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漠中看到的一缕光_顾准的事迹

在漫漠中看到的一缕光_顾准的事迹

第六章　在漫漠中看到的一缕光

眼看就要到了1956年夏季了。这就意味着顾准的党校学生身份要有所变化了。

早在3月4日，顾准听说党校结业后，摆在他面前“三条路”供他选择：“有一件事始终未记，就是马驰祥同志曾较正式的一次，与非正式的一次，谈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我自己则正式告诉过学校一位同志说，愿参加本校工作。也许不久以后，可以表示愿到经济研究所去工作的愿望。看来现在就是这三条路。作为实际工作者，我是愿意到三门峡，或是刘家峡，并且从此以后就干下去，一直到长江水利与西南水系。但是过去四年的经历实在使我胆怯，觉得在学校或研究机构再干几年也好。两两相比，比较倾向于拿笔杆。大体是这样：如果有人提，我可以做实际工作。如果自己提，则提研究机关。并且决定不把这一问题作为困扰自己的题目。时间还有四个半月，应该好好读些书。”又过了一周，顾准在盘桓中更坚定了搞理论研究工作的信念，他在日记写道：(www.guayunfan.com)又过了一个假日。秀不在家，郁郁寡欢。

今天上午，德藩（按：即宋德藩，系顾准的外甥）自上海来，畅谈了半天。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我还是到财经机关去好，否则的话，就搞理论工作，我也深以为然。这个期间，我一方面欢呼建设远景，一方面是自己对自己的前途犹豫不定，这一副面貌，实在不豁达，想来自己也好笑。此外，留洛阳当时的兴奋情绪——带领一批人马，做一个建设工程的领导工作，或者搞类似这类事情的想法还存在，同时却又十分气馁。一方面，是前途的恓恓惶惶的感觉，时常还引起沧洲饭店这一类耻辱的回忆，又加上一些比上比下之类的想法，不仅午夜梦回，昨天午睡时都为之惊醒。同时又常常不禁有勉度残年的想法：这一生还能够干些什么，变得方向毫无。最好的年华已经逝去了，就是做理论工作，也已不再有那副勇气、冲动了。[1]

但是，事情并非遂顾准之愿。国家建工部起初不愿让顾准离开。据顾准在7月3日的日记中披露，当天上午，他奉召谒见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许世平。许世平说建筑工程部可以让顾准在财务会计、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中三者择一，不过后来又说要他到财务会计部门去。顾准则表示了坚决拒绝的态度。

顾准希望上级早日决定，因为再过二个半星期，党校就要不管了。许世平说，党校不管，我们部管。顾准最不愿听这几句话。许世平重复了几次。最后许世平说大家再考虑考虑，顾准离开时面色微变。

20世纪90年代披露的顾准的几封家书，透露了其时顾准的若干心灵轨迹。

大姨丈、大姊、六弟、三妹、大嫂，并请封：

大姨丈的信收到了，母亲回京以后，一切很好，说来还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七弟从河南来信时，我们是十分担心的，至少以为母亲的眼睛要出毛病。回来后，十天来，母亲多休息一些（其实她是做不到完全休息的），结果一切正常，连眼睛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现象，看来还能维护她的健康，请你们放心。

母亲阅怀儿女太过。在河南，七弟与七妹间正好因家事有些龃龉，这是爆发眼病的近因。而这一年多时间中，阅怀六弟的家事，其实是没有停止过的。希望六弟多来信，多安慰她，这对她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棣妹来，知道七姊身体时常不太好。大姊有时很热心，不爱护自己的身体。现在已是快50的人了，还是多留神健康为好。这年头，多活几年，可望看许多事情呢。

所去，已与建筑工程部说过两次，目前正成相持之局。我准备坚持下去。我跟两个年青（轻）朋友商量，（德潘是其中一个）跟棣妹商量过，问过我自己的孩子，一致同意走这条路。我这个人，傲上刚愎，不能做领导工作（用旧话来说，不是做官的材料），经过这几年，逐渐有了自知之明。最近三四年间读一些数理，但年龄已大，再要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有所成就也是不可能的了，最多只能补充一些高中与大学的自然科学基本知识（这是需要的），将近30年的时间搞经济工作，还是做些经济研究工作为好。20年前过了一个时期书生生活，大时代中跟着革命与战争的大队伍走过几天路，这是时代的必要，是走得对的。过了这一段，回忆我的书生生活，恐怕也是对的。

