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岁月_顾准的事迹

商城岁月_顾准的事迹

第九章　商城岁月

从1959年3月到1960年1月，顾准等中国科学院部分“右派分子”被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监督劳动”，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左”字开口，“斗”字当头，生产下降；“饥饿——浮肿——死亡”，乃至饿殍枕藉，满目惨状。

顾准在写于1968年9月16日的历史交代中说：“1959年3月—1960年1月，我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六月份以前，在县办国营农场劳动时，曾听到过几次县委会议的传达。县委批评上年有些公社评产过高，征购太多，还听到过这样的典型事例，有一个生产队报产很高，县委派人检查，生产队指着粮囤说，我们还存这么些粮食。检查人员检查粮囤时，发现表层是稻谷，底下是糠秕，这个生产队的负责人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六月以后，转到铁佛寺水库劳动队劳动改造。这年夏季，商城大旱。七八两月，正是稻子拔节、秀穗、灌浆的关键季节，竟滴雨未下。塘水没了，河水干了，农民在河槽挖水塘车水灌田，这样的水塘也干了。在农民的艰苦劳动下，和县属各机关大力帮助解决提水工具的情形下，许多还有水源的稻田还是有收成，不过看起来，当年的总收成比常年产量低得多。九月份起，秋雨蒙蒙，旱象解除了，不过收成已成定局，无法改变了。九月份以后，就看得见灾荒的迹象。铁佛寺水库劳动队队员，几乎全部是本县劳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在一起劳动的队员们，有家属来探访的，说到中秋以后，队里就没有粮食，‘砍了大锅’（公共食堂停止伙食供应），让各家自己想办法。劳动队驻地的农民，埋怨估产太高，征购太多。十月以后，农民就靠自留地种菜出卖，上城里买一些熟食维持。进入冬季，灾象更为严重。一起劳动的队员，都得到家里死人的消息，许多人家，一家还不止死一个人。一月份（按：1960年），我们集中城里进行劳动总结，城里大街上，城外道途上到处看得到严重的灾荒景象，城里还见过县人民委员会公审为了要吃而杀死自己亲人的罪犯的布告。离开商城将近九年了，略一回忆，许多景象还如在目前。”(www.guayunfan.com)顾准的《商城日记》手迹

中国科学院带队到商城劳动的领队人是当时哲学所办公室主任李克征。这次下放该县的劳动人员也包括好几个所。一开始，顾准被编在综考会和土壤队的分队中，后来，李克征又重新编队，顾准去了另一分队。关于编队和人员，顾准回忆说：“商城县属河南信阳专区，到达信阳后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下放干部听信阳地委传达不久前中央某次重要会议精神（根据文化大革命读到的材料，推算年月，应是第二次郑州会议），队里有六个右派分子，不参加传达会议。李克征组织这六个人学习，讨论对本人右派罪行的认识和下乡劳动的态度，要我主持讨论，这六人后来都在铁佛寺水库劳动队，他们是：赵淑仁（女），心理所，1959年在商城摘掉右派帽子；李宝仁（女），心理所，当时上海卫生局长王聿先的姨妹；彭楚南（男），语言所，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权少珍（男），历史所；魏某（男），历史所，德文翻译。”[1]

顾准这一队人到达商城后，在待分配期间，听过县委负责人介绍商城情况的报告。不几天，他们随同综考会、土壤队的下放干部，分配在距县城西五六里的西大畈，县属国营农场劳动，直到6月份转到铁佛寺水库劳动队为止。

