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苻坚的汉文化修养

(三)苻坚的汉文化修养

前秦政权发端于苻洪，初建于苻健，发展于苻坚前期；苻坚前期的前秦之所以得以大发展，前秦苻氏之所以能够于苻坚统治前期继魏晋之后迅速崛起，进而统一整个北方，苻坚个人极为深重的汉文化修养实属关键(深层)因素之一:正由于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遂使其能以王猛为辅佐，积极而大力地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从而为其后统一北方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所以说，研究苻坚的汉文化修养问题是进一步研究苻坚暨整个前秦政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晋书·苻坚载记》之“史臣曰”盛赞苻坚的文治武功:“永固(坚字)雅典瑰姿，变夷从夏，叶鱼龙之谣咏，挺草付之休征，克翦奸回，篡承伪历，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纬军国，苻融以懿戚赞经纶，权、薛以谅直进规模，邓、张以忠勇恢威略，隽贤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俱举。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据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因止马而献歌，托栖鸾以成颂，因亦功侔囊烈，岂直化洽当年!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

当今史家也就苻坚的汉文化修养问题多所概称，譬如，蒋福亚明确指出:“苻坚是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富有才气和谋略的一个人物”，甚至，“可以说，苻坚对于汉文化已达醉心的地步。正由于此，前秦政权建设及礼乐仪制才一仿汉魏。苻坚之重用王猛整顿朝纲，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恢复经济等，也就成了必然之举”[16]。

朱大渭认为:“秦王苻坚、魏孝文帝、北周文、武二帝，他们天资聪慧，汉文化水平颇高。因而深明汉文化优秀传统内涵及其对本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从而能准确地掌握汉化的指导思想。”又:“苻坚乃是氐人苻氏家族中汉文化水平最高的人物。”[17]吴孝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书概称:“汉文化修养使苻坚以汉族封建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自居，积极推行汉族历史上圣君贤相的治国之道，大力宣扬汉族封建文化。”(www.guayunfan.com)依古今史家之概评，披阅史籍、做进一步探究后发现，苻坚的汉文化修养具体表现于三大方面，以下逐一阐论。

1.经、史、德素养: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文化)素质体现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实行崇儒的统治政策，而于十六国统治者之中，前秦苻坚崇儒之表现尤为明显。从个人因素言，苻坚崇儒，当与其汉文化修养关系甚密。苻坚的汉文化修养首先表现在经、史、德三个方面，《晋书》本载记载其少儿时代之道德修养:

年七岁，聪敏好施，举止不逾规矩。每侍洪侧，辄量洪举措，取与不失机候。洪每曰:“此儿姿貌环伟，质性过人，非常相也。”

案:孔子曾以“恭、宽、信、敏、惠”为名目要求每个国人都理应做到此五种德目，即“五德”；孔子倡言之“五德”实乃中国传统道德之基本要求(素养)。史载苻坚少儿时期即“聪敏好施，举止不逾规矩。每侍洪侧，辄量洪举措，取与不失机候”，此即说明其已略具“五德”素养:由“聪敏好施”之载即可见其具有“敏”、“宽”、“惠”道德素养；由其“举止不逾规矩。每侍洪侧，辄量洪举措，取与不失机候”之载亦可见其具有“恭”德素养，而乃祖对其“姿貌环伟、质性过人”之赞评，则更充分地说明了苻坚极高的汉文化道德修养。

自汉中叶以降，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义渐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此开启人们的道德自觉，此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质，苻坚的情形正是如此:在经史之学等汉文化的主要学科领域，苻坚的修养显然较高，《晋书》本载记载其八岁时，即要求乃祖洪“请师就家学”以教己，洪故意刺激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苻坚“欣而许之”。这说明苻坚自幼就有勤奋好学之心。经过家学培养，苻坚的经史修养及政治才干与日俱增，对此，同载记亦有概评:

性至孝，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并有王佐之才，为其羽翼。太原薛赞、略阳权翼见而惊曰:“非常人也!”

