒家名教治国)关系甚密，确如赵向群所言:“姚兴提倡‘经明行修’，主张名教治国。……姚兴将重名实和尊教化的名教伦理运用到政治中……姚兴提倡‘仁孝’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效应。他对姚绪和姚硕德越是恭敬，二姚越是忠顺。他们虽握重兵，但不敢弄权，一生兢兢业业，为国效力”。[8]

当然还须指明，除姚硕德、姚绪之外，姚兴对其他姚氏宗室人才率皆使用，查阅《晋书》相关载记及列传可知:尤其在军政方面，姚兴更多的是重用姚氏之人(此不备述)[9]，这是由其“姚羌”的民族本性及自前赵以来“胡汉分治”的国策所决定了的。

3.礼聘原东晋(敌国)之才

西晋开国之君晋武帝颇重用人之道，其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敢用(原魏、蜀、吴)旧敌之才”，彰现了其用人方面的博大胸襟和西晋开国之初力图刷新政治的政治理念。[10]与此相似(受其影响)，十六国中后期的后秦著名统治者姚兴仿前朝用人故例，除了大力笼络后秦本国人才之外，也能礼遇(礼聘)敌国之才秀俊异者，至为难得。今以东晋为例，举数例以证之于下。

例证一:重聘韦华。

韦华，京兆人，此前曾任职于东晋。只因不满东晋朝政，韦华遂于弘始元年(399年)与夏侯轨、庞眺等一起率襄阳流人万余投归姚兴；投归不久，即因其能够深刻揭示当时的东晋朝政(形势)，并由此积极地为后秦姚兴事业的大发展出谋划策，于是受到姚兴的特别赏识和重用，官拜中书令，位极人臣。《晋书》卷117之《姚兴载记上》载其事云:

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兴引见东堂，谓华曰:“晋自南迁，承平已久，今政化风俗何如?”华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私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以后，未见宽温之中。”兴大悦，拜华中书令。[11]

据此可知:韦华归后秦后，高屋建领地论列了东晋“宰辅执政，政出多门”及“自桓温、谢安以后，未见宽温之中”的衰败的政治形势，由此得到姚兴的极度重用，直接让其进入后秦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担任中书令此一要职。

与此相适应，鉴于东晋“自桓温、谢安以后，未见宽温之中”的刑政现实，姚兴即令文武百官各自检查所属机构的刑政得失，并对一些不便实行的条文或修改或废除，从而进一步刷新了后秦政治。

例证二:礼聘袁虔之、刘寿等。

《晋书》之《姚兴载记上》:“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惧而奔兴。兴临东堂引见，谓虔之等曰:‘桓玄虽名晋臣，其实晋贼，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办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杀，位不才授，爵一爱加，无公平之度，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兴篡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他人驱除耳。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兴大悦，以虔之为大司农，余皆有拜授。虔之固让，请疆场自效，改授假节、宁南将军、广州刺史。”

据此可知:袁虔之、刘寿等原东晋高级将领因不满桓玄专权的局面，惧愤之下一气投归姚兴；归姚兴不久，袁虔之即因能够透彻地分析东晋桓玄专权弄政的混乱形势，及时地为姚兴排忧解难、建言献策，进而受到姚兴的特别嘉奖，继续让其担任高级将领(假节、宁南将军)，兼掌一方行政大权(广州刺史)。以此来看，袁虔之颇得姚兴重用的缘由与上述例证一中的韦华完全相同，皆为因能指划(敌国)形势而受到礼聘。

例证三:礼聘司马国璠、司马叔道二位王子。

《晋书》之《姚兴载记下》:“晋河间王子国璠、章武王子叔道来奔，兴谓之曰:‘刘裕匡复晋室，卿等何故来也？’国璠等曰:‘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来，实非诚款，所以避死耳。’兴嘉之，以国璠为建义将军、扬州刺史，叔道为平南将军、兖州刺史，赐以甲第。”据此可知:二位晋室王子皆因避东晋“刘裕之祸”而奔归后秦姚兴，随即受到姚兴礼遇(让他们担任军政要职，且赐以优厚的生活待遇)。