这样坚持，是否有条件，我也考虑过，并且现在还在继续了解这个条件，看来，目前这样做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发展下去还能解决一些过去的不明不白的事，但我也不准备莽撞，请你们放心好了。

孩子们都很好。我现在正是在度暑期的家居生活，读书少，休息多，也跟孩子们玩。他们现在长大了，很好玩，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借用胡适的话，也是“头上几缕白发，心情微近中年”了。

下面是采秀的话。我即此打住。

恭祝

健康

云　七月二十五日

上面这封信写好后搁了很久。因为母亲回来后，采秀已经有过信给你们，不忙发。这八九天中间，母亲身体很好，而且逐渐愈趋健康又跟以前一样了。她精神很好，并且似乎也愉快，那一场眼病，看来算是过去了。恐怕老人家就是精神痛快一些，还能保持相当长期的健康，可是以后不敢再走长路，也不敢让她过于激动了。

我自己在家里已耽了十几天了。工作问题还是未解决。建筑工程部以后不好再要干部，所以挽留，前后谈话已有四次之多。我是坚持要走，因此是相持不下，恐怕还要在家玩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在学校里学经济学还有兴趣，现在在继续做这件事。纵然再有一年，我也是耽得下去的，而且说不定有一年时间，还能写成几篇论文。

六弟的信收到了。既然结论也做了，我还是奉劝六弟不必想离开上海。今年二月以来，各方面都讲究说道理，六弟的事是会适当解决的。在一个地方呆熟了，有许多好处，轻易更换，未必有利。也许六弟以为我对上海有所留恋，所以劝他，其实我不是也在坚持要离开建筑工程部吗？这样问，我自然无话可答，不过无论如何，六弟还是多考虑一下好。

不多说了。

云　八月三日[2]

这年盛夏，顾准从中央党校毕业，带着一大堆新买的书籍回到家里。汪璧和家人看到顾准的目光中流露出阵阵喜色，都十分高兴。夫妇俩合作做了不少菜肴，庆祝顾准的结业。顾准在烹调方面，特别擅长做苏、沪口味的鲜鱼，无论红烧、清蒸、制羹……肉质鲜嫩，味道香美，颜色悦人，最合汪璧的口味。

顾准回家后，一家人总是欢声笑语不绝，孩子们都爱与他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汪璧更是给了顾准许多做妻子的温暖。顾准经常为妻子的温柔体贴和善解人意而惬意。可是，顾准新近形成的许多思想，汪璧却似乎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可能与汪璧的学养、认识角度有关。汪璧不时流露出淡淡的忧虑和寂寞感，顾准却毫不在意，总是乐呵呵地用种种办法化解她心头的郁烦。顾准在日记中，写有两段充满感情的话语：“采秀！采秀！你为什么要感觉寂寞？你不是告诉我马克思怎样引了笃伯格勒的话的吗？”（1955年12月16日）“采秀也是有些忧郁的，自然也引起我的忧郁。我跟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1955年12月13日）由于他们彼此以心灵去靠拢，通过谈心建立默契，夫妻感情倒愈加和谐了。

放置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大楼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雕像

顾准乘着兴头，和妻子带着小米等几个孩子，去老朋友孙冶方家作了一回客，受到孙冶方和夫人洪克平的热情接待。孙冶方那时担任国家计委统计局副局长，他和顾准就经济工作的诸多重大题目，进行了敞开的、无保留的交流，彼此颇感投机契合。

顾准还去拜望了30年代上海“社联”的老熟人狄超白——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兼常务副所长。顾准十分希望调入该所当一名专职研究员；他觉得，经济研究对中国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学术界长期的薄弱环节），也很符合自己的兴趣。狄超白很欢迎顾准加入学术界，爽快地答应帮忙。