考究此史载可知:第一，苻坚的汉文化功底极为宽泛，尤以经史之学为主；第二，苻坚较高的经史修养不仅使其很快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即“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而且很快得到了四方英杰的鼎力支持，所谓“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并有王佐之才，为其羽翼”，太原薛赞、略阳权翼“两大贤才”也因惊叹、仰望而加入“苻坚集团”，这就为苻坚随之而来的“政治崛起”及其事业兴盛打下了契机。

苻坚的经史修养的具体表现有二:其一是经学修养；其二是史学修养。蒋福亚先生概称:“苻坚的经学造诣相当深。”又:“苻坚的历史知识相当丰富。”[18]朱大渭先生对苻坚的经史修养评价极高:“他对汉族历史典籍十分熟悉，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并深得其意蕴。他经学造诣很深……”[19]关于苻坚的经学修养情况，可以由其数次亲临太学督学，“考诸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尤其是由其能够“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的旧史所载即可得以证明。

据《晋书》本载记载，苻坚在其政治、军事生涯中曾数次借用《诗经》要义以喻示臣僚，此即说明其《诗》学修养(尤指对《诗经》的鉴赏能力)较高，譬如因苻坚过于重用鲜卑慕容氏，遂使前秦统治上层普遍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于是其弟融沿用《诗经》要义以行劝谏，而苻坚对其弟融之劝谏则亦以《诗经》要义为据进行申明，并加以督戒，兄弟二人均以儒经之微言大义为据，各自阐论其观点，对此史载较为精详——

其后天鼓鸣，有彗星出于尾箕，长十余丈，名蚩尤旗，经太微，扫东井，自夏及秋冬不减。太史令张孟言于坚曰:“慧起尾箕，而扫东井，此燕灭秦之象。”因劝坚诛慕容及其子弟。坚不纳，更以为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太守。苻融闻之，上疏于坚曰:“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陛下爰命六师，大举征讨，劳卒频年，勤而后获，本非慕义怀德归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劳旧，陛下亲而幸之。臣愚以为猛兽不可养，狼子野心。……《诗》曰:‘兄弟急难’‘朋友好合。’昔刘向以肺腑之亲尚能极言，况于臣乎？”

对于苻融的“问难”，苻坚诏报曰:“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诗》曰:‘德輶如毛，人鲜克举。’君子处高，戒惧倾败，可不务乎!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20]

考究苻坚此一“诏报”可知:其一，苻坚对汉文化典籍之一的《诗经》较为明悉，具有一定的经学修养；其二，更重要的是，该“诏报”实则反映了苻坚的德治思想和“夷狄应和”的民族融合思想，此亦为其汉文化修养之重要表现也。

苻坚的史学修养同样较为深厚，披阅《晋书》之《苻坚载记》可知，苻坚君臣之间的对白几乎充满了历史典故。譬如，永兴二年(358年)，为了给前秦政权的用人政策大造舆论，苻坚借南游灞陵之际，给随从官员出了一道历史考题:“汉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为首乎？”汉族谋臣权翼当即回答:“《汉书》以萧曹为功臣之冠。”苻坚随即进行了发挥，详谈其见，其言曰:“汉祖与项羽争天下，困于京索之间，身被七十余创，通中六、七，父母妻子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赖陈平之谋，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祸。二相何得独高也!虽有人狗之誉，岂黄中之言乎!”

透过此一史载，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苻坚的史学见识真是非同一般:他对汉初功臣之首的评论显然较传统的汉族士人权翼之见精当。再如，依《晋书》本载记，“坚尝如邺，狩于西山，旬余，乐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臣闻万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弛车，袁公止辔，孝武好田，相如献规。……’坚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闻罪于王洛，信吾过也。’自是遂不复猎”。

建元九年(373年)，苻融上书苻坚，要求停止重用鲜卑慕容氏，其言曰:“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臣愚以为猛兽不可养，狼子野心。……《诗》曰:‘兄弟急难，朋友好合。’昔刘向以肺腑之亲尚能极言，况于臣乎？”苻坚则答曰:“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诗》云:‘德輶如毛，人鲜克举。……’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21]

归纳起来，因苻坚少儿时期即熟读经籍，即位后多谈经论史，每有大事，必引经据典而后行事，君臣间亦常依经义评论时政，所以据此可知:其经史修养的主要特征就是依经义论政、依经义施政。