在这一国营农场里，顾准参加了犁地、锄麦、送肥、施肥、收割油菜和小麦以及插秧等劳动，对某些公社和生产队虚报、多报产量，刮浮夸风已有所觉察。顾准推测，“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前，即1958年商城县的工作中，恐怕已经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了。”[2]这其实是上行下效的结果。顾准在写于1969年5月31日的《自述》告诉我们：“1959年6月中旬，我们这个劳动队中的六个右派分子，集中到县委直接领导的铁佛寺水库劳动队去劳动。这是一个右派分子集中劳动的队伍，全队人数100余人，90%以上是商城本县的右派分子，另有河南省各机关下放商城劳动的右派分子10余人，以及科学院的六个右派。商城本县的右派分子，大多数来自区级干部（副区长、区秘书等）和小学教师，也有来自县人委各局的。劳动队的劳动任务是参加修筑铁佛寺水库的大坝，修筑大坝的主力是民工，人数不详，恐怕有好几千人。后来李克征告诉我，科学院下放劳动队伍到达商城时，县委即曾要求把六个右派分子集中到劳动队去。李克征根据院部出发时指示的原则，不同意县委的要求，拖了三个月。因为县委的坚持，当院部一位到商城巡视劳动队伍的同志到达后，经过商量，才应县委的要求，把这六个人转过去了的。劳动队队长沈万山，共产党员。除沈一人而外，全队自副队长以下，所有分队、小队队长，炊事人员、服务人员，全是从右派分子的队员中选任的，队员的70%以上参加大坝的修筑工程。10人左右组成自给性菜园的菜园组，10人左右（主要是妇女队员）参加一个缝纫洗补的服务组，四五个人搞理发和附设的洗澡房，六七个人在伙房，另有副队长两人，会计一人，医生一人。……劳动，在正常情况下每天八至十小时。八九月份以后，经常加班劳动，有时从清晨两三点起，有时晚上夜战。在这种情况下，一天劳动的时间，可以长达十五六小时。全队生活纪律很严格：全队右派相互间一律不得称同志；来往结伴，都要经过检查；非经请假，绝对不得离队外出；节日一律不准假；除队里的伙食外，不得向外购买食物。我在这个劳动队劳动和生活了6个多月。这六个月，真正经历了一个严格的锻炼。到劳动队之初，我参加了几天修筑大坝的运料工作，以后一直在自给菜园。在此以前，我虽然经过赞皇和商城县农场两处八九个月的劳动锻炼，短途挑担还超不过60斤。在劳动队挑粪、挑菜、挑水，达到中等距离可挑一百斤以上，但是短期内右腿拐了。……在劳动队，我不仅担大粪，还穿上胶鞋下到粪窖去清底。我担起粪担子去拾粪，还学会用手捡大粪到粪担子里。在二月每天劳动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时候，白天在烈日下用湿手巾包头，可以坚持铁锨翻地或其他作业。夏秋间菜园要巡夜，轮到我巡夜时，晚上十二时起巡夜，第二天白天照常整天劳动。……正是在劳动队，我才把知识分子架子和官架子真正完全、彻底、干净地放下来了。”[3]

顾准的上述这些文字，尽管写于“文革”之中，有些用词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色彩，但是，它如实地反映了在商城县委直属劳动队，除了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之外，没有什么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人性抑或人道主义。这种情况，与劳动队队长沈万山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繁重非人的劳动间隙，顾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点滴时间，秉笔直书，记下日记（写作时间不固定，有时是清晨二三时，有时是白天浇粪休息时，有时是在晚上乃至深夜），翔实地记录了劳动队集体和个人的那一段属于中国人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痛史”。他还要写笔记（即思想改造笔记，是当时右派分子必须定期向管理干部递交的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检查的文字材料），完成后上交。

顾准藏书：《论财产》（英）葛德文著，何清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精装，大32开本

此册为顾准藏书《论财产》。在衬页上有顾准用红色铅笔所写的签名

《论财产》书内有多处顾准的看书标记

现存的《商城日记》（1959.10—1960.1）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能够流传至今，绝对是珍贵的信史。顾准在日记中不加修饰地记下了他感受到的饥饿、浮肿、疾病、屈辱以及人性沦丧等实况，尽管如此，跟那时人民公社农民的处境相比，“劳动队是天堂”，读者自可去理解顾准此番话的深意。而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智者，顾准在日记中还记下自己冷峻而透辟的思索和睿识。难怪李慎之要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然而，许多人甚至不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记里，顾准已经下定决心要下十年工夫，研究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弄明白人类的命运是怎么回事。这个计划当然因过于庞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们还是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4]李慎之没有言过其实，顾准的《商城日记》同样雪洗了中国人的耻辱。