例证四:礼聘司马休之、司马宗之等东晋宗室人才。

依《晋书》之《姚兴载记下》:“姚成王至于南阳，司马休之等为刘裕所败，引归。休之、宗之等遂与谯王文思、新蔡王道赐、宁朔将军、梁州刺史马敬，辅国将军、竟陵太守鲁轨，宁朔将军、南阳太守鲁范奔于兴。”据此可知:晋宗室成员司马休之、司马宗之因“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即受“刘裕之祸”(与前所引例证三之“二晋王子”的政治命运相同)影响，亦惧愤而归后秦姚兴。既已投归，姚兴亦如同安置“二晋王子”一样，及时给予司马休之、司马宗之等以礼聘，同载记载云:

休之等至长安，兴谓之曰:“刘裕崇奉晋帝，岂便有阙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谓臣曰:‘刘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势推之，社稷之忧方未可测。”兴将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任以东南之事。休之固辞，请与宗之等扰动襄阳、淮、汉。乃以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宗之等并有拜授。休之将行，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符命所记，司马氏应复河、洛。休之既得濯麟南翔，恐非复池中之物，可以崇礼，不宜放之。”兴曰:“司马氏脱如所记，留之适足为患。”遂遣之。

据此可知:司马休之、司马宗之等到长安后，因能为姚兴及时分析指出“刘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势推之，社稷之忧方未可测”的东晋形势，故而为姚兴所礼聘，即遂其所愿，在襄阳、淮、汉一带担任军政要员，而且难得的还在于，当侍御史唐盛对此举表示担忧以行规谏之时，姚兴亦不为然，大胆地派遣司马休之、司马宗之等去履职效命，以示信任。

除上举四条典型例证之外，后秦姚兴对投归之原东晋的其他权贵势要亦能给予适当的礼遇，如还曾礼遇原东晋的弘安王桓谦、临原王桓怡、中书令桓胤、雍州刺史桓蔚以及左卫将军桓谧、将军何澹之等，事均载于《晋书》各相关传记，此不备述。

4.礼崇鸠摩罗什等佛教名僧

承后赵石勒礼崇佛图澄、前秦苻坚礼崇释道安之先例，后秦姚兴亦能礼崇佛教名僧。可以说，礼崇佛教名僧实为姚兴用人之道的一个主要内容或其显著特征，其典型例证之一是礼崇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亦名摩罗耆婆，祖籍天竺，生于龟兹，吕光平西域后被携至凉州，历事吕纂、吕隆；姚兴既灭吕隆，曾被苻坚梦寐以求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又被(姚兴)从凉州迎至长安，尊为国师，极其礼崇，从而将十六国的礼佛活动推向高峰。姚兴当时专门安置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经十余年之努力，鸠摩罗什共译出佛经论释35部，294卷。他不仅是当时一流的佛教翻译家，也是一流的佛教理论家，由其介绍出的“中观”学说无论对当时的北方佛教界还是对东晋佛教界均有较强的针对性。

当时，作为后秦最高统治者的姚兴利用政务之余，常亲临逍遥园澄玄堂，与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一起谈论佛经。鸠摩罗什精通梵文和汉语，姚兴与其密切合作，考订经卷、辩释义理，一时传为佳话。史称姚兴与鸠摩罗什进行佛学辩论的盛况云:“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12]

《十六国春秋》卷62载，姚兴曾致书鸠摩罗什等名僧，以聊表其思念之情，其言曰:“别已数旬，每有倾想。渐暖，比日何如？小虏远举，更无处分，正有愦然耳!……”

因姚兴极其礼崇佛教名僧鸠摩罗什，从而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晋书》本载记继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除鸠摩罗什外，对其他著名的佛僧姚兴也能予以礼崇，如对僧碶法师，姚兴特诏给予相当的政治待遇，其言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玄授远规，以济颓绪。僧碶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碶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对僧迁法师，姚兴则让其与僧碶一起“共掌僧录”，其言曰:“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13]

