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放逐_顾准的事迹

心灵的放逐_顾准的事迹

第八章　心灵的放逐

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其标志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了整风运动的目的、内容、方针和方法。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整风运动先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军队等展开。

运动之初，广大党员和群众向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有益的批评与建议。但是，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散布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www.guayunfan.com)《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为此，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群众性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

对于这一事件的评价，邓小平同志曾有过评论，1980年3月19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1]

下面，让我们深入一步，尝试进入顾准的心灵世界，探究一下1957年前后他的真实心态到底如何，据此，对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内因后果，方可理解。

大风气之下，性情中人顾准怎能幸免，这里就来追述一下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他说：

首先是对苏态度的巨大变化。党校学习末期，在党建课的讲课过程中，询问教员许邦仪同志，斯大林对我国解放战争采取了什么态度，许邦仪说明了斯大林的“不准革命”的态度。1956年离校后不久，在建工部听到了苏共中央建议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多发展有色金属的开采，用不着以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目标。不久，波兰事变中，从《参考资料》上看到了西方新闻记者报导，赫鲁晓夫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飞临华沙，横加干涉，以及事后哥穆尔卡关于出口运苏波兰煤炭，被大量压价的控诉。匈牙利事变中，苏联第二次出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苏联的第一次出兵，却是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所有这些，都使我看清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丑恶面目，而且形成了一种“嫌恶”的感情。……［回想往事］30年代初期我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当时宣传主席思想和主席伟大形象的书刊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绝对不能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正确的译名应该是《红星照耀中国》）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已经是抗战期间的事情了。相反，描绘斯大林巨大形象的巴比塞（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许多描写俄国十月革命、内战、建设的苏联小说却出版得不少，所以苏联和斯大林的形象，对于我多少是“圣洁”的。到1957年为止，对苏联的一切事物的看法当然现实多了。但是1956年这一年从“圣洁”到“嫌恶”这样巨大的变化，不免使我对革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幻灭”之感……这是我延长了13年之久的“思想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1957年春的雷州、海南考察，使我对苏联赫鲁夫集团的丑恶面目有了切身的体会。华南垦殖的巨大投资，对于我们这个才从十多年战争进入建设的一穷二白的国家是得来不易的，“老大哥”怎么忍心片面毁约，使我方蒙受巨大损失？正因为如此，当竺可桢十分含蓄地说到黑龙江上的太平沟是一个良好坝址时，我才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关维护我方权益的重大问题，积极支持他的意见，请示聂总（按：指聂荣臻元帅），并在取得聂总指示后，在考察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遭到某人坚决反对、诬为反苏的立场。这里，看起来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我一方面对革命有“幻灭”之感，一方面在太平沟问题上行动得很坚决。其实，按我当时的心情是不矛盾的。我感到“幻灭”是总的比较抽象的问题，由此我决心要“进行探索”，而不是躺倒不干了。至于当面的实际问题，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的，而且是我对之负担了政治责任的，我当然要毫不犹豫地为之而斗争。[2]

从顾准这些写于“文革”（1969年5月16日）中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发生在十几年前对苏抗争仍不后悔，维护祖国主权之初衷毫无改变。还可以看出这是他20世纪30年代投身地下斗争，爱国救亡之行动的余绪。同时，也证实他之被打成“右派”分子，纯属不实之词。

其他值得玩味的地方诸多，例如，从顾准那一代在旧社会过来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和性格是在“红色的30年代”[3]形成的，无不带有理想主义、民主主义的浓重色彩，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鸿沟面前，难免会产生“探索”之念。民主、科学、自由的“五四”精神深深浸润了顾准这一代人，他们既自觉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爱国救亡运动以及祖国的各项进步事业，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所以在50年代，顾准仍不失“思想自由”，保持“特立独行”。

顾准在1957年春夏之际的“整风”和“反右”斗争中，并没有参加“大鸣大放”，只是在考察途中或返京后在同事之间流露出对在“三反”中被撤职的不满，发过牢骚，或者对国内某些不正常做法有所议论。根本够不上向党猖狂进攻。相反，他倒是认为党内外人士一起“大鸣大放”，上下内外一齐来，会乱的，而中国现在的局势是从来未有的好局势，乱不得。[4]