陈敏之先生写于1993年12月28日的《顾准文集·序》说过，“1957年至1974年这17年，顾准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上。知识分子犯了‘思想错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据说能改造好。这实在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的好处在于可以不要经过什么繁琐的法律程序，简便易行。劳动改造不算服刑，不落痕迹；谁‘表现好’，可先脱帽，机动灵活；工作权利、工资待遇一律取消，使你和你的家属在实际生活中能够有所‘体验’。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似乎仍然不太安分，写下过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未见过，不清楚。不过，我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又惹下了祸，原因是文革前夕把这些东西毁了。为什么要毁掉，显然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个罪名是难以申辩和推脱的。不过，有趣的是，我母亲也参与了这毁灭‘罪证’的活动。对此，我母亲是有经验的。20世纪30年代，我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干过这种活。有一次，为了烧毁文件，把一口大铁锅都烧裂了。想不到几十年以后还会又一次用上这种经验，帮助她的儿子毁掉‘罪证’。这次，不能用‘火烧法’了，且不说没有这样的厨灶和大铁锅，浓裂的烟味也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和怀疑。因此只好改用‘水浸法’，即把纸张放在水中浸透、揉烂，然后放进抽水马桶抽掉。母亲对我说，纸张太多，来不及沤烂，抽水马捅都堵塞了。结果，顾准和汪璧销毁‘罪证’的罪名当然还是没有能逃脱。不过，我母亲大概因为革命群众看她不过是一个不足道的文盲老妇人，终于漏网了。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写下的一些东西全毁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5]

诚如陈老所说，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写下的一些东西大多毁掉了，但也有遗珠散落，前面引述的《顾准日记》，即是一例。这本日记自1997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来，一时好评如潮。特别是《商城日记》，它好就好在真实，好在翔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尽管篇幅只有一百多页，时间跨度近四个月。其实，《商城日记》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充满了历史洞察力，读者自可找来细读。

披阅《商城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其中震憾心灵的巨大力量。正如上海剧作家沙叶新撰文所说：“顾准正是本着‘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察家’的精神，使他的日记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那段悲惨的社会史，也真实地记录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苦难的心灵史。使人读后心颤不已，泪流不止。”

对此，他感慨万分：“……可他们本是一批堂堂正正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啊！他们何以会变得如此呢？他们的理性呢？他们的良知呢?他们的自尊呢？他们的羞耻呢？原来这一切都在被顾准称之为‘政治勒索’的‘摘帽讹诈’前给击得粉碎了。为了争取早日‘摘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劳动队’里的众生们，大都争先恐后地摇尾乞怜，声泪俱下地扮演忏悔，等而下之者则献媚、则告密、则窥探、则栽赃。连顾准这样耿直的思想家也怀疑自己‘我是变得卑鄙了’，‘甚至变得狡猾了’。这使人不得不惊叹思想改造制度的伟大，竟能使人扭曲到这种非人的地步！”[6]

为了民族的尊严，人的尊严，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血泪般的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由于《顾准日记》，又引起“洛阳纸贵”的现象，人们纷纷猜测“顾准之谜”，众说不一。作为顾准的弟弟陈敏之的说法，应当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

读《顾准日记》，似乎必须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顾准日记……写作的时间既有先后，具体历史背景迥异，因此写作的格调也各异其趣。例如，《商城日记》所记的时间是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恰好是强打精神欢庆建国十周年之后，也是饥饿与死亡在农村里处于高峰的时候，虽然报纸上讳莫如深，公开报道的极少，但生活在农村里的人，这些都是亲眼目睹的事实，因此你即使在白纸上写下黑字，谁也无法否定你说的是事实，这就是《商城日记》的格调，这样的格凋自然也是和顾准平时之为人是一致的，因此不会产生任何疑惑、不解；至于由于饥饿而激发起来的人性的被扭曲，做出各种形似卑劣、实际上令人心酸肠断的行为（包括顾准自己在内）日记中也有淋漓尽致的叙述和描绘。1962年我去北京，在顾准家里，在饭桌上曾经亲自听到他叙述在商城时偷吃胡萝卜的故事，当时听了实在感到喉咙梗塞、食物难以下咽。[7]

写到这里，我想换一个话题，就是《顾准日记》其实也是一份宝贵的“心灵私语”——写自己、自己写，写给自己看，因而如顾准一贯的风格。日记中充满了对时政的关切，对社会的关注。