淝水战前，针对前秦即将伐东晋一事，苻坚与权翼(时任左仆射)、石越(时任太子左卫率)等大臣之间展开了论战(引史以论)。权翼进言:“臣以为晋未可伐。夫以纣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谋而至，武王犹曰彼有人焉，迥师止旆。三仁诛放，然后奋戈牧野。……”石越则借孔子“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的名言，亦行劝谏。对此，苻坚针锋相对地指出:“吾闻武王伐纣，逆岁犯星。天道幽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凌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仲谋泽恰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22]

显然，苻坚在此引用“(孙)仲谋泽恰全吴”、孙皓“君臣面缚”而亡吴的史实，借以阐明其“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即迅速攻灭东晋的合理性，看来苻坚是将前秦攻晋与历史上的晋攻吴同等看待的，亦即按苻坚的逻辑思维，既然历史上曾发生了晋灭吴的史实，那么，当今的秦灭晋也应该同样发生。其实，苻坚这次的“依经义施政”真是错估了形势，事实上，正由于这次由“依经义施政”而做出的秦攻晋的重大决策的俨然失误，不仅未能实现其“混一天下”的政治抱负，反而招致其国破家亡!

而且，淝水战后，当鲜卑慕容氏(慕容垂、慕容泓、慕容冲等)的反叛形势业已明显时，这时的苻坚仍引经据典，“依经义论政”，以行宽慰，其言曰:“《书》云:‘父子兄弟无相及也。’卿之忠诚，实简朕心，此自三竖之罪，非卿之过也”[23]，对慕容待之如处，且令其招谕垂、泓、冲三人，恕其反叛之罪。显然，苻坚在此引用《尚书》所谓“父子兄弟无相及也”之经义，以此来替其礼遇慕容氏之政策做政治辩护，当然，苻坚此举最终同样以招致惨败而告终!

综上所述，苻坚历史文化修养(涵经学修养)的底蕴相当深厚，遂使其对历史问题的见识非同常人，诚如王仲荦先生所言:苻坚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凭着他的丰富的政治经验，评论历代帝王的是非得失，往往使听者叹服。”[24]概言之，苻坚经史修养的显著特征(表现)就是“依经义论政，依经义施政”，即其经史修养主要体现于为政方面。具体来说，一方面，苻坚常能主动引经据典，以评议史政、时政；另一方面，对大臣们以史为鉴而论证史政、时政的进谏，苻坚总是乐于采纳，而对大臣违背其意愿的劝谏，苻坚也总是引证经义给以阐释和“驳正”。

另外尚需指明，苻坚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继位后，每遇吉庆盛典，苻坚几乎都要命诗作赋，并令群臣唱和，亲加评断，《太平御览》卷587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载有一典型例证，反映了苻坚具有一定的诗文鉴赏水平:“苻坚宴群臣于逍遥园，将军讲武，文臣赋诗。有洛阳年少者，长不满四尺，而聪慧善属文，因朱彤上《逍遥戏马赋》一篇，坚览而奇之曰:此文绮藻清丽，长卿俦也。”据此可知，除了经史修养外，作为其汉文化修养的一个方面，苻坚的文学修养(特指诗文鉴赏能力)亦较明显。陈登原《国史旧闻》以为，苻坚一生有四大善事，其中之一便是“文学优良”，当为明证。

2.敦行德治: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政治体现

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思想乃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儒家经义渗透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以道德为主导，以法治为准绳，以礼教为内涵，以刑罚为体用，通过以礼行法，减少法律在施行中的社会阻力；通过以法明德，使德具有凛肃的权威。自西周以降，历代汉族王朝君主既宣扬天命，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同时也大力提倡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德政方略，借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持自身的统治；讲求礼制、重视德治既为汉族王朝的优良传统，亦为汉文化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体现。正如杨建祥《中国古代官德》一书所言:“以德治国，根本地看，是属于儒家的观点。”德法并用、综合为治乃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治国法宝，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在整个十六国时期，胡汉冲突相当剧烈，胡汉矛盾极为严重。有鉴于此，十六国诸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自身统治，纷纷仿效汉族王朝故例，一方面，他们极力鼓吹天命论，尤其是在开国时期，他们纷纷炮制各种“祥瑞”、“符命”，以证明自身统治的神圣性和正统性；另一方面，他们也纷纷效法汉族王朝君主的政治传统，积极推行自西周以来影响深远的德政观。前秦苻坚之“敦行德治”正是在此历史趋势的驱使之下出现的。