当年4、5、6月在京期间，顾准从《内部参考》上了解到大学的大字报热闹非凡，众说不一，对林希翎、谭天荣等人的言论表露出某种程度的同情。他说，“至少认为这些年轻人有胆量，但是对‘风潮’却是忧虑的，希望能够‘和平’地平息下去。”[5]

8月，当黑龙江考察活动结束，在哈尔滨召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谢鑫鹤写信给赵锋，催促顾准尽早回京。当时，顾准心里就有点嘀咕，“为什么这封信不直接写给我”。其实，有人在北京向中科院党组汇报了顾准“反苏”的言行，并开始整理《党内右派分子顾准的右派言论》小册子，将他平时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搜罗起来，无限上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样，顾准陪竺可侦将黑龙江综合考察工作汇报完毕，回京没几天，经过几次小会后，便接到了“到会上去汇报一下在反右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的通知。四五次中小型会议开下来，顾准即被速战速决地定为“右派”，只是还没有正式戴帽。据顾准自述，“大致已进入9月，经过一两次中型的揭发会议，立即转入批判斗争我的右派罪行的大会。召开大会前，科学院党组分发了《党内右派分子顾准的右派言论》这本小册子，推测起来，调查搜集这些材料的工作，在小会开始时或开始前已在进行之中了”。[6]

10月1日下午，中科院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召开揭批顾准等“反党右派”分子大会。顾准像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雄赳赳的口号声中被揪了出来。中科院1000多名革命群众出席了这次大会。中科院党组全体成员坐在主席台上。

面对1000余名同仇敌忾的革命群众，顾准却没有像某些人希望看到的那样，显得惊慌失措。他相当镇定，甚至可以说相当平静，步履充满自信，举止文质彬彬，一身整洁的中山装使他显得庄重而严肃。只是，他紧抿的唇边，分明带着几许嘲讽之意，近视镜片后面一双睿智的眼睛，以鄙视的目光审视着台上一幅幅气势威严的标语口号。

群众集会声讨右派

那时候，大批判还比较文明，主要就是发言批判，喊革命口号，但不动武。革命群众接二连三上台，狠狠揭批了顾准在思想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譬如，顾准初来中科院时曾说：我当官当不好，来庙里当个坐得住的和尚总行吧？这是他对在上海、洛阳两次受处分不服气的表现。顾准多次诬蔑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恶毒攻击毛主席解放后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必要性大可怀疑。顾准1950年在上海写的关于税收与思想整风的两本“黄皮书”，包含不少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错误。顾准平日有大量“反苏”言行。他曾批评，苏联援华专家经常不顾中国的利益，将大量保密资料带回苏联去，并说，苏联在匈牙利事变中第一次出兵，完完全全是用武力干预他国内政。顾准来科学院后，发表的“反党”言论很是不少。他受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新阶级》的影响，抓住社会生活中的个别阴暗面，认为社会主义某些方面还赶不上资本主义。他还说过，少数老干部虽然有战功，可是现在完全不工作，或者不称职，不妨发给原薪让其退休，而不要挡路，这其实是主张对少数老干部进行“赎买”。顾准自“反右”运动开始后，肆无忌惮地多次发表同情“右派’的言论。他对“右派”分子批评1955年肃反运动扩大化，要求思想自由，实行自由化等等表示同情与赞成。他对大右派分子章伯钧提出的“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

中科院的批判大军，虽然相对而言比较文明，可是也很善于抓问题的重点。一次批斗会上，革命群众狠狠揪住顾准在上海，曾以无比反动和疯狂的口吻叫嚣：“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非要把他这个“罪恶滔天”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自从“顾准想取代周总理当总理”，这句既好记又易传的尖端材料被揭出后，就激起广大与会者内心极大的革命义愤。这可是关系到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大问题啊！顾准居然早就准备动手了！面对一阵紧似一阵的追问，顾准极力申辩，他绝对没有说过这句话，也绝对没有这样想过。可是，批判大军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个“反党右派”的说明。革命群众用排炮一般的口号和如林的手臂，向顾准示威。无情的烈日照在顾准冒汗的头上，他与批判大军相持不下。批判者声称，坚决揪住顾准，就是死死不放！如果顾准被落实曾经说过这句要命的话，他的问题便要大大升级，很可能成为全国批判的典型。