先看顾准如何写自己，他形容说：“精神折磨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1959年11月23日）[8]他还记下自己气质的变异：“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以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1959年11月10日）[9]

起初顾准还天真地认为：“我倒得到了沈（万山）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靥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1959年12月8日）[10]然而，就在同一的日记中，他变得非常明智：

而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

北京宣布140余人，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

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愈紧张，防范愈严。

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求苟全性命而己。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11]式的空想。

不见此间摘帽的人依然在劳动队不往外放吗？[12]

顾准拼命劳动，如他的手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手的变化最大。现在已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宜于抚摸我的妻子跟孩子了。起茧皴裂，右手大指食指中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了。”（1959年12月17日）[13]可是，直到顾准奉命离开劳动队那天，沈万山居然还“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其内容是接上头接不上头，我对你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所说的话只有一点有内容的，就是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意思就是，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小心。”（1959年12月29日）④顾准看透了劳动队和此人的本质，大义凛然地说：

别了，劳动队这个Concentratation camp（集中营）。[15]

假如有那么一天，让我来审判你![16]

1960年元月，顾准来到商城县城，进行回顾总结。他想到了社会责任感这个问题。他说：“激动的中心问题是社会责任感，这差不多是一项崇高的感情……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我要恢复我的精力，节用我回京的时间。我还要工作，我要保全自己。我还要战斗，而这个战斗不会是白费的，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1960年1月9日）[17]他还强调：“确实，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这是区别家雀与海燕的东西。”（1960年1月10日）[18]。同时，他曾写道：“高尔基还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数，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日）[19]

顾准是一位热爱真理、尊重事实的思想家，是民族苦难的见证人。俄国作家萧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时代“畏惧是当时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我也摊上一份”。因而可以设想，“顾准是人不是神，可能也有畏惧，但他还是说出了真相。我忍不住想象顾准当时的情形：一个人在异乡，远离妻子儿女，饱尝思念之苦。寒冷，饥饿，写日记要借写思想改造笔记作掩护，写了又写，若被发现，则罪加一等。但如果不写，顾准将不复为顾准，良心不复是良心。”[20]然而，有良心的顾准，正因为洞察一切，而备受磨难。

顾准的《商城日记》对时事政治的评论，无隐而恣肆，充满忧患意识，因而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比如：

顾准针砭当时的“反右倾”，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从外面来的，上面来的，所以问题特别大。从下面看，反右倾鼓干劲，声势浩大。其实正如战略投降所举实例，色厉内荏。我曾估计局面要变，前30天昏昏沉沉的，对此思考不周。清醒过来，考虑一下，局面非变不可。”（1959年11 月1日）[21]又说：“大会堂在开群英会，趁粮食还有，今冬大抓水利，这都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要与本钱。过此以后，又将如何？”（1959年11月4日）[22]

顾准在日记里多次抨击推行极“左”的斯大林主义：

1958年春所出现的情况，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图Return To（回到）1957年。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二者兼顾，此路不通。加以外来的刺激，于是决定走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到底。而Stalinism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23]

按照苏联现阶段的提倡与反对的伦理观念而言，可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偷盗小账是不可免的，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畸形。

如此而已。

应该说老实话。那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史前期而已。[24]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遍地哀鸿，人相食，灾害报丰收，打肿脸充胖子，大搞水利养猪以达劲可鼓不可泄的目的，右派分子如何能摘帽子，各令返回原阵地？……

若要真摘帽子，必待另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这件事之来到，为日无多。世界形势，决不容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复活。1959年4月，全国人大的气氛，宋庆龄的和平、进步、正义是正宗的。目前的妖魔邪气，何能持久？[25]

同时，顾准非常严肃地告诫人们：“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小型工业的农本主义极不明确，相反，无论大中小点的建设目的，都是大会堂式的现代化——拼命地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目的。”“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通过统计学来的。那个5500亿斤就是标本。”“城市中心主义的建设，与自上而下的指标式的统计学，再加上沈万山式的领导良心，结论，苛政猛于虎。”[26]

这些与当时时代主流意识相悖的观点，是基于顾准立志“做一个历史观察家”的目的而提出，他期待着：

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27]