于是，顾准向建工部正式提出了调动请求。但是，建工部却不知何故不同意放人，要他回部里的财务部门。顾准百般无奈，便向在“八大”上已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以及刚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分别写去一封词语恳切的求援信，请求他们帮助。两封信寄出不久，顾准就被告知，建工部同意放行。然而，顾准却一直没有弄清楚，是他发出的哪一封信，发挥了如此迅速的作用。

就这样，顾准离开了建工部，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顾准生前工作过的单位

9月，顾准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那时，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国内最高的社科研究机构，经济所便归属于学部。中科院的院长是著名学者郭沫若，新任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就是顾准在救国会时期的老战友张劲夫（1914年生，早在30年代从事地下活动时，与顾准相识，“文革”后曾任国务委员）。他前不久刚从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到中国科学院走马上任。9月的一天，张劲夫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顾准。张劲夫十分了解顾准的才干，想安排他担任经济所常务副所长（院里正考虑调党外老学者黄惠龄来经济所当所长，由顾准取代狄超白主持日常工作；据说狄被怀疑有“历史变节”问题）。然而，顾准婉言谢绝了老战友的好意。据《顾准自述》回忆：“他（按：指张劲夫）说，所以让我当副所长，是因为他想争取黄惠龄来当所长，但成否还未可知。他明确表示，所以考虑这样安排，是因为狄超白（按：1910—1977，当代经济学家，时任经济所所长）不称职（他的原意是狄没有经历过解放区工作的锻炼）：我再三推辞，内心里的推辞理由有三：（一）我自己当时处于‘思想危机’中，我不愿把工作弄坏；（二）我怀着一大堆问题，急于‘探索’，所以，到经济所是来当‘和尚’的；（三）我还认为，我以前搞过实际经济工作，可是我的经济学学习却仅仅开始。……因为我推辞得坚决，他也同意了，就这样第一次进入经济所。”[3]

虽然张劲夫再三劝说，但见顾准坚持不肯担任领导，便尊重他的意愿，让他潜心进行学术研究。

张劲夫嘱咐后勤部门，在中关村新建的专家楼（又称高干公寓），为顾准配了一套高标准住宅。专家楼居住着中科院的著名科学家与所长级领导干部。顾准和两弹专家钱学森等为邻，住着一套有五六间房间的单元住宅。专家楼虽然没有上海的花园洋房气派，但也舒适优雅，特别是那间向阳的书房，顾准感到特别满意。当陈敏之从上海来北京探望时，顾准欣喜地告诉六弟，他对自己能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研究学术，并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感到非常高兴。

经济所的领导狄超白对顾准的研究寄予很高期望，帮他完善了各种研究条件，并配备了一间专用办公室。起初，所里的专家都以好奇的目光看待自愿下台的顾准，与他就学术问题接触了几回，便说，此人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智慧超群，学识渊博，特别是具有独到的观察分析能力，到整个学部比上一圈，堪称佼佼者，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而顾准淡泊真诚的知识分子本色，刚正不阿的人品，更受到大家的普遍敬重。平日里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都爱去向顾准请教，听他聊天……

顾准的老战友林里夫此时也在经济所。他虽然恢复了党籍，却仍然背负着“政历问题”的沉重包袱，只能担任所刊《经济研究》的副主编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他孩子多，工资不够用，便又到北京大学兼了专授《资本论》的教授。林里夫以极大的热忱欢迎顾准的到来，顾准对与老战友从此共事一处，也感到由衷的高兴。林里夫把自己用的一套英文版《资本论》，作为重逢之礼赠送给顾准，希望他研究有成。顾准十分喜欢这部可以发现中文版大量误译的英文版《资本论》。

在经济所，顾准听林里夫详述了1945年下半年从延安“保安处”勉强获释，又去东北等处兜了一大圈的坎坷经历。顾准对林里夫至今还被康生恶狠狠地视为“内奸嫌疑”，既惊讶又愤慨，对老友的不幸深表同情。他也向林里夫直言不讳地坦陈了自己近年间遭遇的冤屈与挫折，彼此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他们互相勉励，要以国家的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力争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

