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相似性)

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相似性)

(一)汉魏晋时期儒学的渐趋式微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学即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标志，因而，“崇儒兴学”也就作为汉文化的主要特征而一直为汉族王朝诸统治者所推重。终两汉四百余年，儒学始终据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或言之，两汉始终是以儒家名教来治理天下的。然自东汉后期以来，随着朝政的腐败，儒家的名教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和危机。即一方面，儒家名教自身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下降，已不能发挥出其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儒家名教思想指导下选拔出来的封建官吏中出现了许多虚伪之士和鸡鸣狗盗之辈。东汉统治者本想利用儒家名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长期推行的结果，却使儒家的名教意识教条化、虚伪化，其结果是选举出来的官吏大都是一些名不副实之人。[1]

就两汉之际尤其是东汉以来儒家名教之治的衰微，东汉著名思想家王符之论至为精当:“群僚举士者，或以玩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职所以数乱荒也。”[2]

三国时期，因统治者之间征战不已，天下形势纷乱，所以在用人制度方面业已突破了儒家的传统标准，譬如大政治家曹操即开始任用不仁不义之有才能者。尤其是魏、晋嬗变时期，由于战争的惨烈及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对儒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司马氏集团的篡权使原曹魏集团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了穷途末路的悲哀。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原本以儒学为基础，至此又表现出了对未来的无望，表现出了对儒学的怀疑。于是，他们在思想上开始向道家转移，正是在此形势下，魏晋玄学兴起了。[3](www.guayunfan.com)面对玄学之风大起的时势，魏晋之际著名思想家裴頠撰《崇有论》，明确反对玄学的“尚无”之风和虚无主义思想，其言曰:

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

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签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俾者，薄而鄙焉。

另外，裴頠还从哲理方面对玄学家的“贵无”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其言曰:“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欲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复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力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4]

《崇有论》一经发表，立即遭到了玄学家们的攻难，面对玄学家们的责难，裴頠又做《辩才论》，以释其疑，然此论尚未写就，裴頠本人即在晋王朝内部的倾轧中败北，即因曾参与谋划废贾皇后的政治活动而为赵王司马伦所杀。所以说，尽管裴頠为维护儒学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当时西晋王朝从建国伊始就陷入了极度的浮华和奢靡之中，遂使其复兴儒学的努力活动并未对西晋王朝发挥太大的作用。[5]总之，魏晋时期，因佛教的传入尤其是玄学兴起的巨大影响，儒学渐次失去独尊的地位，一度处于衰微之势。虽然晋武帝即位之初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倡导儒学(详见“苻坚崇儒”部分中的相关部分内容)，但伴随着“八王之乱”后西晋政治的迅即中衰，儒学已名存实亡；怀、愍二帝时期又遭遇“永嘉之乱”，因此晋廷始终无力复兴儒学。

既然整个魏、晋时期儒学始终处于衰微状态，继之而来的便是十六国北朝的儒学复兴，而前秦苻坚(处于十六国前期后段)与后秦姚兴(处于十六国后期前段)的以崇儒兴学为中心(核心或主旨)的汉文化修养(汉文化特征)，正是此一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准确地讲，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的崇儒兴学活动在十六国北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们上承前凉、后赵等十六国前期诸统治者的崇儒兴学经验，下启十六国后期后段尤其是整个北朝的儒学大复兴。广言之，在整个中国儒学史、中国文化史及中国教育史上也均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以下就对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等相关问题进行具体阐论。

(二)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崇儒兴学

曾经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因受“永嘉之乱”的影响迅即衰亡，西晋覆亡之后北方迅即进入了十六国时期；此一时期，虽然“五胡”内侵、战乱频仍，然各胡族统治者在其政权的汉化过程中却大多数能够较好地继承汉族王朝诸统治者“崇儒兴学”的文化(治国)传统，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其时，“绝大部分政权在文教政策的选择上明确地确立了崇儒兴学这一方向，为使这一政策行之有效，十六国各政权统治者身体力行，亲自过问崇儒兴学事宜，影响了一时风气”[6]。赵向群曾深刻地总结了汉魏晋时期儒学的困厄至十六国时期的崇儒兴学形势，他说:“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的诗书礼乐和经籍图书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主体性的教育科目和文化成果而备受统治者和士人的推崇。但东汉以后，儒学却一度遭受厄运。许多儒家经典失于战乱。……及至曹魏建立前后，昔日那种文风葱郁的景象从中原大地上消失已尽，学术沉寂、学校教育万马齐暗是北方普遍存在的现象。当时，知识人才缺乏到了极点。”虽然“曹操深知人才是治国之本。在统一北方的日子里，他多次下达‘唯才是举’的教令，搜罗了一大批人才。但西晋以后，随着北方战乱的再起和‘礼典无宗’情况的再现，士人流移四散。到十六国时期，一方面各政权为打出一片天下，推崇尚武精神，另一方面在打出一片天下后，依靠武力无法去统治天下，于是又敦教化，兴文治，将‘文教兼设’作为兴国方略”[7]。