顾准在日记中对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的互动与影响的阐述，更是鞭辟入理，入木三分。

1960年2月初，即农历春节前夕，顾准离开那可诅咒的商城劳动队，回到北京。在此之前的两年下乡劳动期间，顾准还是在中科院综考会领取生活费。此番返京后，院部决定，将他的关系从综考会调至管理局，到管理局所属的一个主要机关生产单位——清河饲养场去“帮助工作”。

顾准回到家里，与妻子、母亲和儿女们过了一个久违的春节，享受到难得的天伦之乐。短暂的时间稍纵即逝，大约在3月中旬，顾准就奉命来到饲养场。关于这个饲养场，顾准有这样的记忆：“清河饲养场地处北京北郊的沙河、清河两镇之间，在当时的沙河公社（即中越友好公社）东小口大队（后改为东小口公社）区内。这个饲养场以养猪养鸭为主，初期借租了兰格庄、店儿口、单村、太平庄四个村的土地共1000余亩，原计划种小部分菜园，供给各所蔬菜；大田种粮，附设粉场做粉，以粉渣喂猪。另种一部分饲料作物，连同白薯蔓藤，也直接用一部分收获的粮食作猪饲料：这个饵养场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建场，着手修造粉场、食堂、仓库、宿舍、猪圈、马厩等房屋，至1960年夏季才完成修建任务。1960年农村‘三反’运动后，各村陆续要求收回原来出租的土地，饲养场耕地面积不断缩小。1961年，院部撤销管理局，在办公厅下设劳动生产办公室，由张明远负责。清河饲养场改取分散经营方式，分出一部给几个单位直接经营。1961年秋，‘农村十二条’、‘六十条’陆续颁布，各村更积极要求收回出租土地，饲养场勉强维持到1963年（？）即全部撤销，所有房屋设备一律无偿移交给东小口公社，不过那时候，我早已离开该场了。”[28]

顾准在这里提及的“农村六十条”，是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简称，旨在调整农村政策，纠正1958年以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觉察到由于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加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势，所以“农村六十条”的“制定和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29]

同时，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政治局面出现了较为宽松的气象，顾准也于1961年秋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据顾准回忆，清河饲养场筹建时期的负责人大概是中科院管理局生产处钟某。1960年3月，顾准被管理局派到该场的同时，杨生材（曾参加过抗战时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出任场长。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顾准协助杨生材的工作。

于是，中科院副秘书长谢鑫鹤和管理局副局长杨德普（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调来的，曾经是陈谢兵团后勤负责人之一）都先后约见顾准，谈话之后，介绍与杨生材见面，交代任务。

顾准还记得：“我在到场以后四五天，即主动要求去喂猪，并向杨建议，我是右派分子，不宜参予饲养场的领导，钟某在场期间的李景田（原海司科长，1958年下放。据闻清河饲养场结束后，在科学院房产处的修缮队工作），工作积极负责，熟悉农场全部情况，杨依靠他来领导全场工作更为适宜。大概杨也感到院部原决定实在是行不通的，所以采纳了我的建议。但是两三星期杨德普来场，知道我在喂猪，又亲自招呼不让我参加体力劳动。他同意李景田协助场长工作，不再坚持我担当这个责任，但既然不让我参加体力劳动，就使我成为这个场的闲散的‘参谋’。1961年春，管理局撤销，成立由张明远负责的劳动生产办公室，萧炳琳来任场长（杨生材调去新疆工作）。这一年的三月至六月份，我在该场的菜园劳动了四个月。七月，又决定我任该场的计划员，不再参加体力劳动，到1961年11月摘掉右派帽子离开该场为止。”[30]