顾准一开始在经济所只呆了不到两个月。起初他只做研究工作，而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这时，顾准闭门读书，并开始写作《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到后期，顾准在狄超白的执意请求下，担任了财政研究组组长。未几，奉调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对此，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的吴敬琏（1930年生，著名经济学家）后来回忆道：“顾准1956年和1962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了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初来的时候，担任我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留下的经济学文章是在那个时期写的（按：1962年顾准重返经济所也进行了不少会计、经济著述）。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企业改革。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平，所以，可以说对顾准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4]吴敬琏还回忆了一件与顾准有关的事情：

就在这期间，经济所里爆发了一场青年人和党支部领导之间关于“向科学进军”问题的争论。同时，当时经济所的一位领导人被怀疑有什么“历史变节问题”。于是，上面考虑更换经济所的领导，有意让顾准当副所长或代理所长。但是，当时将被取代的一位领导成员，恰好是顾准参加革命的直接领导。顾准觉得由他来取代老领导，不符合中国人做人的准则，便要求调离经济所。中国科学院领导上同意了顾准的要求，把他调到科学院所属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则是由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兼任的。

吴敬琏上面谈到的经济所的争论以及顾准的去留问题，与笔者手头现有其他资料，在细节上可能有些出入。我想在这里一并披露于此。下面便是顾准自己所言：

经济所的争论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乌家培同志有一次到我房间里概略谈过所争论的问题的内容，我不想介入这一争论，没有表示态度。由于我自己在青年时代写过几本会计书，我内心是同情青年同志在研究工作上有所作为的要求的。由于我的“怕教授”的思想，我内心里也是同情设置学位学衔的。……

在经济所不到两个月时间中，曾参加过一两次所里召开的，有所外经济学家参加的座谈会。关于“双百政策”发表过意见。和巫宝三（按：1905—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时任经济所副所长）两人一起到机场去迎接两位罗马尼亚经济学家，在狄超白主持的接待他们的座谈会上询问了罗马尼亚经济生活中的几个问题，对于罗马尼亚模仿苏联，厚待工人远远超过农民的做法，表示出明显的惊讶态度，狄超白当时似乎因我这种态度感觉不安。

张劲夫要我到综合考察委员会，我是勉强同意的，因为觉得拒绝了一次工作，再拒绝就说不过去了。张劲夫的秘书在电话中传达张劲夫的意见时，曾说“综考会”相当于“学部”一级组织，似乎我几次拒绝当副所长是嫌地位低了，这当然是误会。1957年6月前在综考会工作时期，我再三要求兼任经济所研究员，张劲夫、郁文（按：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也勉强满足了这一要求。[5]

事实确如顾准所说，早在顾准进经济所之前，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进军”。同时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提出“双百方针”和要求“扩大民主”，从而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有这些，给顾准以及经济所的许多学者以很大信心。

顾准任经济所研究员后，一心想钻研经济理论，继续在党校已经开始的探索。他看到吴敬琏、乌家培和经济所其他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振奋，跃跃欲试，要为经济科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大干一场，内心是十分同情的。

可是，真正的春天的到来还欠火候，只使人们感到带有乍暖还寒的气息。开始是经济所青年研究人员“向科学进军”的行动受到压制。该所团支部拟定的“争取达到副博士水平”的规划，被经济所的一些负责人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方向”而受到批判。吴敬琏作为党支部负责领导群众组织的干事，则被看作团支部负责人乌家培、梁文森的后台而受到打击。

吴敬琏先生（右）接受罗银胜采访时的合影（摄于2005年）

对于这些情况，顾准当时在思想上对吴敬琏、乌家培等人是视为同道的，只是在公开场合“没有用言辞来表达”[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顾准明哲保身，可能他对不正常的党内斗争有些厌倦罢了。

“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用这句话用来评价顾准，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于1957年《经济研究》第三期（当时该杂志为双月刊）。但早在1956年在中央高级党校和经济研究所，顾准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问题进行了研究。

