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__鲁迅与杜衡

“第三种人”__鲁迅与杜衡

“第三种人”——鲁迅与杜衡

杜衡（1907—1964），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苏文、白冷、老头儿等。浙江杭州人。小说家，文艺理论家。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应冯雪峰之邀参加左联。1935年与韩侍桁、杨邨人合编“第三种人”同人杂志《星火》。著有小说集《石榴花》《怀乡集》，长篇小说《再亮些》等。

鲁迅与杜衡的矛盾，主要是关于“第三种人”的争论。杜衡参加20世纪30年代文艺自由论争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于1932年《现代》杂志1卷3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1]。杜衡在文章中认为，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非功利的创作理论，而左翼文坛则持一种目前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创作理论，两者立场截然不同，各以其道非他人之道，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论争不会有什么结果。他指摘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在这篇文章中，杜衡赋予“第三种人”这个名词以特定含义：“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杜衡所说的“第三种人”是指那些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互不让步的文艺观面前一时无所适从的作家。那么，“第三种人”为什么“吃苦”呢？杜衡认为，当时许多作家（即他所说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搁笔”，是因为“左联”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霸占”了文坛的缘故。杜衡批评左翼作家“左而不作”：“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杜衡的文章发表后，瞿秋白、周扬等都发表文章，予以批驳。接着，杜衡又写了三篇文章应战：《“第三种人”的出路》[2]、《答舒月先生》[3]以及他自己最为得意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4]。杜衡认为，文学作品可以有其政治目的，但不能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违背艺术家的良心。“从政治立场来指导文学，是未必能帮助文学对真实的把握的，反之，如果这指导而带干涉的意味，那么往往会消灭文学的真实性，或甚至使它陷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式的文学的覆辙。”杜衡强烈批评左翼文艺“用狭窄的理论来限制作家的自由”，并且拒绝中立的作家和中立的作品，差不多是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都认为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不很革命就是不革命，而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杜衡还针对“在阶级社会里做不成第三种人”的观点，认为“未必一定做不成，而且确实已经存在了。只有从狭义的阶级文学理论的立场看来，这‘第三种人’才会必然地做不成”。他以马克思对待海涅的态度为例，证明了马克思都允许“第三种人”的存在。

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对杜衡的观点持同情态度的。冯雪峰认为“第三种人”中的有些人，虽然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但“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不但如此，他们并且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有些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冯雪峰指出：“……使‘中立者’偏向我们，投入我们，使人偏向敌人的以及在敌人里面的中立起来，是我们的任务！”[5]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提到，茅盾当时对瞿秋白、周扬文章中批“第三种人”的调子不满。他说：“排斥小资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不多。”(www.guayunfan.com)在这场论争的初期，鲁迅并没有公开表示意见，但几乎每篇参加论争的文章，他都在发表之前看过。1932年10月10日他写了带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6]，发表于《现代》第2卷第1期。这篇文章先是给杜衡看过，而后由杜衡交施蛰存发表的。鲁迅以探求真理、阐述学理的论辩，批判了杜衡超阶级超政治、蔑视群众文艺的观点，同时分析了他的“苦境”和“幻影”，指出他的“幻影”是想做超阶级超政治的“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而他的“苦境”是做不成“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鲁迅由此指出，“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而在于实际上“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因而“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

文中，鲁迅也批评了左翼文坛的“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出左翼作家在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的过程中，应不断“克服自己的坏处”——因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鲁迅在《论“第三种人”》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怎么办呢？”这话原是杜衡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反复说的，反映了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惶恐情绪和在敌我两个阵营之前的动摇态度。鲁迅在这里把它引为自己文章的结尾，显然是有深意的。这一反问，既道出了“第三种人”的无奈，又包含有某种等待和期望。怎么办呢？应该早有决断，早有抉择，走出“苦境”。

陈漱渝在《关于杜衡先生的一篇回忆》[7]一文中认为：“1932年左联跟‘第三种人’展开的论争，是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和革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虽然一度出现措辞尖刻和背离原意的偏向，但始终没有当成政治上的敌我斗争，而是一场气氛渐趋正常的文艺论争。”我以为，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论争告一段落以后，杜衡撰写了一篇《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8]承认鲁迅是公允的，尤其赞赏鲁迅声明左联并不拒绝“同路人”的态度，只是他觉得左翼文坛过去确有“横暴”的错误；鲁迅说这是心造的幻影，杜衡觉得这是鲁迅在“替别人文过”。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鲁迅曾遭受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夹攻，此后，还将受到“奴隶总管”们的鞭打，后来，鲁迅称他们为“横暴者”，其用语都与杜衡一致。杜衡指责左翼作家左而不作，鲁迅也有同样的感受。鲁迅之所以说杜衡是“心造的幻影”，至少有“替别人文过”的成分在。直到1932年，鲁迅跟杜衡之间仍保持着通讯联系。鲁迅曾向杜衡推荐瞿秋白译的《高尔基论文集》《高尔基小说选集》，替杜衡代向冯雪峰约稿，杜衡也请鲁迅代向瞿秋白组稿。详情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