那天的会议，由张劲夫主持。20余年前，张劲夫与顾准，在上海漫天黑暗中共同浴血奋战；20余年后，一对亲密的老战友竟然处于如此尴尬的场面。张劲夫心情十分难过，却爱莫能助，无可奈何。在这个万分紧要的时刻，张劲夫及时为顾准做了开脱。他坐在主席台上，朝着批斗大军使劲地摆手，大声说道：“这一点，顾准已经说过并无其事，并无其事！”

张劲夫是中科院党组书记，又是原华东财委党组负责人之一，他以这样的双重身份，在关键时刻为顾准作出重要辟谣，无疑为顾准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会场内顿时安静了许多。顾准遂未被戴上“篡党夺权”的大帽子。

顾准在众目睽睽之下，连续经历了四五次大会。连不少部长级高级干部，社会名流，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名教授，也被请过来参加这场重大的阶级斗争，借以压住顾准“嚣张”的气焰，打掉他身上的威风。经过3个月面对面的斗争，革命群众终于彻底揭开顾准身上包裹着的“老党员”“理论家”“勤勤恳恳的领导干部”……那一层层迷惑人的“画皮”。顾准被宣布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在这样的批判会上，顾准只能听认“服罪”，不得“负隅顽抗”。后来，在“文革”中，顾准对此作了追述，他说：

批判我“罪行”的发言，就我记忆所及，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一、批判我在上海工作时期所犯错误的，发言人有陈国栋、许涤新、秦柳方这三个人，都不涉及或不以民主评议问题为中心。院部一位姓刘的同志，大概到上海做了详细调查工作回来，严厉批判我在民主评议问题上对抗×××，批判我的“黄皮书”（所谓“黄皮书”，是指（一）我在1950年整风会议上的发言和结论；（二）我所写的《1950年上海税收工作》这两本小册子），批判我对1950年末中监会和中财部联合检查报告所作保留意见的声明等等。

二、批判我的“反苏”言论，主要发言人张明远（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当时院部的办公厅主任），着重点在于我对华南垦殖投资和反苏毁约，东北拆迁机器、中苏货币比价，远东地区的领土和国界等等的言论。

三、批判我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论，包括我对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诬蔑”，对葛佩琦、雷海宗的同情言论等等。我记得主要发言人是应幼梅，当时《科学通报》的编辑，曾参加过海南岛考察，是一位党员或候补党员。

四、从世界观上批判我丧失阶级立场，主要论据是我的“顾全大局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应持有的态度，发言人是侯外庐。

五、其他各种性质的发言。

批判大会上没有一次发言涉及不久以前的中苏黑龙江考察问题。我猜测，这是科学院党组考虑对苏关系后所采取的郑重态度的结果。奇怪的是，批判会上虽然不直接涉及这个问题，参加过黑龙江考察的一位苏联前州委书记却在事后问赵锋：顾某大概划为右派了吧。[7]

这样，顾准实际上被停止了在综考会的工作。11月份，批判他的大会结束。

1958年2月4日的《中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顾准党籍的报告》称：

顾准，男，现年43岁，上海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职员，文化程度：大学。

1934年参加工作，1935年入党，曾在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任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职救党团书记，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书记，江苏省江南东路特委宣传部长，苏北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华东分局财委副部长，上海财政局长，税务局长，中央建工部办公室主任，建工部洛阳建筑局副局长。现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上的主要问题：1940年任江南路特委宣传部长兼澄锡虞工委书记时，因不执行和歪曲党的政策，不尊重党的决议受撤职处分，1952年在上海市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税务局长时，由于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政府的方针政策，屡教不改受撤职处分，1954年在洛阳工程局任副局长时因积压建筑材料受警告处分。

主要错误言行：

（1）他诬蔑党和领导同志。说“历来都是几个聪明人加上一群王八蛋，抹杀了良心做人，领导说左就左，说右就右，毫无独立主见可言”。又说：“党内常常弄不清是非，不公平不民主，老爷（指党的负责干部）说话没有错”。并诬蔑党的政策说：“共产党好比猴子种萝卜，今天种明天拔”。