如此算来，顾准下放清河饲养场两年中，实际在清河15个月，其中参加体力劳动5个月，另外5个月他参与了河北商都牧场的工作，前后加起来，共20个月。

顾准到清河不久，就被派去商都合办牧场。此事的经过如顾准所述：“1960年4月，杨德普到河北省张家口专区的商都县（现已划为内蒙古自治区），商定由管理局组织一个拖拉机站到该县的‘十大顷’县营牧场（其实并不是完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牧场）开荒，以此作为和该县合办这个牧场的起点，至于合办牧场的具体条件，当时并未商定。杨回来后，派张凯（当时的生产处工作人员）组织并带领这个队伍，并要我参加这一工作。拖拉机是向几个有关系的公社（主要是沙河公社）临时商借，拖拉机手也是公社派的。管理局才买到的一台东方红54型也参加了。张凯带领拖拉机手经京包线转集二线运送拖拉机和机耕农具，我乘运送油料的汽车，经张家口径赴商都。在商都开荒播种约一个月，完成任务后，向公社借用的拖拉机由张凯带领返回北京，科学院自有的那一台东方红54，连同拖拉机手胡洪泽夫妇留在商都继续翻地‘压青’，作次年翻种的准备。开荒完毕我也返京，杨德普要我去商都，和商都县人委有关各局与十大顷牧场联系一些合作中的具体问题，为此来回商都北京之间达三四次，结果因为县委要求的条件，涉及供应大量建筑器材和款项，管理局既无法满足，也认为这样高的条件无法合作，最后撤回拖拉机和人员。在来回商都北京之间，有一次，为了了解张家口地委对于这一合作的态度，曾去找过1955—1956年中央高级党校的同学韩某（张家口的专员），他表示的态度是，地委对于这类合作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就是，采取放任态度。这次合办牧场的交涉，整个说来是很不正常的。我最后一次去商都，见县长赵琇，表明科学院方面准备撤销合作原议的时候，赵琇借口商都卖给科学院的十几匹马卖价未清（其实，科学院和商都两方来往账目，到此时大体可以互相抵消。这笔帐，直到1963年商都县委派人来京，双方才同意结清。为此，我还专门到劳动生产办公室去参与了结账的谈判。那次谈判，张明远、杨德普都在，由我起草给商都县委的信和账目单，经张、杨同意，交商都来人带回），要把科学院留在那里的一台拖拉机扣压起来，不许返还北京。赵琇在这次谈话中使用的言辞，完全不是共产党人说得出口的商人口吻，我据理力争无效，返回十大顷牧场，准备空身回来。到了半夜，县人委突然来电话通知，可以放这台拖拉机走，这才星夜开车，回到北京。……”[31]命运可能总喜欢播弄顾准，每到风口浪尖，总会看到顾准的身影，他坚持真理、擅长言辞，为维护正义，据理力争。

光阴荏苒，顾准就这样来回商都，时间不到半年。在他印象中，商都是一片塞北草原景色。顾准在逗留期间，不仅学到不少牧业知识，也曾设想过：在十大顷这样的地方，如果有足够的投资和机械设备，很可能建成农牧业合理混合经营的现代化农场。——即使顾准身处逆境（此时还未被摘去“右派帽子”），他想的不是个人得失，依然醉心祖国的经济建设。他甚至认为，“在那里[32]，无论种粮食、饲料和牧草，又无论是牧草的收割和庄稼的收成，机械是大有用武之地的”[33]，这不啻他研究中国国情，也是研究农业经济的肺腑之言。

纵观中国历史，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总有一批人、一批姑且可以称作“理想主义者”的人是最痛苦的，他们为家国前途担忧，为下一代担忧，为未来担忧，他们担忧自己的痛苦会成为永远难以化解的难题。顾准像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一样，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活得很痛苦，也活得很有价值。

约莫1960年年末，顾准结束商都的工作，又回到清河饲养场。名义是“参谋”，虽说比较闲散，但他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并抓紧时间读书学习。

说起读书，顾准不是仅仅为了打发时间，而是为了“探索”，继续他在中央高级党校已显端倪的“探索”。经过数年政治风云变幻以及个人遭际无常，他说：“我更加坚持要‘探索’——不仅1957年，留下许多问题要‘探索’，两年农村劳动的经历也提出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探索’。”[34]

虽然这种探索，对顾准说来，是孤独的，没有止境的，然而，他依旧乐此不疲，从不中断观察与研究。这种态度已早见顾准在河南商城写下的日记：“继续这个态度，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努力方向。所以要争取经过经济研究所到北大或复旦去教书去。”[35]顾准的“探索”，是出于一位思想家的人间关怀——他要寻找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即“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

这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智慧，更可贵的是要有勇气——百折不挠、义无反顾的勇气。

