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辈的智慧

十三、先辈的智慧

（一）

11月5日晚上，宵礼下来后刚回到寝室，听到有敲门声，一位近50岁的阿訇推门进来，我忙起身迎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但也有几年没见，能在圣地相遇均感格外亲切，听说他现在在外省一个散杂地区的清真寺当阿訇。

让座倒茶后，我问阿訇：“去那里几年了，感觉如何？”

“已4年多了，知感真主，还算不错。”阿訇回答。

“坊上有多少口人，经济条件如何？”我继续问道。

阿訇回答：“全村有3000多口人，家家都做生意，还算富裕。”

我接着问道：“清真寺里礼拜有多少人？”

阿訇说：“我刚去时，只有几个老人礼拜，经做工作平时有十来个人，主麻时有20多个人。”

我听后，感觉阿訇在那里也挺不容易，清真寺里人少自然就缺少人气。我笑着又问：“也就是说，礼主麻的人占全村人口不足百分之一，老人们也不礼主麻吗？”

阿訇回答：“这里情况与咱们内地不一样，遇红白事有阿訇料理就行了，其他的事情没人关心。”

我又问：“村里人平时都做什么？”

“大多数人都忙生意，闲了打打麻将，喝个小酒。这里是盐碱地，能把住嘴不乱吃就算不错了。”阿訇摇摇头说道。

我听了也替阿訇感到作难：“你平时与他们交流多吗？”

“不多，有时在街上碰到了，他们好像在躲阿訇，只有家里遇事了才不得已来请阿訇，平时很少往寺里来。”阿訇回答。

看来，他们那里的情况就是有点特殊，我接着说：“越是没进过寺门的人越怕来寺里，越是与阿訇没接触过的人越怕见阿訇。人人都怕第一次，如果互相熟悉倒没什么顾虑了。常待在寺里也闷得慌，没去找他们聊聊？”

阿訇回答：“阿訇就是要在寺里，走街串巷有失阿訇身份，官不入民宅嘛。”

我听后感到心里一惊，或许太孤陋寡闻了，阿訇认为“官不入民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阿訇是不是官，是几品官，还真不好定论。在政教合一的国家，阿訇的确是官，而在政教分离的国家里，阿訇可能就不是官。即使把阿訇定位为官，也可能被误解是官办、是政治阿訇，在穆斯林群众中也将失去信任。而在乡长、县长等这些真正的官中，也提倡服务于民，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坚决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看着阿訇，我解释道：“我们现在有些回民在外界的形象不是太好，让人在误解了回民的同时也误解了伊斯兰教。在对回民进行道德教育方面，清真寺应发挥主要作用，阿訇是第一责任人。《古兰经》非常好，命人行善，净化心灵；伊斯兰美德非常好，命人行好，止人干歹。如果阿訇能切实负起责任，下工夫对穆斯林群众进行社会道德和伊斯兰美德教育，能够奉劝那些诸如偷盗、赌博、嫖娼、吸毒等既违背伊斯兰教法、又违犯国法的人改邪归正，不仅对教门是一种善功，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群众满意，政府欢迎，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看天色已晚，阿訇起身告辞。送走了阿訇，我却久久陷入了沉思。我们现在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但纠结点究竟在哪里？阿訇的职责是什么？对阿訇应如何定位？而阿訇的待遇问题应如何解决？我们回族大众怎样才能树立良好形象、奋发有为？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或许是我们应当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

回想先知初到麦地那时，先知亲自动手兴建清真寺，与居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先知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官；清真寺落成之后，穆斯林群众“依寺而居”，清真寺成为穆斯林群众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清真寺完善之后，圣门弟子在先知的教导下“依寺传播”，把伊斯兰的知识迅速传达给广大的穆斯林群众；清真寺稳固之后，圣门弟子们又充分发挥清真寺的优势，因势利导，“依寺教育”，着力提高穆斯林大众的整体素质。

先知所留下的这些逊奈，就像滚雪球似的，从麦地那走向了麦加，从麦加走向了半岛，从半岛走向了世界。时至今日，无论是处在何地的穆斯林仍然继承着先知的逊奈，坚守着认主独一的信仰，体现着伊斯兰的美德。先知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是适合各个时代发展的大智慧，是适应各种社会变迁的大手笔。