（2）诬蔑党领导历次政治运动有偏差。说：“运动有偏差不是一般干部掌握不好，而是高级领导的偏差”。对他对在三反时受的处分不满，自称：“下台干部”，把党组织对他处分教育说成“自己是被蛇咬过的，见了绳子都害怕”，说调科学院工作是“进和尚庙来的，不打算做官了”。

（3）认为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言论代表他的一部分意见，认为（南开大学历史教授）雷海宗（说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的言论是一针见血，说高级党校是老一套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在右派向党进攻时，他认为党无法办了，并说：“现在即使大和尚（指毛主席）想出来认一下错以平民愤也办不到了。”

（4）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说：“修正马克思主义与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无差别。”并说：“为什么中央可能有制（创？）造性，一般人就不能有呢？”

（5）大量散布反苏言论。（在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与苏联专家联合考察期间）说：“苏中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苏中贸易是不等价交换。”并利用职权对苏联同志采取敌对态度和行动。违背领导指示，支持中国工程师擅自以中方名义发表错误主张，反对苏方主张。当代表团内陈剑飞（黑龙江省副省长）同志批判了这种错误行为时，顾说：“陈没有中国人的气味。”

对顾准的上述错误言行批判初期时，他的思想抵触很大，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写检讨时采取了步步为防的态度。直至最后才逐步认识到自己已堕落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并表示愿意悔改。

顾准堕落为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他是旧职员出身。参加革命前懂得一点会计知识，但他自以为是带着知识资本到党内来的，显然这种入党动机是不纯的。自入党后他的极端狂妄的个人主义得不到发展时就对党不满，与党离心离德，与党更加对立，歪曲和诬蔑党的政策，恶毒地攻击党，进行反党活动。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立场上。根据上述事实，支部决定党委同意开除顾准的党籍。

1958年4月下旬，综考会支部大会正式宣布：将顾准划为“右派”，并经上级组织批准，宣布将其开除出党。

顾准除被开除中共党籍外，还被撤销一切职务，监督劳动；工资同时取消（顾准为九级干部，每月工资250元），每月发给生活费40元。1962年，顾准被摘去“右派”帽子，1965年又再遭横逆。

顾准之被打成“右派”,与当时中央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最高领导康生脱不了干系，他起了决定性作用，据年逾九旬的顾树桢告诉笔者：当康生看到上报来的顾准的材料后，当众咬牙切齿地呵斥：

“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康生的这一表态，把顾准之被打成“右派”，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铁板钉钉的组织决定了。在上海财政局期间做过顾准部下的顾树桢，后来听到这一消息，不禁为之扼腕！[8]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顾准的这一冤案才被彻底推倒。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顾准等一大批人平反的经过，引述如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工作阵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却说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个‘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等人，更肆意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干部进行摧残和迫害。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被立案审查的就有1042人，占全部人员的50%，有的人被迫害致死。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按：指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民政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的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和问题是：杨献珍、张友渔、邵荃麟、杨述等同志的所谓‘叛徒’案；孙冶方、刘大年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俞平伯、罗尔纲同志的‘反动学术权威’；吕叔湘、丁声树、翁独健、钱钟书等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徐懋庸、温济泽、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许良英、顾准、荒芜等同志的‘右派分子’等等。被戴上多种帽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明批判的杨献珍、杨述、孙冶方、侯外庐、邵荃麟、何其芳、黎澍、刘大年、陈冷、骆耕漠、罗尔纲、蔡美彪、林里夫、顾准等，所有被强加荒谬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9]

其实顾准的“右派”改正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出面行文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笔者在中国社科院查阅档案时，了解了此事的过程。这份字号为“（79）科发党字0497号”的中国科学院文件《关于改正顾准右派问题的报告》称：

中央组织部：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发（78）55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分子标准》的有关规定，我们对顾准同志（一九七四年病故）的右派分子问题进行了复查。我们认为，顾准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现应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制待遇。

