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考察苻坚的汉文化修养，须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从历史来源或历史背景上考察，与其借鉴汉、前赵、后赵等十六国前期诸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汉文化修养关系甚密；第二，从家族渊源或家族背景上探究，与其吸纳苻洪、苻健等苻氏先辈汉文化修养的遗风熏陶密不可分；第三，从主观因素方面分析，当与其本人对汉文化的异常仰慕、倾心向学大有关系。以下即从此三个方面予以阐论。
1.汉刘渊、前赵刘曜的汉文化修养
“汉”国为匈奴刘渊所建，乃是十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国家之一。刘渊从祖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耽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且深得其师赞誉。”依《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可知其汉文化修养的范围极广(含经学、史学、兵学诸多方面)；《晋书》本载记亦载其于“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才好施，推诚待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州名儒、后门秀才，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此即说明:刘渊于晋武帝晚期任(洛阳)北部都尉，即因其汉文化修养较为深重，遂使其任职期间能够“明刑法，禁奸邪，轻才好施，推诚待物”，恭行“仁德”之政，由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州名儒、后门秀才，不远千里，亦皆游焉”。
史家一致认为，尽管刘渊自称“汉王”建立“汉”国有假托汉宗室之意，但也与其崇尚汉文化有关。晋武帝对刘渊的才学极为赞赏，称其“虽由余、日无以加也”[4]。《晋书》卷103《刘曜载记》之“传论”载唐人之评刘渊曰:“不远儒风，虚襟正直，则昔贤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www.guayunfan.com)在教育制度方面，刘渊仿汉魏晋故例，立太学、小学，择13～25岁的男子1500人去学校接受汉文化教育。刘渊不仅熟知汉文化，而且深知学习、掌握汉文化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他曾利用汉文化来评论历史，其观点亦较为深刻，《晋书》本载记载其曾对同门生朱纪、范隆评说历史之语:“吾每观书传，常鄙随无武，绛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
就文化程度及其所建立的汉国的文化特征，周伟洲先生精当地指出:“汉赵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匈奴统治阶级以汉族传统的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学习不遗余力，以致渗透到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学、史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首先表现在汉赵统治者匈奴刘氏一族汉化很深，对汉族传统的文化有较高的修养之上。……渊本人师事上党名儒崔游，对汉族典籍无不综览，深受汉族儒家学说影响。”[5]马建春在论及内迁匈奴的汉文化修养问题时也明确指出:“还在西晋时，内迁匈奴诸部由于深受汉文化影响，其语言、衣食、风俗等已大抵同于汉人。尤其是匈奴诸部贵族，在吸收和学习汉文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至十六国时期，匈奴各政权统治者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并予以积极推广，以使其渗透到其政治组织、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又:“综观上述，汉赵国文化基本承袭了汉魏以来的中原传统文化，在行事方法、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无不渗透着汉人的文化思想。”[6]万绳楠先生甚至认为刘渊的“文化身份”已在向封建士大夫过渡，而此种转化正是来源于刘渊本人对汉文化的企羡。
前赵是在原匈奴刘氏所建“汉”国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一个十六国前期较为重要的少数民族王朝，其建国者为匈奴族刘曜。刘曜乃刘渊从子，《晋书》卷103本载记载其“少孤，见养于元海。幼儿聪慧，有奇度。……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刘曜字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据此可知刘曜的汉文化修养主要表现在兵学、文学、书法诸方面，其特点是“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
刘曜建前赵后，即将其汉文化修养运用于为政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汉文化，对此，《晋书》卷103之本载记有三段专载，今摘录于下，并做以简单考论:
史料一: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
史料二: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史料三:(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
考究史料一可知:一、刘曜仿汉族制度文化置办了大(太)学和小学，完善了学校教育制度；二、刘曜仿汉族制度文化建立了以国子祭酒为核心(以中书监领国子祭酒，充分说明国子祭酒一职位高权重)的教学管理制度(结构)，且创立了“崇文祭酒”此一新的学官名目，其地位仅次于国子祭酒，这是对中国古代学官制度的拓展和深化。考究史料二可知:刘曜仿汉制重视教育之优良传统，亲临太学督察，且将考试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文教与政治的结合。考究史料三可知:刘曜仿汉武帝故例，行举贤良之策，以优崇极有才干之人，让其参与前赵国家的政务管理，即“访以政事”，此举显然拓展了前赵政权的选官范围，有利于前赵政治的稳定和发展。毋庸置疑，刘曜在汉文化方面的以上三点特征均对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后赵石勒的汉文化修养及其特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3.后赵石勒、石虎的汉文化修养
后赵是由羯人石勒建立起来的一个十六国历史上继前赵而兴起的较为重要的少数民族王朝。石勒是十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虽为羯人，且不太识汉字，却异常仰慕汉文化，常令儒生于戎马之余讲读史书而聆听之。邓乐群盛赞后赵石勒、前秦苻洪、后秦姚苌、前燕慕容皝、后凉吕光、北凉沮渠蒙逊等十六国开国君主“均为久居汉地或盘桓中原、熟谙汉文化的胡族首领”[7]。
具体来说，石勒的汉文化修养主要表现在为政上，且对前秦苻坚的汉文化修养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历史影响。简言之，石勒汉文化修养的显著表征就是“崇儒兴学”。此言之“崇儒”，当然是指尊崇儒士(尤指汉族士人)；此言之“兴学”，当然是指兴办学校(尤指儒家官学)。此外，石勒还对汉魏晋以来的选官制度进行了承继且加以深化。然因前文“石勒与汉族士人”部分已对其“崇儒兴学”做了专门阐论，以故此不赘述。
继石勒之后登位的后赵君主石虎虽为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然其汉文化修养亦较为明显，旧史所谓“季龙(石虎字)虽暴虐无道，而颇慕经学”即其明证也。依《晋书》卷106之本载记，石虎曾在石勒改革的基础上继续颁布诏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魏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以大力笼络汉族人才，进而扩大其羯胡政权的统治基础，其诏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举，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其著此诏书于令。铨衡不奉行者，御史弹坐以闻。”[8]
同书亦载石虎曾“下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学官。”显然，石虎此举是对石勒时期教学管理制度的继续拓展和深化，且更加显示了其对儒经的高度重视。
此外，石虎对选官制度的落实情况也极为重视，他责成主管部门的官员认真履职，真正选出德素儒贤之人，否则将予以严惩，如“季龙以吏部选举罢斥耆德，而势门童幼多为美官，免郎中魏奂为庶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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