无论现实情况如何，只要严格按照先知留下的“依寺而居、依寺传播、依寺教育”的逊奈，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坚定地对广大穆斯林群众进行适时的教育，确保知识的不断更新，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放弃了先知的逊奈，缺乏关乎生存的知识更新和适时教育，就会逐渐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就会败下阵来，甚至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

回想我国的历代先贤，不仅继承了先知和圣门弟子的大智慧，而且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又做出了许多的调整与创新，使伊斯兰教在我国经历了千百年的考验而顽强地扎下了根。

从唐代阿拉伯人、波斯人把伊斯兰教传到我国开始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说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人是如何对讲汉语的、深深打上儒释道烙印的中国人宣讲伊斯兰教义教规的。但无论怎样，经过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伊斯兰教在我国还是生存了下来。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变迁，最初来华的侨民由“胡商”、“蕃客”，而逐渐形成了与我国其他各民族地位平等、和睦共处的回回等民族的雏形。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始终以伊斯兰教作为共同的纽带，保持和坚守了伊斯兰的纯正信仰。

然而，在经过了800多年的艰辛跋涉，跌跌撞撞地到了明代，最初那些只能讲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人的众多后代也只会讲汉语、不会讲阿拉伯语了。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和圣训几乎成为无人能懂的“天书”。由于伊斯兰教经师的严重匮乏，使伊斯兰教在我国的继续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这是伊斯兰教在我国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如果寻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伊斯兰教在我国将会出现断代，甚至会出现整体出教的悲剧。

在这危急关头，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末年，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大师（公元1522～1597年）在自己家里设帐开学，招收弟子培养经师。由于穆斯林学子前来求学者甚多，后移至清真寺办学，形成了结合我国实际的经堂教育。这种教育模式立即受到了全国各地穆斯林学者和大众的青睐与积极响应，经堂教育迅速遍及全国。大批经师从经堂教育中走向了清真寺，担负起促进伊斯兰教在我国继续传承的重任。

然而，尽管清真寺有了阿訇，缓解了燃眉之急，但由于清真寺长期缺少经师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再加上回族群众历经近千年与汉文化的融合，许多人已经汉化，清真寺几乎成为摆设。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再寻找不到突破点，许多回族人将会从伊斯兰教中分离出去（当时，在聚居地区还好一些，而在一些散杂地区已出现了整村出教的情况）。

在这危机时刻，不仅是对回族整体的考验，更是对担负着传承伊斯兰教重任的阿訇的考验。此时的阿訇们以超人的胆略和智慧，充分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根据经训的要求大胆进行创新，拿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利用各种方式、营造各种氛围，时时对广大回族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从而再次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如以各种节日添加副功拜吸引群众来清真寺，阿訇到群众家里交白拉提，病危时到病人家里念讨白，给亡人走7天坟、做7天、做周年，甚至连宰牛、宰羊、宰鸡这些极为具体的事情阿訇都要事必躬亲。先辈们善于审时度势，开创性地把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与穆斯林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回族等少数民族中培育了土壤，也为伊斯兰教在我国继续延续创造了条件。

像做7天、做周年等习惯做法，在古兰、圣训和教法中或许找不到直接的依据，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很难找到相似的范例，是我国伊斯兰教的特例。但那时的先辈们并没有进行对与错的争论，而是一切从实际效果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着伊斯兰文化的普及工作，始终联系着广大的穆斯林群众。针对许多人不进清真寺的情况，阿訇就利用开经、走坟、周年、节日等各种方式把群众召集起来，或来清真寺、或到群众家里去宣讲，千方百计把这种缺失弥补上。

这些办法看起来有些俗气，但非常奏效。回族群众家里遇红白事，就必须到清真寺里由阿訇按照伊斯兰教的习惯进行料理，或者在贵月里还要请阿訇到家里开经，这种惯常的你来我往，就把阿訇与穆斯林群众从最基本的生活细节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先辈们留下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仍然在各清真寺中被广泛使用，与穆斯林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维系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与信仰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也逐渐成为伊斯兰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支撑点。而在整个过程中，阿訇始终肩负重任，真可谓是功不可没。

在清真寺里，阿訇是教长；在穆斯林群众心中，阿訇还真的就是“官”。但这个官，正是在料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时刻保持与穆斯林群众的联系，既解释了经典教义，又解决了穆斯林群众的燃眉之急。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在频繁地交往中，穆斯林群众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阿訇的威望也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