可否，请予审批。

附件：一、关于顾准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略）二、关于顾准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略）

随后，在胡耀邦同志的关心下，197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改批字57号”文，下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同意你们对顾准同志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意见，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党籍。”

此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国务院又分别对顾准在1952年“三反”中的错案予以彻底平反。具体内容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顾准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沪纪（89）21号报告悉。

市委同意你们关于顾准同志的复查结论，撤销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代表市委宣布的撤销顾准同志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恢复顾准同志的政治名誉。

关于建议撤销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政务院撤销顾准本兼各职的批复问题，市委同意按规定报请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

特此批复。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撤销顾准同志行政处分的批复

上海市人民政府：

你市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关于建议撤销顾准同志行政处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撤销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撤销顾准职务的请示和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政务院撤销顾准本兼各职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

从1957年8月起到1958年5月为止，顾准被迫杜门索居。

早在1956年，顾准开始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他的妻子汪璧就到上海把母亲和孩子们搬来北京，一家人得到团圆。而仅过了一年多时间，顾准在家索居，“享受”着难得并且短暂的“天伦之乐”。

在这几个月里，顾准除接受批判外，还偷闲在宿舍房前开了一小片土地种种蔬菜。其他时间，全部用来读书。

读书，能够使顾准受伤的心灵暂时得些许抚慰；思考，更能使他义无返顾，勇往直前。这期间，他“读了已出版的马恩列斯的著作；读了一批西方历史的书籍。报纸当然是每天都读的，其中有关反右、双反运动和经济问题的报导社论等，还摘抄了一些卡片。《莫斯科宣言》发表后，曾经详细加以学习……”[10]

1958年5月，顾准接到通知，下乡接受监督劳动。

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迫下乡监督劳动。最初几年，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变故，顾准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密切相连，几度浮沉。

1957年，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着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庐山会议，是探索道路上的一次次尝试，然而却存在着重大的失误。

顾准就是在这接二连三的运动中被令下乡监督劳动的。

1958年5月上旬，顾准来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劳动改造。

中国科学院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研究所，其下放劳动的干部于1957年年底基本上已经下去了。1958年5月下乡的共20余人，绝大多数是各所的“右派分子”，由刘述之带队，来到赞皇。

赞皇县隶属河北省石家庄专区，地处河北元氏县和山西昔阳县之间的太行山东麓，穷乡僻壤，尚待开发。

顾准带着满腔委屈和悲愤，凛然正气地踏上了南下的道路，开始了坎坷的蹉跎岁月。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回首反右派斗争，不难发现，这场斗争在历史上，还不仅是给顾准一家带来了灾难，也不仅是让几十万所谓的“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几百万家属受到了多少苦难，而是从此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从这里，就只能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愈演愈烈，最终滑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可怕的深渊。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看的。他指出：“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1]

历史是无法以遗憾来弥补的。可悲的是，对右派的处理是具有相当随意性的。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又有多少被劳动改造或监督劳动，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只有一个可供推算的数字。李维汉在其回忆录中也说过：“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出‘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被划为右派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有相当多的人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用。”[12]

李维汉的此番话相当客观，顾准的境遇大致如此。中科院对下放“右派”的政策比较文明。院党组对他们在农村的政治待遇，拟定了八字方针：“一视同仁，有所不同。”所谓“一视同仁”，就是顾准等“右派”可以和本院下放干部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听一般的文件传达，并且不在农民中公布他们的身份。所谓“有所不同”，就是“右派”分子要接受本院下放干部的监督，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彻底挖掉头脑里的“反动思想”。

顾准等人抵达赞皇时，正值县委召开各区、乡负责人会议，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大跃进号召，在农村大办工业。顾准被安排旁听了各级负责人口号式的表决心发言。会后，他便与徐懋庸、李泽厚、李明、李光灿、王锐生、汪国训等人，组成一支既有“右派”也有下放干部（以哲学所为主）的劳动队，被送往野草湾劳动基地。