旧史已载，苻坚少时即“性至孝”，有“坚性仁友”之德，略具“五德”修养。少儿时代养成的良好的汉文化道德修养，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遂使其继位后能推行礼乐教化，重视以德治人。

1)礼乐教化

就苻坚推行礼乐教化，确如朱大渭所论:“所以苻坚、孝文帝、周武帝施行礼乐教化，祀天地、祭先圣先贤、崇祖先(包括行养老礼)、祀百神等礼乐活动之频繁虔诚，没有一个汉族君主能与之匹对。这是因为礼乐为儒家思想之核心，必然为汉化深入后之所重。”[25]蒋福亚概称:“前秦的礼仪也都模仿魏晋”；“前秦礼乐文物之齐备，非但在十六国中堪称翘楚，就是以正统自居的东晋也望尘莫及。”[26]

具体在礼乐教化方面，苻坚首先仿汉魏晋故例，建立郊祀制度:“坚起明堂，缮南北郊，郊祠其祖洪以配天，宗祠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亲耕藉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27]接着又仿汉礼祀五畤，巡河东，祠后土。攻灭前燕后，“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坚至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饷其群臣。……坚于是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28]

至于前秦苻坚所乘之辇、舆、云母车以及司南车、记里车等仪仗，东晋皆不具备，此亦说明苻坚对礼乐文物建设的重视，《晋书》之《舆服志》载云:“指南车，过江亡失。及义熙五年(409)，刘裕屠广固，始复获焉，乃使工人张纲补给周用。十三年(417)，裕定关中，又获司南、记里诸车，制度始备。其辇，过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谢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坚于淮上，获京都旧辇，形制无差，大小如一，时人服其精记。”如此云云。而前秦典礼所用的各种大乐，东晋更为阙如，史载太元中，东晋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又依《十六国春秋·前秦录4》之《苻坚上》:“当是之时，内外群臣，率皆称职，田畴修辟，仓稟充盈，盗贼屏息，典章法物莫不悉备。”

案:自周初首创“五礼”、开辟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先河以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要旨(特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即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国家最重大的两件事情就是祀礼和军政，显然，祀礼(祭祀礼仪)为两件大事之一。由上所论可知，苻坚较为重视礼乐教化，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二:一是祀孔敬祖；二是完善礼乐制度。这就是说，正因为具有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所以苻坚才认真履行了汉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传统。

2)以德治人

在以德治人方面，苻坚遵循汉魏晋诸统治者的政治传统，且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治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关于此一部分的详尽阐论，详见以下之“苻坚以德治国”部分)。邓乐群盛赞苻坚等十六国诸少数民族统治者均为“仰慕汉族先进文化、倡导德政的有为之君。”[29]概括起来，苻坚以德治人的典型史实主要是仿汉文化中“明德重德”的思想，纳王攸之策，行德政十略。

京兆尹王攸所献之“十略”为君道宜明、臣尚忠敬、子贵孝养、民生在勤、教无偏党、养民在惠、延聘耆贤、惩恶显善、伐叛讨逆、易简宏大。德政“十略”堪称苻坚以德治国的指导思想或其德政观，此十略基本涵盖了先秦以来汉族王朝政治文化所倡导的仁政思想(“延聘耆贤”)、民本思想(“民生在勤”“养民在惠”)、礼治思想(“君道宜明、臣尚忠敬”)、孝治思想(“子贵孝养”)、法治思想(“惩恶显善”)诸精华内容，是对先秦以来诸统治者德治思想的系统总结和进一步完善，因而具有极大的实用性。苻坚以德治国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正是在此德政观(方针)指导下颁布并得以践行的。

从《晋书》本载记可以看出，类似明德重德的言论不仅频频出自于苻坚之口，也往往见之于其君臣对辩之中，其典型史实是，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大举进攻东晋之前，其弟苻融曾以东晋为汉族政权，乃正统之所归，为天命人心之所向，故此贸然伐晋必然难保胜利为由加以劝谏，苻坚对此亦以“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相驳斥。再如，鉴于王猛“禁勒苛暴”即厉行法治、严厉打击氐族豪强的实际，苻坚谆谆告诫王猛:“为政之体，德化为先。”