在整个十六国时期的“敦教化”、“兴文治”浪潮中，其中，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的此一汉文化特征的表现尤为显著，他们均极为重视以“崇儒兴学”为中心(主旨)的汉文化修养的养成及其践行，其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有二，以下逐一阐论之。

1.尊崇儒士

(1)苻坚尊崇儒士的基本表征

前秦政权发端于苻洪，始建于苻健，而发展于苻坚统治前期。苻坚统治前期前秦事业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其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修养，故而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选贤任能，尊崇儒士，努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遂致前秦的国力空前增强。

具体在尊崇儒士方面，几乎当时著名的儒士皆蒙苻坚礼聘(蒋福亚《前秦史》)，其典型例证是重用汉族士人王猛。王猛，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其政治、军事、文化素养极高，且著有《文集》5卷，其著名的疏文有《渭原誓》《上疏让辅国将军》《镇冀州上疏请代》《上疏让司徒》《遗张天锡书》《遗慕容筑书》等[8]，由此可见:王猛实为一典型的汉族士人(此言之“士人”，内含“儒士”和“文士”两个方面，当然明确地讲，王猛的“儒士”身份主要体现于其主持的以“内崇儒学”为主旨的文化政策方面)。

正由于王猛兼具中国传统的“儒士”和“文士”两大人物形象，且雄才大略，极有治国理政才能，故而深受苻坚尊崇:早在即位前，苻坚即引其为龙骧府僚属；及即位，进中书侍郎，转始平令，历尚书右丞、咸阳内史、京兆尹，除吏部尚书、太子詹事，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进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后以平(前)燕有功，封清河郡侯，留镇冀州；直至入为丞相、中书监，加号都督中外诸军事，拜司徒，卒谥曰武侯。

除王猛外，苻坚尊崇儒士的典型例证还有:乐陵(今山东乐陵东南)人王欢以“通儒”为由，被苻坚征为国子祭酒；高平(今山东金乡西)人苏通、长乐(今河北西华东北)人刘祥均以“硕学耆儒”分别官拜《礼记》祭酒和《仪礼》祭酒；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公孙永受到苻坚“遣使致意”之礼遇；徐嵩少以清白著称，苻坚时举贤良，为郎中，稍迁长安令，期间贵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请托路绝。苻坚闻而甚奇之，谓其叔父(徐)成曰:“人为长吏，故当应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贰之才。”旋即迁徐嵩为守始平郡，甚有威惠。[9]据此可知，儒生徐嵩初为郎中，继之为长安令，后迁守始平郡，其职位之所以不断得以升迁，就在于履职期间能够做到“请托路绝”、“有端贰之才”，即符合儒家的“刚”、“直”、“亮”等修身为官之道，实为一儒臣。

灭前凉后，苻坚尤其尊崇凉州名儒，如凉州胡辨受苻坚崇儒之风影响，率弟子千余东徙洛阳，传承儒学；敦煌郭瑀，乃五凉经学宗师郭荷最著名的弟子。郭荷死，郭瑀庐墓三年，后隐居于临松一带，潜心著书和授学。他因精通经义而著有《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等儒学名著，闻名于世的弟子多达三千人，据此而获苻坚隆遇。另外，襄阳名儒习凿齿著《汉晋春秋》47卷，《集》5卷，其名篇之书论有《与燕王书》《与桓秘书》《与释道安传》《晋承汉统论》《诸葛武侯宅铭》等，尤以《晋承汉统论》为最。有鉴于此，习凿齿本人虽然身残，然亦受到苻坚的嘉奖。甚至就连年已八旬的韦逞之母宋氏，因精通儒经中之《周官》而备受礼遇，甚为难得!