在野草湾，顾准开头修水库，不久便转入农田劳动。由于他解放后身体一直不好；进入解放区那九年，也只在延安开过几天荒，从没有长时间参加强体力劳动的经历，现在突然要他每天连续十几小时种田，确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最初两个月，顾准用短柄小锄头锄地时，由于腰部僵硬，不能像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劳作，只能被迫将双膝跪在泥里，一边锄地，一边以手支撑着爬行前进。不久，他的双膝破损，臂膀剧烈地红肿，手掌上也血肉模糊一片，不仅难以正常生活，也完全提不起笔来了。

那时，所有的“右派分子”集中居住在一间泥屋里，合睡一张大炕。屋子里不仅人多声杂，而且每到夜晚，跳蚤、虱子和小爬虫便从壁缝钻出来向人进攻。顾准从凌晨一直干到夜晚，劳累了一天却难以入眠，很快就瘦脱了形。他那又瘦又高的身材行走在田间垄头，活像一根随风摆动的芦柴棒。可是，顾准事后却说：“也只有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农村经济这一门功课。”他没有被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打垮，反而在逆境中汲取了新的养料。中国农民勤劳耐苦、善良老实的性格，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的智慧，以及农产品的廉价，农村的极度贫困，都使顾准感慨甚多。劳改生涯使他的眼光变得更加犀利，情感更加深沉，性格也更加坚强了。

顾准与徐懋庸（1911—1977，原名茂荣，浙江上虞人，著名哲学家，历任延安鲁艺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等）在劳改期间互相扶持，关系十分融洽（徐懋庸先生的夫人王韦称，徐、顾是一对知交，患难兄弟）。但是，这两位知交的见解却往往大相径庭，以致在田头争论不休。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楼肇明介绍，“文革”期间，他与顾准谈起徐懋庸的两则言论，顾准当即作出明快反应，犹如在野草湾与徐懋庸当面论辩时一般。其一，徐懋庸说，耗费巨资拍成彩色电影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一点不像歌舞电影片，使用的是人海战术。顾准听后，抚掌大笑，表示完全赞同。其二，徐懋庸说，三国时期蜀国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代名宰相诸葛亮手下缺乏得力的文臣武将，他本人虽然鞠躬尽瘁，却独木难撑，待他一死，蜀汉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顾准听后却嗤之以鼻，尖锐地反驳道：“只要有人群，就会有人才，关键还在于领导者是否是伯乐。人才从来都不会缺乏的。汉武帝雄才大略，却是一不高兴就把大臣一个个拉出去砍头。但是，人才并未给皇帝杀光啊！哀叹没有人才的说法，任何时候都是不通之极！”顾、徐两人都是中国出名的人才。他们同处逆境，却发表出截然不同的人才观，都颇值得玩味。[13]

与管教人员形成鲜明对比，赞皇的农民对顾准他们还是相当友好的。对此，一起下放劳动的徐懋庸也有同感，他的夫人王韦在为他写的传记中曾说：“1958年，他（按：指徐懋庸）被下放到河北赞皇劳动，感于农民群众的诚朴；隔山遥望，乃当年战斗过的太行山，灵感时至，诗兴泉涌。百余日间，作诗竟达百首之多。其中有两首七绝，诗曰：

（一）

书生垂老学为农，

五十斤挑兴特浓，

却觉归途空担重，

最难善始又能终。

（二）

夕阳光敛灶烟升，

队队归农笑语盈，

最羡沙滩驴打滚，

晚凉风里一身轻。

大体表达了他当时的意境。”[14]应该说，当时顾准与徐等人的心境相同，身遭打击，但未气馁，特别是勤于观察与思考，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两人并无二致。

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名气如日中天的哲学家李泽厚，与顾准是同事，其时因个人原因也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直到晚年他对顾准的印象还是很深。在一次访谈时，有人认为“他给中国指出了一条道路，但顾准和王元化指出了更好的道路”，借这个话题，李泽厚谈起了对顾准等人的直接观感，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道路。王元化的书我是看的，他对我也不错，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顾准是很不错的，他和陈寅恪的人格很了不起。不过陈的专业是中古史，真正看的人少；顾研究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并无独创。他们影响别人的主要还是人格，这是中国的道德主义传统。陈寅恪在他那代学人中是唯一一个没投降的，而且比较清醒。顾准下放时和我们在一起，人很理性很直爽。他是不幸的，连家人都不认同他，跟他划清了界限。”[15]