“第三种人”并没有固定的团体，也没有严密的组织，而且他们彼此的思想认识也并不一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中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投向敌人一边，有的走上了进步的道路。（其实，“左联”这个组织不也如此吗？不也有变节分子，不也有投敌分子吗？）鲁迅特别关注他们的动向，当他得知韩侍桁以及杨邨人也挤进了他们的行列，听说穆时英、杜衡做了国民党书报检查官之后，他对“第三种人”的态度就逐渐改变了。1934年4月11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同年10月16日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然而时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谓‘第三种人’，尤其是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来的嘴脸来了。”1935年2月7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又在《“题未定”草（九）》[9]中写道，“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1934年，当鲁迅的文章凡涉及“第三种人”的地方都遭删禁的时候，鲁迅确实认为杜衡已“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而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10]中，指斥他们中的有些人“坐上检查官的椅子”，“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因而把他们视同“民族主义文学”者一类的“鬼魅”。

我要提一笔的是，在《脸谱臆测》[11]中，鲁迅由脸谱又联系上了“第三种人”：“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下划线系鲁迅所加）与在别处谈“第三种人”稍有不同，这里，似乎是在谈论对人的认识问题了。“第三种人”在鲁迅眼里这时是一种秉性，而不完全是一种政治立场。可此可彼的骑墙，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坚守，鲁迅向来是讨厌的。鲁迅之所以反对“第三种人”，是不是也包含了对这么一类人的秉性的理解？甚或对这种人的厌恶？

鲁迅与杜衡之间，除了“第三种人”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小纠纷。比如，鲁迅在《批评家的批评家》[12]一文中，批评了杜衡所赏识的文艺批评应该没有圈子说。鲁迅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杜衡也曾在上海《星火》第2卷第2期（1935年11月1日）发表《文坛的骂风》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诸如此类，就略去不谈了。

杜衡到台湾后，曾应《今日大陆》约稿，于20世纪50年代初写了一篇《一个被迫害的纪录》[13]，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问题争论的经过，以及他对这场争论的理解。文中，他否认他当过图书杂志的检查官，他说：“民国二十三四年间，上海实施图书杂志的检查制度，我的一个朋友与检查机关发生了关系。左翼团体就乘机散布谣言，不说我那位朋友，而硬说我已当了检查官。这是一件难以声辩的事。本来，当检查官也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罪恶。但是，我曾提倡写作自由，如果我竟当了检查官，那是说不过去的。他们就利用这一点来中伤我，以证明我以前所发表的理论之全部破产。”关于杜衡当检查官的事，论者一般都加上“据说”二字，并没有说他已经当了检查官。但是，也应该指出的是，以不确定的内容来作为批评的材料，是不严肃的。

“第三种人”的以后分化，这是另一个问题。就“第三种人”本身而言，现在治文学史的人，一般不将其当作革命文学的敌人，而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内容之一，也就是团结“第三种人”。《读书》1993年第10期发表了萧乾的《想当初，胡乔木》一文，谈到了“理论权威”胡乔木对“第三种人”的看法，颇有意思。萧乾说：“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一位画家亲自告诉我的。一天，胡乔木忽然翩然来到他在三里河的寓所。谈起30年代对第三种人的斗争，他忽然说：‘国民党是一小撮，共产党就全国而言，也是少数。真正的大多数是第三种人哩。’”胡乔木对“第三种人”尚且有这样开明的见解，今天我们似乎也不宜苛责“第三种人”了——变化了的“第三种人”，当然已不属于“第三种人”了。

【注释】

[1]《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有选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年11月版。

[2]发表在《现代》第1卷第6期，《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有选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3]发表在《现代》第1卷第6期。

[4]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1期。

[5]冯雪峰：《“第三种人”的问题》，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世界文化》第2期。

[6]《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7]《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2期。

[8]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3期，《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有选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9]《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

[10]《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

[11]《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

[12]《鲁迅全集·花边文学》。

[13]《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