苻坚明德重德，若从时间范围考察，主要表现于自其继位至其统一北方之初此一时段，譬如直到统一北方之初，苻坚难得地还能及时纳取尚书郎裴元略“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的谏言，摒奢华之风，行节俭政治，对此，《晋书》本载记载云:“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针对苻坚统一北方后迅即行奢华之风的现实，尚书郎裴元略及时援引历史上“尧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和平、庆隆八百，(而)始皇穷极奢丽、嗣不及孙”的经验教训以行进谏，奉劝苻坚“……贱金玉，珍谷帛，勤恤人隐，劝课农桑，捐无用之器，弃难得之货，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对裴元略此论，苻坚及时予以纳取:“坚大悦，命去珠帘，以元略为谏议大夫。”[30]

苻坚以德治人的典型史实还有:依汉文化中“仁政”之思想，行“选贤任能、恤民重民”之举；依汉文化“隆礼重义”之思想，行“明礼讲义”之举(专指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礼义”之策)。至于此两方面，于“苻坚以德治国”部分将有详论，故此不述。

3.崇儒兴学: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文教体现

自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学、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诸汉族王朝统治者均实行了“崇儒兴学”的国策，由此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封建国家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以儒学为独尊的统治思想的颁行在较大程度上直接推进了封建政治的良性发展，从很大程度上直接保障了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前秦苻坚远承汉魏晋诸统治者崇儒兴学之遗风，近承前凉、前赵、后赵等十六国前期诸少数民族统治者崇儒兴学之故例，加之苻坚先辈汉文化修养的熏陶以及苻坚本人对儒学的倾心仰慕和专精好学，遂使其统治时期的崇儒兴学之风更盛，达到了整个十六国时期崇儒兴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苻坚崇儒兴学，对随之而来的十六国后期后秦姚兴的崇儒兴学之风乃至整个北朝的文教政策及大规模崇儒(儒学复兴)均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依《晋书》之《苻坚载记》，即位伊始，苻坚即实行了以“崇儒”为表征的德惠之政:“于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同书概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苻坚自身更极其仰慕儒学修养极深的汉武帝和汉光武帝，力求赶超他们，而时任博士的王实曾夸大其词地也认为苻坚的儒学修养已超出汉之“二武”皇帝，史载:

坚谓博士王实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实对曰:“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指长安和洛阳)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纶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晋书·苻坚载记》)

当今史家对苻坚的崇儒兴学亦多所概称，蒋福亚在其所著《前秦史》中就多有赞评:“苻坚一登位，更对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苻坚对设置学校已达醉心的地步”；“如此普及经学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明君圣主中也属鲜见，苻坚这样做，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确实，像苻坚这样振兴儒学、重视文教的统治主，非但在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主中，就是在我国历史上亦不多见。”[31]

邓乐群概称:“其弘扬儒学的热情，较之两汉、魏、晋汉族君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32]

朱大渭先生在其所撰《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一文中明确指出，以前秦苻坚为代表的“十六国中后期各少数民族政权更是重用汉族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尤其重视汉化的指导思想儒学”。在该文中朱先生更将苻坚的崇儒兴学纳入整个十六国北朝的崇儒兴学序列做综合考察，通过纵向深度考察之后精湛地认为:前秦王苻坚、魏孝文帝、北周文、武二帝“以上四帝皆崇尚儒家，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各自称是远古有扈氏(苻坚)、黄帝(鲜卑拓跋氏)、炎帝神农氏(宇文氏)之后，皆为华夏族苗裔。他们一旦登上皇位，君临天下，必然对儒学宏义包括进步民族观心领神会，并付诸实践”；又:以上四帝皆能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崇尚儒学，特别尊祀孔子。因为他们深知“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兴衰，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尚于儒”(转引自《周书》之卷45《儒林传序》)的道理。正由于此，所以，“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则儒风雄劲，各自形成鲜明的特色，这是由南北朝政治形势和文化差异所决定的”[33]。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一书认为:像苻坚这样如此广泛地推行儒学教育，不仅在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中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汉族统治者中也是极其罕见的。[34]