触动顾准研究这一问题，是他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启发以及对“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思。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5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初步的探索。他指出，十种关系，即十种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篇讲话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所谓“斯大林模式”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最终确立于三四十年代。它的主要特征与弊端有以下几个方面：高度集权的以党代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与终身制；以人治代法治、有法不依，长官意志盛行，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体制；所有制形式过于整齐划一；部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政治斗争时常干扰经济生活；经济片面发展，国民经济的比例长期失调[7]。当然这一体制的形成，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历史的产物。对这些问题，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逐步认识与着手调整。

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后，在顾准看来：“以当时我的思想状况而论，当我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时，我还是十分欢欣鼓舞的。”他接着回忆：“1956年夏季学期将要结束时，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我不记得学校当局是否正式传达了，我只记得从同学那里抄了报告全文，并且再三学习了这一报告。就我记忆所及，主席在这一报告中指出了苏联农业的停滞，指出截至1954—1955年苏联粮食总产量甚至低于沙俄时代，指出我国在工农产品比价政策上不同于苏联之处，并就农轻重的关系作了辉煌的阐释。在学习主席这一报告之前，我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时曾多少涉猎过苏联农产品交售制度，农业劳动者报酬水平，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关系等的具体情况，两两对比，对于主席在报告中所作指示，深深感到其英明伟大。学校当局曾经宣传过，学习结束时，每个学员要交一篇学习心得，我就以《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报告的体会》为题，写了一两万字。”[8]顾准的这篇体会文章，阐述了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政策的必要性，探讨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怎样形成工业品的最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来阐述毛泽东关于多发展一些轻工业，整个工业发展速度不会放慢，只会更快的意见。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顾准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他在文章中已表露出应把等价交换看做遵循价值规律这一客观办事的倾向，后来在写作《试论》时得以深化。

学员讨论会上，顾准的发言被一位厅局级干部直接打断：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吧。

《试论》的写作酝酿于前，动手则开始于1956年9月第一次来经济研究所前后，中间数易其稿。顾准说过：

写作《试论》的主观动机有二：第一是想把《体会》的主旨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而不局限于农产品收购；第二，反对×××（当时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兼“金融物价局长”）当时倡导，不久还见于实行的生产资料降价措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我看来，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正确地站在阐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立场上，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一系列指示，他都不甚理解，他的生产资料降价政策，在我国重工业产品还十分不足，应该大力提倡节用重工业所生产的原材料、增大设备使用率的时候，是违背“价值规律”的，也是不合时宜的。《试论》的写作前后经历约一年，直到综合考查委员会工作的后期才定稿，每一次改稿都扩大了论题的范围，更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9]

实际上，《试论》非但如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界，首次积极倡导“市场经济”，更是对经典著作的某些突破。

顾准为了写好这篇《试论》，曾与密友孙冶方多次交谈，几十年过去了，演绎了一出“学林佳话”。

顾准与孙冶方的友谊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孤岛”时期，他们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领导新闻、出版、戏剧、文学等工作，并兼管一部分上层统战工作。他们并肩战斗，热情高涨，成为肝胆相照的战友。

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孙冶方、顾准虽然先后参加新四军，但所在根据地区域不同，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45年11月顾准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回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地淮安以后，才有机会与一直留在苏皖边区的孙冶方共事。不久，两人又分手了。

回到华东解放区后，顾准同志任财委委员。这时财委中还有不少是顾准熟悉的同志，其中就有原来一起从事上海地下工作的孙冶方、徐雪寒等人，孙冶方还兼任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他们一见如故，热情相待，工作上互相支持，非常协调。

上海解放后，顾准转任上海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由于当时百废待兴，他们承担工作又相当繁重，一位忙于力争使上海财税工作做到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支援抗美援朝）和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一位则积极组织领导华东的工业建设工作和高等财经教育的管理工作，几乎都是马不停蹄。但只要碰到一起，他们两位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对各自的工作充满了憧憬，又互相给予鼓励，会面是愉快的，气氛是热烈的。

1952年，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错误撤职，1953年调至北京。孙冶方也于1954年离开上海，升任中央统计局副局长。