从下面摘引顾准的原话，可知其“探索”之艰辛：

1960年，我在清河饲养场是闲散的“参谋”，我听不到任何党的决定的传达（1961年的“农村十二条”，我像村里农民一样，在会议上听一位同志念了一遍“十二条”本文），不参加任何集体学习，不参加任何运动（例如1960年秋冬的三反运动）。我十分关心政治，只能通过自己读报，知道大方向。

此外的时间我全部都用来读书了。1960—1961年两年，主要是读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康德、黑格尔、罗素、杜威都读了一些。历史，读了一些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史，也读了西方近代现代史和史料。[36]

最后，想必读者也十分关心顾准被打成“右派”后直到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这四年期间他的个人生活、气质及其家庭生活的变故吧，让我们随着顾准的笔下一起追溯这段并不如烟的往事：

1958年第一次下乡劳动以前，家还住在中关村的高级宿舍里，生活方式还没有什么变化。1958年秋，母亲摔跤骨折，家里没有写信告诉我。回京前，知道家已搬离中关村，由汪璧向建工部申请了百万庄的建工部宿舍，到家后看母亲残废，家庭状况大变了。1958年至1959年冬春在家呆了三个月，但岳母病故于上海，汪璧到上海去料理岳母后事。因为岳母一向希望在汪璧处养老，1958年下乡前，我也曾计划送母亲到妹妹那里去，把岳母亲接来我家里，因母亲舍不得离开孩子而放弃了这个打算。现在岳母病故，汪璧终身抱憾。从此产生了我对家庭欠了债的感觉。又1958年母亲骨折住院的时候，大姊曾专门到北京帮助料理了几个月的家务，很感激她，不知怎样报答她。这又是一种欠了债的感觉。不过，不久又到商城劳动，家事也暂时放下来了。

商城一年，其中1959年7月至1960年1月这六个月，物质生活的艰困还超过解放区的灾荒年头，回到北京，好几个月吃得特别多。家庭生活主要依靠汪璧的工资，虽还不甚困难，然而我在家庭中的微妙处境，使我感觉到我是这个集体中贡献微小而消耗巨大的成员，家里自母亲以下，恐怕又都对我有一种奇特的观感，我的生活习惯变“野”了，脾气变古怪了等等。好在不久又到了清河饲养场，在那里的约二年时间中，我照例是假期不回，在场留守，非假期补假，在家也是闭门读书，一切不闻不问。1961年春节，大嫂杨履洁自上海来京，七弟陈吉士自山东来京，我在清河饲养场留守，家里通知了我，我也没有回家看望这两个久别了的亲人。

那几年，和孩子们的关系也很奇特。1960年，长女[37]17岁了，听我说话中谈起商城情况的某些阴暗面，很不以为然，跟我吵了一次。自此以后，我虽然仍然十分关心她们的健康和成长，在1960至1961年的困难时期，也尽量设法在不违反制度的条件下，从农场买些蔬菜之类的食品回去，希望有助于她们的营养，我跟她们也较多接近了。

家庭关系已然变化很多，1960年每月50元的生活费由我自己领取，这笔钱干脆归我一个人花，除伙食等生活开支而外，其余全部用来买书了。……[38]

顾准身份的巨大落差，惊世骇俗的言行以及苍凉伤感的处境，酿成了家庭不幸的后果。其实，内心痛楚的顾准不愿在家里过多流露情绪，他只自舐伤口、自咽苦水，他心中受到负债感和不安的双重煎熬，这是常人难以想象和领悟的。

好在顾准的儿女们在大劫之后，有了“迟到的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一直受到传统的正统教育，不仅要与沦为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自身也背负黑锅，遭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

1984年2月，顾淑林在读了父亲的遗稿后，满怀深情地写道：“1983年初到1984年初，我仔细阅读了这本通讯录（系当时尚未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抄本）。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1965年底，父亲第二次‘戴帽’，我被告知父母亲决定暂时‘分手’。‘这样可能对他（指父亲）的改造有好处。我们说好十年以后再见。’母亲这样对我说。那一年我23岁。从这以后，我们和父亲没有再见过面，在这以前，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对我来说，从1961年底到1964年这一阶段算是接触最多了——每月一次的回家（我在念大学），其他的时间里，父亲要么在前方，要么在异地工作，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劳改。我们这些‘右派’子女，从少年时代起就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怀疑、冷眼和挫折，但忘我的学习工作劳动中，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谅解和友谊。我们的信仰可谓真诚，这里面原因很多，有学校社会的，有家庭亲友的，有个人的。我无法在这里展开来一一回顾。”[39]不愧为顾准的儿女，此番话充满深情，又不失理性。