马建春《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两晋十六国卷)同样认为:因苻坚在位期间始终能以继承并发扬汉文化为己任，所以有大崇儒学、广兴学校之举，像苻坚这样“如此积极、广泛地推行儒学教育者，不仅在十六国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中罕见，在汉人统治者中也属少见”。

程舜英《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资料》一书也指出:“十六国时期，在北方各国中前秦苻坚统治时期的教育是颇为可观的。苻坚于公元357年(晋穆帝升平元年)称王，在王猛的辅佐下，政治比较清明，独尊儒学。”如此云云。

综合上举古今史家之概论，考证相关史籍发现，苻坚之崇儒兴学，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隆遇儒士、优待儒生、劝督儒学、禁非儒学。然因此部分内容将于“苻坚崇儒”部分予以阐论，故在此暂不述及。

(四)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家族影响

前秦苻氏中，除以上所论苻坚先辈及苻坚本人的汉文化修养外，苻坚同辈、后辈亦多有具备者。以下从两个方面予以阐论。

1.苻融的汉文化修养

苻融字博休，苻坚的季弟。《晋书》本附传载融“少而岐嶷夙成，魁伟美姿度。”以故，苻健之时即封为安乐王，融上疏固辞，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儿箕山之操”，乃止；“苻生爱其器貌，常侍左右，未若冠便有台辅之望。长而令誉弥高，为朝野所属。”此即说明:苻融早在少儿时代即因颇有器量和干才(“岐嶷夙成，魁伟美姿度”)，故而受到前秦统治者苻健、苻生的宠用。

在整个前秦苻氏中，苻融的汉文化修养仅次于苻坚，正如刘国石之所断言:“苻坚季弟苻融汉文化水平仅次于苻坚，也是苻坚的得力助手。”[35]概括起来，苻融的汉文化修养主要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文学和玄学修养。依《晋书》本附传:“融聪辨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瞻，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推其妙速。”查《十六国春秋》《晋书》等相关史籍:赵整字文业，年十八即为苻坚之著作郎，“而情度敏达，学兼内外，性好讥谏，无所回避”；“整博闻强记，能属文，好直言，上书及面谏前后五十余事，官至秘书侍郎”。显然，赵整以文学见长而为苻坚所重用，乃是前秦当时很有名的文学家。而苻融之文才能得到赵整等人的“推其妙速”，这正反映出苻融深厚的文学修养。

二是经学修养。苻融的经学修养主要表现于“易学”方面:在继承魏晋以来向秀、王弼诸学者“易学”水平的基础上，苻融熟通儒家经典，尤其对《周易》有精深的研究，颇具“易学”修养。《晋书·苻坚载记·附苻融》载其深通《易经》，“尤善断狱，奸无所容，故为坚所委任”。尤其是任司隶校尉期间，依《周易》原理，(苻融)成功地审理侦破了京兆人董丰之妻被杀一案，堪称其“尤善断狱”之典型例证，对此，同附传载之较详——

后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略，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通过一番推理)融曰:“吾知之矣。……马左而洇，洇，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检，获昌而诘之，昌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董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在罗列了苻融推测、分析的数条典型案例后，史称:“其发奸摘伏，皆此类也。所在盗贼止息，路不拾遗，坚及朝臣雅皆叹服，州郡疑狱莫不折之于融。融观色察形，莫不尽其情状。虽镇关东，朝之大事靡不弛驿于融议之。”[36]这就是说，不仅苻融的易学理论修养较高，而且又能将易学原理及时应用于司法实践(利用易学原理以断疑狱)，从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功效。

三是道德修养。同附传亦载融“性至孝，初居冀州，遣使参问其母动止，或日有再三。坚以为烦，月听一使。后上疏请还侍养……”显然，至此，苻融已成为一完全符合儒家孝道的氐人。

四是为政修养。同附传称融“铨综内外，刑政修理，进才理滞，王景略(指王猛)之流也。”这是史籍对苻融理政才能的高度评价。刘国石认为苻融的汉文化修养已对其政治才能产生了重大影响[37]，其突出表现就是如乃兄苻坚一样，也能以史谈政，即其历史文化修养亦较高。譬如，淝水战前，苻融曾一再苦谏其兄勿贸然攻晋，因为通过对东晋朝政形势的精湛分析之后，苻融认为伐晋有“三不可”；再如，前已引及苻融疏谏苻坚重用慕容等一事亦可为证。曾经十分强大的前秦政权后来很快瓦解，其中原因固然许多，但苻坚未能及时纳取苻融等人之谏，贸然攻晋招致淝水之战的惨败，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苻融为政修养之高超、政治见解之精深!