1956年上半年，就在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认真通读了《资本论》，这时他与孙冶方过从甚密。有一天，顾准向孙冶方指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更重要。”孙冶方和顾准通过见面和电话交谈，相互启发，碰撞出可贵的思想火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试论》两篇文章。

因此可见，顾准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索，先于孙冶方，因而被人推崇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赵人伟（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日后称，“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已故经济学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众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10]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顾准与孙冶方的学林佳话，因顾准不幸于1974年12月早逝，这一主角，只能由劫后幸存的孙冶方“担纲主演”。

1982年9月，孙冶方抱病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溘然长逝，死后备享哀荣。

孙冶方临终前在交代后事时，一再叮嘱他的两位学生，也是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张卓元同志，让他们将来替他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把刊登在1956年第六期《经济研究》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的后记原文附上，不能遗漏。原来，他在后记中写了四段话，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的笔名）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证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将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问题作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性问题对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得知孙冶方临终嘱咐的这件事情，张劲夫同志曾以《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11]为题发表文章。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提出过他的看法，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指《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引者注）时未附上这一后记感到有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上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价值规律”在今天听来，是一个连中学生也耳熟能详的名词。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受传统思想禁锢的时候，却有人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冲破束缚，真正认识并已重视价值规律，的确是一桩惊世骇俗的事情，非常了不起，很伟大！

可是，这在当时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无怪乎受到各方面的无情批判与指摘。这也就是后来被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异端”，小平同志1984年在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12]而顾准、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实在具有“超前”意识。[13]

顾准完成这篇重要论文时，已经被调往中科院资源考察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他在装订成册的完成稿上，端端正正署上笔名“吴绛枫”，郑重地交给林里夫，希望仍旧能在所刊《经济研究》上发表。

顾准倡导“市场经济”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上

当时《经济研究》的负责人林里夫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收下了顾准这篇论文。不料稿子刚在所里传阅，就有人断然宣称此文宣传修正主义，绝对不能同意这一错误的观点。所里对如何处理顾准的文章颇费脑筋，是公开发表，还是封杀，或者内部批判？一时莫衷一是。我支持发表，并为顾准作了辩护。我说：现在，别的经济成分，集体、个体，都在搞经济核算，国营经济当然也应该搞经济核算，价值规律不可取消，价格涨落调节生产的问题也可以讨论。公开发表此文，对我国的经济工作有参考作用。兼任《经济研究》主编的狄超白，也认为讨论有利于改进工作，应该允许学术争鸣。他也支持公开发表此文。于是，由我出面，在编辑部签发了这篇还没有发表就引起很大争论的文章，全文刊载于《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上。”

《经济研究》第3期出版后，顾准新鲜而尖锐的观点，顿时引起经济学界人士的普遍关注，颇得振聋发聩之效。有些专家认为，应该对此文进行学术讨论，借此对经济理论做一次清理。可是，“反右”运动已经兴起，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对这篇与现行经济体制大唱反调的文章，没有领导敢说它是社会主义理论。数月之后，顾准即由于一系列“右派”言行，包括这一观点，被打成“反党右派”。一篇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奇文，与中国经济擦肩而过，无声无息地湮没在政治风暴卷起的尘土里。中国社会在此后数十年间，失去了对顾准的观点再一次介绍的任何可能。正如王元化所说：湮没了顾准的名字，只是他个人的遗憾。湮没了这一重要而精辟的改革思想，却是中国经济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顾准写作的《试论》得以重见天日，是在“文革”结束以后，重读这篇文章，仍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其理论的闪光和逻辑的力量。

顾准在写作《试论》时，面临着两对矛盾必须克服。一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原则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一对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现实政治生活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如果当年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也能像现在一样严肃地认真地自由讨论，那么中国学术界幸矣，顾准及其顾准们都克服了后一对矛盾，才能顺利地解决前一对矛盾所提出的问题。

顾准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应该肯定，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14]得出这一结论后，顾准不得不花大量篇幅加以阐述。

