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历史影响及其现代启示

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历史影响及其现代启示

在谈论“历史影响”之前，有必要对苻坚与姚兴二人汉文化修养的主要来源及指引目标这两个相关问题先做一简论。概言之，确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论:对于胡族统治者而言，“要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1]。而诸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推崇汉化，从文化层面考察，主要来源于其较为浓厚的汉文化修养；从政治方面考察，关键在于前秦与后秦等十六国诸胡族政权“乃是由多民族、多元化所组成的混合体政权”[2]。具体而言，苻坚的汉文化修养主要来源于魏、晋以来多民族文化趋于交融的文化传统和家族、政权的发展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3]而姚兴汉文化修养的主要来源，一是受羌族不断汉化的历史潮流影响，尤其是借鉴姚羌他人及前凉、前秦等十六国前期诸政权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使然；二是姚兴本人异常仰慕和倾心向学汉文化的必然结果”[4]。

苻坚汉文化修养的指引目标，在于以文教领域的崇儒兴学为手段，配合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政治制度上的华夏互化、经济领域上的以农为本以及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以此推动“苻氐”以至整个氐族的汉化和封建化，进而巩固“苻秦”政权，并力图实现其华夏一统的政治抱负。[5]也就是说:苻坚汉文化修养的指引目标极为远大，其思想性极其明确。实际上，此一指引目标是在其政治思想、民族思想的主导之下产生的；而姚兴汉文化修养的指引目标与此大体相同，然其思想性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其一，是为了巩固“姚羌”的汉化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整个羌族的完全汉化和封建化；其二是为了保持“姚羌”军功贵族门第的世代高华，以维持其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6]；其三，从根本上考察，乃是为了巩固、扩大“姚秦”国家的统治基础，以适应当时“姚秦”政治、军事发展的需要。

简单谈过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主要来源及其指引目标之后，再来简单地谈论此二人汉文化修养的历史影响及其现代启示问题。概言之，苻坚的汉文化修养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前秦政治、军事事业的发展，而且使当时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颇为可观的良性发展态势，尤其难得的是他能够打破传统教育制度的束缚，将儒学置办于后宫及禁卫诸军之中，且组成“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的小型班级授课集体，这就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宫人、阉宦及禁卫将士的文化素养，对于这些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因传统制度约束而缺失儒学教育的特殊阶层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文化启蒙意义，蒋福亚盛赞:“如此普及经学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明君圣主中也属鲜见，苻坚这样做无疑有其积极意义。”[7]另外，苻坚创设教武堂，自然提高了广大将士的文化素养及专业水平，可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开办军事讲(教)武堂的第一人，因而具有开创性意义。

就姚兴而言，因其具有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修养(特征)，这就有助于提高整个后秦姚氏的汉文化修养，促使“姚羌”依照儒家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去谋求经邦治国，从而在促进羌汉民族进一步融合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8]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趋势(宏观角度)考察，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上承前秦苻坚，下启魏孝文帝，其“文化桥梁”作用异常显著。从后秦当时的客观形势(微观角度)考察，姚兴创办律学，实为推动后秦教育普及的典型例证。虽然律学学校因各种因素制约遂使其在当时开办的时间并不长，但对南北朝时期律学的重新开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广言之，姚兴此举更成为唐代开办律学专科学校之先河，且对唐代以后中央官学办学门类的进一步扩展具有一定的文化启示。(www.guayunfan.com)总之，正是由于以苻坚和姚兴等为代表的一批十六国时期杰出胡族统治者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修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时期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活动，进而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9]，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巨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说，比较研究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相关问题，汲取其有益成分，如上所论，不仅具有较大的历史意义，而且谈古论今，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均具有较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概言之，苻坚和姚兴颇具汉文化修养及其政治实践的现代启示是:

第一，只有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密切联系、兼收并蓄，才能高度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共同创造更加繁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体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发展过程，而文化传统则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接连不断的运动源泉。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华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就已内含“多元”的文化特征，受此文化传统(特质)影响，在汉、魏、晋以来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尤其是在自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开始的整个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中，汉文化与各胡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共同奠定了后来隋唐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坚实基础，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从现实角度考察，由于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即所谓“深水期”，所以，为了切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就更应该遵循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积极借鉴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等十六国以及北朝诸胡族统治者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修养(特征)，更加注重“文化在空间上的交流、民族间的沟通，以开放的胸襟迎接、吸纳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充实自己和增加生命活力”。这是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亦即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既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照搬西方，它是在中国本土上、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10]。从而驱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空前的开放性”[11]。唯其如此，方可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文化，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宏大目标。

第二，尊用贤才、兴学重教乃国强民富之关键和根由所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十六国中后期，正是以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胡族统治者积极借鉴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方略，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修养，积极实施以“崇儒兴学”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政策，尊用儒贤、兴学重教，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前秦、后秦国家繁盛期的坚实基础，因而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从现实的角度考察，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吸纳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等十六国以及北朝诸胡族统治者汉文化修养(特征)的合理内核，尊贤重教，大力培养创新型后续人才，这对着力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无疑会具有莫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综上所论，十六国中后期杰出的胡族统治者苻坚和姚兴均能认真秉承自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大力推行汉族王朝诸贤明君主的治国理政之道，由此，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前秦、后秦的综合国力，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谈古论今，在当前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时期，比较研究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相关问题，对于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理想，无论是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还是学术层面考察，毋庸置疑，均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

[2]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于宏武、靳婷婷:《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戴晓刚:《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主要来源和历史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5]邓乐群:《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6]此由邵正坤《北魏家学的统治及其演变》一文的相关论述推论而来，该文载自《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

[7]《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8]戴晓刚:《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主要来源和历史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9]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53页。

[10]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84—485页。

[11]冯天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