2.苻坚后辈的汉文化修养

魏晋以降，玄学之风大起，谈玄论道遂成为封建统治者及文人雅士们乐于追求的文化风尚，具体表现为这时以道家思想为特征的玄学思潮风行一时，士人几乎无不受到玄风的熏染，他们或由儒入玄，或儒玄双修。受此学术风尚影响，十六国之前秦苻氏中亦有明显的“儒玄双修”者。对此，蒋福亚先生于《前秦史》一书中曾明确指出:虽然“在王猛的要求下，苻坚禁读《老》《庄》，但玄学作为当时的统治思想，玄学提出的各种命题已成了哲学家们热衷探求的内容，挥尘清谈又是上层统治者及文人的时尚，这就绝非一纸命令所可禁绝的了。随着苻氏集团文化水准的提高，王公权贵亦渐染清谈之风。”

苻坚较为深重的汉文化修养直接影响到了苻坚后辈。于苻坚后辈中，苻朗的汉文化修养最高。苻朗乃苻坚从侄，《晋书》之《苻坚载记·附苻朗》称其“性宏达，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可知其少有政治抱负，气度雄迈。以此之故，曾被苻坚赞誉为“吾家千里驹也”。《晋书》本附传继载其被苻坚“征拜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封乐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可见苻朗因立志潜心于文化事业之研究，遂无意于政治上建功立业，故而才“不得已起而就官”，勉强从政。

苻朗的汉文化修养以玄学最为深重，同附传概云:“及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息；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俨然一幅玄学大家的气度(“魏晋风度”)。就其“凌物侮人”的玄学风度，典型史实是:

后晋遣淮阴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诣谢玄于彭城来降，玄表朗许之，诏加员外散骑侍郎。既至扬州，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多所凌乎，所与晤言，不过一二人而已。骠骑长史王忱，江东之俊秀，闻而诣之，朗称疾不见。沙门释法汰问朗曰:“见王吏部兄弟末?”朗曰:“吏部为谁?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丑而才慧，国宝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怅然自失。其凌物侮人，皆此类也。

后数年，王国宝谮而杀之。王忱将为荆州刺史，待杀朗而后发。临刑，志色自若，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中，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38]

苻朗的玄学思想(玄学修养的精神体现)集中表现于《苻子》一书，该书实乃十六国玄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晋书》本附传称:“(苻朗)著《苻子》数十篇于世，亦老、庄之流也。”按:《隋书·经籍志》云《苻子》共三十篇；清人严可均以为:“本传称老庄之流，非过许也。”这是因为，自道教创立后，“……每降益下，而道家几乎熄矣。于是乎秦汉以来，未有著书像《道德经》者，其像《列子》《庄子》，仅有苻朗。”[39]马建春亦盛赞“苻朗在老庄玄学修养及诗歌创作上是颇有造诣的。”[40]

依《全晋文·卷152》所引《太平御览·卷953》《艺文类聚·卷96、97》《北堂书钞卷·122、卷120》等相关史料，兹摘录几条《苻子》中表现出来的有关苻朗玄学思想的典型话语于下，以资证明:

其一，“《苻子》之书，大道之所居焉”。又，“志存四海之外”。

其二，“苻子上荫百尺之松，登于泰山；下临千仞之渊，萧萧然神王乎一丘矣。言不出于耒耜，心不过乎俗人，尤犹木犬守夜”。

其三，“苻子观于龙门，有一鱼，奋鳞鼓稽而登乎龙门，而为龙。又一术士，凌波溯流而不陷，挂铃行歌，飘浪于龙门，而终日栖迟而不化”。

其四，“东海有鳌焉，冠蓬莱而浮游于沧海。腾越而上，则干云之峰，迈类于群岳；沉没而下，则隐天之丘，潜峤于重泉。……逍遥乎壤峰之巅，归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失，自已而然，何用数百里劳形而观之乎？”