首先，为了达到上述结论，必须突破若干经典的理论原则和流行的论点，其中最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面不存在商品生产的理论原则和只有在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或者只有所有权作真正的转移时，才是商品生产的论点。骆耕漠撰写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过程》[15]一文认为，“只要实行按劳计酬与经济核算，就必须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产品就必须计价，那就是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但是他又说：“商品生产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也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但是他们必须将产品作真正的交换买卖，即将他们的所有权的转移，构成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的论点，也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所持的观点。”上面所引述的骆耕漠的论点，顾准对前半部分持肯定态度，实际上是借骆氏之口阐明自己的观点，对后半部分，顾准则持否定态度。他明确地提出：

所有权概念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只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本身不是什么经济关系（原注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9—70页）。社会主义法制承认个人是他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所有权者，是按劳计酬这种经济关系的反映，承认集体农庄是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者，又是一种经济关系——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反映，两者就不属同一性。即就个人消费品而言，劳动者用货币工资购买消费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实现他们所应领受的社会生产品份额的办法，两者也根本不属同一性质。所以，引用法律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是未必妥当的。[16]

顾准在这里所强调的无非是提醒人们，对交换所应注意和研究的，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某种产品的所有权从谁手里转移到另一个谁手里，而应当注意交换双方是根据什么原则，采用什么手段，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交换，也就是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上。

顾准也不同意当时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并由此推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观点和结论。

顾准对有些著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被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引起的；说什么作为商品的产品具有价值，不作为商品的产品就没有价值，或只具有价值形式；这种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能自圆其说的观点，表示了自己不能同意，并且在《试论》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说：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过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没有提到过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指明社会主义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分析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关系。[17]

顾准的上述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应该同意顾准的观点，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100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江泽民如是说。[18]

关于价值规律，顾准在《试论》一文中也有精辟的分析。顾准首先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对价值规律的定义。然后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19]在当时的环境下，顾准只能这样说：

……经济核算制在二个方面帮助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

（一）经济核算制提供的，关于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使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是最大的；同时也帮助经济计划规定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规定各生产企业与生产部同类间产品转移的合理价格。

（二）经济计划规定一个合理的限度（这个限度因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此限度内，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所谓“自动”，就是不必事事规定在经济计划内，事事由经济领导机关决定，而是由生产企业之间，或生产企业与劳动者消费者之间，经过价格结构与工资率以外的劳动者报酬补充规定，自动进行产品的转移或劳动报酬的分配。

以上两种作用，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过在前一种作用中，计划经济借经济核算之助提供资料，使计划本身得以正确运用价值规律。这是价值规律通过计划起作用。后一种是价值规律在经济计划规定限度之内，而又是在计划本身之外，调节生产与流通。而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以上两种作用，不妨归总起来，都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则是令价值规律作为自发的规律，通过竞争，自发地调节全部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区别所在。[20]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顾准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与他的好友孙冶方提出的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是不谋而合的，而这也是马克思价格决定的真谛所在。同时，我们又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顾准主张指导性计划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思想。只不过，所用的语言是适合那时的政治环境并且用更委婉的形式罢了。

顾准先生的藏书

今天，重读《试论》，我们应该感激像顾准那样一批经济学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摆脱外来的和自己思想中的羁绊和束缚，冲破教条主义的框框，勇于进行探索。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注释】

[1]《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86页。

[2]原载《华人文化世界》1998年第1期。

[3]《顾准自述》手稿，第286—287页。

[4]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三联书店2004年3月版，第307—308页。

[5]《顾准自述》手稿，第275页。

[6]《顾准自述》手稿，第287页。

[7]参见李忠杰等：《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0—99页。

[8]《顾准自述》手稿，第284页。

[9]《顾准自述》手稿，第284页。

[10]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见罗银胜编《顾准再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28页。

[11]见1993年7月9日《文汇报》。

[12]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1页。

[13]详见罗银胜：《孙冶方与顾准的友情》，《纵横》2008年第10期。

[14]《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36页。

[15]原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

[16]原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第30—31页。

[17]《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50页。

[18]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页。

[19]《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58—59页。

[20]《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