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家族背景

(二)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家族背景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谈及氐人的汉化水平时曾言简意赅地指出:“(氐人)汉文化水准之高，在五胡中鲜能与比”[10]；万绳楠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一书认为，至东晋之时，略阳苻氏已名人辈出，其汉文化水准直追汉族士大夫，相较之下，苻氏的汉文化修养至此已远超西晋司马氏；蒋福亚亦认为，氐人普遍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文明，其汉文化修养普遍较高，其中尤以略阳苻氏集团为最。[11]

引诸当代史家之评论，遍阅诸相关史籍，并做进一步探究发现:前秦苻氏的汉文化修养以苻坚为最，其次是苻坚的同辈苻融，再次是苻坚的后辈苻朗、苻丕、苻琳、苻登等，最后才算是苻坚的先辈苻洪、苻健、苻雄等。以下依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依次谈论(当然是以苻坚为中心展开)前秦苻氏的汉文化修养问题。

1.苻洪的汉文化修养

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汉文化修养与其民族的汉化紧密相关，即汉文化修养显然是由汉化之所致，而汉化乃是当时时势发展的必然趋势，确如邓乐群所言:“在夷夏畛域分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各胡族政权若想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获得生存和发展，首先就必须消除胡汉民族之间的巨大隔阂和矛盾，以赢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和广大汉族人民的认同。于是汉化遂成为十六国胡族政权难以回避的历史选择。”[12](www.guayunfan.com)前秦苻氏祖居略阳临渭，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西北羌戎文化与关中汉文化的交汇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已使苻氏深受附近的关中汉文化的熏陶，因此苻氏的汉化早在苻洪前之祖居略阳时就已开始，至苻洪徙居中原、枋头起兵后加速进行；苻洪作为前秦苻氏的发迹者其本人已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马建春在论及苻洪的汉文化修养问题时曾概括指出:“氐人是一个早已与汉人错居，知汉语、善田种的民族。氐人中蒲氏一支，还在略阳时就已接受汉文化影响。蒲氏氐人较多地受到汉文化熏陶，是在其徙居中原以后。蒲洪多少有些儒学修养，但不深厚。”[13]

苻洪乃苻坚祖父。从苻洪的改“蒲”为“苻”(改姓氏)和自称“大将军”、“三秦王”(称名号)此两件大事上，大体能够反映出其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即其对汉魏晋时期的讖纬之学及其汉族官制文化较为熟悉，对此，《晋书》卷12之本载记载云:永和六年(350年)，苻洪暂归东晋时，晋穆帝特拜苻洪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以示笼络。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样，“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对石虎的暴政能及时劝谏亦为苻洪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历史文化修养)的明证。石虎继石勒之后而登位，他是中国历史上极端残暴、极端荒淫的君主，其突出表现就是大兴力役、滥用民力、大杀臣民，如《晋书》本载记载:“季龙(石虎字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建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讖，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

有鉴于石虎的残暴行径，臣服后赵期间，苻洪曾以上古三代以来历代亡国之君的历史教训，以石虎囚禁尚书朱轨一事为契机，及时进行劝谏，其言曰:“朱轨之囚也，冠军苻洪谏曰:‘臣闻圣主之驭天下也，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御海内也，倾宫琼榭，象箸玉杯，截胫剖心，脯贤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国、邺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盘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为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尚书朱轨，纳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将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阴阳灾沴，暴降霖雨七旬，霁方二日，纵有鬼兵百万，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特愿止休徒，休宫女，赦朱轨，允众望。’”[14]

同书亦载:“季龙省之不悦，惮其强，但寝而不纳，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据此可知:虽然最后石虎对此谏言的处理是“省之不悦”、“寝而不纳”，但石虎也由此“乃停二京作役焉”，意即随后即停止了长安、洛阳“二京”之力役，当然由此谏言也就较为明显地反映了苻洪较为明悉汉族王朝的历史文化，其本人粗具汉文化修养，亦即证明了上文所引马建春之论:“蒲洪多少有些儒学修养，但不深厚。”

2.苻健的汉文化修养

苻健乃苻坚伯父。前秦史专家蒋福亚先生谈及苻健的汉文化问题时曾做过如此评断:“前秦开国之君苻健汉文化修养怎样？似乎不大明确。可是当苻融坚辞安乐王的封号时，苻健能说出‘且成吾儿箕山之操’(此语载自《晋书》卷115之《苻登传》)这样的话来看，苻健对历史典故也是相当熟悉的。”[15]

其实，蒋先生之评并非完全准确:虽然旧史所载之苻健汉文化修养语焉不详，但绝非如蒋先生所言“似乎不大明确”，而应改为“史实较为明确”为妥。兹据《十六国春秋》《晋书》等相关史籍所载，列举两条典型史料以证之——

史证一:苻健曾下书求贤，“责令自公卿以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以为所用”。

史证二:苻健曾“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

考究上引史载，即不难发现苻健具有一定(较为明确)的汉文化修养，而且其汉文化修养较其乃父苻洪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上所论，苻洪的汉文化修养虽史载不明，但透过其“改姓氏”“称名号”和劝谏石虎此两件事情的表象，我们即不难做出如上所谈对其汉文化修养的体认，也就是说，我们对苻洪汉文化修养问题的见解是从侧面抑或通过间接方式(通过史载管窥)推论出来的。而苻健则不然，其汉文化修养虽史载较少，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较少的史载直接推论出其汉文化修养的真实内容及其基本表征。

具体来说，由上引“史证一”可知:苻健能仿效汉武帝故例，行举贤良之举，且其所举之“贤良”名目亦较汉武帝时期为多(如出现了“清才”、“多略”等新增名目)；由上引“史证二”可知:苻健能仿效汉文化(政治文化)传统，行“仁德”之政和“崇儒兴学”之策，此乃其汉文化修养的有力证明。质言之，苻健的汉文化修养主要表现于为政方面，即主要体现于政治、文化等领域。

其实，除苻洪、苻健外，于苻坚先辈中，苻雄(坚乃父)亦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晋书》本附传称其“少善兵书，而多谋略，好施下士，便弓马，有政术”。据此可知苻雄的兵学素养较高，且略具政治才干。既然如此，苻健时苻雄即“为佐命元勋，权侔人主，而谦恭奉法”。苻健且以“姬旦”喻之。由“谦恭奉法”即可窥测出苻雄当较为熟知汉文化中传统的基本道德德目；由苻健“姬旦”之喻足见苻雄政治、军事、文化修养之高:众所周知，“姬旦”乃是指周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周公，其本人政治、军事、文化修养极高。所以，苻健能以“姬旦”喻指苻雄，虽显然有渲染夸大之处，但也由此确实反映出了苻雄自身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