顾准来到千根村的时候，正是毛泽东在河南等地巡视，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观察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的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16]人民公社化运动弊端丛生，其中一点就是分配制度的弊病，所谓“按需分配”，大办“公共食堂”，造成“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平均主义泛滥。顾准在千根村时，就参与了公共食堂的工作。

1958年的“大跃进”，是以钢铁产量翻番为核心开展的。9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紧紧抓住钢铁生产》《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两篇社论。提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17]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起上，都为“钢元帅升帐”让路。结果，建成土高炉百万余座，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田间街道到处摆开了“炼钢的战场”。结果，1070万吨这个指标名义上实现了，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都是效用极差的土钢。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既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又违背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一味盲目地大搞群众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当时，在这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顾准下放劳动的赞皇县在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的技术指导下，在该县胡家庄等地办起了小洋高炉的炼钢铁厂。

9月前后，根据中央的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现场指挥”的要求，石家庄地委和赞皇县委又在顾准所在分队的土门村开始了大规模土法炼铁。事后，顾准为后人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于1969年5月31日）：“地处平原的石家庄专区宁晋县，调来了千人以上的劳动队伍在该村（按：即土门村）参加炼铁，下放劳动的干部，也有一部分集中到了该村。9月份，原驻千根村的下放劳动人员全部调到土门参加土法炼铁，我也随同到了那里。劳动的项目，有挖地炉，拾焦炭（焦炭是汽车运来的，为此改修了公路），拉风箱，找耐火材料，加工耐火材料等等。我因为根本没认识到大炼钢铁的伟大政治意义，曾借机大发牢骚，诋毁土法炼钢为‘得不偿失’”。[18]

顾准在穷乡僻壤接受监督劳动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他的历史功勋永远不会磨灭。但是，他晚年犯了‘反右派’（扩大化）、‘三面红旗’（按：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所加，大炼钢铁只是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三大错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顾准出于对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对这些错误有所抵制，是完全正确的。事实证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严重冲击了轻工业，削弱了农业，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1958年国庆节，顾准又在土门参加了三秋劳动，约一个多月。之后，他随全部下放人员集中到赞皇县城总结学习。据顾准回忆：“学习期间，我当了队部的伙食会计。回到北京，约在十二月初。”[20]顾准于启程前，收到了妻子的来信。汪璧告诉他，她觉得继续住在中关村专家楼里不合适，已经与两个人的单位谈妥，退掉专家楼的高级住宅，搬到百万庄的建工部宿舍居住——新房子是按照汪璧的处级待遇分配的（汪璧时任《建工报》负责人，由于顾准在沪时不同意给她提级，她这时仍是正处级）。

12月间，顾准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棉衣，乘火车回到北京。他下车后，好不容易才找到百万庄。自顾准被划成“右派”后，就从中关村综考会宿舍搬出，那时，百万庄一带还相当荒僻，颇像郊区的城镇，一条泥岸陡峭的小河从住宅区内穿过，行人走路十分不便。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建造的好几十幢几乎一模一样的红砖多层宿舍楼，一幢连着一幢，仿佛一个迷宫。顾准扛着行李问来问去，终于摸到了位于子区16号3楼的新家。其时的顾准在孩子的眼里样子十分狼狈，他穿着一套破烂而肮脏的棉衣裤，一团烂棉花从裤裆旁边的大破洞里露出来，他的神色显得抑郁，和下放以前文质彬彬的形象，有了很大变化……

全家福，时在1958年。中排右起为顾准、顾准母亲、汪璧，后排左起为长子顾逸东、长女顾淑林，前排左起次子顾南九（高梁）、三子顾重之、次女顾秀林

顾准回家后，发现家里的居住条件已大大下降，继而又看到他的母亲变成了瘸子。原来，母亲为顾准劳改而心绪烦乱，秋季霜降，她在楼下攀摘自种丝瓜时摔坏了胯骨，落下了终身残废。顾准望着残疾的母亲，望着露出败落之象的家庭，不禁心情黯然。他痛苦地觉得，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倒台后，对家庭欠了很多债。对各方亲人欠了一大笔债的意识，再一次涌上他的心头，搅得他痛彻心扉，寝寐难安。然而，如今他连自己也保护不了，又有什么力量照顾亲人呢？这一心灵的重负，在以后许多年里一直强烈地折磨着顾准。