还应指出，苻朗谈玄论道的风尚乃远承战国庄子、列子，近承魏晋玄学大家的思想之所为。尤需指明:苻朗虽“神气爽迈”，热衷于“谈玄论道”，但他并非如同战国、魏晋思想家那样真正地崇尚自然，而是为当时世族门阀的放荡糜烂生活制造理论根据，换言之，苻朗的玄学思想当与苻氏政治关系甚密，此乃魏晋十六国玄学思想的时代(共同)特征，当然也是前秦苻朗玄学思想的典型特征。

苻坚后辈中，除苻朗外，苻丕、苻琳、苻登等也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苻丕字永叔，苻坚之长子，本载记称其“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坚与言将略，嘉之，命邓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干亚于苻融，五将山收士卒情，出镇于邺，东夏安之”。又:苻丕之《下书攻慕容永》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其言曰:“鲜卑慕容永，乃我之骑将，首乱京师，祸倾社稷，豕凶继逆，方请逃归。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东海王纂，帅禁卫虎旅，夹而攻之”[41]。其文学修养大抵如此。

苻琳字永遥，苻坚第五子，史称其有文武才艺，至于山水文咏，皆猗藻清丽，高步一时。可见苻琳亦为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学家。

苻登乃苻坚之族孙，《晋书》本附传载其“少而雄勇，有壮气，粗险不修细行，故坚弗之奇也，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看来也是一个略通文史的汉文化学者。具体体现苻登基本的文史素养的例证是其亲自颁发了两道文辞优美、寓意深刻的诏文，以表示对祖上苻坚等的感念之情及誓将雪“五将之耻”的信心，其中之一诏曰:“惟曾孙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灵恭践宝位。昔五将之难(指苻坚于五将山遇害一事)，贼羌肆害于圣躬，实登之罪也。今合义旅，众余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赡。即日星驰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庶上报皇帝酷怨，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灵，降鉴厥诚。”其中之二诏曰:“曾孙登，自受任执戈，几将一纪，未尝不上天赐佑，皇鉴垂矜，所在必克，贼旅冰摧。今太皇帝之灵，降灾疢于逆羌，以形类推之，丑虏必将不振。登当因其陨毙，顺行天诛，拯复梓宫，谢罪清庙。”[42]

综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全面考察了苻坚的汉文化修养(风尚)。从历史背景上考察，早在魏、晋之际，受士大夫政治和玄学兴起的影响，“贵族文人”的文化风尚大多表现为虚无放诞，清谈玄理，研读经史，雕琢辞藻。至十六国时，此一文化风尚便为前秦苻氏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承继并有所发展。

苻坚在承继前凉、前赵、后赵等十六国前期统治者汉文化修养的基础上，受苻氏家传之汉文化影响，加之其自身的专心向学，倾心钻研，遂使其具备较为明显的经学、史学、道德等汉文化的基本修养，且将此一修养及时运用于当时的政治、军事诸方面，随之形成了其为政方面汉文化修养的两大表现，即“敦行德治”和“崇儒兴学”。前秦苻坚汉文化修养的大大提高，既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前秦苻氏汉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和整个氐族的汉化水准，又大大促进了前秦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广言之，对整个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及其文化事业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近二十年来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贵族汉文化修养研究述要》，《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期。

[2]《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7期。

[3]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

[5]《汉赵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6]《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两晋十六国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86—289页。

[7]《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8]《晋书》卷106之《石季龙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764页。

[9]同上，第2769页。

[10]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12]《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3]《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两晋十六国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14]《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778页。

[15]《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5页。

[16]《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17]《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8]《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19]《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0]《晋书·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94年，第2896页。

[21]《晋书·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896页。

[22]《晋书·苻坚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2页。

[23]《晋书·苻坚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

[24]《魏晋南北朝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5页。

[25]《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6]《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27]《晋书·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6页。

[28]同上，第2893页。

[29]《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0]《晋书·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4页。

[31]《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4—95页。

[32]《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3]《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4]《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

[35]《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36]《晋书·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5页。

[37]刘国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38]《晋书·苻坚载记下·附苻朗》，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6—2937页。

[39]《全晋文》(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54页。

[40]《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

[41]《全晋文》(下)(《十六国春秋》卷39)，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51页。

[42]《全晋文》(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