尤其值得称述的是，对道恒等名僧，因“其才用足以成务”，更受到姚兴“欲枉夺其志，以辅时政”之隆遇，其言曰:“卿等乐道体闲，服膺法门，俨然之操，诚在可嘉。但朕君临四海，治急须才，方欲招肥遁于山林，搜陆、沈于屠肆，况卿等周旋笃旧，镇所知尽。各挹干时之能，而濳独善之地，此岂朕求贤之至情，卿等兼弘之深趣邪？昔人有言:‘国有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谓也。今敕尚书令显便夺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赞时益世，岂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宁系白黑，望体此怀，不以守节为辞也。”[14]在此诏文中，姚兴引古人“国有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之名言，阐发其“治急须才，方欲招肥遁于山林，搜陆沈于屠肆”之心愿，劝诫道恒等名僧从佛界的“隐身”中“显身”出来，为后秦政治服务，以“赞时益世”。具体阐述姚兴对道恒等名僧行“欲枉夺其志，以辅时政”之特殊礼聘的诏文如下: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独善之美，不如兼济之功，自守之节，未若拯物之大。虽子陵颉于广武，君平傲岸于蜀肆，周党辞禄于汉朝，杜微称聋于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阙默语之要，领高胜之趣哉!今九有未又，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独当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师等虽濳心法门，亦毗世宣教，纵不能导物化时，勉人为治，而远美辞世之许由，高散发于谢敷。若九河横流，人尽为鱼，法师等虽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训，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务，故欲枉夺其志，以辅时政耳。若福报有征，佛不虚言，拯世急病之功，济时宁治之勋，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诲谕，时副所望。[15]

在此诏文中，姚兴为了实现其“思得群才，共康至治”的宏大心愿，谆谆告诫道恒等名僧不应仿效“子陵颉于广武，君平傲岸于蜀肆，周党辞禄于汉朝，杜微称聋于诸葛”之“偏尚耿介之士”的过急之举，也不应效法“远美辞世之许由，高散发于谢敷”之偏急之举，而应怀报“拯世急病之功，济时宁治之勋”之雄心壮志，从佛界的“幻觉”中“游离”出来，积极赞襄后秦国家的政治发展，明确地说，因道恒等名僧的政治才能高超，即“才用足以成务”，所以，姚兴遂对他们“故欲枉夺其志，以辅时政耳”。

此外，姚兴还让沙门贺僧等“常与隐士数人预于宴会”，此亦为其礼聘佛教名僧之重要例证，《晋书》之《姚兴载记下》载云:“正旦，兴朝群臣于太极前殿，沙门贺僧恸泣不能自胜，众咸怪焉。贺僧者，莫知其所从来也，言事皆有效验，兴甚神礼之，常与隐士数人预于宴会。”显然，此言之“预于宴会”，乃是指参与(后秦)国家的重大礼仪活动，当然属于参政的范围。

从整个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形势考察，姚兴尊用佛教名僧、尊崇佛教，乃是“时势”之所然、“区势”之所然，恰如赵向群所评:“十六国时期，世事纷乱，战争和灾荒频繁，百姓不堪其苦。佛教给人们带去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十六国时期的关陇地区，民族关系复杂，羌氐民族占人口之半，需要儒学之外的思想统治工具。姚兴尊崇佛教，倡导人心向善，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①

以上从四个方面阐论了姚兴的用人之道。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姚兴的用人之道，乃主要是继承了此前整个魏晋至十六国前期诸明君圣主的用人之道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前朝统治者用人政策的传承作用十分显著，譬如，姚兴延揽世族士人，乃是吸纳了魏武帝、晋武帝尤其是后赵石勒、前秦苻坚等统治者崇用世族士人的用人之道之所为；姚兴礼崇东晋等敌国之人才，乃是受晋武帝敢用旧敌之人的影响之所为；姚兴重用宗室之才，乃是直接承袭且发展了后赵石勒重用“石羯”宗室人才之所为；而姚兴礼遇佛教名僧，更是大大拓展了后赵石勒和前秦苻坚礼遇佛教高僧的用人之道之所为。所以说，从整个魏晋南北朝诸统治者的用人政策考察，十六国中期后秦姚兴的用人之道既上承魏晋至十六国前期诸统治者的用人之道，又下启十六国后期至北魏诸统治者的用人政策，其承前启后的历史桥梁作用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