然而，相对而言，在顾准遭受厄运后，家庭中除子女外，在政治上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是他的妻子汪璧，但她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在她身上既有古代妇女传统的美德，又兼有现代革命女性的气质，她是一位十分善良、沉静、娴淑、朴实，只知奉献的女性。陈敏之曾以《汪璧——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女性》为题，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从“三反”到“反右”期间，她的所作所为，甚为感人：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顾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错误的撤职处分。

“三反”撤职，对顾准和顾准家庭的命运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顾准被撤职，汪璧自然感到十分突然。曾经有好心人劝汪璧离婚，被婉言拒绝了，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有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在我国，厄运有第一次，也就非常容易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1957年，相距“三反”不过五年，顾准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顾准“三反”撤职，工资待遇未变。因此在经济上对家庭生活影响还不大。这一次情况就迥然不同，汪璧成了“右派分子”家属，不仅政治上要承受巨大压力，经济上的困窘也实在难以对付。丈夫在商城被监督劳动，经常挨饿，需要接济；五个孩子都在上学，而且都处在成长期，还有老母亲，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全靠汪璧一个人的收入来支撑，实在心力交瘁。[40]

尽管如此，汪璧还是顶住压力，熬过了难关。但是毋庸讳言，她的心情是压抑和忧郁的。

对于这种情况，顾准夫妇共同的朋友许毅（早在新四军时期，他们就熟悉，上海解放之初，一起进城参加接管，后来，许毅奉调中央财政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也非常忧愁。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就此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采访了许毅先生。他告诉著者:

顾准确实是我们立信老校友的佼佼者，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的几起几落，令人垂泪，早在1956年，我看他与爱人汪璧在建工部心情不好，就找了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反映情况，推荐汪璧到商业财务司任副司长，经部党组研究作出了这一任命。我当时任建设银行总行行长。这样，汪璧的境遇有所改善，我也稍感欣慰。[41]

感谢众多诸如许毅先生仗义执言者，正是他们给处于窘迫之中的顾准夫妇带去了人间温暖！

【注释】

[1]《顾准自述》手稿，第314页。

[2]《顾准自述》手稿，第315页。

[3]《顾准自述》手稿，第315—317页。

[4]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5页。

[5]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4—5页。

[6]沙叶新：《泪眼读顾准》，1997年12月3日《文汇报》第8版。

[7]陈敏之：《关于〈顾准日记〉编辑上的一点说明及其他》,1998年5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

[8]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5页。

[9]同上书，第15页。

[10]同上书，第39页。

[11]采秀是顾准对其妻汪璧的昵称。

[1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0页。

[13]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80页。

[15]同上书，第76页。

[16]同上书，第77页。

[17]同上书，第102—104页。

[18]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5页。

[19]同上书，第70页。

[20]张卫民：《苦难与良知的见证》，《博览群书》1997年第11期。

[21]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1页。

[22]同上书，第13页。

[23]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2页。

[24]同上书，第37—38页。

[25]同上书，第57—58页。

[26]同上书，第127—128页。

[27]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1页。

[28]《顾准自述》手稿，第322—323页。

[2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0页。

[30]《顾准自述》手稿，第323页。

[31]《顾准自述》手稿，第325—327页。

[32]按：指商都的十大顷牧场。

[33]《顾准自述》手稿，第327页。

[34]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32页。

[35]同上书，第89页。

[36]《顾准自述》手稿，第332页。

[37]按：即顾淑林，小名稖头。

[38]《顾准自述》手稿，第333—334页。

[39]顾淑林：《迟到的理解——〈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读后附记》；转引自《顾准日记·附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20—421页。

[40]陈敏之文章收录《顾准日记·附录》，第410页。

[41]1998年2月16日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