(2)姚兴尊崇儒士的基本表征

后秦政权发迹于姚弋仲之时，初建于姚苌，而兴盛于姚兴统治前期。揆诸史载即不难发现，“尊崇儒士”亦为姚兴汉文化修养之基本表现(典型特征)。早在为太子时，姚兴即与其中书舍人梁喜、冼马范勖等东宫官属“讲论经籍”；即位初又“责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晋书·姚兴载记)。特别是极其重用汉族士人尹纬。依《晋书》本附传，尹纬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营产业。因其具有较为丰厚的儒家经史修养且颇具远大的政治抱负，历任尚书左、右仆射及辅国将军等要职，由此入据后秦姚兴政权的核心层；及尹纬卒，姚兴甚为哀悼，赠“司徒”名号，谥曰“忠成侯”，极其礼遇。

除梁喜、范勖、尹纬三人外，古成诜、姜龛、王尚、马岱等一批士人亦受到姚兴尊崇和隆遇。古成诜，南安(今甘肃陇西东)人，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具有明显的儒家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取向，由此，姚兴遂以其参管机密；对天水(今甘肃甘谷东)姜龛、东平(今山东东平西北)淳于岐、冯翊(今陕西高陵)郭高等“耆学硕儒”，因其“经明行修”之故，姚兴于是安排他们“教授长安”；尤其重要的是，姚兴还“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晋书·姚兴载记上》)，从而将其尊崇儒士的汉文化为政修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兴督儒学

在兴办儒学方面，苻坚即位初即诏令广修学宫；史书概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10]其中最著名的纲领性兴办儒学诏文当属《下诏简学生受经》，其言曰:“新丧贤辅，百司或未称朕心，可置听讼观于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今天下虽未大定，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讖之学，犯者弃市。妙简学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授经。”[11]

在劝督儒学方面，苻坚即位伊始，即颁诏奖掖学为通儒者，难得的还在于他作为前秦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曾数次亲临太学以劝督儒学，并敕戒关东吏民勤学儒经，且对其学业情况给予一定的奖惩:“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12]总体考察，苻坚在其统治的全盛期是十分注重儒学的文化教育的；而由《文献通考》列举高泰为阳平公苻融擅自建学舍而受到弹劾的事辩护而获成功的情况具体考察，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苻坚的崇尚儒学。[13]史载:“阳平公融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高泰谓王猛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齐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迹齐、鲁，不闻明诏褒美，乃更烦有司举劾乎？’乃止。”[14]

兴督儒学亦为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另一基本表现(基本表征)。在秉承前凉张氏、前赵刘氏、前秦苻氏等十六国前期诸统治者汉文化修养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之上，后秦姚兴大办儒学，成效颇丰，著名中国教育史专家孙培青先生对此概括指出:于十六国之中，后秦等国的办学规模和成效都比较大；在后秦的学校系统中，既有太学和国子学这样的传统儒学名目，也有律学，而律学更成为后来唐代置办律学专科学校的先河。虽然由于战争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后秦姚兴等北方诸政权统治者所置办的中央官办儒学的实际情况是兴废无常，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发展教育、融合民族的社会作用，并在教育制度上有诸多创新之处，广言之，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5]朱大渭亦盛赞姚兴“大办学校，广招儒生”[16]。

另外，姚兴还在青年学子中劝导儒学之风，并责令地方官员对青年学子的游学活动之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广开方便之门。

以上简单阐论了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共同表现(共同特征)，即崇儒兴学。最后还需指明:苻坚与姚兴之所以会具备如此共同特征的汉文化修养，从历史发展来看，乃是在整个魏晋十六国时期(尤指十六国前期)提倡儒学的趋势的驱使之下养成的，明言之，整个魏晋时期，虽然因战争迭起、政权沦替，加之玄风煽动，贵族、官僚子弟渐次对儒学失去兴趣，由此导致此一时期国子学、太学及地方儒学屡兴屡废、起伏不定。东晋十六国之初，尽管因各种原因使当时的儒学难于振作，但统治者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学，这本身即表明政权与儒学的密切关系。[17]当然亦需指明:苻坚和姚兴倡办的儒学，如同整个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儒学一样，已非魏、晋之际儒学的原型，而是融入了草原文化之后的“新儒学”，即其已内含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两种特质。[18]

至于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方面的其他共同特征譬如布德行惠等问题，因篇幅所限，暂不阐论。

【注释】

[1]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2]《潜夫论·考绩》。

[3]李玉洁:《儒学与中国政治》，科学出版社，2010年。

[4]《晋书·裴頠传》，中华书局，1974年。

[5]李玉洁:《儒学与中国政治》，科学出版社，2010年。

[6]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7]《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1页。

[8]严可均辑:《全晋文(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61—1663页。

[9]《晋书·卷115·苻登载记·附徐嵩》，中华书局，1974年，第2955页。

[1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2》。

[11]严可均辑《全晋文》卷151之《苻坚》，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47页。

[12]《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13]程舜英:《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14]《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2》。

[15]《中国教育管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6—97页。

[16]《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

[17]汤一介、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18]薛瑞泽:《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