而顾准的同事仍然没有对他产生看法，如骆耕漠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待他，据顾准的次女顾秀林在《我记忆中的骆耕漠伯伯》中忆述：

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家和骆伯伯家，步行两分钟就能走到。由于父亲当了右派，我们家1958年秋天从中关村中科院综考会宿舍搬出，迁入百万庄子区建工部宿舍，骆伯伯家就住百万庄申区（国家计委宿舍）。我从中关村一小（当时叫保福寺小学）一年级转入展览馆路一小，恰巧同骆伯伯的女儿骆小红同班。我们马上成了好朋友。小红曾这样对人说：“我们两人的爸爸是好朋友，我们也是好朋友。”这句50年前说过的话，和说这话的人的笑容，至今还在我眼前。现在想来，骆伯伯一点没有因我家正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故，而改变对自己战友的信任。要知道，我们搬家到百万庄后，在四年时间里，父亲并不在家，他在劳改。我奶奶叮嘱我们很多次，告诉别人你爸爸下放了，别说劳改！由于有小红的友谊，我父亲是大右派这件事，在学校里很久都没有人知道。

父亲结束劳改回家后，骆伯伯曾经在家中“宴”请过一次我的父母。我和小红都记得这件事，只是我对于细节一无所知。小红曾经对我这样说：“以前请客是多吃菜，现在请客是多吃饭！”

我们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是半日制，另外半天有很多时间是“学习小组”在一起做功课。我和小红虽然从没有分在一个组里，但我常常到她家里去玩。推门而入，推门而出，可我并不太向家长打招呼。在我自己的家里，母亲为了防备她预想中的可能随时来临的政治危险，在我们和父亲之间设定了一个很大的距离，她从不让我们去探询父亲到底在干什么，在思考什么，再加上父亲经常在家庭中缺席，所以，我们几乎和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我自己的不完整的世界中，父母和我离得非常远；这样，当我踏入小朋友的家中时，她的父母仿佛也在很远的距离以外。所以，童年的我虽然经常在骆伯伯和唐阿姨家进进出出，但在我的心目中，好像只有小伙伴的存在。[21]

顾准在北京等待转点期间，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高涨的学习热情，克服内心的抑郁和烦闷，抓紧在家的机会，潜心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据高梁介绍：“那段时间，我只看到父亲书架上的书在不断增加，他把自己的零用钱都省下来买书了。他想深入研究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次，父亲拉着我的手，带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里，还认真地阅读厚厚的《资本论》。父亲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这份不可改变的热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我想，这正是他精神与性格中最难能可贵之处……”

顾准1960年在清河饲养场读过的书籍

1959年3月，顾准又被遣送到河南省信阳专区的商城县劳改。

【注释】

[1]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4页。

[2]《顾准自述》手稿，第296—298页。

[3]贾植芳语，据孙觉民：《蹲过敌我四次监狱的贾植芳》，《炎黄春秋》1998年第6期。

[4]《顾准自述》手稿，第298页。

[5]《顾准自述》手稿，第302页。

[6]《顾准自述》手稿，第304—305页。

[7]《顾准自述》手稿，第305—306页。

[8]2011年3月28日与凤凰卫视《顾准》专题片摄制组采访顾树桢先生。

[9]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42—143页。

[10]《顾准自述》手稿，第307页。

[11]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4—295页。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39页。

[13]楼肇明：《顾准二三事》，《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

[14]王韦：《徐懋庸》，载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456页。

[15]《顾准、陈寅恪和王元化》，见罗银胜辑《声音》，2010年6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0期。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740页。

[17]参见陈果吉、崔建生主编：《共和国风云实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81—282页。

[18]《顾准自述》手稿，第311—312页。

[19]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

[20]《顾准自述》手稿，第391—392页。

[21]顾秀林：《我记忆中的骆耕漠伯伯》，2009年9月12日《文汇报》。